这场运动倡导人们享受性的权利，并旨在将女性从负罪感或羞耻中解放出来，但现在许多人质疑这是否让她们更加脆弱。

拉拉（Lala）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很难被动摇的人。在她受欢迎的Instagram账户@lalaletmeexplain上，她提供一些匿名者关于性和约会的建议，从性高潮到发送裸体照片的礼节等等。这位40岁的性教育家和前社会工作者也不羞于分享她自己作为单身女性的约会经历。

但即使是她，也开始对最近的一个问题感到不安，这个问题来自一个有7岁女儿的妇女——她发现她交往的新伴侣在看涉及少女的“继女”主题色情片，对方询问拉拉：这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鉴于她受过的专业训练，这个故事给拉拉敲响了警钟。”她说：“让我来说，你不能去冒这个风险，这可不是什么你值得去冒死达成的成就。”后来，她对她的Instagram账户上对此事的一些评论感到吃惊，她在那里邀请她的17.5万名粉丝对这些匿名信中的咨询做出回应。”然后有的人在那个帖子下面说：“人们在色情片中看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做的事，你怎么能下这种评判？”

没有人应该因为Ta们的性欲而受到评判，这种观念是所谓的“性积极女权主义 ”的核心，其信条是剥除历史上围绕女性性行为的污名和耻辱，这将解放妇女，让她们在没有负罪感或羞耻感的情况下享受自己，并帮助消除荡妇羞辱和受害者有罪论，这些羞辱往往使得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不被认真对待。这场运动被认为打破了诸如手淫、月经、LGBT权利和女性割礼等议题的禁忌，这要归功于它对女性性快乐权利的坚持。从《爱情岛》参赛者欢快的暴露和表演到卡迪-B（Cardi B）和梅根-塞-斯泰尔利昂(Megan Thee Stallion)热情洋溢的性爱国歌《Wet Ass Pussy》，享受性爱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即便在实践中不总是如此——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了。

但是，如果性积极女权主义倡导妇女追求自己的欲望而不被评判，它也要求她们避免评判其他人的性生活方式——至少在达成了性同意的成年人之间。但现在，一些人正在质疑，在一个女性仍然被强烈要求取悦男性的社会中，这种“同意”该如何去定义，以及这种自由放任的行为到底是在为谁服务？

拉拉在她本月出版的《Block, Delete, Move On》一书中写道，她感谢那些为妇女享受性的权利而奋斗的人，无论她们想怎么做，何时做。以及她拒绝被别人评判自己睡过的人的数量。但是，她认为，对那些只想随意性爱的女性来说，虽然约会软件提供的无穷无尽的潜在“约炮”机会是很好的，但是对那些寻求长期关系的人来说，它却有弊端。

她写道：“由于性变得更容易得到，爱也变得更难找到”。通过她的Instagram账户和她为《OK！》杂志撰写的约会专栏，她经常听到一些女性说，她们在床上忍受着不喜欢的活动，因为害怕被更愿意尝试的一方拒绝，这是一个旧时代的故事，只是这些性的标准现在是由色情制品去设定的。

拉拉说：“性解放运动是伟大的，但是在某种方式上，我们照此行事，却结束在了一个由男性创造的性的模式中”，“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部分：“‘你可以不受评判地做，你不必结婚或担心意外怀孕！’但我们没有在教育或者让人真正拥有‘什么是性’的概念上进行平衡——性应该是什么感觉，你应该什么时候做，你应该怎么做？’”

当拉拉最近对她的Instagram粉丝进行调查时，几乎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经历过粗糙甚至痛苦的性生活，但却选择不抱怨。”类似于：“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不想在床上表现不好。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但每次做爱都很疼，你不想这样，但当你只有18岁的时候，你如何与对方协商呢？”她说，基于她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她也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相当可怕的性行为”。

12月，时年19岁的歌手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称，从11岁开始看色情片已经“摧毁”了她的大脑。她告诉美国的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广播节目，起初这让她觉得自己是“男人中的一员”，但现在她认为这扭曲了她对性的期待，“在我的前几次性行为里，我没有拒绝那些不好的事情，因为我认为我应该感兴趣。”

在推特上，自称支持“性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指责她是“反对自由选择”，或者是在污蔑从事色情工作的女性，而#BillieEilish标签也吸引了很多的性骚扰，她的头像被粗暴地PS在裸体模特的照片上，男人们借此发表着他们想对她做什么的吹嘘。但是，艾利什并不是唯一一个质疑色情制品如何影响了我们日常关系的人。

Z世代是迄今为止性向最为流动的一代——只有54%的成员将自己定义为“只会被异性吸引”，对比婴儿潮的一代为81%。而且Z世代可以说是最爱冒险的一代人，根据英国权威的全国性的性态度和生活方式调查，超过十分之一的青少年声称在18岁前有过G交，该调查还发现，24岁以下的人和中年人一样可能有过10个以上的伴侣，尽管他们的性活跃年限要短得多。他们还是最有可能通过手机屏幕获得第一次性体验的一代人，而他们越来越想要质疑这对于个人生活意味着什么。

【“Z世代”是指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所以又被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等。】

三分之一的40岁以下的英国女性在床上经历过不必要的掌掴、吐口水、窒息或堵嘴——根据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We Can’t Consent to This）团体所做的调查，该团体致力于抵制以所谓的“粗暴性行为”的名义为谋杀辩护（一些杀害伴侣的男性用此辩称女性是在双方同意的性游戏中意外死亡）。这是最近一连串由年轻女性领导的草根运动之一，她们反对技术化的性侵形式，从主动发送阴J照片到在线分享私密照片。

拉拉认为，虽然喜欢粗暴性行为的女性有绝对的权利去追求它而免于感到羞耻，但色情作品中疼痛的正常化可能为一些施暴的男性提供掩护，并使得女性更少去拒绝潜在的危险行为，例如窒息。“很多年轻男子加入了BDSM圈子，他们不是为了玩权力游戏或乐于达成性同意，他们只是喜欢伤害女人。”

安娜-路易斯-亚当斯（Anna-Louise Adams）20岁出头，在伦敦上大学，当时她经历了几次偶然的性行为，它们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变得粗暴起来。

她在电话中说："那是相当强硬的拉头发和打屁股，我想，你会在色情片中看到这些行为，而且看起来很普通，但你期望在发生之前进行一些对话，”她在伯明翰完成社会学硕士学位，她说，幸运的是，她当时足够自信，能够表示反对。“但我确实觉得很震惊，而且它劝退了我的性生活大概长达一年时间。我有过两三次不同程度的极端经历，我只是想：‘这有什么意义？’”她说：“我对不在一段关系中的性行为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为年轻时的自己感到非常难过，真的。”

现在，她已经25岁了，在与有类似经历的朋友进行了交流后，她不再认为那些变质的经验是偶然的。“我听说过很多发生过这种情况的关系，而且是超出预料的。” 她说，为“我们不同意这样做”运动公开发言，也有助于将她的感受转化为有建设性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会说，性积极主义让亚当斯这样的女性受益，让她们有信心在床上设定界限并公开讨论她们的经历。但她不以为然：“这对女性没有好处。即使有个体觉得自己被赋权，但集体而言，它继续压迫着我们。”她说：“说我们现在可以做爱而不被羞辱和指责为受害者，这都是好的，但这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生活。”女权的革命没有实现其理想中的承诺，这种感觉可能会助长一些阻力。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的新闻官路易丝-佩里（Louise Perry）是《反对性革命的案例》（即将于今年夏天出版）的作者，她辩称，一场原本旨在解放女性的运动正在被劫持，以服务于男性的利益。29岁的佩里在20岁出头时，与“西方大多数其他千禧年城市毕业生”一样，对色情、约炮文化或BDSM等问题持自由主义观点，但在强奸危机中心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开始质疑这些观点。

她说：“我并不反对性革命本身，我不想回到有10个孩子的时代，或者没有避孕药的任何情况。但我认为‘性积极女权主义’的受益者绝大部分是某些男性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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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积极女权主义从来就不是要对一切说“是”

她认为，问题不只是色情，而是约会应用程序无意中减少了男性对虐待行为的责任。“那些与App中的男性约会并受到性侵犯的女性，我和她们交谈过，她们事后发现对方已经删除了个人资料，她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用户名，这就是那种真正为男性利益服务的事情。"

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单身人士大量删除应用程序，但在新冠期间暂停约会活动，可能正促使一些人重新思考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约会应用程序OKCupid报告说，在2020年封锁之后，寻求长期关系的英国用户数量有所增加，而在美国，Match.com去年的年度美国单身报告发现，只有11%的用户声称在寻求随意的约会，诸如信任、情感成熟度等品质现在比身体吸引力更受重视。即便只是暂时的，禁闭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可能使舒适的情侣关系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然而，正如《纽约时报》作家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所认为的，性积极女权主义正在“落伍”，这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倒退。可是，它从来就不是要对一切说“是”。事实上，一些性积极分子的定义反而是“积极地不想要性”，例如内衣模特雅思敏-贝诺特（Yasmin Benoit），她的身份是无性恋，这意味着她从未或很少体验到他人的吸引力，但她坚持认为自己并不反对性，只是因为她个人不感兴趣。而且，从历史上看，性积极主义植根于很多解决性暴力的努力，通过抗议活动，如过去十年的“荡妇行走”（Slut Walks）运动，妇女们在游行中脱去胸罩，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没有人是因为自己的穿着方式而在“自找麻烦”。

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对Z世代来说，性积极性经常与自由主义的左派观点或对跨性别权利的支持联系在一起，而对它的反击已经与右翼媒体和性别批判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并不总是公平的。

活动家和作家劳里-佩妮（Laurie Penny）说：“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真正的反性(浪潮）的边缘。”他是《性革命：现代法西斯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反击》一书的作者。他指出，消除性的污名化使妇女能够谈论曾经禁忌的话题。“在一个性被污名化的文化里我们不能谈论任何相关议题，我不相信一个想要控制或限制女性性行为的社会有任何进步之处。”

佩妮还认为，对性积极女权主义的一些攻击只是在打稻草人，比如说认为它支持色情制品是不可批评的。“色情明星Stoya有一句精彩的话，说试图通过观看色情片来学习性知识，就像试图通过观看怪物卡车视频来学习驾驶。”

但佩妮同意，“性积极”的标签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正在变得过时，如今对性行为的陈旧约束已经消失，但男性暴力的威胁仍然存在。“在这种表面上的性解放文化中，女性仍然觉得难以设置边界，并且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一切都由男性觉得她们应该想要什么来决定。我不认为问题在于过分性解放，我认为性解放是不够的。你必须实际地处理性暴力问题，以创造实质性的性解放。”

如果反噬正在发生，它可能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回到性保守主义。去年，“取消色情制品”（Cancel P*rn）的标签开始在TikTok上传播，用户们谈论哪些限制级平台上有强奸和虐待儿童镜头的内容，或者谈论性产业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虽然像这样的争论有时被称为“性消极”女权主义，但对于@profitfromtrauma这样的账户来说，“消极”似乎是个错误的词。她曾经是一名有钱老男人的“糖宝贝”（sugar baby），他付钱给她换取性服务。后来她成了一名创伤修复教练，她回答了粉丝为什么她不推荐她以前的职业。但是，她表现得一点也不保守，她最受欢迎的帖子之一是 “我如何开始享受我的身体，当我知道自己不再是男人150英镑的袜子”。

拉拉认为，这场半成品革命所缺少的元素是男性态度的文化转变。“性积极的女权主义已经奠定了基础，它给了我们一个平台、一种语言和一个空间来发出我们的声音。但是，如果没有让男性加入进来，没有适当的性教育，我们都将处于同样一个旧仓鼠轮上。”

她承认，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她确实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最近，她为一个多年来一直在性生活中窒息女友的男人提供咨询，只有当女友鼓起勇气说她不喜欢时，他才承认自己也不喜欢。事实是，他们都在顺从他们认为对方想要的东西，并且都暗自希望对方能够停止。

本文来自：The Guardian

‘It stopped me having sex for a year’: why Generation Z is turning its back on sex-positive feminism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2/feb/02/it-stopped-me-having-sex-for-a-year-why-generation-z-is-turning-its-back-on-sex-positive-femi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