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越无知的人反而越自信？——达克效应的政治心理分析

[摘 要] 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民众具备较高的政治知识素养与政治认知能力，无知盲从的公民可能导致公共政策非理性化和舆论空间的失衡。在社会心理学中，“达克效应”被用来揭示“无知者更自信”的过度自信现象。本研究以中国普通网民和中国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大学生群体，中国网民群体政治认知水平较低，对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政治认知能力越低的网民越倾向于认为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政治认知能力越高的网民则越倾向于低估自身政治知识水平。总体而言，中国普通民众在政治领域存在“达克效应”现象，认知闭合、威权人格与过度自信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部分解释过度自信的来源。过度自信与偏右的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正相关，显示其在政治议题和舆论上具有一定影响。本文认为，社交媒体在拓宽大众参政议政渠道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部分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 过度自信；达克效应；政治知识；政治能力；现代国家治理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将国家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运用现代化治理方式实现现代化治理成效的过程，具体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层面，前者重点在于国家的制度体系的构建，后者重点在于国家的制度、政策执行力的培育，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国家治理能力的培育，离不开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政治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因此，俞可平指出，“除了制度因素外，影响国家治理能力效能的，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2]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转，政府政策的有效执行都无法离开普通公民的政治判断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罗伯特·帕特南将这种基于信任、合作和互惠基础上的公民能力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认为它是民主制度这台机器高效运转的“润滑剂”[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4]。中国社会快速的现代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讨论评价政治外交事务的机会，并使之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复杂的政治世界的正确理解和客观分析需要公民具备较高的政治知识素养和认知能力。如果民众政治认知水平较低但却盲目自信，就可能导致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不同价值和利益诉求的群体之间的极端对立和冲突，也可能造成很多社会舆论议题上的极化和失衡。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能力欠缺的人往往持有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盲目地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优秀，而能力较强的人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这种现象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简称“达克效应”）[5]。那么，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水平如何？实际政治认知水平与其自身预期的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那这种差异是否符合达克效应？本文以过度自信为理论基础，通过中国网民与中国大学生两份调查数据对政治知识这一政治能力的重要衡量要素进行分析，以此检验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水平，评估其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一）认知偏差与过度自信

在社会心理学中，认知（Cognition）是指个体利用既有的知识与经验对社会信息进行选择、解释、判断和提取的思维过程 [6]。个体在接收到外界输入信息后，将输入信息与头脑中的心理表征和既有经验态度相联系，并对信息进行编码与解读后形成认知“图式”，进而做出相应的推理和判断。然而，人类是认知吝啬鬼（Cognitivemiser），当面对复杂、不确定的问题时，个体并非全面收集所有信息，然后进行理性客观分析，而是试图通过启发法（heuristic）或热认知（hot cognition）等认知捷径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并快速做出决定[7]。例如，忽略一部分相关信息以减少认知负担、过分依赖一些信息以避免寻找更多的信息、直接依托直觉经验接受不完美的决定。这些认知策略可以帮助个体快速做出决策，但这种认知模式也容易使个体产生认知偏差。

最常见的认知偏差是确信偏差（Confirmationbias），即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收集有利的信息细节，忽略不利或矛盾的信息，以此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或假设[8]。确信偏差是一种片面化，不可靠的信息加工，其中偏倚因素是由先验信念构成的，而认知扭曲则是由不合理地将佐证先验信念的证据当成可靠证据造成的，这可能会导致个体信念变得极端化[9]。梅西尔·雨果(Mercier Hugo)和斯佩尔·丹(SperberDan)认为，这种认知偏差阻碍人们形成理性的信念体系，削弱人们纠正错误观点的能力，从而使个体在进行自我推理的时候“变得过度自信”[10]。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通常指个体认为自己的表现或能力比实际水平好。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人们常常高估自己完成项目的速度、驾驶能力、比赛表现等等[11]。唐·摩尔（Don A. Moore）和保罗·希利（PaulJ. Healy）将过度自信分为高估（Overestimation）、过高定位（Overplacement）以及过度精确（Overprecision）三种类型[12]。其中高估是指人们认为自己的表现比实际情况好；过高定位意味着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知识或能力比他人好或是“高于平均水平”①；过度精确则是指人们过于肯定自己认知系统中评估某一知识的准确性。

大卫·邓宁（DavidDunning）和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的心理学实验结果发现，那些在实验中未能很好地完成指定任务的被试往往自吹自擂，表现良好者则妄自菲薄。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发现，个体在缺乏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情况下往往无法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水平[13]。元认知是个体关于自己和他人（作为认知主体）、任务、行动或策略以及所有这些要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信念体系，具体包括认知信息加工的知识以及对认知策略进行调整和控制两个层面 [14]。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这些认知能力低下的个体面临认知上的“双重负担”（doubleburden of incompetence）：一方面他们缺乏做出正确回应或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能力匮乏也使得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正确与否 [15]。换言之，低认知水平的个体可能会受到“元无知”（meta-ignorance）的影响，从而对自己的能力持有“过度自信”的看法。当然一般而言，拥有权力者（例如某个组织的领导者）比无权力者可能会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因为领导者周围往往会聚集很多阿谀奉承之辈，他们常常赞美领导者能力出众，从而使领导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被誉为管理学大师的曼弗雷德•德弗里斯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一旦你成为一名领导者，你就会被骗子包围。人们说着你想听的话。很快，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如果有人说了你不想听的话，你便会炒了他。因此，你就像进入了一个回音室。”[16]

另外，高认知能力的个体之所以会出现低估自身能力水平的原因在于他们陷入“虚假共识效应（false-consensuseffect）”的认知陷阱之中。虚假共识效应是指个体相信自己的观点、信念、行为和态度普遍存在于某一特定人群，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相信的那样普遍存在[17]。简单来讲，人们自身的态度、观念与行为使得他们在评估他人的表现时产生了偏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常见的时候，他们也会倾向于认为别人会出现同样的行为方式。例如，喜欢白玫瑰的人会比喜欢红玫瑰的人认为有更多的人喜欢白玫瑰，支持民主党派的美国人会比支持共和党党派的人认为有更多的人支持民主党派。同理，当认知能力比较强的个体对他人进行评估时，由于他们自身表现优秀，因而会高估了他人在相同任务中的表现，从而导致在自我评价及与他人比较中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水平。

（二）政治领域中的“达克效应”

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能够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对政治信息进行理性判断以及关注集体利益 [18]。公民的政治素养是指个体在一定阶段内形成的政治能力的总和，具体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三个维度 [19]。当前国内对政治情感与政治态度的研究成果颇丰，相比之下对政治认知的研究仍待进一步的挖掘。政治认知能力是政治素养的基础性能力，个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决定了其如何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与分析，进而影响其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理解与判断。政治认知能力强的个体更能对媒介上的政治信息进行思考、存疑、加工与核实，而政治认知能力弱者往往缺乏批判与质疑意识，难以对复杂政治问题进行合理客观地判断 [20]。然而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许多美国学者发现，大多数公民政治知识水平与政治兴趣低下，对政治的认知缺乏稳定一致的政治态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理解 [21]。当政治认知能力低下的民众参与政治事务时，他们不仅无法对错综复杂的政治信息进行评判，而且很有可能被大众媒体、政治精英所操纵和利用，从而做出错误的政治价值判断与政治行为。

尽管对达克效应的质疑从未停止过②，但达克效应在政治领域中可能更为常见，因为除了个体自身认知能力导致的认知偏差外，政治现象本身十分复杂，其背后隐藏的逻辑更加难以为常人所理解。不仅如此，人们一旦形成某种政治信念，就往往难以改变，在这种政治信念支撑下理解和对待政治事件时其态度会变得更为坚定。彼得罗·奥尔托列瓦（Pietro Ortoleva）和埃里克·斯诺伯格（Erik Snowberg）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进行信息接收时，往往结合自身经历被动地了解相关信息，并不同程度地低估了这些信息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忽略”（correlationalneglect）的信息处理过程导致了个体产生政治领域的过度自信——盲目地认为自己的政治认知水平比实际水平更高，由此产生了个体意识形态的极端化、选民投票率增加和党派认同增强等政治行为与政治现象[22]。然而，并非所有个体在政治上都会产生过度自信或是达克效应现象。伊恩·安森（Ian G.Anson）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现象在政治认知水平低下的民众中更为普遍，即达克效应在政治知识领域中是广泛存在的，党派认同的动机性推理进一步加剧了政治领域的达克效应现象 [23]。另外，人格特质对政治认知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威权主义人格的个体更容易认为自己比普通人聪明[24]。大五人格也能够预测过度自信，外向性人格（extraversion）与过度自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开放性人格（openness）与正确认知成正相关关系[25]。在心理学研究中，认知闭合需要（needfor cognitive closure）与大五人格的开放性人格具有相似之处。认知闭合需要是指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时试图寻求明确答案的心理动机。高认知闭合的个体处于模糊情境中会迫切地寻求确定的答案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因此在搜寻信息时倾向于采取简单的启发式认知策略，容易受到过度归因、首因效应的影响，从而更加坚信自己的价值立场是正确的[26]。过度自信现象误导了人们的政治偏好、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进而对个体的政治行为产生影响[27]。例如，对自闭症起因的了解程度较低的人以及对错误的自闭症信息的认可程度较高的人，其自信程度更高，并且更有可能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政策 [28] ；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足的地方官员难以有效地进行自我评估，进而推行绿色环保政策 [29]。

综上所述，达克效应作为一种过度自信现象，在诸多领域均已得到证实③，但当前关于政治领域的达克效应研究大多是立足于西方国家背景下进行分析，而与西方国家体制与文化迥然不同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的研究很少。事实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对自我、他人和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可以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决定个体的情感、动机与行为选择[30]。那么，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水平如何？中国民众对客观政治知识与主观知识评估是否也存在达克效应的现象？不同心理特质的个体认知偏差是否存在差异？是否会对个体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国内两个调查研究数据为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此探寻达克效应在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现状。

（一）数据来源

当前大多数检验达克效应的研究是在实验室环境下以大学生为样本进行分析，也有一些研究使用在线样本进行检验[31]。为了更好地了解达克效应现象是否存在于政治领域，我们分别通过以中国网民和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两次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检验。调查一为中国网民问卷调查，该调查于2020年10月-11月进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的质量，我们采用了问卷网和新浪微博两种问卷收集形式，其中问卷网来源是由网络调查公司“问卷网”进行用户推送填写问卷，该部分为付费调查，新浪微博则是通过在新浪微博平台发放问卷，完成问卷者可进行概率为60%的红包抽奖，总体而言，问卷网收集样本887份，新浪微博平台收集问卷3268份，中国网民问卷调查总样本为4155个。

调查二是中国大学生问卷调查，该调查于2020年11-12月进行，调查对象包括北京、天津、四川、广西等多个省份的高校学生。为了保证数据的质量，我们委托这些学校的学术同行进行调查现场的执行，通过利用课前或课间的时间让大学生参与答卷，并随时对学生答卷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中奖概率为50%的答卷红包，以此提高答题者的积极性。最终，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文史哲专业219人，社科类专业503人，理科169人，工科类260人，共计1151个样本。

（二）变量选取

1、客观政治知识

政治能力可分为认知能力（capacityto know）、选择能力（capacityto choose）以及影响能力（capacityto influence）三种核心能力，其中认知能力是公众最基础的政治能力 [32]。了解复杂的政治世界的第一步是要求民众能够充分了解政治信息，因此政治知识常被视为衡量公民政治能力的核心指标④。相较于政治知识水平低下的人，知识渊博的公民的价值信念体系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约束和态度一致性，他们能够更清晰地向政府机构表达自身偏好，在政治实践中做出反映自身价值的选择[33]。另外，拥有更多政治知识的人也更能理解他们在新闻媒体中看到的政治故事，并将自身政治态度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34]。

政治知识是指存储于个体长期记忆中的有关政治事实的信息[35]。一般而言，个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达所存储的政治信息：一种是直接回忆对信息的认知，一种则是判断特定信息在记忆中的可获得程度[36]。前者被称为客观政治知识，通常指实际存储于个体记忆中的客观事实；后者被称为主观政治知识或是政治知识感知，它指的是个体对自身政治了解程度的感知。在先前的研究中，客观政治知识水平是根据受访者对有关政治事实的回答正确与否进行评估确定。本研究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衡量受访者的客观政治知识水平。但由于主观的政治知识水平是本文另一核心变量，当相关的政治知识题目难度太高时，受访者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而题目过于容易时，则会低估自身的能力。换言之，如果测量政治知识的题目难易程度不合适时，受访者的自我评价会变得极端化。因此，测量政治知识的题目难易程度尤为值得关注。

除此之外，问题类型对政治知识的测量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37]。开放式问题要求受访者针对问题直接填写答案，这需要受访者在他们的记忆中进行搜索并寻找与问题回答相关的信息，并将这些可用的信息汇总成实际的答案。这种方法能够更为准确地识别出具有政治动机和能力的民众，但容易出现大量无法回答的样本进而造成样本难以具有代表性。封闭式问题则是提供多个答案选项供受访者选择，有利于维持受访者作答环境的同一性与公平性，但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受访者对政治知识的猜测可能性，容易出现政治知识水平的高估现象。基于此，本文从政治人物、政治制度和程序、事实性政治事件等多个维度设计政治知识题目，并将开放式问题测量与封闭式问题测量相结合以更为准确地测量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

综合考虑以往政治知识测量的方法，我们对政治知识的测量设置了8道题目⑤，前四道题为开放式问题，要求受访者在不能查阅和询问他人的情况下在1分钟内独立填写答案；后四道题则为封闭式问题，同样要求受访者在不查阅和询问他人的情况下从给定的选项中选出正确的答案。我们将每道时事知识题回答正确编码为1，回答不正确的编码为0，并将题目所得分数加总作为政治知识水平的衡量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个体政治知识水平越高。其次，将政治知识得分从低到高进行四分位表示，得分排在前25%划分为低分组，得分排在26%-50%为中低分组，得分在51%-75%为中高分组，得分为76%-100%为高分组。

2、主观评价

如前所述，过度自信可分为高估、过高定位和过度精确三种类型，由于过度精确是指个体过于肯定自身信念的准确性，无法简单使用问卷题目进行测量，因此本文重点考察民众在自我评价和他人比较中是否出现高估或过度安置的现象，我们设计了自我评价和与他人比较等主观政治知识评价题目要求受访者评估自身对政治知识的掌握程度。

主观政治知识-自我评价：我们要求受访者回答“对刚才的时事知识题你觉得回答得怎么样？”，选项为：“回答非常差”、“比较差”、“一般般”、“比较好”、“非常好”，赋值为1-5，数值越高表示回答的自我感觉越好。

主观政治知识-与他人比较：我们要求受访者回答“跟其他人相比，你觉得你的答题表现怎么样？”，选项为：“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等于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赋值为1-5，数值越大表示答题表现越高于平均水平。

3、心理学变量

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选取了认知闭合、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四种心理学变量来考察对过度自信的影响。具体指标选择和变量操作化如下：

威权人格：早期德国学者阿多诺（TheodorW. Adorno）为应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开始研究威权主义，并构建了测量威权主义人格的F量表[38]，后续奥特迈耶（BobAltemeyer）聚焦于右翼威权主义，将其概念化为威权主义服从、威权主义服从和传统主义[39]。费尔德曼（Stanley Feldman）则进一步认为，威权主义是社会一致性和个人自主性之间冲突的表现，威权主义者对威胁尤为敏感并渴望社会秩序和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威权人格与经济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态度之间的联系[40]。我们参考以往测量指标提取公因子作为“威权人格”的测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威权人格越强⑥。

认知闭合：认知闭合反映了个体面对模糊性情境的认知动机，与个体的种族主义、国家认同等态度信念联系紧密。一般而言，认知闭合的测量维度包括单维、双维、五维和四维几种类型[41]。本文参考以往研究，根据韦伯斯特（DonnaM. Webster）和克鲁格（Arie W. Kruglanski）制定的NFCS量表的五个维度⑦，选取心理封闭、决断性和结构性偏好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并提取公因子作为“认知闭合”的测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认知闭合需要越强。⑧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个体关于世界秩序及其实现方式的信念体系 [42]。西方社会常将意识形态视为单维的左-右倾结构，左-右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不平等和社会变革两个维度上，但已有研究证实这一维度并不适合中国现实情况，因此参考以往研究，本文选取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以及历史遗产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并取指标取均值作为“意识形态”的测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意识形态越偏右⑨。

民族主义：过度自信会产生极端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将重点聚焦于民族主义态度。比伯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可塑和狭隘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强调民族/国家成员身份与其他民族/国家差异并努力维护本国的政治代表性” [43]。这一定义与本尼迪·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对民族的定义相呼应。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44]基于这种定义，一些学者采用国家认同与本民族优越性[45]、强调国家的主导性地位[46]等指标对民族主义进行测量。我们参考既有研究 [47]，选取5个指标对民族主义进行测量，并提取公因子作为“民族主义”的测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民族主义态度越强烈。⑩

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政治认知中的“过度自信”

（一）客观政治知识的描述性统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几次调查中被访对象的客观政治知识状况。从图1可以看到，中国网民和中国大学生对政治知识的回答情况各不相同。中国网民答题正确率最高的是“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这一题目（54.6%），得分最低的题目是“现任美国国务卿的名字”（13.3%）。中国大学生答题正确率最高的题目是“哪个国家与中国关系最好？”（72.6%），答题正确率最低的题目是“最近美国关闭的中国驻美国领事馆是哪个城市的？”（27.4%）。

进一步比较各样本中客观政治知识得分分布情况发现，大部分中国网民得分为1-2分，即仅能答对1-2道政治知识题（M=2.3，SD=1.9）。而中国大学生回答情况则相对较好（M=4.0，SD=2.1），大多数大学生能够答对2-6道题，接近10%的大学生能够答对全部政治知识题。（见图2）

（二）主观政治知识：自我评价和与他人比较情况

相较于实际的政治知识得分，中国网民和中国大学生对自我的评估以及与他人比较的表现评估情况如何呢？首先，我们将客观政治知识分别与自我评价和与他人比较进行相关性分析，在自身政治知识得分评估上，无论是中国网民还是中国大学生样本，受访者对自身的政治知识得分评估值与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中国网民=0.21，p <0.001；r中国大学生=0.65，p<0.001）。分别对网民和大学生样本中对自身的政治知识得分的评估值与其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组样本的评估值与实际值均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t中国网民=59.7，p<0.001；t中国大学生=-12.0，p<0.001）。同样，在与他人比较的评估上，无论是中国网民还是中国大学生样本，受访者对与他人比较得分评估值和实际政治得分值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中国网民=0.25，p<0.001；r中国大学生=0.61，p<0.001），且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网民和大学生两组样本中，与他人比较得分评估值和实际政治得分值均存在显著的差异（t中国网民=57.5，p<0.001；t中国大学生=-8.7，p<0.001）。

根据前文对“高估”和“过高定位”的过度自信现象的定义，我们将实际政治知识总得分取均值后，以0.2为一个区间将实际政治知识得分换算为1-5的分值，并将其分别与自我评价和与他人比较进行相减。具体而言，“自我评价差值”=自我评价分值-实际政治知识分值，数值为正说明受访者对自我表现的评估与实际政治知识分值的评估出现“高估”现象。“他人比较差值”=他人比较分值-实际政治知识分值，数值为正表明当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受访者预估的自身答题表现情况高于实际政治知识情况，即存在“过高定位”现象。进一步画出实际政治知识水平与自我评价和他人比较的差值图，如图3所示，中国网民的自我评价差值和他人比较差值均为正，分别为0.9和0.8，中国大学生样本的差值为负，分别为-0.6和-0.4。这意味着无论是自我评价还是与他人比较，中国网民高估了自己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中国大学生则低估了自己的政治知识水平。由此可见，中国网民、中国大学生对自身实际政治知识水平的评估均存在认知偏差现象，教育和知识水平更高的大学生群体显然比教育程度更低的普通网民更为“谦虚”。

（三）政治领域中的“达克效应”

为了探究达克效应是否存在于政治知识领域中，我们将政治知识得分从低到高进行四分位表示，得分排在前25%划分为低分组，得分排在26%-50%为中低分组，得分在51%-75%为中高分组，得分为76%-100%为高分组。与此同时，为了便于与实际政治知识进行比较，将自我评价和与他人比较的题目转化为0-100的百分位形式进行表示，百分位越高表示自我感觉越好或是越高于平均水平。从图4中可以看到，在中国网民政治知识评价上，政治知识低分组的中国网民在自我评价和与他人比较时均存在过度乐观的态度，实际得分低于25%的低分组受访者认为自身政治知识得分以及与他人比较的答题表现接近40百分位。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政治知识低分组的中国网民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值分别与自我评价值、与他人比较评估值存在显著的差异（t自我评价=47.8，p<0.001；t他人比较=46.3，p<0.001）。另外，政治知识高分组的中国网民在自我评价以及与他人比较的评估值上则存在低估现象，排位高于76百分位的高分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政治知识评估值以及与他人比较评估值仅排在50左右百分位，这一预测明显低于他们的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分别对政治知识高分组的中国网民的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均值与自我评价评估均值、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均值与他人比较评估均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个变量均值均存在显著的差异（t自我评价=-15.6，p<0.001；t他人比较=-18.0，p<0.001）。由此可见，中国网民在政治知识评价上存在达克效应。

在中国大学生政治知识评价上，高分组大学生实际政治知识得分排位为93百分位，而他们自身政治知识评估值以及与他人比较评估值排位分别为68和67百分位，这一评估明显低于他们的实际政治知识得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政治知识高分组的大学生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值分别与自我评价评估值、与他人比较评估值存在显著的差异（t自我评价=-19.1，p<0.001；t他人比较=-22.2，p<0.001）。而低分组大学生的情况则略有不同，低分组大学生实际政治知识得分排位为18百分位，对自己的政治知识得分的评估排位为17百分位，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低分组的大学生自我评价估计值与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值在统计上并无显著的差异（t=-0.6，p>0.1）；而在与他人比较评估值上，低分组大学生预估与他人比较自身的表现排位为22百分位，实际政治知识得分排位为18百分位，存在高估自身政治知识实际得分的情况。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低分组大学生的与他人比较估计值与实际政治知识得分值在统计上存在显著的差异（t=6.2，p<0.001）。由此可见，达克效应现象在低分组大学生中不算明显，而高分组中存在明显的低估现象。

以上发现表明了达克效应现象存在于中国网民对政治认知中，对于中国网民而言，低政治知识者往往会高估自身政治认知能力，而高政治知识者则经常低估自身政治认知能力。中国大学生由于本身受过良好的教育，认知素养与认知能力相对较高，低政治知识者在自我评估上不存在明显的高估现象；而高政治知识的大学生无论在自我评价还是与他人比较评估上都存在低估现象。

（四）“过度自信”的原因及政治后果

过度自信是一种一部分人固有的认知偏差。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网民的政治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现象，而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大学生群体则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现象。那么中国人的过度自信从何而来？在政治和舆论态度上又会产生何种影响？显然，仅从本研究的两组样本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现代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无知者更自信”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不少研究也表明，过度自信因个体在人格特质、认知图式（如认知闭合）上的差异而存在差异。可以说，威权人格、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和开放性是解释过度自信的人格类变量，而认知闭合则是认知模式上的主要解释因素。然而，对人格、认知模式、教育与过度自信的因果机制的科学分析可能要会更多的精力和设计更为精巧的研究计划。限于相关数据的缺乏，这里仅从认知闭合、威权人格对其原因加以简要分析。

从表2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网民过度自信与较强的认知闭合相关（r自评偏差-认知闭合=0.13，p<0.001；r他评偏差-认知闭合=0.14，p<0.001）。同时，统计结果也显示，过度自信与较强的威权人格相关（r自评偏差-威权人格=0.17，p<0.001；r他评偏差-威权人格=0.16，p<0.001）。中国大学生的情况则略有不同，过度自信与认知闭合、威权人格仅存在微弱相关。其中，大学生的自评偏差与认知闭合不存在相关，与威权人格存在微弱相关（r自评偏差-认知闭合=-0.01，p>0.1；r自评偏差-威权人格=0.07，p<0.001），他评偏差与认知闭合存在微弱相关，与威权人格不相关（r他评偏差-认知闭合=-0.07，p<0.001；r自评偏差-威权人格=0.02，p>0.1）。总体来看，过度自信确实在低教育水平、认知闭合高和威权人格强的人群中更为普遍。

在对过度自信的政治影响上，我们仅从意识形态立场及民族主义四个变量的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相关分析。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过度自信与偏右的意识形态立场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r自评偏差=0.10，p<0.001；r他评偏差=0.10，p<0.001），这种情况在普通网民和大学生中都存在。过度自信与民族主义情绪在普通网民中存在弱相关（r自评偏差=0.09，p<0.001；r他评偏差=0.08，p<0.001），在大学生中不存在相关。

注：自评偏差=自我评价分值-实际政治知识分值，数值越大说明受访者对自我表现的评估与实际政治知识分值的评估越容易出现“高估”现象。他评偏差=他人比较分值-实际政治知识分值，数值为正表明当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预估的自身答题表现情况高于实际政治知识情况，即存在“过高定位”现象。***表示p<0.001；**表示p<0.05；*表示p<0.1。

五、结论与讨论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体两面，公民政治认知能力则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之基础。本文依托中国网民调查和中国大学生调查两份调查数据对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国网民的政治知识水平较低，大多数网民只能答对1-2道政治知识题，且在自我评价与他人比较上均出现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研究还发现，中国网民在政治认知上存在“达克效应”现象，政治知识水平越低的网民越倾向于高估自身认知能力，而政治知识水平越高的网民则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大学生群体政治知识水平相对较高，但普遍存在高政治认知水平的大学生低估自身政治能力的现象。另外，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中国网民的认知闭合、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与过度自信现象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估”和“过高定位”的过度自信现象与认知闭合需求高、威权人格强和右倾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关联度较大，这些现象容易激发网民抵制日货美货、贸易争端要强硬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政治舆论空间的失衡。尽管本研究的样本并非全国性的概率抽样，但我们相信网民和大学生群体表现出的“达克效应”会普遍存在于所有中国民众当中。

政治认知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性能力，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和参与能力仍然不足，这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扭曲和偏离。同时，在新媒体时代下的国家治理也需要一个健康、理性和成熟的公共舆论场域，而这一场域同样建立在良好的公民素养与政治认知能力基础之上。在精英和传统媒体主导的传统舆论场，公共讨论相对而言更为理性和克制，不同观点和立场之间的对话和争论较为温和，但新媒体时代的公共舆论由于普通民众的介入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新媒体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维护自身的权益提供了便捷的平台，从而使普通民众乃至底层社会的声音被全社会听到，“技术赋权”[48]使得社会弱势群体通过网络维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大多数热衷网络政治参与的网民政治认知能力尚不足以理解复杂深奥的政治现象及其运行逻辑，这导致其在诸多政治、外交、社会热点议题中价值和信念先行、盲目自信、固执己见、党同伐异，常常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爆发激烈骂战，使公共舆论空间沦为对抗、冲突、暴戾的舆论场域[49]。由于政治认知水平低下的民众更容易受到“媒体框架(mediaframing)”、精英话语的动员和激励，并且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为他们找到相同观点和信念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工具，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以某种信念、信仰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群体，这些持有相同信念的人在同一群体中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信念，形成了心理学家所说的“虚假共识”和“共享现实”⑪。这导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反智主义等极端思想大行其道，“专家之死”[50]、政治极化的“后真相”、信息传播中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层出不穷[51]。如何在保障和扩展普通公民参政议政渠道畅通的同时提高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将是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难题。

令人遗憾的是，政治认知能力或政治判断力是一个内含相当丰富的概念，而本文在概念的测量方面仍然不够全面和理想。本研究依据的调查数据在抽样、调查执行等方面也存在不足，而网络调查问卷的长度也限制了调查不能容纳过多的变量和问项，因此本文尚不能对政治认知能力的原因及其在现代国家治理和公共舆论塑造中的具体影响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这些缺憾有望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弥补。

       [论文出处]  马得勇，黄敏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认知基础——基于中国网民和大学生的实证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网络首发）。

注释：

①“高于平均水平”是指个体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优秀，且表现比平均水平高。这一效应最早由斯文森（Svenson）发现，超过90%的美国驾驶员对自己的驾车技术的评价高于总体评价的中位数。加里森·基勒在小说中虚构“所有小孩的智力都比平均水平高”的“沃贝贡湖”草原小镇，之后“高于平均水平”效应也被称为“沃贝贡湖”效应。具体参见Svenson, O. Are we allless risky and more skillful than our fellow drivers? [J]. Acta Psychologica, 1981, 47(2):143-148. Maxwell, N. L. Lopus, J. S., The lake wobegon effect in student self-reported dat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2): 201-205. Krueger, J. Enhancement Bias inscriptions of Self and Other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8, 24(5). Brown, J. D. Understanding the better than the average effect: motives (still) matter[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12, 38(2): 209-219.

②一些学者认为达克效应是一种统计假象，如回归效应和优于平均效应等。具体可参见Krueger, J., Mueller, R. A. Unskilled, unaware, or both? the better-than-average heuristic and statistical regression predict errors in estimates of ow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2):180-188.Krajc, M. Ortmann, A. Are the unskilled really that unaware?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8, 29(5): 724–738. Gignac, G. E. Zajenkowski, M., The dunning-kruger effect is (mostly) a statistical artifact: valid approaches to testing the hypothesis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ata[J]. Intelligence, 2020(80):1-9.

③达克效应在体育运动、医学、知识技能等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具体可参见West, K. Eaton, A A.Prejudiced and unaware of it: evidence for the dunning-kruger model in the domains of racism and sexism[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9(146):111-119. Mahmood, K. Do people overestimate their 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dunning-kruger effect[J]. Communication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2016, 10(2): 199-213. Sullivan, P. J. Ragogna, M.Dithurbide, L.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unning–kruger effect in sportcoach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2019, 17(6):591-599.

④关于普通民众对政治的了解程度的研究很多，不同学者对其表述不一，如政治练达（politicalsophistication）、公民素养（civic literacy）、政治意识（political awareness）、政治约束（political constraint）、意识形态理解（ideologicalunderstanding）等等，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政治知识（political knowledge）”表述。具体参见Converse, P 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1964) [J]. Critical Review, 2006, 18(1-3):1-74. Achen, C H. Mas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the survey response[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5, 69(4): 1218-1231. Gilens, M. Political ignorance and collective policy preference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Review, 2001, 95(2): 379-396. Lupia, A. Uninformed: Why People Seem to Know SoLittle About Politic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M].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6.[美]约翰·R·扎勒. 公众舆论[M]. 陈心想,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⑤具体题目如下：Q1、（填空题）请在1分钟内独立回答下列问题，请勿查阅和询问他人。如不知道，可直接填“0”，以便继续回答后面的问题。（1）现任的我国外交部长是谁？（2）现任的美国国务卿是谁？（3）现任的香港特首是谁？（4）中国和哪个国家最近在边境发生了守卫士兵的肢体冲突？Q2、中国哪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独立回答，请勿查阅) 1.1995；2.2001；3.2005；4.1999；5. 2008；6.2002  7.不知道。Q3、按照贸易额计算，近10年中美贸易往来中，中国还是美国进口对方的货物更多？(独立回答，请勿查阅) 1.中国进口更多 2.美国进口更多 3.不知道。Q4、最近美国关闭的中国驻美国领事馆是哪个城市的？(独立回答，请勿查阅)1.华盛顿 2.纽约 3.芝加哥 4.洛杉矶 5.旧金山 6.休斯顿 7.不知道。Q5、下列国家中哪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最好？(独立回答，请勿查阅) 1.越南 2.韩国 3.英国 4.巴基斯坦 5.澳大利亚 6.菲律宾 7.不知道。

⑥具体测量指标为：“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办”、“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领袖的肖像权不能随意用在讽刺漫画里”、“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会就混乱”、“ 街道两边的店铺招牌，整齐划一比参差不齐更美观”以及“对那些批评和辱骂国家领袖的人必须予以严惩”的看法，备选项为强烈反对、反对、中立或不确定、同意以及非常同意，赋值为1-5。中国网民调查因子分析结果为KMO和Bartlett检验：0.716，p<0.001，方差贡献率为46.0% 。中国大学生调查因子分析结果为KMO和Bartlett检验：0.663，p<0.001，方差贡献率为34.5% 。

⑦认知闭合的五个维度为结构偏好、模糊不适、决断性、可预测偏好、心理封闭。参见Webster D M. Kruglanski A W. IndividualDifference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J]. Personality Processe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4, (67)6:1049-1062.

⑧具体测量指标为： “外出吃饭的时候我喜欢去以前去过的地方，这样心里有底“；“我喜欢跟熟悉的朋友交往，因为知道他们的性格和习惯”；“我不喜欢复杂和不确定的状态”；“我不喜欢那些可以有多个答案的问题”；“我的性格适合井井有条、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有组织守纪律是好学生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备选项为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中立或不确定、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反向赋值为1-5。中国网民调查因子分析结果为KMO和Bartlett检验：0.862，p<0.001，方差贡献率为51.2% 。中国大学生调查因子分析结果为KMO和Bartlett检验：0.685，p<0.001，方差贡献率为35.7% 。

⑨具体测量指标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土地产权应归于个人而非国家”，“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国计民生的领域，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毛泽东犯的错误相对于他的功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该测量方式显示了政治立场是从左至右的连续型变量，越往两端，右派立场越鲜明。参见马得勇、张曙霞. 中国网民的“左”与“右”[J]. 二十一世纪, 2014(142):86-103.

⑩具体测量指标为：“中国在领土和贸易纠纷等外交问题都是其他国家首先挑衅而引起的”、“条件允许的话，应该通过武力统一台湾”、“如果爱国的话就必须抵制日货、美货”、“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他们在背后搞鬼”、“中国在领土、贸易争端上表现太软弱了，必须更强硬”。备选项为很不赞同、不太赞同、中立或不知道、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赋值为1-5。中国网民调查因子分析结果为KMO和Bartlett检验：0.880，p<0.001，方差贡献率为51.4% 。中国大学生调查因子分析结果为KMO和Bartlett检验：0.697，p<0.001，方差贡献率为40.0% 。

⑪“共享现实”理论由社会心理学家哈丁（Curtis Hardin）和希金斯（Tory Higgins）提出，该理论认为，通过向他人证实自己的感受，人们可以强化他们的感觉、信念和关切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例如，当回想某个事件时，如果他人能够理解并持有与他相同的解释的话，那么这个人会更加确定那个事件是真的。参考：Curtis, H. Higgins, T. E. Shared reality: how social verification makes thesubjective objective[C]. In Sorrentino, R. M. Higgins, E. T. (eds.),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TheInterpersonal Context[A],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6:28–84. Jost, J. T., Ledgerwood, A. Hardin, C. Shared reality,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basis of ideological beliefs[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08, 2(1): 17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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