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斯塔夫·勒庞
转自：勿食我黍（ID：Failagain-Failbetter）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1841.5.7－1931.12.13），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他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逝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代表作《乌合之众》等。
一
凡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表面看起来越是普通寻常、容易明白的，想要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出解释就越难。从前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候，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都满足于简单的答案；随着科学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就不得不摒弃原来那些简单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入，以探穷求源。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进化过程，也不外乎这个道理。从前的历史学者已经尝试着解释了一切问题，现在看来，这些解释多半自相矛盾。这大概是因为社会现象形态各异、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而一个民族的进化过程，其复杂性与生物的演变进化一样。如果仅仅以简单的方式来研究、解释，个人认为，这实在是不可取的。科学技术在今天可谓飞速发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即便这样，众多的科学家、研究学者仍在探求生物种类的变化，以及它们之所以发生各种形式演变的规律，也仍不能得到全面合理的答案。研究社会进化也是这样，能够发现的规律非常少，可以明确表述出来的只有几种而已。所以今天的人解释社会发展的进程与规律，还不能脱离空泛概括的阶段。一群理论家只能对那些明显的规律进行详细解释，而对于那些隐秘、潜藏的因素却只能从略或者回避。这就是为什么从前的历史著作中仅有君主事迹以及相关的战争记述，却没有关于整个民族发展事件、经历的叙述。由此可见，如果从现在科学的发展程度来看，就不能再用从前的简单方法来解答当代民族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有盛衰、兴亡、制度、宗教、语言、审美，为什么会有进化、发展和灭亡的各个阶段？是这几个因素限制约束了社会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限制约束了这几个因素？为什么伊教能在短时间内创立起来，而其他宗教却需要若干世纪才能得到发展？为什么伊教能够脱离政治而独立，其他宗教比如景教、佛教却近似衰微？能解答这些“为什么”的理论，现在固然有很多，但我认为还不够。二
从前，人们都认为是神祇在统治世界、创造历史，人的力量如此渺小，不能战胜上天；如今，无神论已经被普遍接受，人类脱离了神的束缚，在某些方面能与自然抗争。自然的力量当然常常胜过人力，但人也能在不同程度上暂时性地战胜自然。这正是所谓的进步。仅仅达到人力战胜大自然是不够的。人类生存于社会中，需要自己管理自己，需要遵守公共规则。至于订立这些规则让人有所遵循，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领袖的任务。法治由此出现。
所谓法治，就是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方法，而它的实质就是政治心理。这种问题从前想要解决并不容易。而现在，伴随着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新的经济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快，往往让领导者们力不从心，不能根据变化及时做出相应决策；如此，想要进行总结性研究就更难。再加上各种社会学科都不能提供明确的规律、理论，这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时代发展太过迅速，而领导者们的施政方针、政治策略和具体措施一旦错误，坏的影响远不仅止于一代，常常要让后世几代人来担负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坐等那些误人误国的政治规则产生。情势如此紧迫，我们不能不就现在的能力所及，尽量做些研究、解释，希冀有所裨益。说到统治人的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力，也就是政策措施的执行。什么时机行动，怎样行动，以及行动的限度是什么，集中回答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政治方略的全部内容。
三
如果能仔细地剖析一下历史上发生的那些政治错误，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往往能归根于一点——心理错误。就像治学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必须遵循，不能随心所欲地违反逾越一样，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方法也是如此。但想要发现这方面的规律太难了，前人对于这些规律能清楚认识、明确解析的，也少之又少。有关政治心理这一问题，前人公开发表的言论极其稀少，只见于400年前佛罗伦萨人的著作中。我游览过佛罗伦萨著名的圣十字教堂，那里名人之墓林立，包括米开朗琪罗、伽利略、但丁等人，他们的生平事迹都镌刻在金字墓碑上。其中有一座墓碑，碑志非常简单，只刻了“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和“1527”这一时间，以及一句墓志铭：“任何赞美之词都不配此名。”就是这个人，为我们带来了“政治心理”这一概念。他的那本书叫作《君主论》。书的作者亲历了1502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裁统治的建立，他认为这一政体是平民共和政府和混乱政局之后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察眼光非常清晰，很有洞察力，大概是因为当时意大利的各共和国政体都是由从前的希腊、罗马共和国继承来的，这让他有着自己的现实体会。作者的观察方法注重实际，追求简便易懂，而非求最优解。我们如果想评价他的著作，万万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先入为主。如果固执地用现在的观念、理论去评价当时的政治现象，无异于用今天的想法去评价昔日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显然都是不合适的。马基雅维利著作中阐述的统治原则和规律，用在400年后的今天固然不合适，但是也没见过有谁能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取而代之。政治心理是政治家们必须要知道的，不可或缺的一门学问，但是因为研究这门学问并没有一定之规可以遵循，所以现实中，政治家们大多随着某一时代的政治风潮鼓噪而头脑发热，不经深入思考，就把自己平常见到的简单规律作为指南来指导行动。这种指南本身就未必正确，所以据此采取的措施更容易导致重大错误，从而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比如深知法国人心理的拿破仑，却对俄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心理所知甚少，这必然导致失败。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又误听误信，在克里米亚、墨西哥、意大利各战役中不断犯下重大错误，最终致使法国不得不遭受外来军事力量的入侵。由此看来，只有卓越的心理学家才能成为卓越的统治者。德国的统一，如果没有俾斯麦这样深刻理解个体和民族心理的人，那么，仅仅依靠日耳曼军队的强悍，我认为是不能成功的。
四
政治心理由个体心理、群众心理、民族心理各个分支组成，我国的教育专家们都认为这种学科没什么用，因此并不把它列入学校课程。即使是专门的政治专科学校也不知道这一学科的存在，以至于所谓的政治学博士反而不知道这一政治的真正基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今天的平庸政治家们奉为金科玉律，亦步亦趋地遵循，以此作为行动指南的，都是些陈词滥调，是老掉牙的理论。一旦有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发生，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应对，毫无解决办法；因此往往不得不根据所在政党的意愿进退，以至于错误百出，局势不可收拾。
现在，不妨列举近年来的一些错误的政治现象来做一个概述。比如，国家与教会分离，教会所获得的独立性是从前最虔诚信仰宗教的君主都不敢赋予的，这正是危险的政治心理错误。与德国的教育原则——促使并保障工业、经济大举进步相比，我国的教育原则大不相同，这是政治心理的根本性错误。对殖民地实行同化政策，反而使得当地的社会经济衰退，这是一种政治心理错误。从前把流氓另编为单独的军队，现在却把良民和流氓合编在一起，流氓不会近朱者赤，良民反倒近墨者黑，这是一种政治心理错误。邮政系统人员第一次罢工，政府就采取了妥协态度，这也是一种政治心理错误。制定无数所谓的人道法律，希冀用法律条款来改造社会，以为这样民族就可以与过去的历史脱离关系，独立发展，这都是政治心理方面的错误。我们应该知道的一点是，能决定民族行为的因素非常复杂，如自然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历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等，都包括在内。应该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以此确定我们的思想方向。这种综合因素虽然庞杂，但归根结底，就是政治心理因素的变化与整合，这才是根本所在。
五
国家之间的重大外交事件，有时候当然不能不兵戈相见，诉诸战争。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只是靠强权武力取胜，以强制弱而已，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意义。就像此前的普鲁士与奥地利、英国与德国、日本与俄国之间的战争那样。但对于那些还没有激化的国际矛盾，如果能恰当运用心理因素，那么也可以化解矛盾，转变局势，让形势平稳下来，未必非要发动战争。当然，对于国际纠纷，解决之法，有时固然仍要如拿破仑、俾斯麦等人那样诉诸强权，但这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处在今天这种国家间互相缔结同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期，没有人敢置邻国于不顾，一意孤行。摩洛哥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就当代的国际政治形势来看，在这种各国势力互相制衡的情况下，政治心理因素在外交方面的地位，无疑是重大的。当然，现在的外交活动不再像从前那样了，有政治事件发生时，民众可以通过电信、电话、报纸等传播渠道，迅速获得相关信息，这似乎对外交官们延迟公布事件经过，以便暗中秘密交涉，会有所妨碍，但也不是一点帮助都没有。近来有几种重要的国际纠纷，都是通过外交手段得以解决的，比如，俄国击沉英国渔船事件，德法之间关于卡萨布兰卡事件等。而之前俄奥之间的塞尔维亚事件，如果发生在1870年前，当我国的外交官们还不都是庸劣无能之辈的时候，战争或许就可以避免了呢。平时发生的日常事件，也可以用政治心理来解决，难点在于，政府对民众提出的要求，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拒绝反对，什么时候妥协接受。今天的政治家，或者一味退让接受，或者一味拒绝反对，没有谁能够合理利用二者。其实对于这些事情，有的需要拒绝反对，有的则可以妥协一下，接受要求，而不能偏执于一种方法。两种方法相结合，用得适当，问题可以顷刻解决；用得不合适，则会发生重大错误。如法国1788年财政空前危机、农业严重歉收的恐慌时代，贵族们如果能不抵抗纳税平等的改革措施，那么阶级矛盾也不会那么激烈，革命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六
我从事探究事物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已经有10年了，并且出版了《物质进化》一书。无奈的是，这种试验性研究耗费巨大，因此我不得不返回从前研究的领域。很早以前我就发现，政治心理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很少。现在，我以为已经应该有著作能提供一些原则和规律，可以用来研究现今的政治问题了。于是我咨询了朋友黎波教授，请他给我推荐一些现在出版的政治心理学书籍。结果他却回答说，现在还没有这种专著。我非常惊讶，这竟然和15年前我开始研究群众心理时没有相关专著的情况一样。所谓的没有相关著作，并不是没有关于政治的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政治的著述其实非常多。但是这些人的作品，都是从理想出发，不考虑现实情况，不解决现实问题。所以，能为我们提供参考依据的，实在寥寥无几。学者们既没有专门著作论述政治心理问题，学校也不设这样的科目开展教学工作，这些都足以证明当代人对这一学科的轻视。我撰写这本书，就是要明确肯定这门学科的必要性，这是本书目的之一。构成政治心理学内容的材料，来自个人心理学、群众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以及历史教训，这些材料来源能够让人对这一学科有一个大略的了解。在当今的情况下谈论政治问题，不外乎是使日常行为与需要相适应，无论需要合理与否。然而既然是需要，它遗留积存下来的习惯以及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不符合理性的。但真正的政治家绝不会采取打击的方式。只有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理论家，那些只知道用纯粹的理论来统治世界、改变民众性格的人，才会这样持反对态度。智慧的力量固然足以让国民精神发生变化，但这是一个渐变过程，并非朝夕之间就能一蹴而就。有多少事物是忽然之间就能发生根本改变的呢？今天，政治心理学还处在没有明确界定、解释的阶段。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我正在努力地把那些明显的规律逐步进行推理阐释。我这样做，并不是非要证明它的价值，而在于说明不认识这些规律的危险后果。这是本书的又一目的。我在前面所主张的各个原则，如果要详细探究、解释，就不是这本书的范围所能包括的了，读者可以参考之前的各种专著。本书仅限于用政治心理学的规律对最近发生的时事做出分析解释，虽然涉及的时间线并不长，但有时我仍然不能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比如研究政治心理在民族发展史中对于信仰构成的影响力，以及战争中的因果关系等问题。如果想要完全详尽地发挥阐释，非要几本书才能说清楚。以下几本书供参考：《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社会主义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群众心理学》《东方古文明》《阿拉伯文明》《意见及信仰》《法国革命及革命心理》《印度文明》《真理的生活》。
七
本书有一章专门论述“怂恿”这一要素，具体深入地论述了“重复”的有效性。也正因为重复的有效性，我不惜一再地重复阐释。所以各本书的措辞有很多相同，存在重复之处；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觉得遗憾呢，因为还没有把重复的作用阐述到极致。拿破仑常说：“重复是修辞学的主要语法。”我现在不妨换一个表达方式：“重复是确立主张的主要要素。”各个大政治家之所以对自己手中的权力充满自信，是因为用了“重复”这一方法让民众相信了他们。德国皇帝能够让民众为制造舰队做出必要的牺牲，也是用了这个方法。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说：“终极真理常因为不断重复阐释而让人觉得累赘，可即便如此，还是应该不断地对真理进行重复阐释。”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那些人人皆知的真理，当然可以反复地进行宣传；而那些还不为人知的真理，就更加需要反复宣传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试过。从前布道者能够让人们的观念、信仰有所改变，也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所说的“确信”，与书中所说的有差异。理性的推理、研究固然有益于学术上的证明过程，但却不能成为我们的信仰要素。某种意志能让人们顺从接受，不是因为它正确，实际上是因为对它的不断重复阐释以及重复阐释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