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代代相传的连续性，还是现有的独特性，民族的主张是如何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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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原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维尔纽斯成为希望通向民族之路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渴求的政治家园；这里也是居住在其中最特殊的群体——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对掌权的沙俄官员来说，这里还是一座古老的俄罗斯城市。到了1920年，波兰夺取了他们口中的“维日诺”——维尔纽斯的波兰语名字。

在此之前，关于谁是“波兰人？什么是波兰性？”在波兰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来自波兰的联邦主义者，另一种来自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最终的吞并是由联邦主义者完成的，但是与民族主义者的企图相符。

今天的推送摘自《民族的重建》，“第3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维尔纳斯之问（1914—1939）”。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在历史上的立陶宛领土上诞生了新的国家。俄罗斯帝国的失败和崩溃为立陶宛和波兰建国开辟了道路，也为它们对维尔纽斯/维日诺的争夺提供了机会。在1919—1920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以及波兰军队和立陶宛军队之间爆发的小规模冲突之后，波兰于1920年夺取维日诺。虽然这个过程由波兰联邦主义者完成，但这正与波兰民族主义者的企图相符。

我们之前已经聚焦过维日诺地区的波兰联邦主义，但事实上波兰民族主义中的这一主流趋势是在华沙、罗兹（Łódź）、克拉科夫、波兹南（Poznań）和波兰中部的乡村地区建立的。在原波兰领土上，历史和社会的不同确保了“何为波兰”的理念能够向现代理念进发。在这里，说波兰语的精英直面的不是说其他语言的农民，而是说波兰语的农民，还有在市镇的犹太人和德国人，以及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政府代表。一些农民和工人也说波兰语的地方没有成为波兰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反而加强了民族性的语言定义，而非历史定义。在19世纪晚期，语言的（种族的）民族主义能联合起波兰中部的精英和大众：使用这种人人能理解的语言并非耻辱，这种语言本身已经过编纂和丰富。事实上在波兰中部，波兰文化的保存已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波兰语、罗马天主教信仰和精通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波兰民族性的标志。虽然维日诺的波兰爱国主义根植于那些把历史上立陶宛大公国的国家地位拿来做参考的精英家庭，波兰领土上的民族主义——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发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却是与那些准备好迎接现代民族国家的波兰农民和工人息息相关。

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代表了不同的波兰性，他们对波兰的想象也不同。毕苏斯基的社会主义联邦主义是对立陶宛的波兰人转向现代政治的一种效仿反应。在俄罗斯帝国中，他的密谋式社会主义鼓动很自然地从东部的波兰人开始，他们自认是有文化的精英，对秩序的认识更优越。1892年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主义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简称PPS）设想了一种联邦制度。这种社会主义联邦主义取近代早期爱国主义和现代大众政治的折衷版本，和德莫夫斯基的民族民主运动有着三点不同。首先，这是一种传承而来的传统，而不是被发明的传统，希望大公国复国的精英阶层所经营的是代代相传的、连续的民族性概念。其次，社会主义联邦主义的推进不仅通过启蒙大众的方式，还通过与可信任的同志合作的方式。在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内，民族问题的辩论非常热烈，但是直到该党于1905年分裂，政党领导层都没有考虑过应该跟从大众而非领导大众。最后，社会主义联邦主义假定民族不是一个语言群体，而是一个身份群体。重点不是想象在特定领土上的每个人都属于同一个种族群体，因此理应有一个民族国家，而是识别他们之间的不同，并在波兰公民身份的共和理念下引导他们。东部的波兰上层家庭的后代自信于他们比当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农民和犹太人的地位更高，他们相信这个共和国在文化上是属于波兰的。1914年前，在俄罗斯帝国的密谋政治中抱持此种理念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有理由认为，1918年后维日诺地区的波兰上层阶级会支持民主波兰的左翼联邦主义者。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图源：Wikimedia Commons

石匠之子德莫夫斯基来自波兰中部一处穷乡僻壤之地，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得出了不同的政治结论。当毕苏斯基想象一个波兰的政治民族漂浮于多民族的边陲——他称之为家的地方，德莫夫斯基看到的是在与狡猾的犹太人和自律的德国人的激烈竞争中诞生的波兰大众民族。他制定了这个设想中的大众民族的标准：波兰人在语言和宗教上与别人不同。在解释为何波兰人必须巩固他们的特征并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攻击时，德莫夫斯基还加上了时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据。毕苏斯基是一个怀旧的人，反之德莫夫斯基称自己是“一个现代波兰人”。德莫夫斯基公然地设法毁灭波兰-立陶宛王国遗产，以现代波兰人的身份取而代之。尽管毕苏斯基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德莫夫斯基更加关注社会变化和大众政治对何种意识形态满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莫夫斯基的成就比起以毕苏斯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们令人惊叹的政变行动来说要平淡得多，但是他在波兰民族性内容方面做了更多工作。1914年时，德莫夫斯基对波兰性的定义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他的民族民主运动组织成为波兰土地上最重要的政治团体。正是他领导的政党在1918年之后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大部分波兰人的选票。

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毕苏斯基和德莫夫斯基的理念不仅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意义非凡，在那些乍一看由军事力量决定事件走向的重要时刻，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日诺成为三重竞争的舞台：（1）两种波兰性观念的代表间的竞争；（2）国际主义者、多民族主义者和现代民族主义者对“立陶宛”的不同定义的信徒间的竞争；（3）布尔什维克、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民族活动家在这座城市的实际控制权问题上的竞争。1918年，所有之前提到过的团体——来自大公国的国际主义者之子（相似的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波罗的海人）最终成为布尔什维克，大公国忠心耿耿的后代最终成为波兰或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以及立陶宛民族活动家和波兰现代民族主义者——对国家组织的恰当形式、国家边界的恰当安排都各自有着坚定的想法。布尔什维克希望共产主义能扩展到维那，波兰和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同意维日诺/维尔尼亚将成为多民族国家的首都，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意维日诺/维尔纽斯将包含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但对究竟是哪个民族国家意见不一）。我们会发现，联邦主义比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难有市场得多。联邦主义的解决方案需要恰当的边界、地方精英之间的妥协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共识。比起苏维埃俄国或其他民族国家吞并维日诺，这些事宜天然地要复杂得多。

在维日诺/维尔纽斯被某一民族国家吞并这件事上，波兰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都是正确的，而且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哪个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作为预言者和胜利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还远远不是强大的群体。在本国，他们可能是最弱小的群体。和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与白俄罗斯联邦主义者不同，他们甚至没有指望获得立陶宛大公国土地上的人民支持。和布尔什维克与波兰联邦主义者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派出过占领维日诺的军队。和其他所有群体（包括布尔什维克）都不同，他们从来没有提过立陶宛大公国的遗产。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国家制度和边界安排上的双重胜利，揭示了在帝国崩溃之际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具备的优势。毕苏斯基曾有实质性的优势，但被联邦主义计划的复杂性困住了。当其他各方都拒绝联邦制度时，毕苏斯基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把他的力量投入德莫夫斯基的政策中。波兰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胜利，这只是关于波兰的一种设想。这也称不上是战后民族自决的范例，而是现代民族主义对立陶宛大公国传统的多民族爱国主义的胜利（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民族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的胜利）。

1922年维尔纽斯地区并入波兰的庆祝活动，这一事件引发了广大立陶宛人的愤怒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到1918年为止，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怀念立陶宛大公国的产物——成为现代波兰和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的准则。1920年，毕苏斯基的联邦主义——复兴立陶宛大公国的愿望——成为士兵们夺回维日诺，将其纳入波兰民族国家版图内的动力。

本文作者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1969— ） 当今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撰有多部备受称誉的史学著作，包括《黑暗世界：作为历史和警示的大屠杀》（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一幅秘密战争的素描：一位解放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艺术家》（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红王子：哈布斯堡大公的秘密生活》（The Red Prince: The Secret Lives of a Habsburg Archduke）等。此外，以对话的方式，斯奈德帮助他的朋友、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弥留之际完成了最后一本书《思虑20世纪》。其著作获得了包括艾默生人文奖、汉娜·阿伦特奖等在内的12项大奖。此外，他还是《现代欧洲历史期刊》和《东欧政治和社会》的编委之一，其文章常常见诸《纽约书评》《外交事务》《新共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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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国历史学会乔治·路易斯·比尔奖、2003年东部书评奖、2004年美国学会乌克兰研究图书奖 获奖作品 

◎知名政治思想史学者塞缪尔·P. 亨廷顿，《国际历史学评论》《外交事务》《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赞誉推荐 

 “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 

维尔纽斯，维尔尼亚，抑或维尔纳？在本书中，这些指涉着同一座城市的区别微妙的名字以看似不动声色的方式出现在同一个句子的两端。它们是本书所述故事的背景音符，指示着一整套有关“我是谁”“我的祖国在哪里”“什么是民族”的记忆、理念和话语。跨越四个世纪，四个国家，通过将目光落在这片有着复杂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的政体模式，被几度撕裂乃至摧毁的土地上，斯奈德试图为我们揭示民族理念转变的奥秘，追踪概念如何被解释、扭曲、发明和滥用，如何在与更为复杂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过程中酿成深重苦难，又焕发出崭新光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为有关通往国家的路径的终极问题寻找回答：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条路上的苦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