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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毛选学社 2023-07-10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5月20日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筹备了很久,早就要开的,因为生产运动的关系,拖延到今天才开。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很好的。今天开这个会,把有关学习运动的几个问题来讲一下。


一、学习运动是必要的


      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以及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的。


      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吃饭穿衣,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推而广之,不但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生产运动是有它的普遍性的。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因此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久性的根据。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1],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我们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有它的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这从一般地讲是如此。现在我来讲发起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现在虽然有一点,但是将来困难起来,就会不够吃、不够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先准备。这样,穿衣吃饭问题就成了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


      那末,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有些老干部,他们从前在其他部队里搞过一个时期,一切工作都是靠下命令;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单靠发命令就不行了。人家不听你,就打人,结果,工作就领导不起来,战士逃跑的很多。在部队中发命令,这是威风,但光有威风而没有本领是无用的。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所有的干部,在有威风之外,还要有本领,这就要学习。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因此,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在民众团体里,在军队中,在支部中,这种情形也有看到。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


      使学习成为迫切需要的第三点,是我们党的特点。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现在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可是某些人说“你们何必要大”,他们不要我们大起来。但是我们觉得大一点好,而且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这方面,我们要顽固一些,同某些人不同,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时刻注意,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我们六中全会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过去是有学习的,但组织得比较差,没有现在这样好。现在是更进一步了,有了组织,不像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了。


      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同志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二、学习运动是可能的


      学习运动必要虽然必要,但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并不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实情。这样忙的工作,外加生产运动,在前方的要作战,不能够学习,不但一般人如此说,甚至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说。“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2]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以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过去韩文公[3]《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三、学习运动是会有成绩的


      学习运动现在已经看到了成绩,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从前不懂哲学的人现在懂了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也懂了一点。在军队里也有这样的组织,而且多少也有些成效。在外边许多地方,有读书会的组织,同我们在职干部的教育差不多,这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我们共产党员对学习是热情的。有人告诉我,有许多同志,自从学习运动开始后,非常热情,很高兴,本来要求调动工作的,现在不愿意调动了。这也是学习运动的功效。


      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有些学校最初没有注意个人活动,不给他们以自由看书的时间,平常都是紧张得很,在组织活动方面算是不错,但这是一个不好的毛病,个人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关于这点,现在正在想法改正。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讲一点,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我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末,你若是五十四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这是我附带说到的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不过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不论什么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的。

      

      在长期大学念书成功的人,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孙中山先生也是一样。当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并没有三民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学医学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


      至于外国,有马克思,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学的是唯心论。后来他在学校外面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老师不同的。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所以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现在你若还不认得字,也不要紧,有希望的,只要你努力学习。


四、学习应该学到底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我们学的学问,如罗迈[4]同志所讲,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这些东西我们要长期地学下去,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是一定可以把这些学问搞好的,但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除了这些学问之外,还有时事问题与党的政策。这两项,过去的计划中没有包括进去,但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这是实际的学问,也就是“今”的学问。关于时事问题,中央已在把时事问题的材料摘出来,准备编个综合文摘,可以供给同志们研究与参考。至于党的政策,六中全会的决议,大概大家都已看过一遍,但一看就丢掉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六中全会与七中全会之间,一切会议报告,包括政治局会议的,都要研究。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


      现在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我们的会开了之后,大家都要努力,互相帮助,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今后要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中央的同志,也是一样,跟同志们一道研究。罗迈同志告诉我,底下已在催材料了,同志们已在研究了,这是很好的,充分地表现了同志们的热情。好吧!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我们相信,我们采取学到底的方针,一定可以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我们的学习运动是必要的。我们是能够学习的。学习已经看到了成绩,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绩。我们是采取学到底的方针。在干部教育部领导之下,干部学习运动的结果我相信一定很好。我们尝试的这种办法,要推广到全党去,特别是华北的党。



【注释】

[1]见韩愈《符读书城南》诗。

[2]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3]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4]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


精选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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