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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上）

毛选学社 2023-07-10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上）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三十日）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次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没有? 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

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

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 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异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

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 (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瓦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瓦)，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 《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 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

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 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不能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

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

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 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

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

伤心哉， 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

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 五条罪状。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过去好，我就喜欢， 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嘛，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 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

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 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

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 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

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 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

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 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 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

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

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 军又回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

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

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 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

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 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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