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13)：马旭俊《西夏建国的历史动因考察》

摘要：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不宜仅看作是其个人野心的外在彰显。更为内在的历史动因是：随着夏州政权向河西走廊的扩张，回鹘、吐蕃、汉人等多个族群被纳入党项拓跋氏的统治序列，原有的党项“部落联盟”式的资源配置方式难以适应人口规模扩大、族群成分复杂的政治现实。因此，夏州政权统治者亟需重新凝聚族群认同边界（通过改变族源实现），构建更大规模的政治利益集团以胁迫宋朝，从而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满足新的统治需求。同时，李元昊的汉化程度、汉族士人的辅助以及对战略要地、要道的控制是实现“胁宋”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西夏；建国；动因；河西

李元昊继位之前，曾数次规劝他的父亲李德明不要向宋称臣。李德明告诫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李元昊反驳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这段对话经常被学者作为西夏建国是李元昊个人野心使然的直接证据。虽然李元昊在西夏建国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将其政治野心视为西夏建国的根本原因，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无论说李元昊称帝（建国）是欲成“霸业”，还是试图与辽、宋并驾齐驱，或是缘于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都无法回避的史实是：李元昊称帝六年后再次“臣宋”，以及临终前嘱托其子李谅祚：“宜附中国”。透过这些历史事件至少可知，“臣宋”与否（或称帝以“青天子”自居，或接受宋朝册封的“夏国主”）都只是李元昊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而已。其次，就政治野心而言，李继迁曾发愿“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李德明“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可见“野心”夏州统治者都有，但并非都能公开称帝建国。

关于制约游牧部族领袖威权大小的因素，王明柯认为“一方面因本地游牧经济形态而定，另一方面也视牧民在此经济形态下与外在世界（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及其下属之地方威权，等等）互动关系而有不同”。具体到党项历史而言，这两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与其他政权的关系影响到党项经济形态的变化，如党项的内徙（由游牧到农牧兼营）；同时经济形态的变化也影响到党项与其他政权的互动，如控制河西之后，对贸易需求的增加，既而影响到与周边政权（吐蕃、回鹘、宋朝等）的关系。总而言之，部族领袖的威权或者野心无法独自发挥影响力，只有在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因此，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试着从夏州政权社会经济角度出发探讨李元昊建国的内在动因，略陈一得之愚，求正于方家。

一、建国前西夏社会经济变迁

李德明继位不久便继续攻掠河西地区，但从实际结果来看，除了杀死潘罗支替父报仇外，李德明在与回鹘、吐蕃的战事中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直到1032年，李元昊率兵占领了甘州、凉州，1036年，李元昊又占领肃、瓜、沙三州。清人吴广成在评价李德明一生功过时，将“西拔甘、凉，粟支数年，地拓千里”作为后来李元昊能够称雄西北的客观条件之一。虽然将“西拔甘、凉”的功劳归于李德明有失偏颇，但将其视为李元昊称帝建国的决定性环节，并非夸大事实。

征服河西的战争给李元昊带来了比祖父辈们更多见多识广的机会，“每欲举兵，必率酋豪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河西是一个多族群混居的地区，主要族群有回鹘、吐蕃、汉族，并夹杂少量粟特人、吐浑人和嗢末人等。如此多姿多彩、色谱渐变，与平夏党项完全迥异的多族群交融的图景给李元昊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关于“治国安邦”的理性思考。

河西地区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祁连山长年积雪和冰雪融水自南向北贯穿河西走廊，形成了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条内流河，呈带状的片片绿洲分布其间，成为河西走廊重要的农耕区。“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然而，河西绿洲农业的发达是相对的，并不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少五谷，军兴，粮馈止於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以各种野生植物“为岁计”，河西农牧民还需要以其他辅助性生业维持生存。河西走廊作为东西交通的孔道为他们带来了生机，他们或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获取利益；或护送商队以抽取利润；或南来北往走马贩足，或以经纪人身份参与商业活动。洪皓《松漠纪闻》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多为商贾于燕，……尤能别珍宝，番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随着夏州政权在河西地区的崛起，河西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过路商旅经常被武力劫掠，“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商人被课以重税，“载以槖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李元昊为求“贝叶梵经”，羁押天竺僧侣，“由是西域贡僧遂绝”。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行为直接导致河西走廊这条东西贸易交通路线被人为阻绝，西来商人或穿行柴达木盆地，走青唐道与中原贸易，“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当河西诸部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保障时，纷纷做出更多自主性抉择，他们或投降西夏；或逃离控制，“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或率部投靠占据河湟的唃厮啰政权；或向宋称臣获取赏赐，沙州镇国王子遣使于宋：“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这种社会经济的变迁未能引起李德明的注意，李德明的思想还停留在对河西的“劫掠”上，他希望继续掌控“臣宋”、劫掠河西所得的物质资源，维持自己党项“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显然，李元昊对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与其父就“臣宋”问题激烈争论后，进一步解释道：“所得俸赐只以自归，部落实繁，穷困颇甚。苟兹失众，何以守邦”。

因此，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重构纳入河西后的夏州政权，是李元昊深度思考的政治命题，也是与其父李德明“臣宋”之争的根本所在。

二、族源认同改变与政治重构

除了多样的族群构成、农牧并举，兼事商业的多种生产方式外，李元昊控制前的河西地区还存在多个地方政权：甘州回鹘、凉州吐蕃以及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汉族）。在如此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生态下，西夏原有的党项“部落联盟”式的统治秩序显然难以奏效。纳入河西后的夏州政权在族群的政治认同、资源的统一管理与分配上面临着更为复杂且多样化的局面，因此，构建比“部落联盟”更高层次的政治组织形式“国家”，以及与之相对应威权的合法性变得日益迫切。

李元昊称帝后向宋朝上表称：“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由此，围绕着党项族源问题，当代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多角度呈现了早期党项历史，但将李元昊自称鲜卑之后看作是追溯族源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李元昊距北魏灭亡时间近五百年，他不可能完成追踪谱系这项任务；其次，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党项与鲜卑历史上有过姻亲关系，不过李元昊祖父辈们从未有过类似“拓跋之遗业”这样的公开表达，党项族源中的“鲜卑”历史恐怕仅是模糊的记忆。因此，与其认为李元昊追溯族源，倒不如说他有选择的（向皇室靠拢）强化本已模糊的“记忆”。这种有意的“选择”行为本质上是改变族源认同的表现，其目的是扩大族群边界（纳入河西），重新凝聚政治认同。

李元昊以“鲜卑”凝聚认同的意图在其推行“秃发”的举措中有所反映。1034年“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学者经过研究几乎一致认为李元昊这么做的目的是为建国做准备，但对西夏“秃发”的由来看法不一。从严厉的刑罚措施推断，推行“秃发”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应该相当大，因而西夏“秃发”不大可能源自党项传统发式，应该是模仿其他民族发式的结果。这一点从执行命令后出现的秃发款式多种多样中也有所体现。甚至有的部族对李元昊颁布的“秃发令”茫然不知所措，在执行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了同时代契丹秃发款式的影响。可见，李元昊推行“秃发”很大程度上是其个人意志的选择。即李元昊试图以强力手段动员诸部模仿“秃发”这一他族发式，为宣传“鲜卑后裔”创造舆论环境，达到凝聚“国家”认同的目的。

实际上，河西地区常年饱受战乱，向往一统局面的出现。首先，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中国西北地区相对资源贫乏，绝大部分农牧民常年生活在饥馑、暴力的威胁之中，平时都需要投靠较强的政治势力或武装集团以求得保护。其次，河西郡县统治的历史以及大量汉族存在的现实，正如宋仁宗所言：“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是有利于推行中央化统治的。宋臣张齐贤早在李德明攻劫西凉府时奏疏宋真宗，认为其“志在通甘、伊、瓜、沙道路，必要统制”，并把“其人悉是唐末陷蕃华人”列为潜在的威胁之一。与平夏党项部落的极力抵制不同，河西在李元昊推行政治阶序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反抗事件，亦可从侧面反映这一点。最后，李元昊彻底征服河西后，农牧民赖以为生的贸易路线、商队，甚至城镇资源都被夏州政权控制。因此，李元昊在河西的威权和声望比起他的祖父辈们，得到了进一步扩张。李元昊向宋称“军民屡请愿建邦家”，对外宣称“为本蕃推戴”都部分地反映了这种现实。

有迹象表明，李元昊以改变“族源”方式凝聚认同可能来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历史的启发，“（汉族士人）以刘元海、苻坚、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通过鲜卑后裔的政治宣传，一方面让李元昊在构建“国家”过程中有了可供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让自己拥有了“帝王血统”的合法外衣，以唤醒河西广大农牧民关于一统秩序的历史记忆（秃发南凉、北魏），从而达到凝聚河西的政治目的。李元昊称帝后“自诣西凉府祠神”，实质上既是一种政治宣示行为，又是对河西民望的一次正式回应，纳入河西与西夏建国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由此可管窥一斑。

政治上凝聚河西之后，如何处理有限物质条件与纳入河西后“部落实繁”的矛盾，李元昊也有着自己明确的主张：“不弱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俱封，於我何恤”。概言之，胁迫宋朝获取更大的物质利益。

三、李元昊意在“胁迫”宋朝

范仲淹曾在致李元昊书中提到：“大王又以拓跋旧姓之后，且尧、舜、禹、汤固有后裔，复可皆立为帝。若大王之国，有强族称单于鲜卑之后，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可见，宋朝将李元昊“拓跋之遗业”的说法视为一种具有潜在威胁的政治图谋，自然难以“久安”。宋廷将“东晋元魏”史书列为违禁品亦可印证这一点，西夏遣使“求市史传及佛经”，宋“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止与佛书”。实际上，对农耕定居的宋朝来说，李元昊推进夏州政权的政治阶序化，意图实现层级臣僚统御的行为都被视为重大威胁，唯有“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

自1033年起，李元昊先后推行了多项政治阶序化的举措，如“创十六司於兴州，以总众务”；“官分文武班”，对文资、武职、庶民的服饰佩戴发式做了统一要求，“以别贵贱”；“置十二监军司”；并规定“凡六日、九日则见官属”等等。总体而言，李元昊推行的政治阶序化有如下两个特点。

首先，李元昊在推行政治阶序化过程中着意模仿了其他政权。李元昊曾重金购买宋朝皇宫放出来的宫女，“纳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详，至於宫禁之私亦所窥测”；遣往宋朝的使节队伍，“全拟契丹”；制度建设、机构设置方面，“名号悉仿中国故事……其制多与宋同”。正如宋臣富弼所言：“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野利仁荣曾与李元昊讨论治国方略：“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从野利仁荣质疑的语气可以看出，李元昊一度不顾及夏州政权的“游牧”现实，有意完全模仿和照搬农耕定居宋朝，实现其集权统治。

其次，李元昊推行的政治阶序化是不彻底的。如政治阶序化举措中大量“部落”痕迹：军事建制方面以“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委酋豪分统其众”，“发兵以银牌，召酋长而受约束”。甚至不顾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以“旧堡镇伪号州”；财税不足以支付各级官僚的俸禄，“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豪之物皆出其下”；尚不能完全拥有一支独立于生产部门的武装力量，从“获牛羊、橐驼、铠甲数千计”，“获头级二百五十、马牛羊橐驼七千一百八十、器械三百三”来看，西夏军队经常携带牧民和畜产参加战斗。宋臣韩琦所言“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虽说数字有待于做进一步考证，但对军队成分的简单描述是切合实际的。

综上，西夏建国前后的政治阶序化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而是李元昊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对内强化认同、对外“胁迫”宋朝），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结果。

李元昊对宋朝的“胁迫”还表现在军事方面。1032年李德明去世后，李元昊面对宋朝使者，“迁延遥立，屡促之，然后至前受诏，及拜起，顾其左右曰：‘先皇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於人。’既而飨告於厅，其东屋后若千百人锻声”。西夏的军事备战随后引起了辽朝的警觉，“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1038年初，李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乞令使臣引护”，伺机窥探缘边道路、堡寨情况。从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企图和军事备战来看，李元昊威胁宋朝意味浓厚。

经过长期的准备，李元昊于1038年十月在兴庆府即皇帝位，正式建立大夏国。随后便遣使于宋，提出“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并拒绝接受宋仁宗循旧例赏赐的诏书和礼物，不断向宋施加军事压力，“元昊将举兵寇延安”。对此，宋仁宗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和赐姓，关闭所有边境榷场，悬赏200万捉拿或斩首李元昊。1039年十一月，李元昊率军入寇保安军，自此宋夏交战的序幕被正式拉开。在随后的三年里，李元昊大败宋军，取得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关于这三次战役的发生、经过及其影响，学者论述颇丰。然而关于这一时期宋夏战争的性质问题，研究尚不够深入。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下文将西夏入寇宋朝事件按照季节归类制表，且试做分析。

史籍所见西夏入寇宋朝的发生季节（1039——1042）

春=2—4月；夏=5—7月；秋=8—10月；冬=11—1月（农历）

从上表总体来看，李元昊发动入寇宋朝的时间秋季最为频繁，但一年四季皆有可能。秋季或者初冬，牧民的一年游牧工作基本完成，兵强马壮，“劫掠”物资更容易成功。春季发动对宋攻势显然得不偿失，范仲淹曾在对夏作战策略中指出：“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所以，西夏的军事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近年屡有点集，人多失业，每入寇边郡，计其掠获，仅足偿所费，人尚不乐”；“累年用兵，蕃界劳扰，交锋之下，伤折亦多，所获器械鞍马，皆归元昊，其下胥怨，无所厚获”，导致西夏“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贼中尺布，可直钱数百”。可见，李元昊不计成本，冒着如此大的风险进攻宋朝，不仅是为了生计，还意在胁迫宋朝承认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获取与之相应的物质利益，“贼举其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

李元昊“胁迫”宋朝获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意图，在宋夏“庆历和议”谈判过程中（1043-1044）表露无遗。宋臣庞籍曾对西夏使臣李文贵说：“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於前”。李文贵听闻此言，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李元昊听完李文贵的汇报后，亦“大喜”。从李元昊君臣近乎得意忘形的表现来看，李文贵一语：“西人日夜之愿”可谓道出了实情，即经济利益才是李元昊称帝建国，“胁迫”宋朝的根本目的所在。当时一些宋臣对此有着中肯的认识：李元昊“贪我金帛，然其凶很，必非实诚”；“元昊此来，全无好意，不肯称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强相迫胁尔”。

李元昊恃着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济其凶谋，气焰益盛”，在向宋进表的誓文中狮子大开口：“朝廷每年所赐绢一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万斤，进奉贺正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赐中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并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衣着一千匹”。末尾仍不忘恫吓宋朝，“傥君亲之义不存，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受诛”。

四、李元昊“胁宋”的必要条件

西夏建国的必要条件除了李元昊的个人野心之外，还有李元昊的汉化、对汉族士人的任用，以及战略要地要道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纳入河西之后，投靠李元昊汉族士人的规模、宋夏缘边政治军事情势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李元昊的汉化与汉族士人

史籍记载，李元昊“晓浮屠法，通汉文字。几案间常致律法书”，是一个学习能力极强、汉化程度很深，且极具魅力的领袖。关于李元昊的学习能力，包括对中原历史和制度的模仿，在此毋庸赘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元昊的成长环境也相当汉化，即我们不排除教授李元昊的老师很大程度上是汉族士人的可能，以及夏州政权统治者对汉族士人所持有的包容与开放的态度，“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不杀”。李元昊不仅给予不得志的汉族士人容身之所，更为他们提供了致仕的机会，“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

这些汉族士人在李元昊称帝建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他们或鼓动李元昊“称帝”，“王者神武立功，德威御众，要必建元表岁，以示维新。国家累世经营，规模宏，犹遵中国旧号，岂足彪炳皇猷，昭示区宇”；或教授李元昊一些治国安邦之术，“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等。总之，汉族士人的辅助是李元昊称帝建国、“胁迫”宋朝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非独元昊志在侵汉，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谋也”。

虽然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逐一考证这些汉族士人的来源，但考虑到河西“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以及投靠李元昊汉族士人的规模较之前增加，不能排除河西汉族士人参与西夏建国历史的可能。

（二）要地、要道的控制

李元昊征服河西地区之后，宋夏之间缘边地带的范围扩大。这种地缘格局的变动给宋夏两国军事、政治的较量带来了新的情势。首先，西夏攻宋的线路增加，“其地阔远，而贼所入路颇多”，加上党项人擅长骑兵战术，“若劲骑疾驰，则渭州旦暮可至”；“萧关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贼骑所纵出也”，给予宋朝出其不意的军事打击。或是同时多面出击，让宋朝顾此失彼、措手不及，“择一平易路分并兵冲突，其余边界，即分三二千骑往来出没，牵制我师”；其次，地缘情势的变化让宋朝军事防御的难度成倍增加，“方今边要与元昊接境者广矣……刍粮所费不知几倍於常时矣”；“绵亘数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独恃州县镇戌耳。”

西夏以河西走廊为大后方，经常集结军队于天都山，四面出击，而宋朝不能有效还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横山、陇山呈“√”形横亘于宋夏缘边地区，宋军从地势低处向高处进攻西夏困难重重，“西鄙地多带山，马能走险，潮海弥远，水泉不生。王旅欲征，军需不给。穷讨则遁匿，退保则袭追”，“道路阻艰，援兵难继”；对山川道路的不熟悉也制约着宋军，“山川道路，我军素未经涉，须以蕃部为向导……若至险隘之处，部伍辎重，首尾遥远，忽有伏兵钞掠，则必溃败”；宋军装备水平、人员素质不如谙熟地形的西夏军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倒，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宋朝招聘军事人才的条件：“募土人熟山川道路蕃情、善骑射者涅臂充”，也可从侧面印证这一点。

西夏对河西的有效控制让宋朝“以夷攻夷”的政治军事策略难以施展。宋朝曾遣使诏谕唃厮啰，赐帛二万匹，使其从侧翼攻击李元昊。唃厮啰奉诏率领四万五千人出兵西凉，然而西凉有备，唃厮啰仅捕杀游逻数十人而还。事实上，李元昊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兰州以南的马衔山，与宋隔山相峙，“筑城瓦川，凡川会，留兵镇守，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因而唃厮啰自“受命以来，未尝有一毫之效”。联合位置更偏西的回鹘、吐浑部族进攻李元昊，更是天方夜谭，“回鹘、吐浑去朝廷地远，难收奇效”。“以夷攻夷”策略行不通给宋朝致命一击，正如祁承爜在《宋西事案》一书中所感叹的：“驭元昊，只此一着，以夷攻夷。然厮啰众寡不敌，胜不可常。惜哉”！

总之，纳入河西后，对要地、要道的控制使西夏在军事上能够保持优势，让李元昊在政治上“胁迫”宋朝成为了可能，“恃此艰险，得以猖狂”。

余论

1043年正月起，李元昊频繁遣使与宋。从最初的不愿“臣宋”，以“兀卒”（青天子）自居，到最后向宋“称臣”，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宋夏间达成了和议。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对于所上誓表中开出的物质条件，宋仁宗表示“俯阅来誓，一皆如约”，并赐誓诏。史称“庆历和议”。事实上，李元昊仅是名义上“臣宋”。如宋夏之间不行君臣之礼，“使至其国，相见用宾客礼”；夏州政权的政治阶序化进程亦不受干扰，“许自置官属”；李元昊为了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威权，极力封锁“臣宋”的消息，与宋商议“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宋每遣使往，馆于宥州，终不复至兴灵”。

李元昊通过与宋间的朝贡、榷场贸易，可以很快摆脱因与宋战争、贸易隔绝而带来的经济困境；有了充足的财税保障，具备了支付各级臣僚俸禄的完全能力，进而深入推进夏州政权的政治阶序化发展，加强皇权统治；李元昊还可以通过贸易、赏赐等手段，将物质利益在各级部族首领间层级分配，进一步扩大各级首领们的威权，加强对诸部的控制，特别是加强对族群种类繁多、高度依赖贸易路线的河西地区的控制。概言之，李元昊“臣宋”之后，充分利用外来物资的挹注，深入推进了夏州政权层级臣僚统治，才是西夏“国家”形态逐渐形成的开始。

原刊：《宋史研究论丛》（第十八辑）

河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

注释请参考原文！

感谢马兄赐稿！

作者简介

马旭俊，1985年生，回族，宁夏西吉人，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与西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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