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艳桐 | 北凉沮渠氏后裔与佛教

作者简介

摘要：公元439年河西北凉灭亡后，沮渠氏宗亲主要向丹阳、平城、高昌三个方向迁移。沮渠京声南下丹阳译经，与政界、僧界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迁至平城的沮渠氏王室遭到北魏诛杀，从《北魏沮渠愍墓志》和《北魏翟兴祖造像碑》来看，其后裔仍存，且子孙后代秉信佛教。沮渠无讳与沮渠安周兄弟率众西渡流沙，建立的高昌北凉为佛教国家，国家灭亡后，生活在吐鲁番地区的沮渠氏后裔仍崇信佛教。《大唐西域记》记载斫句迦国“旧曰沮渠”，但此国似乎与北凉沮渠氏后裔并无关联，诸佛教史料“沮渠国”的记载可能受到了玄奘的影响。

北凉王国佛教隆盛，《魏书·释老志》记载“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高僧传·昙无谶》称“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沮渠蒙逊嗣任者沮渠牧犍亦推崇佛教，曾于姑臧闲豫宫组织大规模译经活动。河西北凉佛法昌盛，统治者大力弘法，此点已为学界从多角度论证。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伐北凉，河西北凉灭亡。北凉王室流散后，其后裔仍与佛教密不可分。

沮渠牧犍投降北魏，沮渠氏宗亲主要向丹阳、平城、高昌三个方向迁移。沮渠京声南渡，于南朝译经弘法，与政界、佛界多有联络。沮渠牧犍携宗亲吏民三万余家归魏，此支入魏沮渠王室后裔渐被诛杀，原因之一便与高僧昙无谶有关。从出土的《北魏沮渠愍墓志》《北魏翟兴祖造像碑》来看，入魏沮渠氏依然笃信佛教。姑臧城破后以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兄弟为首的北凉流亡政权转战河西经年，后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北凉，依旧大力弘法。460年高昌北凉被柔然所灭，很多后裔留居吐鲁番，从出土文书可以看出此支后裔依然信奉佛法。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斫句迦”国后写到“旧曰沮渠”，引起了羽西了谛等学者的关注，认为沮渠氏后裔流离到此地，另建佛教国家斫句迦。本文以北凉宗氏三个流动方向为线索，探讨沮渠氏移裔与佛教的关系，并追踪斫句迦国与沮渠氏的关系。

沮渠京声是沮渠蒙逊从弟，《高僧传·昙无谶传》附其传，沮渠京声少时入于阗求法，东归时在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回河西后开始译经。姑臧城破之后南渡。传文曰：

杜斗城指出沮渠京声“与沮渠牧犍、沮渠无讳、沮渠安周是叔侄关系。北凉灭亡之后，其余部皆西奔，而他却没有同侄子们一起西走，而去投奔了刘宋，这其中的隐情今人很难知晓，但其叔侄之间的不和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或许他早已领教了这些‘小字辈’不听‘劝谏’的滋味”[2]。杜斗城指出京声入刘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凉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需要注意的是高僧南下译经传法是十六国时期的一种潮流。从陆庆夫整理的《通过凉州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人表》《五凉僧人活动表》来看，由西域而来，途径凉州南下的僧人有僧伽提婆、卑摩罗叉、昙摩密多；籍贯为河西，南下江南的僧侣有单道开、智严、宝云、慧览、道普、道猛、弘充、保志、玄畅（凉亡入魏，灭法至江南）、法猷、法颖、僧侯、超辩、法献等多人。如陆氏所述：“凉州僧人——特别北凉末、凉州乱——也大都沿此路南下，在那里传经、译经、弘扬佛法”[3]。由此观之，沮渠京声之南下可能志在传教弘法。

北凉石塔（宋庆塔）

史书记载沮渠京声与丹阳尹孟顗交好，孟顗于元嘉十八年（441）由丹阳尹升任尚书仆射事[4]，说明沮渠京声南渡不足两年就因《弥勒》《观音》二观经而闻名，获得了孟顗的赏识。孟顗本人“事佛精恳”[5]，与佛驮跋陀罗、昙摩蜜多、畺良耶舍、僧诠、超进、慧览、弘明、僧翼、慧琼等多位佛教高僧大德关系密切[6]，得到他的肯定会让沮渠京声更快融入南朝社会。

竹园寺尼慧濬在《比丘尼传》中有传，其十八岁入道，“内外坟典，经眼必诵；深禅秘观，无不必入”[7]。慧濬通晓禅法，因此请沮渠京声翻译《禅经》。沮渠京声“通习积久，临笔无滞，旬有七日，出为五卷”，京声短期内译出经典，当是在河西之时已有所备。京声后于钟山定林寺译出《佛母般泥洹经》一卷。定林寺是南宋名刹，刘宋时期以“寂观”见称的慧览从罽宾归来南下建康，宋文帝就请其居住在钟山定林寺。此寺分为上、下两寺，均有名僧留居，上定林寺创建后逐渐成为南朝佛教活动的中心，权贵名流经常出入此寺[8]。沮渠京声得以在定林寺内译经，其佛法修为已得到南朝道界肯定。

以沮渠牧犍为首的沮渠氏宗亲东迁，大多得到北魏的妥善安置，牧犍诸弟出任刺史。447年北魏开始大规模清洗北凉余脉，其中一项罪名与高僧昙无谶有关，《魏书》记载：

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诛其宗族，唯万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9]。

按此记载，昙无谶是北魏与北凉两国关系中的长久症结，也是沮渠昭仪死亡的直接原因。《高僧传·昙无谶》记载拓跋焘两次征召昙无谶，沮渠蒙逊均推托不遣，第二次更是对魏使李顺说：“前遣表求留昙无谶，而今便来征索，此是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人生一死，讵觉几时”[10]。蒙逊留昙无谶之态度坚决，必引得魏主不悦。公元433年，昙无谶欲西行，沮渠蒙逊忿其出走，派刺客杀之于路。不想十几年过去之后，昙无谶仍成为北魏除去沮渠氏的缘由之一。刘淑芬质疑昙无谶一案：“昙无谶早已去世达十余年之久，沮渠昭仪的死还牵扯到这位和北凉王室有很深渊源的僧人，不可说不怪”[11]。刘淑芬从民族史的角度解读了卢水胡叛乱与北魏灭佛的密切联系，将诛杀沮渠氏宗亲理解为太武帝灭佛的后续。凉州迁来的高僧是入魏沮渠氏的精神支柱，僧界与卢水胡的渊源引起了北魏的猜忌，昙无谶则成为两者的联结点，重提昙无谶事既可以贬损昙无谶声誉，报当年未入魏之仇；又可以成为灭佛与诛杀沮渠氏双重政治事件的切入点。

《魏书》记载447年北魏诛牧犍宗族，唯沮渠万年及沮渠祖以先降得免[12]， 452年沮渠万年与沮渠祖亦因反叛被诛。沮渠牧犍一女承母爵为武威公主，婚配高氏，生子高崇。史载“崇舅氏坐事诛，公主痛本生绝胤，遂以崇继牧犍后，改姓沮渠”[13]。以上种种使我们误以为入魏沮渠氏已经绝嗣。幸赖墓志的出土，得以填补正史记载的疏漏。《北魏故凉州武威太守沮渠愍墓志》记载：

公讳愍，字伏念，凉州武威人也。其先，沙州刺史、河西王蒙逊之苗胄。高祖提，以分枝景极，识度渊凝，授凉州牧、敦煌伯。……颂其辞曰：

公之立德，唯贞唯洁。文雄武健，雅志超世。威猛难犯，慈柔多悦。性若松竹，寒霜守节。三阳代谢，四序流速，灾风暴扇，狂折梁木。缁素号悼，哀动山岳。铭记千载，永传道俗[14]。

志主高祖沮渠提是北凉沮渠蒙逊世子沮渠菩提[15]。此支系可能因与沮渠牧犍不和且未获实际权力而得以延续。志文颂辞曰“缁素号悼”，“缁”为“缁衣”的简称，是为僧侣，与“永传道俗”一并透露出沮渠愍信奉佛教。

1984年文博部门在河南偃师县宋湾村收集到《北魏正光四年（523）翟兴祖造像碑》，碑身正面下部第一排人物左数第二身榜题为“加叶主沮渠显遵”[16]，沮渠显遵作为功德主参与了此次佛事活动，说明沮渠氏虽然亲历“昙无谶案”与太武帝灭佛，但其后世子孙仍笃信佛教。

沮渠牧犍投降北魏后，部分沮渠王族仍在河西抵抗魏军，公元442年，在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的带领下占领吐鲁番，建立高昌北凉。西迁的沮渠氏仍然崇信佛教。《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和题记为“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的多件王室写经，都证明了沮渠氏迁至高昌仍信奉佛教。两部重要经典《阿昆昙昆婆娑论》和《贤愚经》是在高昌北凉时期完成译经和集经的，北凉也在吐峪沟开窟造塔，推动了高昌地区的佛教发展[17]。孟宪实指出高僧法进参与到了北凉沮渠安周、沮渠乾寿的权力之争[18]，可见高昌沮渠氏与佛教的联系确实紧密。

460年，高昌北凉灭亡后，吐鲁番进入高昌国时期。沮渠氏后裔仍留居于此。吐鲁番阿斯塔那517号墓《高昌某年洿林道人保训等入酒帐（一）》文书记载了“沮渠僧救”：

7  三斛六斗，次取二斗付僧救，次取德[19]

这是一件酒账，第六行记载了沮渠僧救的入酒数量，第七行记载了取酒支付僧救。同墓出四件高昌延昌纪年文书（此墓经盗扰混入了唐代文书），且出现了洿林县、民部郎中等具有高昌国时期特征的词语，《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者将此文书定为高昌国时期。

“僧救”一名又见于西魏大统年间《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五瓜州维那僧救题记》，作“瓜州沙门维那僧救”[20]。S.2876《大般涅槃经卷第三瓜州维那僧救题记》写作“维那僧救”。梁初入蜀僧人释明达医治过一个患腿疾的“沙门僧救”[21]。《高昌僧弘润等僧尼得施财物疏（四）》、《高昌樊寺等寺僧尼名籍（四）》分别出现了“北僧救”一名[22]，因为出现在僧尼财物疏和名籍中，“北”字当是寺院的简称，严耀中曾列举了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寺院，其中有“北寺”、“北许寺”、“北刘都寺”[23]。以上“僧救”或为维那、沙门或出现在僧尼财物疏、僧尼名籍中，确定为佛教信徒无疑。另外，《高昌张□禾等粗细粮帐》、《高昌俗下科马帐》分别记载了“白僧救”、“虎牙僧救”[24]。“白僧救”身份不明。“虎牙”是虎牙将军的简称，此人是高昌国将军。总体来看，用“僧救”为名者多为佛教僧侣。这种名字很可能如“佛奴”、“僧奴”一样，“反映了宗教信仰的普遍和虔诚”[25]。沮渠氏霸居河西时期，就信仰佛教，加之处于佛教兴盛的高昌地区，其后代仍崇信佛教。

玄奘《大唐西域记》是了解西域风土人情的重要资料，卷十二“佉沙国”条末尾有这样一段记述：

堀谦德认为沮渠即西晋时据姑臧今凉州之蒙古种部将蒙逊之姓氏，其音稍似斫句（迦），故玄奘遂误将此字插入[27]。羽溪了谛不同意此看法，认为以玄奘之博学，必不会以如此浅薄的理由，“正史上虽不可考，然玄奘以斫句迦国旧称沮渠，此事是否沮渠氏既为柔然所破，乃逃往于阗之西斫句迦之地，而定居于是耶？”并根据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29《感通篇·圣迹部》记载“斫句迦国，即是沮渠处也”[28]，认为“斫句迦国，当为沮渠氏居留地明也”[29]。此后，汤用彤在著述中也采用了羽溪的观点[30]。周连宽认为“羽溪了谛疑其余部逃往于阗西之旧西夜子合国地，而据有之，因以沮渠名其地，此事虽属推想，但也有可能”[31]。羽溪氏之斫句迦国为沮渠氏后裔所建的观点为多位学者采纳。

优婆塞戒经后记

斫句迦国，在汉魏时期称为西夜、子合[32]，子合和斫句迦国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法显记载子合“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33]。《大唐西域记》载斫句迦“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百余人，习学大乘教”，“此国中大乘经典部数尤多，佛法至处，莫斯为盛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有类似记载：“至斫句迦国（旧曰沮渠），……此国多大乘经典，十万颂为部者，凡有数十”[34]。可以肯定的说子合和斫句迦都为佛教国家，但是否与北凉沮渠氏相关则需再行考辩。

斫句迦与悉居半、朱居槃、朱驹波、遮俱波以及周古柯存在音译上的相似性，为同一地名的不同书写（阚氏高昌文书显示“子合”一名在475年依然使用）。《魏书·世祖纪上》记载太延五年（439）十一月，“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36]，现已很难断定此处的“悉居半”是439年的史实抑或《魏书》书写时的改称，如果“悉居半”一国名在439年前已出现，则羽溪氏认为斫句迦国为460年高昌北凉灭亡后沮渠氏所建立的推测并不可靠。439年九月沮渠牧犍在河西姑臧降魏，此前连高昌、焉耆等地已无法掌控[37]，很难想象会有一支沮渠氏远去西域腹地。

高昌北凉灭亡后，沮渠氏是否可能再次西迁，到斫句迦建立政权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比较小。宋云是北魏时期西行求法的高僧，其行记中明确记载：“神龟二年（519）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38]，只字未提“沮渠”，虽然此年距北魏灭河西北凉过去了八十年，距高昌北凉灭亡已五十九年，但沮渠氏、盖氏、郝氏等卢水胡叛乱在北魏境内曾引起轩然大波，太武帝亲征盖吴叛乱时，引爆了全面灭佛行动，可以说卢水胡对北魏政治史和佛教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朱驹波国为沮渠氏后裔所建，宋云恐不会不载。

沮渠氏出自河西临松，王室汉化已深，其国王、世子均可熟练用汉文写经，斫句迦一地的语言文字与汉语无涉。宋云记述此地：“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波罗门同。”《大唐西域记》则云：“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此地语言文字皆不用汉语，与出自河西卢水胡的沮渠氏颇不相同。笔者推测西域国家斫句迦与北凉沮渠氏无涉。

如何解释佛教典籍中多次出现的“沮渠”呢？这可能是受到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唐代道宣所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又于填国南二千里，沮渠国有三无学在山入定。无数年来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为剃鬓发”[39]。道宣于此直书于阗国南存在沮渠国。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类似记载亦见《大唐西域记·斫句迦国》，文字稍有异：“今犹现有三阿罗汉居岩穴中，入灭心定，形若羸人，须发恒长，诸沙门时往为剃。”道宣多次参与玄奘道场译经，且在《续高僧传》中记录了自己目睹耳闻的玄奘归国后经历，因此道宣对沮渠国的记载很可能受到了玄奘及其著述的影响。《法苑珠林》卷29记载“沮渠国”，同卷亦载：“时有大唐沙门玄奘法师，……今之所录者，直取佛法盛迹住持，别成一卷。”《圣迹部》开篇即云：“《西域传》云……”[40]。说明道世“沮渠国”史料的来源就是《大唐西域记》。笔者推测可能受到玄奘及其著述的影响，其后佛教经典多称斫句迦国为“沮渠国”。

南迁的沮渠氏现仅见沮渠京声一人，其入南朝后积极译经，与政界、道界关系融洽。东迁入魏和西迁高昌的沮渠氏后裔在北凉灭亡后仍信仰佛教，这不仅与卢水胡的民族信仰有关，也与时代、地域息息相关。《大唐西域记》在斫句迦之后注“旧曰沮渠”，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提出应将此记载理解为斫句迦国为沮渠氏所建这一观点，并为众多学者接受。就笔者所见资料，将斫句迦家国称为沮渠国，似乎在佛教典籍中较为常见，正史罕见，推测可能与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的影响有关。但此问题涉及颇广，有待继续研究。

文章来源

原载《人文宗教研究》2018年第2册，总第十二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10月。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公众号“钱塘或问”，特此备注！

关注请长按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