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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畯丨霍去病“鏖皋兰山下”考

张畯 西北学 2023-06-13

作者简介:

张畯,1975年生,甘肃白银人。独立学者、摄影师、视觉艺术研究者,甘肃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学术顾问,甘肃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著有《失重的思想史》(2006 合著)《黄土地的变迁》(2010,获甘肃省优秀出版物二等奖,2011 年入选“人民联盟文库”,再版)《边疆视野下的中国想象——边疆视觉生产和“缘域”范式研究》(2020)《近代中国形象演变与中国西北影像——从“他者”塑造的中国形象到本土摄影师镜头下的西北》(2021)等。论文在《画廊》、《二十一世纪》等发表,曾获第三届甘肃省文艺评论奖(2018)。摄影作品获第五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最佳展览大奖”,首届“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大展入围等。


元狩二年(前121)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1]班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引用《史记》并将霍去病(前140-117)春季(当年有春、夏、秋三次西征)西征路线表述为:“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自此,班固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获取、加进来的“鏖皋兰下”这四个字,引发关于这一地名的考证,历代史家众说纷纭,争讼不断,成一学术悬案。

在关于“鏖皋兰下”的诸多注解中,“兰州-皋兰山”说有很大市场,特别是在兰州,再加上五泉山公园矗立的霍去病塑像,他身后就是皋兰山,这一现实情境如同无言的证词,通过一种社会景观的搭建,反复提醒、强调,几乎要将此说坐实。可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见到霍将军塑像的次数越多,对这笔糊涂账如鲠在喉的感觉就越强烈。
本文将标题拟为《制造霍去病》,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本文所要层层剥开霍去病元狩二年春三月西征匈奴,到底是“鏖战”于哪一座“皋兰山下”,面对的就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叠床架屋的传说对历史真相的篡改,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在“制造皋兰山”、“制造霍去病”乃至“制造历史”。二、本文是在“平反”的意义上重新为《汉书》中“皋兰山”寻找更为合理的所在,也属于“重新制造历史”。三、在历史考据研究方面,想借此表达对辛德勇先生《制造汉武帝》史学魄力和宏伟著述的致敬,斗胆将标题定为《制造霍去病》,副标题为——霍去病“鏖皋兰下”考。这绝不是噱头,而是在类似的意义上使用“制造”这个词。
一、“鏖皋兰下”在史籍中的出现、消失及反复纠缠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游牧部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初)。匈奴自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入塞,北匈奴公元91年西迁,再次成为欧洲的搅局者。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了约三百年,其后公元三至五世纪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约二百年,对中国和世界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司马迁(前145-前86)生活的年代正是匈奴强盛时期,因此《史记》也成为研究汉匈关系的基本资料。
1.《史记》版本并无“鏖皋兰下”
西汉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隃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馀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馀人。……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馀人,号十万。於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2.《汉书》增加了“鏖皋兰下”
东汉班固(32-92)《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詟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
班固作为东汉皇家正式批准的史官,其著作作为官修正史,它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东汉永元元年(89年)夏,班固曾随窦宪北伐北匈奴,在距东汉北部边塞“三千余里”,“焚老上之龙庭”,作《燕然山铭》刻石颂功,“纪汉威德”[3],垂耀万世。虽然班固也有向威权献媚的主观意图在里面[4],但在另一个层面,他曾亲身经历漠南至漠北的长途行军和战争,对该区域的地理不会完全陌生,地名方位关系不可能出现大的误差,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造假一个地名。据此,他在《汉书》中补入的“鏖皋兰下”,也不会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空穴来风。但是,《汉书·地理志》中没有任何关于“皋兰”的记载。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凉州刺史部地图[5],河西走廊段也未见标注“皋兰”的地名或山名。
3.《前汉纪》沿袭了《汉书》
东汉荀悦(148-209)的《前汉纪》(本名《汉纪》,为别于袁宏《后汉记》而称《前汉纪》),成书于《汉书》之后,是对《汉书》的删略、抄撰而成。在“鏖皋兰下”的问题上只字未动:
“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逾乌盭。讨遬濮。陟狐奴。历五国。生获匈奴单于子。转战五日。过鄢耆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斩虏侯王。执混邪王及相国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4.《资治通鉴》恢复了《史记》版本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十一》: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余里,(此处删: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诏益封去病二千户。
辛德勇先生曾奉劝读者千万不要读《资治通鉴》。他说:“当年读研究生时,业师黄永年先生明确教示,《通鉴》之秦汉及其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了解相关史事,更不能先于《史记》《汉书》而阅读《通鉴》。这是因为其纪事内容,完全依据《史记》和《汉书》等著述编录改写,并没有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作依据。”作者指出,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主要是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立论。为此,他先后花费五年多的时间,写成《制造汉武帝》,“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6]”单就“鏖皋兰下”而言,司马光倒是做到了完全忠实于《史记》。
5.《前汉演义》遵循了《史记》原版
民国蔡东藩《前汉演义》尽管是历史小说,还是谨慎地回避了“鏖皋兰下”这一有纠纷的地名,尊重《史记》原版。“去病由陇西出击,迭攻匈奴守砦,转战六日,逾焉支山,深入千余里,杀楼兰王,枭卢侯王……”
   二、历代史家对“鏖皋兰下”的注解
在有关霍去病从嫖姚校尉、元狩二年春夏两次西征、秋季受降以及漠北之战的五次诏书中,《史记》和《汉书》均有不少出入。这种出入还反映在两者记载霍去病夏季西征时,途径今甘肃景泰县的居延置,还是今内蒙额济纳境内的居延泽的问题。[7]《史记》表述为“逾居延”,《汉书》表述为“济居延”,起码后人知道居延置和居延泽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而“鏖皋兰下”则令人崩溃。自“鏖皋兰下”的始作俑者《汉书》之后,历代史家对“皋兰山”的注解见仁见智、极为混乱。
宋人倪思就《史记》与《汉书》两书的“史汉异同”或“马班异同”,专作一《班马异同论》,但涉“鏖皋兰下”的卷二十四并未就此异同做出比较分析。宋人王钦若等编修的《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二:“元狩二年三月,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皋兰山名也。霍去病。《传》曰:过焉攴山千有馀里合短兵鏖皋兰下则此山是也。鏖音乌高切)。”此条看似做了注释,实际并未交代“皋兰山”在何处,成为无效的注释。

下文将历代关于皋兰山处所的考证,选其典型者予以梳理:

1.东汉应劭,白石县-河名说
应劭《汉书音义》曰,皋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河名也”。
(见下文第3条郦道元《水经注》。白石县,为西汉所置,置所即今甘肃临夏东南一小谷城。)
2.三国孟康,临夏-山关名说
孟康曰:山关名也。(见下文第3条郦道元《水经注》)。
3.北魏郦道元,临夏-石门山说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漓水又东北,迳石门口。山高险绝,对岸若门,故峡得阙名矣,疑即皋兰山门也。汉武帝元狩三年,骠骑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谓是山之关塞也。应劭《汉书音义》曰:皋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关名也。今是山去河不远,故论者疑目河山之间矣。漓水又东北,皋兰山水自山左右翼注漓水。[8]
4.隋唐颜师古,临夏-皋兰说,存疑
隋唐颜师古《汉书新注》:皋兰:山名。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皋兰山远在焉支山东南,而上文云“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方向相反,未审其具体情况。[9]
颜注汉书虽然提出了临夏-皋兰说,但还是比较谨慎,对此存疑。因意识到临夏不在河西走廊,与霍去病“过焉支山千有余里”的西征方向相违背,留下了“未审其具体情况”,这一有待考证的悬案。
5北宋司马光,恢复《史记》版
见前文“一、4”条,司马光应该是意识到了“鏖皋兰下”的表述,因地理位置的难以考订所带来的歧义,因此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删除了《汉书》中后来加上去的“合短兵,鏖皋兰下”,恢复了《史记》版本中未提及皋兰的原貌,让“皋兰山”在《资治通鉴》中暂时消失。
6.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清顾祖禹,兰州-皋兰说
北宋王存(1023-1101年)《元丰九域志》兰州条:“皋兰山,州取以为名。汉霍去病伐匈奴所出也,以所执鞭卓地,而泉涌出。”
清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沿袭了《汉书》和《元丰九域志》的说法,继续持兰州-皋兰说。《读史方舆纪要》载:“皋兰山,州南五里,州之主山也。山下地势平旷,可屯百万兵。《汉书》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击匈奴,屯兵皋兰山下,即此。山峡有五眼泉,相传去病屯兵时,士卒疲渴,以鞭卓地,泉涌者之,随因以山名州。”
可以说,顾祖禹对《汉书》将错就错,且极不严肃的“相传”,不但将“鏖皋兰下”与兰州的皋兰山绑定在一起,还将“五泉”的来源高攀到骠骑将军头上,成为持兰州-皋兰说者所依据的“权威”文本。这也是兰州坦然地将霍去病塑像立在五泉山公园门口堂而皇之的理由,并且通过这一日常性、持久性的景观及其传播效果,不断地将“皋兰山-霍去病-五泉山”牢牢地焊接为“三位一体”。
作为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期间,查询了十二四史100多种地理志,历经三十年完成《读史方舆纪要》(原名《二十四史方舆纪要》),也纠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虽然顾氏在《凡例》中申明,“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正如张之洞评价的“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为军事作,更应严谨,不该以讹传讹,更不该将传说冒充史实掺杂进来。
清沈宗敬《御定骈字类编》、《大清统一志》等亦持兰州-皋兰说。
7.清龚景瀚,反驳兰州-皋兰说
生于顾祖禹之后,曾在靖远、平凉、固原、庆阳等多地任知县、知府,后任兰州知府龚景瀚(1747—1803)的观点,较之顾祖禹更具有现实地理的可信度。龚景瀚在《九日登皋兰山作》中明确批驳了以顾祖禹为代表的“兰州-皋兰说”:“皋兰山,远在焉支之西千余里,金城城外安有此。隋人不学误题名,清秋九日策马来,登高远望赤雄哉。是非往迹何足问,对此茫茫且举杯。……”
清末明初名人陶保廉(1862-1938)在游历兰州五泉山并经考证后指出,将兰州五泉山(皋兰山)误作霍去病鏖战的皋兰山,属于“职方氏之失考也”,而“去病鏖战处,去今皋兰山远甚。”[10]
否定兰州-皋兰说者,维护了《史记》中“过焉支山千有余里”这个客观数据,坚持皋兰去汉境甚远这个基本的地理判断。
三、今人对“皋兰山”的几种典型推论
举凡将“鏖皋兰下”中的皋兰山定位在兰州者不在少数,但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在其他的推论中,还有“乌鞘岭-古浪镇”说、河西-合黎山说,以及玉门-赤金镇说。
1.乌鞘岭-古浪镇说
据宝极河山集《浴血河陇·汉匈河西之战》从地理、交通及军事层面的分析推论,得出霍去病“鏖皋兰山下”中的皋兰山为乌鞘岭,具体位置是古浪镇。这一推论虽然不是基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但也有它片面的合理性。
此推论认为:霍去病首战告捷返程回师途中,因押解的数千匈奴战俘而撤退速度缓慢,被不甘心失败尾随而来的匈奴包围在古浪镇。古浪镇南接乌鞘岭,东临古浪峡,西、南、东三面环山,是一处军事上的“死地”。此地空间狭窄,施展不开纵马厮杀,双方只有舍马步战,短兵相接,这也符合《史记》中对这场苦战“合短兵,鏖皋兰山下”的战场描述。一场血流成河的激战后,“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
此一推论虽然从战场地形上较为符合短兵作战条件,乌鞘岭是把控河西走廊的天然关隘,汉、明两代修筑长城防御工事时被充分利用,但是从《汉书》中“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山下”分析,(1)文中没有任何字样表明皋兰之战是返程之战;(2)假设是回师,将“过焉支山”视为返程中过焉支山,那么从焉支山向东“千有余里”的地方,显然早已超出了古浪镇。焉支山到古浪镇200多公里,合汉里近500里。因此,“乌鞘岭说”或“古浪镇说”从里程上就站不住脚。
2.河西-合黎山说
清末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陶保廉[11](1862-1938)认为,“去病鏖战之皋兰,去焉支山千余里,当今甘州之合黎山”。此论基于严密的推理,他提出边塞地名,多音近字殊,如猪野泽-居延泽、亦集乃-额济纳等,因此“合黎、皋兰、贺兰、阿拉,四名一地,实即胡语所谓哈喇也。”[12]
清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合黎山在镇西北四十里。《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即此山也。《括地志》:合黎山,亦名兰门山。晋隆安五年,北凉沮渠蒙逊欲图段业,约其兄男成同祭兰门山。又名要涂山。一名羌谷。《广志》云:肃州废会川县东北有合黎山。
焉支山在河西走廊北山东段向西南折出,合黎山在河西走廊北山山系龙首山西段,位于今张掖高台县北,从走向上符合《汉书》中“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山下……”的说法,方位关系上能够讲得通。
但是,合黎山距焉支山仅200多公里,换算成汉里差不多500里,跟“千有余里”的距离不符。因此,取皋兰山为合黎山的说法仍然不够牢靠,单从里程看,合黎山的位置显然是近了。
从里程判断,再远也超不出河西走廊,出不了玉门关。在这个方向上,具体位置不仅要符合“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在地形上该是一处军事要塞,一个地理上的咽喉,如斯坦因所说“天然大动脉”[13]上的枢纽,以及匈奴浑邪王的城池或主力所在。
3.玉门—赤金镇说
 有观点认为皋兰山在今玉门市赤金镇,元狩二年(前121)汉设玉门县的地方。[14]但经考证,当地并没有流传下来叫“皋兰山”的地名,除非它有别的俗称。就像合黎山又称要涂山、兰门山、穷石山。[15]
四、从霍去病西征路线梳理“皋兰山”的位置线索
东汉班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詟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方括号内为与《史记》有差异的表述)
第一种可能,遵循《史记》原文,没有“鏖皋兰下”这回战事,也就不存在“皋兰”山这个地方,谁争也没有用。
第二种可能,班固《汉书》加进去的“鏖皋兰下”,从西征路线地名的罗列顺序来看,历五王国后,……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果不是上文“乌鞘岭”说的“鏖皋兰下”是回师路上遇到的战争,那总体的路线还是西进,即皋兰山应位于河西走廊内“焉支山+1000里”这条线上,不妨从霍去病的行军路线的地理进程入手,梳理一下地理线索和目标所在的范围。
1.陇西:秦昭襄王35年(前272)置陇西郡。《汉书地理志》“陇西郡,秦置。”汉因秦制,仍保留陇西郡,今临洮县境内。还有一种理解,指陇山(六盘山,汉至唐统称陇山)以西的地方。《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条下,应劭曰:有陇坻,在其西也。师古曰:陇坻,谓陇阪,即今之陇山也。此郡在陇之西,故曰陇西。综上,有两种可能,一是从六盘山以西出发,一是从临洮出发。
2.乌盭:颜师古注:“乌盭,山名也”。盭读lì同“戾,通“綟”,草绿色。关于乌盭,后世有山名说和水名说两种理解。颜师古将“隃乌盭”的“隃”字作“逾越”理解,并认定“乌盭”是山名。陈梦家《汉简缀述》中指出,古代“隃”不作翻山越岭解,而作渡水解。山是哪座山?水又是哪条河?近人研究认为乌盭是屈吴山(地处平川区,属祁连山东端余脉,东南与六盘山支脉相接)或乌鞘岭。水即汉代的乌逆水,今天祝、永登境内的庄浪河。不管是屈吴山、乌鞘岭还是庄浪河,还都在河西走廊之外,对后面皋兰山的位置推理影响不大,暂且搁置。
3.遫濮:“遫濮”,也称“须卜”。师古注:“遫,古速字也。遫濮,匈奴部落名也。”对此争议不大,遫濮匈奴部落的领地大致在乌鞘岭以北的草地上。自此,已经进入了扼守河西走廊的东大门。
 4.狐奴:《史记》原文“涉狐奴”,狐奴应为水名无疑。晋灼注“水名也”。“狐奴”快读可作“谷”。《汉书·地理志》云: “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里”。狐奴即谷水,即今由武威南山流入民勤青土湖(汉称潴野泽)的石羊河。
5.五王国:即河西匈奴五王国。这五王治下仍有匈奴、小月氏、羌、单桓部、居延戎、焉支、义渠戎、卢水胡、敦煌(敦薨)人、乌孙人、龙勒(楼兰)人[16]等许多民族成分复杂的小部落。
6.焉支山:从河西走廊北山-龙首山的东段,由东北向西南折出,长约百公里,夹在龙首山之南和祁连山南山山脉之间,由东向西,自永昌县西到山丹县东南。
7.休屠(音xuchu):即匈奴漠南休屠王。汉军阴山战役(又称“漠南之战”)胜利后,匈奴单于王王庭退向漠北,漠南部署东北方向为左贤王,西北方向为河西走廊西段以张掖为中心的浑邪王,东段以武威为中心的休屠王。《汉书·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读史方舆纪要》“凉州卫休屠城”条:“在卫东北,汉县,属武威郡。因故休屠王城以名。”《水经注》:“姑臧城西有马城,东城即汉休屠故县。”《元和郡县志》:“休屠故城在姑臧县北六十里,汉休屠县也。”位置在今武威市四坝乡三岔村。

图示:匈奴诸王驻牧地[17]

以焉支山为基准定位,“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收休屠祭天金人……”。在行进方向上,《汉书》与《史记》保持一致,都是“过”焉支山,没有出现班师回朝和改变方向的字样。从此向南翻越祁连山扁都口可抵达青海,向北翻过龙首山为蒙古高原即漠北,但霍去病春季西征路线一直在河西走廊,并未向左南右北离开河西,只有继续向西“千有余里”才符合逻辑。这也同时推翻了从焉支山掉头回到兰州“合短兵,鏖皋兰下”的推论。可是,继续向西千里,面临着“收休屠祭天金人”的难题。休屠王故地在今武威(见下条“休屠”注释),到达焉支山时已过了休屠王地(武威),“收休屠祭天金人”的地点就不可能在休屠故地(武威),而是被霍去病一路追赶到浑邪王的地盘——皋兰山下,一场鏖战后,收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18];或者在休屠王地(武威)已经缴获了他的祭天金人,但霍去病的重点目标是浑邪王的据点,继续西进抓到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督尉后,再放在后面摆功奖赏时一并提及收缴的祭天金人,属于将战利品集中表述的处理方式,也能说得通。这一分析,受到辛德勇先生分析《燕然山铭》[19]中关于时间顺序让位于文词形式所作调整的启发。那么,最后的问题还是聚焦于,皋兰山在哪里?

五、寻找“皋兰”之地

辛德勇先生在《发现燕然山铭》中说:“我说研究一次战役或一场战争的地理进程充满挑战,需要一一探究各个细节,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确定这些战事经历的具体地点。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不容易。一般来说,越古会越困难,而考定中原外围或是华夏域外地区的地名,往往也会比内地更为艰难。[20]”在找寻“皋兰”的过程中,我深有同感。目前,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皋兰”,且位置确切的有两处:
(1)唐灵州—皋兰州。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亲赴灵州(今宁夏吴忠市),招降铁勒诸部落,为铁勒降部共建六府七州。特设皋兰州安置铁勒浑氏部。《旧唐书·地理志》:灵州大都督府下,“二十年,铁勒归附,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
(2)清—兰州府—皋兰县。清乾隆三年(1738年)所置皋兰县,为兰州府治(此时兰州府为为甘肃省治),今兰州市区行政建制的起源。
该两处皋兰均不在元狩二年霍去病西征路线上,故予以排除。
为了进一步寻找“皋兰山”,尝试回到关于“皋兰”的语音、书写和词义等词源学角度,看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1.词源解释
地名和人名一样,有独一无二的,也有天南地北重复的地名,通用的名称。比方甘肃永登县的庄浪河跟平凉市的庄浪县半点关系都没有。相隔遥远的地方,共用一个那一时代流行的地名而已。如《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灵州大都督府条记载,贞观二十年以来,随着铁勒归附,灵州设置了皋兰等三州,并多次废置。该皋兰州在今宁夏灵武境内,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陇右道东部”图册有标记。[21]地理名称的重复或漂移,背后是命名依据同一种相似的规律,即人们将属性或特征相同的事物,采用同一个名称或概念来指代。从“皋兰”的词源学来追溯,有相同地理特征的地方,都可名之为“皋兰”。
(1)“皋兰”为“祁连”的转音
匈奴谓天为祁连,皋兰乃祁连的转音,为高峻之意。
(2)皋为山
蒙语中河流岸边的高地为皋。
皋浒:高岸和水边。清 吴敏树《湖北按察使贵阳唐子方先生哀辞》:“骋皋滸兮余马,主恩厚兮氓命我投。”
城皋,城池山川。明 高启《梦余唐卿》:“路隔城皋万里关,何由得见故人还?”
(3)皋为泽
皋泽,沼泽地带。或靠水边的地方。
皋壤,水泽旁边平而湿的地方。《庄子·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
九皋,水泽深处。《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文选·赵至·与嵇茂齐书》:“徘徊九皋之内,慷慨重阜之巅。”另“九皋处士”为鹤的美称。
(4)皋兰为泽边兰草
《楚辞》:皋兰被径兮,斯露渐凝霜。
三国魏 阮籍《咏怀》之五:“清露被皐兰,凝霜霑野草。”
西晋 成公绥《啸赋》:“藉皐兰之猗靡,荫脩竹之蝉蜎。”
(5)皋兰为野马
唐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灵州保静县(在今宁夏永宁):“賀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
贺兰、合黎、皋兰谐音。有野马的山野,可称皋兰山。
上述注解,除了“野马”的释义跨度有些大之外,不管“皋”是山还是水,跟兰搭配在一起,就是依山临河之地的兰草。只要符合这个地理特征,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皋兰”了。
2.诗词用典
后世文人墨客的诗文中,不管是否确知皋兰在何处,“鏖皋兰山”已经从地理的具象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固定搭配和象征性的典故,如同著名的“燕然勒功”(宋范仲淹《渔家傲·秋思》: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鏖皋兰山”也造就了蔚为壮观的“皋兰”诗篇,且列举一些。
南朝梁元帝《郑众论》:况復风生稽落 ,日隐龙堆,翰海飞沙,皋兰走雪。
南北朝庾信《拟咏怀诗 二十》:一思探禹穴。无用鏖皋兰。
南北朝吴迈远《櫂歌行》:十三为汉使,孤剑出皋兰。
南北朝徐陵《长相思,望归难》:长相思,望归难,传闻奉诏戍皋兰。
唐沉佺期《被试出塞》:辛苦皋兰北,胡霜损汉兵。
唐卢照邻《紫骝马·骝马照金鞍》:骝马照金鞍,转战入皋兰。
唐李益《来从窦车骑行(自朔方行作)》:自经皋兰战,又破楼烦地。
宋刘过《从军乐》:臂弓腰矢出门去,百战未怕皋兰鏖。
苏轼和陶答庞参军》:一见胜百闻,往鏖皋兰山。
宋高斯得《酒阑》:一鏖皋兰下,赤壁竟不支。
陆游看见“皋兰”二字,简直两眼放光,连作四首(不知还有遗失的“皋兰诗稿”没有)。《书愤二首其二》:远戍十年临的博,壮图万里战皋兰。《夜读兵书》:岂惟鏖皋兰,直欲封狼居。《杂兴十首以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为韵》:我尔本一家,何止皋兰鏖。《蓬莱阁闻大风》:触灩澦堆秋起柂,鏖皋兰下夜还营。
就连从《汉书》中删去“鏖皋兰山”,让《资治通鉴》恢复《史记》版本的司马光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皋兰诗”(宋司马光《入塞》:万骑入榆关,皋兰苦战还。)司马光啊司马光,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说什么好呢!您是相信有“皋兰山”呢?还是确认没有“皋兰山”呢?前脚正本清源,后脚跟着来添乱。起码在关于“皋兰”这个事上,司马光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症。
金赵秉文《上巳游西园分韵得兰字与杨礼部携同院诸公赋二首 其二》:酒令致师严细柳,诗朋鏖战剧皋兰。
元耶律铸《前出塞其一》:拟取安西袭玉关,短兵鏖战下皋兰。(这是一位重要的作者和诗歌,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明于慎行《阁试征西将军出塞歌》:合围瀚海浑无敌,转战皋兰未肯回。
在这些诗词用典之外,为了找到更为可靠的文献依据,翻检了居延汉简、敦煌悬泉汉简等多个版本,同时代的汉简官方文书,相关的地理、军事、交通、邮驿信息中始终没有提及“皋兰”字样,一个史籍中的地名就这样昙花一现,然后神秘消失。
3.逐步缩小搜寻目标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目前占有三个可以接近“皋兰山”的线索:
(1)里程。“过焉支山千有余里”,不一定是精准的1000里,但是最远不会超过玉门(焉支山/山丹至玉门为420公里,约1000汉里)。元狩二年(前121)设置武威、酒泉两郡,并始建玉门县。
(2)安西-玉关-皋兰。之前通过诗词用典爬梳出来的“皋兰”诗篇,其中非常有价值的耶律铸的这首诗。《前出塞其一》:拟取安西袭玉关,短兵鏖战下皋兰。
不同于前面诗词用典,“鏖皋兰”已经脱开了具体的史实,仅仅作为西域边地、征战意象、惨烈战斗或戍边的壮志来使用,从本质上讲,是从修辞层面来用“鏖皋兰”。而笔者倾向于认为,耶律铸的这首诗侧重于在地理位置和写实的层面使用“皋兰”。为什么认为是写实,据1998年北京颐和园发现耶律铸墓志《大元故光禄大夫兼修国史中书左丞相耶律公墓志铭》[22]记载,耶律铸,辛已年(1221年)生于其父耶律楚材随同成吉思汗大军西征花剌子模期间。他从小在西域与蒙古地区长大。“幼聪明,善属文,尤工骑射。”[23]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拜他为中书左丞相。冬,扈从忽必烈自上都北征。
这位能文能武的中书左丞相,曾经随军征战,因此他的这首诗涉及的几个地名,应来自于他的实际经验,因此诗中“安西(今瓜州)—玉门—皋兰”应该是一组位置关系比较接近的地方,前两个地名沿用至今没有疑问,那皋兰就该在河西走廊西段无疑。

图示:河西汉塞走向示意图[24]

(3)黑河(弱水[25])河谷。从“皋兰”的词源和应用中得知,它应是一处有山有水的军事要塞。河西走廊有三大流域,东部的石羊河流域,中部的黑河(与北大河一并汇入额济纳河)流域(向北汇入居延泽),以及西端的疏勒河流域。东部战事结束,且“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即已过了东、中部的石羊河与黑河流域,“皋兰”最大的可能在黑河与疏勒河流域之间。在军事的层面,该处还应该是一个可进可退之地,即匈奴从河西走廊向北逃往蒙古高原的战略性通道,这个通道必然是发源自祁连山北麓,自南向北流经青海、甘肃、内蒙(额济纳河)入居延海(汉为居延泽)的黑河(古称弱水)河谷。石羊河流域的民勤方向被北面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交界处沙漠挡住,没法向北通行。而疏勒河过玉门后向西经瓜州(安西)、敦煌进入新疆,不是通向蒙古高原的通道。两厢排出后,也就剩下弱河河谷。
元狩二年夏,霍去病第二次西征,[26]出北地郡两千余里,沿巴丹吉林沙漠北缘戈壁地带、至居延泽(内蒙额济纳),从弱水(额济纳河、北大河)逆流而上(南下),“过小月氏”(酒泉),这是阻断匈奴退路的千里迂回、大范围包抄、进入河西走廊后向东横扫的C形攻击路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浑邪王的侧后方,也是要扎死河西走廊“口袋”,这一匈奴北逃的唯一豁口,然后“攻祁连山,得酋涂王(匈奴的一个小王)……”。夏季西征没有擒获浑邪王,但为秋季匈奴很快投降造成巨大震慑。虽然浑邪王的王城在何处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河西匈奴实力最强大的浑邪王的据点在“西城”[27]),第一次“过焉支山千余里”应该在距此不远的河西走廊西端,靠近北逃匈奴王庭的出口处最为合理。
(4)浑邪王的“西城”
按照上述分析,将视线聚集在浑邪王的王城或驻地上,那里最有可能是霍去病鏖战的“皋兰”之地。《史记》中有两处“西城”。
一为:“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28]
二为:元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数万人,至祁连。”[29]
有学者认为昆莫长守的“西城”与霍去病所破浑邪王的“西城”并非一地,后者在今张掖市东南80KM民乐县永固乡的八卦营古城。[30]而八卦营古城正东距焉支山30公里,不符合“过焉支山千余里”的位置,表明这个浑邪王的驻地“西城”并非“皋兰山”的所在地。还有一种理解,浑邪王的“西城”应该与“皋兰山”相距不远,只是“西城”并非固定的城池或不止一处,因为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31]斯坦因在考察北大河的时候一个事例[32]也足以说明,蒙古族牧民游牧的范围该有多大,700多英里接近于于1200公里,这种游牧生活的流动特性,表明所谓的“西城”不可能像农耕定居社会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在季节性牧场之间来回游荡。如果浑邪王在河西走廊西段有一一处季节性牧场基地——“西城”,这一位置与“皋兰山”及弱水流域(河西走廊的北出口)比较接近,应更为合理。比如酒泉(元狩二年降汉,置酒泉郡,领禄福等九县),城中鼓楼四向有额曰“东迎华岳,南望祁连,西达伊吾,北通沙漠”,较为符合“西城”的地理位置。 

综上,当我们将黑河(弱水)-玉门关-西城-黑河这些点聚集在一起,这个片区应比较接近“皋兰山”的位置。因为沿着北大河(额济纳河),退可以撤退到漠北的单于王庭龙城(今蒙古国的后杭爱省额勒济特县),进可以沿河西走廊推进到东端的乌鞘岭,此处是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的要塞。在这个范围内,有一座山不能忽视,那就是跟河西走廊东头的焉支山一样,夹在祁连山和北山之间、嘉峪关西北方向、河西走廊上最狭窄的黑山。[33]这不等于说,黑山就是皋兰山。从语音的角度,匈奴语的语言系属没有定论,但有阿尔泰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或多种语言混合的观点,这和草原游牧的流动性特征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认可匈奴语的音译过程中,发生了“黑山-贺兰山-皋兰山”由于读音缓急差别,以及与其他语言的交融、转译而来,就像从“潴野泽”到“居延泽”一样,那么从“黑山”流变到“皋兰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谭其骧之所以编纂《中国历史地理图集》,因历史有沿革,地理也有沿革。地名有出现、也有灭失。作为古代地名的“皋兰山”的出现、演化或消失,则将一个地理问题变成了历史问题,地理在历史中或隐或显,或面目模糊,或张冠李戴,给后世留下无尽的争讼。
六、余论
一切历史都是地理历史,即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发生的历史。脱离开地理的历史事件是不存在的,如同没有离开空间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在特定的空间内流动。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内的地理问题,历史在变化,地理地名也随着时间在各种语言、语音中流动、漫漶、变异或消失。
被傅斯年誉为“在史学上称王了”的顾颉刚(1893-1980)[34],1948年受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校长邀约,6月赴兰讲学近半年,期间他曾两次登临皋兰山[35],却未能将这一段困扰已久的本土历史问题予以考证,错过了一次“鏖皋兰下”可能会被揭明的机会。当然不能强求顾颉刚在紧张的讲学期间,就能意识和考察这个问题。何况他在兰除了繁忙的讲课,动辄为人写字(书法)四五十件,赴宴,拜访,参观,事务之庞杂完全超过一个正常人的负荷,以致日记中频繁出现“服药眠”。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所有的历史书写,无不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和支配,包括受制于材料的多寡、材料的筛选和利用标准,在此深层生产机制之下,才能建构出所谓的历史。由此必须承认,史家在一遍又一遍企图锚定历史的过程中,由于手头资料、个人学识、价值取向、政治立场的局限,免不了各种有意无意地遮蔽、混肴、篡改或悬置历史,由此有正史,有野史;有官修,也有私修。这使得后世想求得历史真相的难度加大,厘清本来面目颇费周折。历史的真相难求,每一时代的现实真相也并非明摆着,或透明到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序论里说过:“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考信”是司马迁处理历史资料的原则,而“六艺”(即六经)则是他的标准。但是六经也有真有伪,如果不加鉴别地作为信史的标准,也是有问题的。[36]如《苏秦列传》、《赵世家》等篇仍有许多不可信的成分。公元前112年,司马迁随从汉武帝出巡郡县,曾西过陇坂(甘肃清水)、陇西郡(临洮)、崆峒山、萧关(固原)、新秦中(内蒙河套一带),按说对西北并不陌生。当然,作为同时代人,司马迁写霍去病西征这一段不需要从六经中考证,而仅仅是对所掌握材料的取舍。对他而言,“鏖皋兰下”是无此战事,还是觉得不值得一书,终成一悬案。
将“皋兰山”追寻到“黑山-弱水”范围内,仍然难以取得直接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支持,但是在这一推理过程中,至少否定了兰州说、乌鞘岭说、合黎山说和赤金镇诸说,通过排除法缩小了搜寻目标,获得了更具体的范围指向。霍去病并未在兰州“鞭卓五泉”,但让历代不少史学家在此竞折腰,接二连三栽大跟头,场面蔚为壮观。加上后世学者前赴后继、添油加醋,将一段历史搞得鱼目混杂,传说与神话充斥其间。今天,兰州的皋兰山既能摸泉求子,又可摸像“去病”,没有比这更为皆大欢喜的了。霍将军塑像立了一座不够,再立一座,乐此不疲,这才符合绝大多数人现世的、务实的、想象的英雄神话和正确“历史观”。
地理学书籍一直归在传统目录学的史部,表明人们研究的地理是人类历史活动作用下的地理。今天,要想搬动五泉山的霍去病雕像是不可能的,“霍去病”俨然沦为“祛病消灾”的一尊巫术木偶,这何尝不是“制造”的霍去病、“制造”的历史,以及“制造”的皋兰山!
人们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三者之间经常大相径庭,大多数时候历史的主要面相呈现出一种由经历、书写、想象和神话等合谋和层累地制造的结果,这是今天人类活动对历史的重塑,是不顾历史的历史,或者仅仅是一种疑丛重重的“景观历史”而已。表面上是历史的繁荣,实际上是历史的虚无。但是人们满足于这种景观化“好看”的历史,就像满足于种种景观化“好看”的现实。而这种景观会形成和塑造新的记忆,并参与到其后历史的迭代和建构中去。
柯文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大众记忆——人们普遍相信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往往与严肃的历史学家在仔细研究各类史料证据后确定的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是大相径庭的。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历史学家非常重要,但在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更有可能被契合其先入之见的历史——他们感到适意和他们所认同的历史——所吸引,而对更客观的‘真实’历史不感兴趣。”[37]即便就记忆而言,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人们已陷入时间的眩晕感和失忆状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热搜”此起彼叠,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沦为热点并昙花一现,连昨天发生了什么都倍感遥远。这是一个现实大于历史的时代,历史不再重要,人们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忙着去“制造”。
2021.12.12于兰山居

附注:拙文发表,并不代表形成定论或找到答案,而是为了将一团乱麻梳理出一个指向和脉络,便于展开进一步讨论。如果研究河西的历史地理学者在这一课题上有新的发现,获得新的证据,还望能够得到及时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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