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冬 车娟娟丨叶尼塞碑铭所见华夏称号“王”考

作者简介：

白玉冬，1969年生，辽宁阜新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西域历史语言研究。

车娟娟，1987年生，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内容摘要：叶尼塞碑铭是指发现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以黠戛斯语(古突厥语方言之一) 鲁尼文镌刻的碑文、摩崖与器物刻铭等, 是黠戛斯汗国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 在E24卡娅乌珠(Khaya - Uju)刻铭的第6条题记中出现汉字“王” 的音译ong , 在E108乌尤克欧尔匝克(Uyuk Oorzaq)第一碑和E68伊勒巴基(El-Baji)碑中出现汉字“王”的另一音译oo。第一种语音ong的产生背景是华夏王朝 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非民间的、国家层面上的语言文化交流。第二种译音oo恐怕源 自隋唐时期的西北方音, 其产生背景是操古突厥语的族群与西北方言使用集团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

关键词：叶尼塞碑铭；鲁尼文；王

目 录

一、E24卡娅乌珠（Khaya-Uju）

刻铭的王（ong）

二、E108乌尤克欧尔匝克（Uyuk Oorzaq）

第一碑的王（oo）

三、E68伊勒巴基（El-Baji）碑的王（oo）

四、王之译音ong与oo的产生背景

叶尼塞碑铭, 是指19世纪末以来陆续发现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语(古突厥语方言之一) 鲁尼文碑文、摩崖与器物刻铭等, 是黠戛斯汗国(约8-12世纪?)的历史文化遗存。相比后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的鲁尼文碑文,  叶尼塞碑铭在国内学届鲜为人知。鉴于叶尼塞河流域历史与中国历史, 尤其是与唐辽元清四朝密切相关, 其蕴含的史 料学价值有待深入挖掘。兹就华夏极具代表性的政治术语“王”在叶尼塞碑铭中的存在进行考述, 以为引玉之砖。

一、E24卡娅乌珠（Khaya-Uju）

刻铭的王（ong）

E24卡娅乌珠(Khaya-Uju)刻铭位于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赫姆奇克河东岸Lime村外8公里的岩壁上, 至少包括 21 处鲁尼文、回鹘文、藏文题记, 以及其他多个印记、 图案。关于该刻铭, 瓦西里耶夫(D.D.Vasilyev)刊出了黑白图版和部分摹写, 但未给出换写。囧于鲁尼文字迹漫漶, 从事鲁尼文文献研究的拉德洛夫(W.Radloff)、汤姆森  (V.Thomsen )、奥尔昆 (H.N.Orkun)、马洛夫(S.Ye.Malov)、阿勒陶 (P. Aalto)、库兹拉索夫(I.L.Kyzlasov)、爱丁 (E.Aydin)等前辈学者各自给出了部分题记的释读,但不包括第6条题记。此第6条题记,被刻写于疑为氏族印记的、为人字形图案所切断的圆圈内部(图1)。人字形图案下方自上而下有十字架形状和两个开口朝下的圆弧状图案。鲁尼文字母共13个, 位于圆圈内侧二分之一上部, 呈半圆状。笔者依据图版, 给出其客观公正的摹写 (图2)。鲁尼文自右向左行文, 按逆时针方向镌刻。字母第1-8 右旋约90度镌刻, 字母第9、10、11左旋约30 度镌刻,字母第12、13左旋约90度镌刻。依笔者释读, 文字为𐰞𐰧𐰖𐱄𐰴𐰼𐰙𐰴𐰆𐰭𐰆𐱀𐰉 > B ṡ W ŋ W Q y r Q T Y ŋ L, 可转写做 baš ong oq yir qïtay-ïng ol。其中,用于书写ṡ > s的字母𐱀不见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碑文,仅出现于叶尼塞碑铭和中亚的鲁尼文碑铭以及鲁尼文写本中。用于书写ŋ > ŋ的字母𐰧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碑文上的𐰧（nt）写法近同,是𐰭（ŋ）的异体字。此外,B ṡ > baš(首领)或许存在换写作T l s,视作tölis(突利施部)的不规则写法的可能性, 姑不取。学术界公认,阙特勤碑(建于732年) 东面第 31-32行中2次记录的W ŋ T W T W uQ > ong totoq 即汉字王都督的音译,ong 即王的译音。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汉语王之译音wang出现之前,自元代至清末蒙古语一贯使用ong来音译汉语王。蒙古语的ong究竟是直接抑或间接借自古突厥语,现阶段还难以考证,但二者之间应该存在前后传承关系。言ong是汉语王在中国北方民族语中的传统译音,亦不为过。如此,上述ong(王)与紧前面的 baš (首领) 构成同义词重叠。之后的oq存在二种可能,第一种是名词箭,引申意义是部落; 第二种是强调用词。鉴于紧随其后的yir是土地之意,此处oq视作源自弓箭的部落之义较为稳妥。接下来的qïtay-ïng是国家名契丹后续名词所属格词缀ïng。末尾的ol未写出第1个字母 W。此写法虽然与鲁尼文正字法相悖,但于叶尼塞碑铭中并非偶然。古突厥语句尾的ol通常充当判断助动词,相当于汉语的“是”, 此处正是此用法。

综上,E24卡娅乌珠(Khaya-Uju)刻铭的第6条题记,直译是“首领王的部落土地是契丹的”。看来, 该碑铭反映的历史背景是契丹与黠戛斯之间的交往。关于此问题之讨论偏离本文主旨，拟另撰文，兹不赘言。

二、E108乌尤克欧尔匝克（Uyuk Oorzaq） 第一碑的王（oo）

E108乌尤克欧尔匝克(Uyuk Oorzaq)第一碑属于墓碑, 1974 年发现于今图瓦共和 国乌尤克盆地的欧尔匝克地方, 现存图瓦博物馆。关于该碑文,瓦西里耶夫刊出了图 版、换写和摹写,科尔姆辛给出了换写、转写和俄译文,爱丁等给出了摹写、转写和土耳其语译文。据介绍, 该墓碑由四面体深灰色鹿石制成,高364厘米,宽22-31厘米,厚23-31厘米,上有多个动物图案和4行鲁尼文铭文,墓碑以第一人称语气写成。笔者依据瓦西里耶夫的图版核对前人释读,可以确信的是,第1行介绍墓主品德高尚及其离世,第2行希望将其诅咒的能力给予自己的民众,并言曾经杀死过15名战士,第4行自称是El Tay(国驹之义) 的儿子匐惧(Bögu) 。不过,关于第3行,笔者对前 人的释读不敢苟同。

据瓦西里耶夫给出的图版(图3),其第3行可以换写作 W L  ṡ m n : ṡ b s ṡ : W Y uQ e n : l g Q : W W : e g ü k Y W Q : e n///G W Y//r ü n e č : Y e ü // 。其中的第18-19字母 W W ,虽然在图版上清晰可见,但不知何故在瓦西里耶夫的摹写上后者被涂上了斜线,且被换写作〈…〉,以示不明。而科尔姆辛将其换写作 Q W D,转写作 qod 。然依据图版,科尔姆辛读作D D的字母是W。虽然D有可能简写成与前后连续出现的二个W近似的它的上半段,但仍然无法把一个W视作D D。科氏的这种处理明显与文字不合,兹不从。爱丁等在摹写中只给出了第18个字母W,转写作u [š]?。如此,上述学者的换写和转写不得不令人生疑。

我们知道,在源自隋唐汉语音的日本汉字音中,王作oo。而且,在以回鹘文标记的元人释智汉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回鹘语(古突厥语方言之一) 残片SI Kr. IV 817文书中,王作ww>oo(wo)。鉴于以上二点,笔者以为上述W W完全存在转写作oo,视作汉字王的译音的可能性。该第3行,笔者建议转写作ulušïmïn sub saš uyuqïn elig aq oo ig ök yoq ////////// , 译作“ 由于我的国度,由于领地,国王——白色王才没有疾病”。其中,sub saš uyuq 的原义是“水、原始的地标”,用于书写aq(白色)的文字并非通常的鲁尼文正字法的Q‧𐰴,而是近似于𐰵。不过,此种写法在叶尼塞碑铭中亦属常见。此处的aq oo(白色王),虽然寓意不详,有待加深讨论,但其与之前的elig ( 国王)属于同位语关系。

总之,据E108乌尤克欧尔匝克( Uyuk Oorzaq) 第一碑,除了前一节介绍的ong外,汉语王的译音在叶尼塞碑铭中还存在oo的可能。

三、E68伊勒巴基（El-Baji）

碑的王（oo）

E68伊勒巴基(El-Baji) 碑亦属墓碑,1902 年发现于大叶尼塞河南侧支流Barik河附近的伊勒巴基地方,现藏米努辛斯克博物馆,馆藏编号为37和37a。碑石高210厘米,宽40厘米,厚 10 厘米,4面共29行鲁尼文铭文。关于该碑文, 瓦西里耶夫给出了换写、摹写和图版,科尔姆辛给出了其中 6 行的摹写、转写、俄译文和词注,克兹拉索夫(I.  L.  Kyzylasov)在《俄罗斯考古学》刊出了摹写和转写,枡本哲着重对汉字铭文进行了解读,爱丁等给出了摹写、转写、图版和土耳其语译文。白玉冬则给出了 ABCD 四面完整的录文、换写、转写、中译文和必要词注。兹据瓦西列耶夫的图版(图版 4),并参考前人释读,给出侧面(B面,仅一行)的换写、转写和译文。

(B)‧ŋ‧z‧l‧i‧g:‧ŋ‧L‧p:‧a‧ŋ‧s‧n‧[b]‧(i)‧l‧auk:‧#‧(Y)‧[i]‧T‧[a]:‧s‧i‧z‧m:‧y‧ü‧z‧B:‧S‧W‧W‧B‧W‧D‧N‧m‧a:‧Q‧D‧ṡ‧m‧a‧ük‧ü‧s‧[m‧a‧D‧R‧L‧T]m:

bïng az eliging alp ang sän bil ök yïta äsizim yüz baš oo bodunïm - a qadašïm - a üküšim - ä adrïltïm

1 一千阿兹(Az)族,你的国王是勇敢的!首先你要知道!正是!无能为力!我的痛苦!一百名首领王,我的民众,我的家族,我的众人,我离别了。

关于上引文中的B : S W W > baš oo (首领王),瓦西里耶夫换写作y/// D W,与其图版不合,兹不从。鉴于B:S的B和S无法与其之前或之后的文字构成一词,且其中的间隔符号“:”是中间欠缺的一根竖线,兹不否定该间隔符号“:”是鲁尼文字母e的风化的可能性。退一步而言,由于叶尼塞碑铭中多出现不符合鲁尼文正字法的表述,此处的“:” 即便是间隔符号,亦不妨碍该词读作B:S > baš(首领)。与前面介绍的日语王的汉字音oo,以及元代回鹘文佛典中出现的汉字王的回鹘语音oo相同,此处B:S > baš(首领)之后的W W > oo同样存在汉字王的译音的可能。笔者之所以这么认为,还基于另外一个理由。即,该baš(首领)与oo(王)匹配构成同义词重叠,与后面的bodunïm(我的民众)、qadašïm(我的家族)、üküšim(我的众人)共同构成墓主的告别对象。此种逝者对现实人物的逐一告别,正是叶尼塞碑铭典型的程式化表达方式。如是,从上引文不难看出,墓主是统领一千户Az 族的领主国王(elig),其手下配有百名首领王(baš oo)。据文义,号称王的人物在其手下可能不止一人。

综上,在叶尼塞碑铭中,前人未进行释读的E24卡娅乌珠(Khaya-Uju)刻铭第6条题记中的 W ŋ > ong,视作汉语王的译音没有问题。而关于E108乌尤克欧尔匝克(Uyuk Oorzaq)第一碑和E68伊勒巴基(El-Baji)碑的W W,笔者建议同样是汉语王的译音oo。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叶尼塞碑铭中会出现汉语王的二种不同译音?

四、王之译音ong与oo的产生背景

关于王在叶尼塞碑铭中存在ong和oo二种不同译音的问题,同属古突厥语方言之一的五代宋元时期的回鹘汉字音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

在西北地区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存在汉语王的三种译音ong、oo与vang(wang、waŋ)。如,第一种ong见于晚期回鹘佛典《礼忏文》残片SI 4bKr.175 文书中,其释梵王、诸王、龙王分别作syk v ’n wn [k] > sik van ong、cww wnk > čuu ong、lwnk wnk > long ong。而且在武威出土的元代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面中 , 汉文高昌王被音写作qao čang ong。第二种oo除了前面介绍的《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回鹘语译本外,还出现于蒙古西部出土的高昌回鹘早期的回鹘文乌兰浩木碑文中。该碑文第3-4行记录墓主追随于伽高昌王(Ögä Qočo-oo)出征达靼(Tatar) 部落。其中的高昌王 (Qočo - oo)即吐鲁番当地之王,恐怕就是高昌回鹘的某位国王。第三种vang(wang、wa)的用例很多。如《仁王般经》(即《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 ),回鹘文作žin wang pan ki。吐鲁番出土德藏U9090(T  Ⅱ Y 48)回鹘语文书是名为Üträt的佛教居士在羊年3月23日抄写经书时的跋文, 其回向的对象之一写作čaisi vang / waŋ(差使? 王) 。

关于回鹘汉字音,B.Csongo曾依据新疆出土回鹘文文献进行讨论。虽然他把这些材料一并归为唐代不免有牵强之嫌,但其相关考述仍有参考价值。据其归纳,在回鹘汉字音中,中古汉语宕摄字的-ŋ存在三种音 。第一,-ŋ消失, 元音圆唇音化;第二,圆唇元音发生鄂化;第三, 元音保持不变,-ŋ保留完整形式或有可能转变成-γ。高田时雄则依据对《慈恩传》等回鹘语材料汉字音的比对,指出其可能存在二种体系,一种为经典颂咏者体系,另一种为不受此限制的体系。并推定在回鹘西迁至东部天山的9世纪中期,该地区作为读书音保留有长安方言,此后长安方言渐次衰微,而吐鲁番本土方言的地位逐渐获得提高。鉴于高田时雄的结论源于其对敦煌出土汉藏对音材料的语音分析,建立在对敦煌地区历史变迁的考察基础上,相比较而言高田的结论更具启示意义。笔者以为,叶尼塞碑铭所见汉语王的译音ong与oo,反映的是不同时期传入的源自不同地域的汉语音。其第一种译音ong与阙特勤碑的王(ong)一脉相承,源自隋唐时期或在其之前(如北魏时期通过鲜卑语)传入古突厥语中的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正统的中原汉字音,也是中国北方民族语中的标准的传统译音。ong 音的产生背景是以中原为政治核心的华夏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非民间的、国家层面上的语 言文化交流,与高田时雄所言“经典颂咏者体系”之语音的产生背景相近。第二种译音oo恐怕源自隋唐时期的西北方音,是不受“经典颂咏者体系” 限制的译音,其产生背景是操古突厥语族群与西北方言使用集团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

顺提一下,笔者此前在后突厥汗国暾欲谷碑(约建于720年左右)中释读出了oo(王)。具体而言,关于该碑第19-20行(第1碑东面第1-2 行) 的、换写为W s i N B W nt T W : y W R T D a : Y T W Q L W R r t i : 的一文, 学界释读意见不一,笔者建议转写作oosïn bunta atu yurtda yatu qalur ärti,译作“他们在那里(或在那时) 射杀其王并留居在了营帐内”。并且,依据鲁尼文碑文中存在以一个字母代写前后连续出现的同一音的现象,以及在源自隋唐汉语音的日本汉字音中王作oo,在以回鹘文标记的元人释智汉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回鹘语残片SI Kr.  IV 817文书中王作 ww > oo (wo),主张第一个字母W可以转写作 oo,视作源自隋唐西北方音的汉语王的译音。 由于阙特勤碑中的ong即王的译音,当然会有意见认为同属后突厥汗国碑文,为什么暾欲谷碑的王作oo,而阙特勤碑的王作ong? 这与前面介绍的叶尼塞碑铭中的王之译音为 何是ong/oo 完全相同。关于这一问题,我想从以下二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暾欲谷碑和阙特勤碑的性质及其创建年代之间的差异使然。相比732年建造的阙特勤碑和734年建造的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是暾欲谷本人在世时为自己个人所建记功碑, 并不属于后突厥汗国官方性质的碑文。根据碑文内容,暾欲谷碑创建于毗伽可汗即位后不久,约716-720年,属于突厥鲁尼文碑文中年代较早的一个。相比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中出现T的不规整写法,以及有悖于前二碑中所见鲁尼文正字法的、后舌音文字与前舌音文字之间的混用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 第一种可能是因为年代尚早,鲁尼文正字法尚未规范使然,第二种可能是不代表后突厥汗国国家意志的、属于个人碑文的暾欲谷碑用字用语更为朴素或亲民使然。相反,阙特勤碑以毗伽可汗的语气写成,是毗伽可汗为纪念其弟阙特勤去世而建造,属于代表后突厥汗国国家意志的国家层面的碑文。既然如此,在用字用语上它当然要更严谨、更规整,会对此前碑文中不规范之处予以更正,避免同一问题的再次出现。推而言之,恐怕源自隋唐西北方音的暾欲谷碑中的王之译音oo,有可能在阙特勤碑中被改写成了后突厥汗国官方认同的王之音译ong,即隋唐或其之前传入古突厥语中的中原汉字音,也即中国北方民族语中的传统译音。

第二,源自不同时期、不同汉语方音的传统译音与实际用译音并存所带来的语音的多样性使然。关于此问题,除了前面介绍的二种回鹘汉字音,即经典颂咏者体系和不受此限制的体系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实例。如北朝人所言漠北国名柔然,在南朝人的记录中写作芮芮。在当代日语汉字音中,源自南朝的吴音和来自隋唐的汉音二者并存。在当代蒙古语中,北京存在二种译音,第一种是传统的书面语 begejing,第二种是现代的口语beijing。清明亦存在二种译音,即传统的书面语čilmen(如辽宁阜新的蒙古语) 和现代口语čingming。其中,begejing和čilmen当源自明代汉语音,但在口语中与当代语音beijing和čingming并用。同理,汉语王以ong和oo二种不同的语音,在不同时期被借入到包括黠戛斯方言在内的古突厥语中,日后并列行用于后突厥汗国或黠戛斯汗国境内,并不偶然。

综上,从前面介绍的三方叶尼塞碑铭来看, 王在黠戛斯语中存在二种语音ong与oo,王( ong/oo) 在黠戛斯汗国内部的政治功能与秦汉以降中原华夏的王之功能近同,泛化成为国王 (elig)或可汗(qaγan)手下的名臣贵族的勋称, 且人员名额不定。而且,在叶尼塞碑铭中,从汉语借入的oo(王)与当地语言固有的elig(王、领主) 和baš(首领)的并列使用,以及totoq(都督) 、公主(qun čuy)、刺史(čigši)、长史(čangši) 等源自中原的职官称号的使用, 表明华夏文化在当时的叶尼塞河地区并未受到排斥, 相反部分政治术语渗透到了黠戛斯汗国统治体系内。

(采自D.D. Vasilyev,Korpus tyurkskikh runicheskikh pamyatnikov basseyna Yeniseya,Leningrad:Nauka,1983,p.98.）

(采自D.D.Vasilyev,Korpus tyurkskikh runicheskikh pamyatnikov basseyna Yeniseya,p.85.)

(采自D.D.Vasilyev , Korpus tyurkskikh runicheskikh pamyatnikov basseyna Yeniseya,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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