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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发生——兼论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的关系

天津社会科学 天津社会科学 2021-09-10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注释从略
 
理论之发生
——兼论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的关系
 
郁振华
 
摘  要  在“实践的优先性”的思想主题上，海德格尔与实用主义有相通之处。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海氏思想中实用主义面向的限度；聚焦于理论之发生问题，便可看清这一点。在此问题上，存在着转折模式和拓展模式的对峙，前者的代表是海德格尔和德雷福斯，后者的代表是劳斯和布莱特纳。在这两种竞争性方案中，转折模式比起拓展模式更具说服力。通过回应劳斯和布莱特纳的质疑，并且克服德雷福斯诠释中存在的不足，便可勾画一种修正版的转折模式。
关键词  理论之发生  转折模式  拓展模式  海德格尔-德雷福斯  劳斯-布莱特纳
 
 拙作《超克沉思传统：基础存在论方案之考察》从知行哲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重置古典三项的方案。在意大利学者沃尔皮（Franco Volpi）看来，基础存在论的三大核心观念与古典三项有对应关系。此在（Dasein）对应于praxis/phronesis（实践/实践智慧），上手状态（Zuhandenheit/readinessto-hand）对应于poiesis/techne（制作/技艺），现成在手状态（Vorhandenheit/presence at hand）对应于theoria/sophia（理论/理论智慧）。按照沃尔皮的论述，海氏方案包含两大论旨：（1）此在是praxis/phronesis的存在论化和彻底化；（2）现成在手状态（对应于theoria/sophia）导源于上手状态（对应于poiesis/techne）。总的说来，沃尔皮倾力于证成论旨一，对于论旨二则没费太多笔墨，而以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则对论旨二多有发挥。由于论旨二与实用主义的“实践的优先性”（the primacy of practice）原理若合符契，因此，海氏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自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本文先就海德格尔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作一番概述，然后聚焦于理论之发生问题的探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所谓理论之发生问题，不是指存在者层次上的科学史和科学发展的问题，而是指理论态度的存在论起源（ontological genesis）问题。按笔者的概括，在此问题上，存在着转折模式和拓展模式的对峙，前者的代表是海德格尔和德雷福斯，后者的代表是劳斯（Joseph Rouse）和布莱特纳（WilliamBlattner）。论辩中的思想最具活力，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将介入这场争论。在这两种竞争性方案中，转折模式比起拓展模式更具说服力。一方面，我将回应劳斯和布莱特纳对转折模式提出的质疑；另一方面，我认为德雷福斯对转折模式的诠释也有改进的余地。因此，一种修正版的转折模式是我的结论。
 
一、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

近年来，实用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众多倡导者中，美国哲学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论述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哲学上的一场巨变，皮尔士、詹姆士、杜威和米德等哲学家领先于他们的时代。在反叛近代哲学的笛卡尔主义的过程中，古典实用主义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有不少相通之处。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可以看到与古典实用主义相似的思想主题。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奎因、戴维森、塞拉斯、罗蒂、普特南、麦克道威尔、布兰顿等人创造性地发扬了实用主义传统；而在欧陆哲学中，阿佩尔、哈贝马斯、霍耐特等人也富有新意地化用了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共同分享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使得流行的分析-大陆之分显得肤浅又多余。伯恩斯坦断言，在过去150年间，最好的哲学思考都可视为实用主义思想主题的各种变体。在此脉络中，他将20世纪描述为“实用主义的世纪”。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倡导的“实用主义转向”，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响应，正富有成果地展开。
作为一种哲学倾向，实用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想为之寻找一个统一的定义，显然是不明智的。1908年，在“pragmatism”一词诞生10周年之际，拉夫乔伊（Lovejoy）就著文分疏了其13种涵义。在之后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版本的实用主义更是层出不穷。一个更为可行的方案是由普特南提供的。在他看来，与其将实用主义理解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组思想主题，实用主义哲学家们本着不同的关切、以不同的方式对它们作了论证。在《实用主义和道德客观性》一文中，他列举了实用主义的四大主张：（1）反怀疑主义，（2）可错主义，（3）反对事实和价值的二分，（4）实践在哲学上的首要地位。当然，我们还可添加别的主张，而且不同论者也会有不同概括，但在这四点上，估计人们会形成较大的共识。在本文的主题内，我们着重强调其中的第四点，即实践的优先性。英文“pragmatism”包含希腊词根“pragma”，意思是行动，英文“practice”（实践）、“practical”（实践的）就由此衍化而来。
正是在“实践的优先性”这一思想主题上，伯恩斯坦看到了海德格尔与实用主义的相通之处。“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引入上手状态和现成在手状态的区分，并主张上手状态的优先性时，他呼应了实用主义关于实践和行动优先性的主张”。在英语世界中，德雷福斯的海德格尔研究影响极大，其《在世》一书被看作从实用主义立场解读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在德雷福斯看来，海氏哲学质疑了一系列传统哲学的预设，其中之一是“超然的理论观点高于投入的实践观点”。哲学家们认为，只有从日常实践操劳中脱离出来，才能发现事物的真相。“实用主义者质疑这一观点，在此意义上，可把海德格尔视为将已包含在实用主义者如尼采、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著作中的洞见，作了彻底发挥”。不难看出，德雷福斯在此所说的预设，正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就形成的沉思传统。就挑战沉思传统而言，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者堪称同道。
受德雷福斯的影响，从实用主义视角来诠释海德格尔的不乏其人。欧克兰特（Mark Okrent）是其中之一，其《海德格尔的实用主义》一书是该方向上的重要探索。该书从六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海氏的领会（understanding）概念，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方面：实践领会（practical understanding）之于理论领会/认知领会（theoretical/cognitiveunderstanding）的逻辑优先性。欧克兰特认为，在基础存在论中，“领会的首要类型是实践性的、行动者导向的（understanding how）而非理性论的或精神性的（understanding that）。不领会如何实施各类行动或如何使用各类工具，就不可能领会某物如此这般或相信某个命题为真”。欧克兰特用understanding how和understanding that来界说实践领会和理论领会，并主张前者之于后者的逻辑优先性，这与赖尔区分knowing how和 knowing that，并强调前者之于后者的逻辑优先性，可谓异曲同工。欧克兰特对海氏领会概念的诠释，印证了实用主义的核心主张：实践的优先性。
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海德格尔与实用主义的差异，或者说认识到海氏思想中实用主义面向的限度。布莱特纳在一项关于海德格尔和杜威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了两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罗蒂接受欧克兰特聚焦于领会概念对《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第一篇的解读，认为“一旦领会被以杜威和海德格尔所意图的方式去理智化，即把所谓‘对超越利害的理论真理’的追求，看作是以其他方式对实践的延续，那么，大多数标准的实用主义学说就会随之而来”。布莱特纳认为，杜威和海德尔格以各自的方式主张，认知或理论是“以其他的方式对实践的延续”，即主张理论是从实践中派生出来的。承认理论的派生性，也就是承认实践的优先性。那么，是否像罗蒂所认为的那样，从承认实践的优先性就可以得出大多数标准的实用主义学说呢？布莱特纳认为，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并没有逻辑必然性。他以实用主义真理论为例，对此作了阐明。杜威和海德格尔都承认实践的优先性，这是两人的共同点，但他们很快就各行其道了：杜威从生物主义立场出发，注重观念（断言、判断等）解决问题的功能，主张真即有效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论；海德格尔则拒斥生物主义，其解蔽的真理观聚焦于揭示，强调被意指（断言）的事物与事物本身之间的同一性（identity），与强调问题-解决的实用主义真理观相去甚远。可见，虽然就承认实践的优先性而言，海德格尔分有了实用主义的基本洞见，但他并不接受其他标准的实用主义学说（如实用主义真理论），其实用主义是一种有限度的实用主义。
海氏哲学实用主义面向的限度，不仅体现在真理问题上，而且体现在理论之发生问题上。对于理论如何发生的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给出了一种回答，德雷福斯对之作了阐述和发挥。海德格尔-德雷福斯关于理论之发生的观点，可称作转折模式。劳斯和布莱特纳质疑转折模式，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主张可称作拓展模式。以下笔者先分述两种模式，然后回应劳斯-布莱特纳对海德格尔-德雷福斯的质疑，并为转折模式作辩护。
 
二、转折模式

针对理论之发生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一种解释模式：“就回答理论行为的发生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来说，对寻视考虑及其格式的时间性描述应有何种帮助呢？只在于：这一描述弄清楚了从寻视操劳到理论揭示这一转折的此在式的处境”。海氏的主张可概括为转折模式。按照德雷福斯的诠释，该模式包括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ation）和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两个环节。
（一）日常寻视操劳之残断
为了解理论之发生问题上的转折模式，人们通常关注《存在与时间》第16节和第69节，但在笔者看来，第13节已完整勾画了转折模式的基本轮廓，值得重视。该节主旨是阐明“认识是此在的根植于在世的一种样式”。海德格尔说：

为了使对现成事物的观察式的规定性认识成为可能，首须“操劳着同世界打交道”的活动发生某种残断（Defizienz/deficiency）。……这种向着世界的存在方式乃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在世界内照面的存在者只还在其纯粹外观（eidos）中来照面。……只有基于这种向着世界的方式，并且作为这种存在方式的一种样式，才可能以明确的形式“观察”如此这般照面的存在者。这种观察总已选定了某种特定的方向去观望某种东西，总已瞄准了某种现成的东西。它先就从照面的存在者那里取得了一种“着眼点”。……知觉的完成方式是把某某东西看作某种东西，把它作为某种东西来谈论。在解释这种最广泛意义的基础上，知觉就变成规定。被知觉的东西和被规定的东西可以在语句中被说出，于是就作为这样被道出的东西保持和保存下来。有所知觉地保持关于某某东西的命题，这本身就是在世的一个方式。

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活动发生残断，世内存在者以现成在手状态呈现于此在之前，这构成了转折模式的第一个环节：去脉络化。选定某种特定的方向去观望现成事物，将其作为某种事物来谈论、解释、规定，并用命题加以表达，这构成了转折模式的第二个环节：再脉络化，其要义是将现成在手事物纳入某种特定的理论筹划。可以说，在第13节中，转折模式已轮廓初现，在第16节和第69节b中，海德格尔对之作了进一步阐述。
海德格尔认为，平均日常状态是此在最切近的存在方式。在日常在世的过程中，我们在世界中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在各种打交道的方式中，对此在而言，最切近的不是纯粹的知觉性认知，而是操作着、使用着的操劳。海德格尔认为，理论认识本质上是为对现成在手事物的把握，而操作着、使用着的操劳活动首先就表现为与包括用具在内的上手事物打交道。只有当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操劳活动遭遇障碍时，才会引发对现成在手事物的理论认识。在第16节中，海德格尔列举了此在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活动发生残断的一些情形，比如触目（用具不合用）、窘迫（缺乏某种上手的东西）、腻味（某种东西阻挡了操劳活动）。他说：“触目、窘迫和腻味这些样式具有一种功能，即在上手的东西那里把在手性质映现出来。”当操作着、使用着的操劳活动出现障碍，难以顺畅地进行下去时，原本上手的世内存在者就变成现成在手的东西，成为理论认识的对象。德雷福斯赞同海德格尔的见解，但他认为，海氏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分疏这三种残断情形在派生出理论态度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他将三种情形作了重新排列，把触目（不合用）视作“用具故障”（the malfunction of equipment），把腻味（某种东西阻挡了操劳活动）视作“暂时崩溃”（temporary breakdown），把窘迫（缺乏某种上手的东西）视作“全面崩溃”（total breakdown）。立足于这个障碍逐渐加重的过程，德雷福斯试图对转折模式的去脉络化过程作一番细致的现象学描述。这一诠释颇具新意，很有义理上的生发性，因而引发争议也属题中应有之意。在后续的讨论中，布莱特纳就对德雷福斯的这番诠释，特别是他关于全面崩溃的论述，提出了质疑。
海德格尔认为，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活动和对在手事物的理论考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的方式。“使用着操作着打交道不是盲目的，它有自己视之方式，这种视之方式引导着操作，并使操作具有自己特殊的把握。同用具打交道的活动使自己从属于那个‘为了作’的形形色色指引。这样一种顺应于事的视乃是寻视（Umsicht/circumspection）”。寻视是此在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活动所特有的看的方式。而当我们从制作、操作等活动抽手不干，专注于对在手事物的理论考察之际，一种新的看的方式出现了：“理论活动乃是非寻视地单单观看”。理论活动的“单单观看”与寻视判然有别。“仅仅对物具有这种那种属性的‘外观’做一番‘观察’，无论这种‘观察’多么敏锐，都不能揭示上手的东西。只对物做‘理论上的’观察的那种眼光缺乏对上手状态的领会”。理论性的“单单观看”无法通达寻视所能通达的东西，即上手事物；它所能见及的，只是现成在手事物。
在此脉络中，德雷福斯提醒我们：“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两种形式的‘单单观看’：好奇地看追求贪新鹜奇，惊异地看引发理论。”通常人们将好奇（curiosity）和惊异（wonder）混为一谈，海德格尔则严格区分了二者。好奇是日常此在的沉沦形式，是一种无根的存在状态，它具有三个特征：“不逗留在操劳所及的周围世界之中和涣散在新的可能性之中，这是对好奇具有组建作用的两个环节。它们奠定了好奇现象的第三种本质性质,我们把这种性质称为丧失去留之所的状态。好奇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作为“单单观看”的一种形式，好奇刻画的是如下情形：此在离开切近上手的东西，趋向遥远陌生的事物，并且只就其外观来看待它；此在总是被新的可能性所吸引，像狗熊掰棒子一样地贪新鹜奇；在这种在世样式中，此在被连根拔起。好奇与惊异判然有别：好奇“不寻求闲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它“同叹为观止地考察存在者不是一回事，同thaumazein（惊异）不是一回事”。从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我们不难辨识惊异概念的希腊起源。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即指出，闲暇是产生理论学术的条件，哲学起源于惊异。总之，在两种“单单观看”中，理论源于惊异地看，而非好奇地看。
（二）理论：古典的vs. 现代的
历史地看，理论活动之为惊异地看，有古典和现代之分。换言之，讨论理论之发生，需要分疏古典理论概念和现代理论概念。在《存在与时间》第69节b中，海德格尔试图在时间性的脉络里阐明理论态度的存在论起源。“我们问：在此在的存在建构中，哪些是此在之所以能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生存的生存论上的必然条件？问题的这种提法瞄向科学的生存论概念”。此处的科学是指现代科学，其典范是牛顿力学。因此，第69节b对理论的存在论起源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现代科学展开的。虽然德雷福斯也意识到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差异（详下文），但是他对转折模式的诠释，主要着眼于现代科学。笔者认为，若是结合后期海德格尔的相关著述，便可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我们将发现：转折模式不仅适用于现代理论概念，而且适用于古典理论概念；对于这两个理论概念，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具有不同的内涵。
希腊人为我们提供了古典理论概念的范例。在希腊人那里，理论之为惊异地看就是静观/沉思。在《科学与反思》一文中，海德格尔对“理论”作了一番概念史考察。他指出，“理论”（theory）一词源于希腊文theorein（动词），theoria（名词），本义是对事物外观的静观。“对希腊人来说，理论生活（bios theoretikos），静观的生活，特别是其纯粹形式即思想，是最高的活动”。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希腊人很早就立足于“看之欲望”来理解认知活动。在此脉络中，他将巴门尼德的命题“存在与思维是同一的”诠释为：“存在就是在纯直观的觉知中显现的东西，而只有这种看揭示着存在”；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求知是人的本性”诠释为：“人的存在本质上包含看之操心”。
在古典理论概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两个环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一章以“求知是人的本质”开篇，阐发了一种下学上达式的有关sophia（理论智慧）之起源的理论。在该章结尾处，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各类techne（技艺）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出现了episteme（理论知识）：“在所有这些发明已确立之后，不以提供娱乐和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各种理论知识就被发现了，它们首先出现在人们开始拥有闲暇的地方”。只有当人们从技艺活动摆脱出来，开始拥有闲暇时，理论态度才能成为现实。这便是古典理论概念所包含的去脉络化环节。在此，有必要强调一个有趣的对照：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论”vs. 海德格尔的“残断论”。也就是说，在理论之发生问题上，海德格尔思接千载，用“残断论”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论”。“闲暇论”构成了沉思传统的内在环节，而“残断论”则旨在颠覆沉思传统。
那么，古典理论的再脉络化即理论筹划是如何展开的呢？在《科学与反思》中，在对理论概念作了一番溯源式讨论之后，海德格尔说：“在此不能给出对理论活动（theorein）的进一步刻画，即表明它如何将在场者的本原（archai）和原因（aitiai）带至人的理解和证明能力之前；因为这要求我们反思，对于我们已经长期视作原理（principium）和原因（causa），亦即根据和原因的东西，希腊经验是如何理解的”。虽然行文极为简略，但也清楚地表明，古典的理论筹划是围绕着本原（arche）和原因（aitia）展开的。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亚里士多德关于episteme（理论知识）和sophia（理论智慧）的论说中得到印证。
如上所述，现代科学是现代理论的典范，《存在与时间》正是聚焦于现代科学来阐明转折模式的：第16节对去脉络化环节的讨论已如上述，而在第69节b中，则可看到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理论筹划特征的阐述。海氏指出，同一个命题，比如“这把锤子太重”，在日常生活和现代科学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在日常寻视操劳的语境中，“这把锤子太重”意味着：用它干活比较费力，或者说它难以操作。但是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中，“这把锤子太重”获得了新的涵义，它指的是：这把锤子有重量，它具有重的“属性”，它对垫在其下的东西施有压力，一旦下面的东西被取走，它就会坠落。“如此领会的话语不再是在期备居持于某一用具整体及其因缘关联这一活动的视野中说话了。眼光落在具有‘质量’的东西之上，而所说的东西就是从这种眼光汲取出来的。现在所视见的东西不再属于作为工具的锤子，现在锤子作为服从重力法则的物体”。在前一语境中，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工具的锤子；在后一语境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具有质量的、服从重力法则的物体。在前一语境中，上手事物（如锤子）在用具整体有其方位（Platz/place）；在后一语境中，锤子占据的是一个无法跟其他点区分开来的“世界点”。
不难看出，后一语境之所指就是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兴起的数学化的物理学。海德格尔认为，数学化的物理学的本质特征，是对自然的数学筹划（mathematical projection）。“这一筹划先揭示出一种持驻的现成事物（物质），开启出一种视野，从而主要地着眼于这一现成事物的可从量上加以规定的组建环节（运动、力、处所、时间）”。现代科学从量上来把握现成事物，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之领会。海德格尔进而指出，对自然的数学筹划是一个整体（包括对存在之领会的表达，对主题领域的界定，对恰当的概念方式的勾画等等），其实质是主题化。“我们把这一整体称为主题化。这一整体的目标是这样开放世内照面的存在者：它们能把自己向着纯揭示活动‘对抛’，亦即称为‘对象’或‘客体’。主题化即对象化或客体化。主题化不是才刚‘设置’存在者，而是去开放存在者，从而使存在者可以‘客观地’成为可询问和可规定的”。对自然的数学筹划的实质是主题化，而主题化即对象化/客体化，这一论断揭示了现代科学的再脉络化的基本特征。把存在者作为对象/客体来加以把握，是现代科学的本质所在。
《存在与时间》对现代科学的对象化/客体化特征只是一笔带过，《科学与反思》则对此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如上所述，“理论”一词起源于希腊文theorein（动词），theoria（名词），其拉丁文翻译是contemplari（动词），contemplatio（名词）。德文Betractung （观看或观察）被用来翻译拉丁文contemplatio。Betrachtung有凝视、观看的意思，就此而言，它接近于古希腊theoria的本义，即静观。但在现代科学中，观察获得了一种新的涵义：“Betrachtung（观察）意谓着什么？Trachten（追求）即拉丁文的tractare，操控、加工；追求某物意即朝向某物，追踪它、捕捉它以便把握它。因此，理论之为观察（Betrachtung）就是对实在的一种捕捉式、把握式的加工”。现代科学中的观察不是古典理论中的静观式的观察，而是一种实验式的观察。实验式的观察对应于实在的现代在场方式，即对象性/客体性（Gegenstandishkeit/objectness）。海氏认为：“对象/客体（Gegenstand）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是对拉丁文obiectum的德文翻译。……中世纪思想和希腊思想都未将在场者视作对象/客体。我们将在现代以对象/客体出现的在场者的在场性称作对象性/客体性。”如果说，古典理论的再脉络化是围绕着“本原”和“原因”展开的，那么，作为理论的现代科学的再脉络化，是以对象化/客体化为核心，通过对自然的数学筹划来展开的。
海德格尔指出，science（现代科学），既不同于中世纪的doctrina（学说）和scientia（知识），也不同于古希腊的episteme（理论知识）。希腊科学和现代科学对自然作了不同的理论筹划。他说：“我们不能说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学说是真的，而亚里士多德关于轻的物体上升的学说是假的。因为希腊人对物体和位置的本质以及二者关系的理解，立足于对存在者的不同诠释，这决定了他们会相应地以不同方式来观察和拷问自然事件。”这意味着，现代科学并不是理解自然的唯一方式。在此脉络中，德雷福斯发挥道：“若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为了将各种不同现象关联起来，而不是为了预言和控制它们，那我们揭示的将是目的因（final causes），而不是现代物理学所发现的那种因果力量。”立足于目的因和机械因果性来区分希腊科学和现代科学，是一个颇具概念潜力的方向，下文将作进一步的阐述。
 
三、拓展模式
 
首先质疑转折模式的是劳斯，其工作得到了布莱特纳的呼应。在质疑转折模式的过程中，劳斯和布莱特纳对理论之发生问题提出了一种替代性方案，该方案可概括为拓展模式。
（一）科学研究之为寻视操劳
海德格尔-德雷福斯对理论的存在论起源的探寻，聚焦于如下过程：从对上手事物的寻视操劳，转向对现成在手事物的惊异式的“单单观看”。但是，劳斯指出：“海德格尔从未表明是什么促使人们突然转向这种新的观看事物的方式。这一省略是意味深长的。海德格尔没有阐明我们是如何转向一种去脉络化的观看现成在手事物的方式，因为他不能；这根本没有发生过。”在劳斯看来，理论的本质不在于发现现成在手事物，而在于发现以新的方式来与上手事物打交道。他认为：“科学确实会中止一些日常的与物打交道的活动，但这只是为了以新的方式来操作它们，其存在论品格与日常的实践操劳并无二致。我们认为，科学发现的不是现成在手事物，而是我们周遭的上手事物以新的方式（在新的脉络里）来呈现其自身。”理论态度发源于日常寻视操劳的崩溃，但是，这并非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新的存在方式（现成在手状态）的发现，而是从一种实践操劳引向了另一种实践操劳。
劳斯认为，转折模式误解了科学研究的实践。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寻视操劳的一种形态，而非对现成在手事物的理论发现。在海德格尔的锤子之例中，锤子之为工具与锤子之为具有质量的、服从重力法则的物体判然有别，前者是上手事物，后者是现成在手事物。劳斯不同意海德格尔用上手事物向现成在手事物的转折来解释“质量”概念的发现。他结合科学史给出了另一种诠释。“质量”概念的出现，是为了解决Marchia和Buridan在14世纪提出的“飞矢问题”（theflying arrow problem）。学者们试图在亚里士多德的框架内说明飞矢以及其他各种抛物体的运动，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这促使研究者寻找新的方向，结果发现了“质量”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如“加速度”“力”“惯性”“动量”等等，对运动获得了新的理解。发现“质量”的探究过程与在工场中使用锤子的活动，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当用具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此在会修理用具、替换用具，甚至重构任务。换言之，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寻视操劳。劳斯认为：“在引力场中将锤子看作质量（即加速度的阻力）的能力，是一种寻视能力。通过重新诠释统一说明运动的任务，这种能力在几个世纪中逐渐浮现出来了。”“质量”的发现是一个个案，却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与用锤子锤东西一样，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寻视操劳活动，也会使用各类用具（如仪器、问题表述及解决、理论概念、数学技术等等）；而当科学研究的实践崩溃，科学的基本概念发生危机之际，研究者也会面临触目、窘迫和腻味等情形。
劳斯对转折模式的批判，得到了布莱特纳的响应。与劳斯认为现成在手事物的发现根本没有发生不同，布莱特纳指出，转折模式把理论之发生归结现成在手事物的发现，是一种扭曲的现象学描述。如上所述，按照德雷福斯的诠释，寻视操劳的活动的残断，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的过程，从用具故障（触目）到暂时崩溃（腻味）最后到全面崩溃（窘迫）。寻视操劳活动的全面崩溃，导致了上手事物向在手事物的转折，理论态度由此而起。但是，在布莱特纳看来，这不是一种确切的现象学描述。当锤子坏了，不能作为锤子起作用时，我们瞠目所见的是什么呢？也许是如下现象，即，锤子是由木料和锤子构成的。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构成锤子的质料，金属和木料也都是上手事物，而非现成在手事物。正是金属、木料等构成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然。在使用用具的过程中，整个自然作为上手事物呈现于我们面前。我们遭遇自然的首要的和通常的方式，是把自然当作上手事物，比如当作自然产品、材料、场所（如散步的草地）或障碍（如难以翻越的崎岖山岭）等。作为上手事物的自然构成了我们生存的环境，是我们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活动的依托（anchorage）。移除这个依托，意味着正在进行中的整个应对事业的崩溃。转折模式所说的全面崩溃，意即指此。然而，只有在畏（Angst/anxiety）这种现身情态中，才会发生这种情形。海德格尔指出：“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畏之所畏是在世本身，在此现身情态中，世间出现的一切将对我们全无意义。但是，把科学的发生归结为畏这种情绪，在布莱特纳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说：“很难理解科学的发生如何能通过畏而走向对自然的数学筹划。”
布莱特纳同意劳斯的看法，即，科学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寻视操劳活动。比方说，假如锤子在使用中老是断为两半，我们因此对冶金学发生兴趣，希望对金属有更多了解，以打造更好的锤子。从现象上来说，这里发生了什么？在其现象学描述中，布莱特纳强调了以下两点。第一，这个例子中发生的不是全面崩溃，而是局部崩溃。使用锤子的活动发生故障，引发了人们对冶金学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活动的整体发生了故障。要从使用锤子的活动转向冶金学研究，人们须从使用锤子的特定实践牵连中脱离出来，因为当冶金学家把锤子作为锤子来使用时，是无法研究钢材的抗张强度的。但是，这种脱离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要能回应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冶金学家必须有如下关切，即在金属研究中寻找制作新锤子的潜在材料。第二，当我们从事冶金学研究时，我们还是在与上手事物打交道。当锤子断裂，我们瞠目所见的是什么呢？是切断了所有实践牵连的一堆金属吗？布莱特纳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当下任务而言不合用的一堆金属。它不够硬，因此我们要研究冶金学，以期找到一种够硬的金属，打造一把合用的锤子以完成当下任务。布莱特纳指出，与“这锤子太重或太轻”一样，“该金属够硬或不够硬”是一种典型的描述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语言。
可见，对于因日常寻视操劳之残断而转向科学研究这一过程，海德格尔-德雷弗斯和劳斯-布莱特纳给出了不同的现象学描述。前者认为，寻视操劳活动的全面崩溃，导致了现成在手事物的发现，它构成了理论研究的对象；后者则认为，日常寻视操劳活动的残断是一种局部崩溃而非全面崩溃，当人们从事理论研究时，他们依然是在与上手事物打交道。
（二）标准化：从日常实践到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一种寻视操劳活动，与日常寻视操劳活动没有本质差异，那么，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要从一种形态的寻视操劳转向另一种形态的寻视操劳呢？这涉及到理论之发生问题。若是拒斥转折模式，那么该如何阐明科学理论之发生呢？劳斯没有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但其关于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标准化的见解，为布莱特纳所化用，后者由此阐发了一种关于理论之发生的拓展模式。
不满于流行的理论主导的科学哲学聚焦于科学的理智方面，劳斯主张将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practical activity）来加以分析。在他看来，科学不只是一个信念和理由的场域，更是一个实践技能和活动的场域。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往往是由特定的科学家在特定的实验室内完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地方性。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有多种表现，除了实验室特定的物质配置、技术构成、研究者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外，劳斯还强调了研究者的工艺知识（craft knowledge）、经验（experience）、技能（skill）、能力之知（knowing how）、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等。这些知识内容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非命题所能尽，其充分表达须诉诸实践/行动：“科学知识在基本的意义上是地方性知识，它体现为实践，不能完全抽象为理论以及应用理论的语境独立的规则”。
乍看起来，强调科学实践的地方性，与科学知识的普遍品格有明显的冲突。如何化解这一冲突？受海德格尔关于上手事物的讨论的启发，劳斯认识到，科学实践不仅具有地方性，而且有超越地方性的能力。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

制好的工件不仅指向它的合用性的何所用、它的成分的何所来；在简单的手工业状况下，它同时还指向承用者和利用者。……在批量生产中绝不缺乏这种具有组建作用的指引，只不过这种指引是不确定的罢了，它指向随便哪些人，指向平均。

在简单手工业中，工件指向特定的承用者和利用者；在批量生产中，工件指向的承用者和利用者是不确定的、平均化的，换言之，它指向一般的使用者和利用者。劳斯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形。他采纳拉维茨（Jerome Ravetz）的术语，将科学研究中的平均化努力，称作“标准化”（standardization）。一旦将科学研究中的工具、程序、事实甚至理论加以标准化，其所指会变得更为宽泛，其有效性会越出原来的实验室而适用于其他实验室，甚至更为广阔的世界。标准化使科学成果变得更为强劲（robust）、更为公开（exoteric）。与理论主导的科学观将地方性视为普遍知识的例证不同，劳斯的科学实践论认为，标准化对地方性的超越，是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引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当然，科学实践论并不否认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而是试图为它奠基：“将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描述为地方性实践经过‘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情景（这些情景本身须改变以保障这一转换能顺利进行），我想是成立的。这不是说科学知识没有普遍性，而是说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总是根植于地方性的能力之知，后者处于专门建构起来的实验室场所之中”。立足于标准化概念，劳斯试图协调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
布莱特纳用发生实用主义（genetic pragmatism）来回答理论之发生问题。发生实用主义不同于实质实用主义（substantive pragmatism）。布莱特纳认为，《存在与时间》第15-18节描述的日常世界，在实质的意义上，是一个实用的世界。它是任务导向的，为手段-目的关系（“为了作”、“为何之故”等）所规定。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与上手事物打交道，为完成某项任务而行动，而一项任务会引向另一项任务。任务、行动以及牵涉到的各种用具，最终都指向人的自我解释。发生实用主义在满足实质实用主义的要求外，还有更进一步的主张。在日常实践中，总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可能的方案是从事科学研究。发生实用主义不仅将科学研究看作是一种为手段-目的关系所规定的活动，还将其视为对日常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问题的解答。布莱特纳试图在彻底的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科学理论之发生，强调在科学研究中，人们还是在与上手事物打交道。
如果说，劳斯的标准化概念主要聚焦于科学研究本身，那么，布莱特纳则将其化用来解说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关系。在他看来，发生实用主义对科学理论之发生的阐述，与劳斯对科学研究中的标准化过程的刻画，是完全一致的。标准化使得科学研究的成果变得更易转移（portable），更为强劲，使其有效性越出某个特定的实验室而拓展到其他实验室，乃至更为广大的工作世界（work world）。布莱特纳认为，从日常生活转向科学研究，比如从使用锤子转向冶金学研究，实质上也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使用锤子的活动受阻，把我们引向冶金学研究。如果对金属有了更好的了解，我们就能制造更结实的锤子，这样，就可以锤打不同的、更硬的钉子，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锤打，如此等等。所以，冶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标准化的努力。“标准化是对实践的（手段-目的）问题的解决”，其目标是使我们的用具和能力更易转移，更为强劲。
总之，劳斯-布莱特纳认为，日常寻视操劳活动受挫，并不引向对现成在手事物的发现，科学理论之发生，旨在发现新的方式来应对上手事物，这是通过标准化的努力而实现的。因为日常寻视操劳活动不够强劲，不易转移，所以需要从事科学研究，以更好地解决手段-目的问题，去发现更为强劲、更易转移的寻视操劳活动。理论之发生，不在于转折，而在于拓展。
 
四、回应和辩护
 
劳斯-布莱特纳在质疑转折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拓展模式。问题是，其质疑是否站得住脚？其替代性方案是否有说服力？在本节中，笔者将回应劳斯-布莱特纳对海德格尔-德雷福斯的质疑，并为转折模式作辩护。笔者的回应和辩护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结论是一种修正版的转折模式。
（一）海德格尔：早期和后期
劳斯用后期海德格尔来反对早期海德格尔。在他看来，后期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理解，表明他放弃了早期的转折模式而拥抱拓展模式，他引述海氏的《关于技术的问题》《世界图像的时代》为自己的主张作论证。劳斯认为，后期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理解强调了如下两点：（1）注重实验而非观察；（2）重视备用物（Bestand/standing reserve）而非对象/客体（object）。笔者认为，劳斯对后期海德格尔的解读是不能成立的，在理论之发生问题上，海德格尔的立场是前后一贯的。
先看实验和观察的区分。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研究（research）。劳斯说：“这种研究的特点是以实验而非观察的方式进行考察。”关于实验，海德格尔在该文中说：“确立一项实验意味着如此这般地表征或思考各种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某特定系列的运动可按其必然进展来理解，换言之，可事先以计算来加以控制。”  在引用海氏的这句话之后，劳斯诠释说：“在这里根本没有使事物去脉络化以就其外观来遭遇它们的内容，与之俱消的是现成在手状态的观念”。这一诠释能否成立？后期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实验特征的强调，是否构成了对转折模式的反驳呢？答案是否定的。如上所述，转折模式包含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两个环节，涵盖古典理论概念和现代理论概念。《存在与时间》69节b对于现代科学的再脉络化特征作了初步勾画：以对象化/客体化为核心的对自然的数学筹划。海德格尔说：“只有借如此得以筹划的自然之‘光’才会发现‘事实’，并为从这一筹划加以调整界说的实验设定‘事实’。”（黑体强调为引者所加）现代科学立足于对自然的数学筹划，通过设计实验来发现科学事实。当然，《存在与时间》对实验只是一笔带过，而《世界图像的时代》则对现代科学的实验本性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特别强调实验以规律（law）的奠基为前提。可以说，在实验问题上，《世界图像的时代》进一步发展了《存在与时间》，而不是反对之。劳斯显然没有看清这一点，没有理解这两个文本之间的这一层关系。此其一。还有，劳斯似乎没有充分理解转折模式包含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两个环节。就现代科学的发生而言，实验属于再脉络化环节，而非去脉络化环节。“现代科学的表征方式把自然作为一种可计算的力的系统来追踪捕捉。现代物理学之为实验物理学不是因为它运用仪器来追问自然。反过来才是真的。因为物理学已作为一种纯粹理论，如此摆置自然以使其作为一种可计算的力的系统来展示自身，因此它订制其实验的目的，正是为了询问当自然被如此摆置时它是否以及如何报告其自身”。也就是说，实验构成了现代科学之理论筹划的一部分。所以，通过强调现代科学的实验品格，来否认其摆脱日常寻视操劳以发现在手事物，是不能奏效的，因为它们分属不同的环节，相互之间没有紧张关系。此其二。再者，劳斯简单地将观察与实验相对立，实在是欠思考的。如上所述，在海氏看来，现代科学之为理论包含观察，当然，与古代理论之静观式观察不同，现代科学的观察是实验式的。此其三。
再看劳斯提到的另一个区分：对象和备用物。劳斯认为，就对科学的理解而言，后期海德格尔不再使用《存在与时间》中的术语，他放弃了现成在手事物和上手事物的区分，而代之以对象和备用物的区分。他进而指出，在这个后期的概念区分中，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后者：鉴于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海氏“认为把事物看作自主的对象/客体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遮蔽了它们从属于技术的本质。我们可以将它们理解为现成在手事物，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看不清它们之所是”。
对于劳斯的这一批评，笔者有两点回应。首先，劳斯将对象与现成在手事物简单等同起来，是成问题的。现成在手事物是日常寻视操劳活动残断的结果，属于转折模式之去脉络化环节；而对象/客体则是现代科学理论筹划的结果，属于转折模式之再脉络化环节。换言之，只有在现代科学的理论筹划中，现成在手事物才呈现为对象/客体。对于这一层义理上的曲折，劳斯缺乏足够的敏感。其次，劳斯对于海氏关于对象/客体与备用物的区分的理解也失之片面。与对象/客体和备用物的概念区分密切相关的，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关系问题，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二者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海氏明确强调了对象/客体和备用物之间的差异。现代科学在其理论筹划中将实在看作对象/客体，而现代技术则将一切视为备用物。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现代技术的特点是促逼自然，摆置自然，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来开发、改变、储藏、分配、转换自然的能量。在这种解蔽方式中，“一切事物到处都被预订来待命、来即刻到位，以备进一步的预订。以这种方法被预订的东西有其自己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备用物”。关于对象/客体和备用物之别，海德格尔一语道破：“以备用物的方式来待命的（stand by），就不再以对象/客体的方式与我们相对待（stand against）”。
但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指出，在本质的意义上，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是一气贯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对象/客体可以向备用物转化。“当人把自然作为他的一个思想领域来加以考察、观察和追踪，他就已经被一种解蔽方式所支配，这种解蔽方式促逼着他将自然当作研究对象/客体，一直到对象/客体消失在备用物的无对象性/无客体性之中”。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为同一种促逼自然的解蔽方式所支配，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对象/客体和备用物是该连续体上的两个环节。这种解蔽方式首先现身于现代物理学兴起之际，只是其时尚未充分显发，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说，“现代物理学是座架的先兆”。而随着现代物理学从经典物理学向原子物理学转变，这种解蔽方式得到了充分彰显：“在原子物理学的最新发展中，甚至对象/客体也消失了；主客关系作为一种纯粹关系获得了相对于客体和主体的优先地位，被把握为备用物。对象性/客体性转变为备用物的稳定性，这是一种源于座架的稳定性”（斜体强调为原文所有）。可以说，对象/客体和备用物的差异，体现了促逼自然的解蔽方式之显发程度的差异：当它未充分显发时，对象/客体不同于备用物；当它充分显发时，对象/客体转变为备用物。总之，在海氏那里，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对象/客体和备用物，既有相异之点，更有相通之处，劳斯只强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其理解有明显的偏蔽。
(二)局部崩溃、全面崩溃和畏
在第三节中我们看到，布莱特纳对转折模式的质疑，指向了全面崩溃和畏。他认为，转折模式所刻画的寻视操劳的全面崩溃，只有在“畏”这种现身情态中才会出现，而将科学的发生归结为“畏”是难以理解的。那么如何面对这一质疑呢？
在此问题上，值得重视的是费尔（Joseph Fell）的一项研究。海德格尔认为，在此在的平均日常状态中，用具的上手状态优先于理论对象的现成在手状态，后者是前者之派生的（derivative）、残缺的（privative）形态。费尔的独到之处，在于掘发了海氏思想中一种更深层次的现成在手状态，即，由畏所揭示的纯粹现成在手状态。海德格尔说：“畏之所畏为世界之无；而世界之无不等于说：在畏中经验到世内现成在手事物的某种不在场。恰恰是现成在手事物必须来照面，这样一来，它便当然全无因缘而会在一种空荡荡无所慈悲的境界中显现。”费尔认为，在畏中来照面的现成在手状态，不仅构成了用具的上手状态的基础，而且构成了理论对象的现成在手状态的基础。
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全部沦陷，所以，费尔认为，纯粹现成在手状态之被揭示，意味着日常寻视操劳的全面崩溃。在他看来，海德格尔所说的“触目”“窘迫”和“腻味”，属于局部崩溃；而现成在手的理论对象的出现，也是局部崩溃而非全面崩溃的结果。不难看出，费尔与德雷福斯的诠释颇为不同。后者将海德格尔的三种残断情形重新排列，将“窘迫”诠释为全面崩溃，进而主张：日常寻视操劳的全面崩溃，导致了现成在手的理论对象的发现。布莱特纳质疑的正是德雷福斯的这一主张，在他看来，从事理论研究局部崩溃就够了。就此而言，布莱特纳和费尔的看法倒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布莱特纳和费尔的看法也许是更稳妥的。换言之，就作为理论对象的现成在手事物的发现而言，转折模式不必执着于全面崩溃。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触目、窘迫和腻味都能在上手的东西那里，将现成在手性揭示出来。这是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相反，若是执着于全面崩溃，反倒是拘泥了。其实，德雷福斯本人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在《在世》第四章中，他强调现成在手事物的发现是全面崩溃的结果，但在第十五章中，其主张多少有所弱化。他说：“即使不能将我们的材料完全去脉络化，因而我们的科学理论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寄生于我们的文化实践和语言，一旦发现我们具备这样的实践样式，能揭示与我们的目的无关的、无意义的、现成在手的材料，我们就能运用理论的再脉络化，使我们的科学理论更加远离日常世界。”在不能完全去脉络化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揭示现成在手的材料，进而将其再脉络化以建构科学理论。换言之，对于作为理论对象的现成在手事物的揭示而言，全面崩溃不是必要条件。
费尔的研究也有助于化解布莱特纳的困惑。一旦区分了畏所揭示的纯粹现成在手状态和理论对象的现成在手状态，科学在存在论上起源于畏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问题。畏揭示了世界之无。海德格尔说：“现在在对‘无’的追问过程中弄明白了，这个科学的此在只有当其自始即嵌入‘无’中时才可能有。只有当科学的此在不牺牲‘无’时，科学的此在才能在其所是的情况中了解自身。”  畏所揭示的无，构成了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转折模式和拓展模式的争论中，德雷福斯和布莱特纳都提及了费尔的这项研究，德雷福斯的态度是同情的，布莱特纳的态度是批判的。布莱特纳不同意费尔对畏的解释，但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德雷福斯引费尔为同调，却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工作，没有看到费尔和自己的差异。除了上文提及的两人在局部崩溃和全面崩溃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之外，费尔强调畏所揭示的是“无”的境界，而德雷福斯则强调，畏所揭示的自然具有其存在者状态上的结构，是一个包含了自然种类和因果力量的自然界。费尔的诠释也许更接近海德格尔的本义。总之，笔者认为，费尔的这项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理论之发生、全面崩溃和畏的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上手事物之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布莱特纳在质疑转折模式，主张科学研究也是一种寻视操劳时，还提及了一个理由，即，海德格尔本人就认为，上手事物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存在与时间》69节b中，海氏指出：“即使上手事物也可以成为科学研究与科学规定的课题；例如，把研究某一周围世界、研究某人的环境同研究某一历史传记联系起来。日常上手的用具联系，它在历史上的产生、利用，它在此在中的实际地位，这是经济学的对象。上手事物无须失去其用具特征也照样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对象’”。历史传记和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上手事物。布莱特纳由此得出结论：“科学的兴起与在手事物的兴起不必重合”。
这一质疑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笔者在此将其作为一个开放问题，而努力给出一种试探性的回答。在我看来，该问题可置于19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争的脉络中来理解。显然，历史传记和经济学都属于精神科学。而转折模式对理论之发生问题的讨论，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也许我们可以对海氏的思想作如下发挥：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现成在手事物，精神科学的对象是上手事物。按此理解，海氏关于历史传记和经济学以上手事物为对象的论述，就不会与转折模式相抵牾。
（四）视角转换
在笔者看来，拓展模式的最大缺陷，是遮蔽了如下事实，即，以牛顿力学为典范的现代科学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当劳斯断言，从上手事物到现成在手事物的转向根本没有发生时，他症候性地体现了这一缺陷。而拓展模式的弱项，恰恰是转折模式的胜场。
拓展模式基本没有涉及古典理论概念，它聚焦于现代科学。上文提到，希腊科学与现代科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关于自然的理论筹划，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二者的差异可表述为亚里士多德传统（Aristotelian tradition）和伽利略传统（Galilean tradition）的对峙。冯·赖特说：“就其关于科学说明的观点而言，两大传统之间的对峙通常被刻画为因果说明（causal explanation）和目的论说明（teleological explanation）的对峙。第一种也叫机械论说明（mechanistic），第二种也叫目的论说明（finalistic）。”伽利略传统着眼于机械因果关系来预言、说明现象，亚里士多德传统则致力于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理解事实。
与此相应，希腊科学和现代科学与日常寻视操劳活动的关系也迥然不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为了作”、“为何之故”，布莱特纳所说的“手段-目的关系”，都是目的因的具体表现。日常寻视操劳为目的因所界定。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希腊科学也包含“手段-目的”维度；不仅如此，希腊科学还根据目的因来对自然作理论筹划。因此，希腊科学与日常寻视操劳之间有两层一致性。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现代科学也包含“手段-目的”维度，但是，就对自然的筹划而言，现代科学的特点是抛弃目的因而专注于事物的机械因果关系。所以，现代科学与日常寻视操劳有连续性，更有断裂，甚至对立。相对而言，后者更为本质。对于日常寻视操劳而言，手段-目的关系穷尽了其所是；但对于现代科学研究而言，手段-目的关系只触及了表层，而未及本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现代科学与日常寻视操劳有种类差异。
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亚里士多德传统和伽利略传统的对峙，构成了我们理智生活的基本格局。在更深的义理层次上，按照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说法，这一对峙就是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对峙。所谓主观视角或内在视角，是指个体从自己所处的某地来看待世界（view from somewhere），所谓客观视角或外在视角，是指个体努力走出自身，不从任何特定的地方出发来看待世界（view from nowhere），以形成关于世界的超然观点。内格尔认为：“通过摆脱一种更为主观的、个体的视角，甚至人类的视角，就会产生一种客观的立场。”客观视角或外在视角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巨大成就，体现了人的超越冲动，然而，它却不能穷尽实在的全部内容。要完整地把握实在，主观视角或内在视角不可或缺。内格尔说：“人类理性极富成果的超越冲动与主观视角之间的紧张，是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理论、人类行动理解等领域中哲学问题的根源。该超越冲动试图抛开主观视角却只能与之共存。”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之间既紧张又共存的关系，贯穿于人类生活。亚里士多德传统倾向于对事物作目的论说明，体现了主观视角或内在视角；伽利略传统专注于事物的机械因果关系，体现了客观视角或外在视角。从人类认识史看，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意味着在过去几百年中，客观视角或外在视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从日常寻视操劳向现代科学的过渡中，包含了一层曲折，其实质就是从主观视角转向客观视角，从内在视角转向外在视角。劳斯-布莱特纳的拓展模式漠视这一重大的视角转换，海德格尔-德雷福斯的转折模式则试图认真对待之。可以说，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两个环节，兑现了这一视角转换的实质内容：先是日常寻视操劳的残断导致了现成在手事物的发现，再将其对象化/客体化并进行数学的筹划。二者的结合，对于现代科学之为理论如何发生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
(五)修正版的转折模式
在这场关于理论之发生问题的争论中，笔者更倾向于海德格尔-德雷福斯的转折模式。正是由于德雷福斯的阐释发挥，转折模式产生了广泛影响。劳斯-布莱特纳对转折模式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经德雷福斯诠释的海氏思想而发。然而，我们也看到，德雷福斯的诠释亦有可议之处。上文已经提及两个方面。(1)虽然也提到了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差异，但德雷福斯对转折模式的诠释，主要着眼于现代科学。而在笔者看来，转折模式既适用于现代理论概念也适用于古典理论概念。在第二节中，我们尝试在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中来阐发转折模式。(2)德雷福斯重新排列日常寻视操劳发生残断的三种情形，把现成在手事物的发现视作全面崩溃的结果。受费尔的启发，笔者则认为，理论对象的发现，只需局部崩溃；全面崩溃这种极限情形，留给“畏”也许更为合适。除了这两点，笔者还想指出，德雷福斯在诠释转折模式的过程中，将传统存在论（traditional ontology）归结为好奇，可以说是一种失察。如上所述，“单单观看”有两种情形，好奇地看和惊异地看。德雷福斯指出：“根据理论筹划和仅仅静观/沉思的区分，海德格尔可以区分惊异和好奇，前者能引发理论反思以通过发现新的抽象关系来促进理解，后者则只是凝视事物。”将理论筹划对应于惊异没有问题，但将静观/沉思对应于好奇则难以成立。静观/沉思是古典理论概念的基本特征，其基础是惊异而非好奇。这种对应上的错位，使得德雷福斯看不清传统存在论的真正根源：“此在可以仅仅凝视而不再脉络化。这种超然的关注以及它所揭示的孤立存在物，导致了传统存在论的产生”。仅仅凝视而不去再脉络化，只会东看西看，满足无根的贪新鹜奇，不可能产生传统存在论。作为episteme（理论知识）的一种形式，传统存在论是古典理论再脉络化的结果。总之，一方面，德雷福斯于转折模式的阐扬功莫大焉，另一方面，其诠释亦有可改进之处。克服其不足，一种修正版的转折模式就呼之欲出了。这是我们介入这场争论所得到的结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来结束本文的讨论。在过去几十年中，学界对这一论题的开掘日渐深入。人们认识到，海德格尔哲学和实用主义既有相通之处，也有重要差异。第一节提到，布莱特纳强调，在真理问题上，海德格尔哲学的实用主义面向是有限度的。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转折模式和拓展模式对海氏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布莱特纳认为，从海氏早期哲学中可以发展出一种发生实用主义。发生实用主义是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立场，它认为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寻视操劳，是对日常寻视操劳活动中产生的问题的回答。相反，德雷福斯在阐发转折模式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虽然海氏主张理论源于日常寻视操劳，因而与实用主义有共识；但再进一步，海氏就与实用主义分道扬镳了，其立场毋宁是一种诠释学实在论（hermeneutic realism）：自然科学能够把握独立于人类实践的客观实在，把握自然种类及其因果力量。要言之，诠释学实在论标出了海氏哲学实用主义面向的限度。正是通过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讨论，学界对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这一论题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项目号：15ZDB01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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