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正在进入新经济发展时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世界经济体系开始由传统经济占主导逐渐向新经济占主导转变。新经济是一种以信息化和互联网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综合。新经济发展给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生产力理论、商品理论、交换理论、再生产理论带来了挑战。针对这些新的挑战，面对新经济带来的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在财富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生产力理论、商品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上不断创新发展，以提高其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的能力。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新经济 科技革命 信息 数字 智能化 “新经济”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是指由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体系。2014年习近平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此后，新经济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经济是信息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等的综合体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形态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体系开始由传统经济占主导逐渐向新经济占主导转变。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经济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带来了许多实践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生产方式，与此相适应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生产关系，这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在全球新科技革命推动下，新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新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助于减缓传统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如，微信改变了人们之间的通信方式，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沟通的便利性；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可以预计，未来新经济将在更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当交通、通讯和能源三个要素同时发生转变时，也意味着新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教授认为，“新经济就是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是由数字技术（其核心是硬件、软件和网络）等所产生的巨大技术进步带来的机器革命，其基本特征是，这场革命克服了人类大脑智慧的局限”。从国内研究来看，李海舰等认为“新经济可被定义为基于‘硬’驱动和‘软’驱动交互驱动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从‘硬’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金融、新制造、新零售、新服务所驱动；从‘软’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思维、新理念、新制度、新规则、新业态、新组织、新机制所驱动”。舒红兵提出，“新经济，即新近出现的能以自身供给创造有效需求的经济形态。这个定义有三个关键词：新近出现、创造需求、经济形态。曾五一等人认为“凡是由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新型经济活动与新的运行模式都应该包括在新经济统计考察的范围之内。依据国内外关于新经济的内涵界定，我们认为，“新经济”是一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以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基础，以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为内核的新型经济形态，是创新经济、科技经济、知识经济、服务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综合体现。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新经济以信息、数字、数据为基本要素，以网络为平台，实现了所有人所有物的互联互动互通。新经济又被称为“四新”经济，具言之：（1）新技术，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为基础，集成可植入技术、无人驾驶、3D打印、基因测序等新技术的技术体系。新技术能够迅速形成新产品和新产业，推进市场创新，通过市场力量产生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2）新产业，表现在新技术直接催生新的产业；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进一步延伸出新的产业；将新的科技成果、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产业分化裂变、升级换代、跨界融合衍生出新的产业。（3）新业态，与高新技术与新市场需求相适应，在技术创新基础上从现有产业中衍生出的新产业形态和新产业活动。（4）新模式，是指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为实现用户价值和企业持续盈利目标，对企业经营的各种内外要素进行整合和重组，形成的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商业运行模式。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新变化，经济方面主要体现在：（1）经济形态的新变化。不同于以制造业为基础建立的传统工业经济形态，新经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石，摒弃了传统经济形态标准化、规模化、模式化、效率化、层次化的特点，追求网络化、个性化、差异化、速度化。（2）资源配置模式的新变化。新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产业形态、组织结构以及商业模式，使诸多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配置方式变得多样化；使消费者权益得到提升，消费者可以通过使用权交易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3）从产业分立走向产业融合的新变化。旧经济是产业分立的，新经济则是产业融合的。新经济中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使产业从分立走向融合，产业融合带来了放大效应。（4）产业活动的新变化。传统经济以生产活动为中心，资源配置的核心在生产环节，提高生产效率往往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新经济则以研发和服务为中心，更加注重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5）产业发展模式的新变化。新经济时代逐渐体现为创客时代，大规模、集中性的产业集聚模式和企业扩张模式不再流行，“小而美”、智能化、便捷化的产业形态将大量涌现。这种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有助于解决资源消耗与浪费等问题。（6）技术内生动力的新变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关键在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等。新经济时代的核心是技术进步，新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新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升级将改变人类重复机械劳动的场景，使人类进入全新的智能化时代。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以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背景的，其理论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新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新经济的日益兴起，不仅使人类生活和生产发生了较大变革，也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形成了新的挑战。财富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目的，财富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国家财富增加的源泉是活劳动，交换只是财富价值实现的方式。在财富形式上，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财富的理解局限在财富使用价值上，以物品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将使用价值作为财富的内容。随着货币的产生，以货币形态为主导的财富观得到发展。货币被认为是财富唯一的存在形式，只有可以转变为货币的物品才是财富，一国的财富总量主要取决于国家拥有的金银等贵金属总量。进入20 世纪中期之后，以知识形态为主导的财富观开始出现，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向以知识社会为特征的后工业化社会迈进，知识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日益流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对财富的贡献率超过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因此，经济学家把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看作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和促进财富增长最有效的途径。新经济的发展对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带来了如下挑战：第一，形成了新的数据资产，对传统资产理论构成了挑战。新经济企业创造出大量的新型资产——数据资产。与重资产相比，数据资产在新经济企业中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在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例如，互联网医疗借助大数据分析能够为特定患者提供特定分析结果，并且能够记录患者的医疗经历，在医疗反馈环节完善之后，云计算将能实现全样本数据的无遗漏分析，大大改善医疗研发领域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创造了新的数据财富，对传统财富理论构成了挑战。互联网企业拥有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在新经济时代成为一种新的财富。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整合，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例如，京东等企业在为个人客户提供搜索服务或销售商品的同时，采集和整理了大量用户行为数据，借助于支付、配送等后续服务，电商网络还能收集到更加详细的信息，通过有效的挖掘和分析，这些一手数据可以不断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第三，改善了福利水平，对传统福利理论构成了挑战。传统的福利理论主张通过提高收入或者提供物质产品来增加福利，新经济则可以通过一系列共享服务提高福利。例如，腾讯集团等互联网企业通过提供大量免费或低价的信息和娱乐服务，使用户在无偿享受这些服务的过程中，增加了福利水平；互联网远程医疗使得落后偏远地区的居民也可以享受到发达地区的优质医疗服务。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并根据表面复杂程度把劳动划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提出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倍加的基本原则。在新经济背景下，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已经不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发展，因为新经济背景下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新经济时代需要把劳动划分为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在新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形式变化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带来了如下挑战：首先，劳动的主体形式发生了变化。新经济条件下创造性劳动是基本的劳动形式和价值创造主体。创造性劳动是指从事专门研究、创造、发明、发现的劳动，包括科学研究、技术发明、软件开发、新产品研发等活动以及企业家的创造性经营管理活动。创造性是新经济条件下劳动的最主要特征。新经济背景下的主要劳动要素是网络、数字和智能机器，这些都是由技术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网络、数字和智能机器的技术是模块化技术，具有组合和递归特征。在新经济背景下，“新技术都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有技术又来源于先前的技术。将技术进行功能性分组，可以大大简化设计过程，这是技术模块化的首要原因。技术的组合与递归特征，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技术本质的认识。而新技术的形成以及技术的组合与递归都是通过创造性劳动产生出来的，创造性劳动成为新经济的第一需要。创造性劳动的价值量取决于劳动的创新程度和能动性，因此新经济条件下需要着力研究以创造性劳动为主的劳动价值论。其次，劳动过程中的耗费发生了变化。劳动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人类劳动力的使用和耗费，创造性劳动则主要是智力的耗费。马克思认为，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和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 劳动过程不过都是人类劳动的耗费, 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方面的生理耗费。而且这种生理上的耗费不过都表现为两种形式, 即“脑力”的耗费和“体力” 的耗费。脑力的耗费又表现为一般的智力运用, 一般的智力运用凭借劳动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而实现，“创造性的智力运用则以知识的积累为基础, 在科学理论上产生突破, 形成新的科学原理, 形成新的劳动程序。创造性劳动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运用的是智力、科学技术和知识, 是一种智力劳动”。随着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变，创造性劳动在生产过程及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地位逐步下降。再次，劳动价值决定量发生了变化。新经济背景下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的划分使传统劳动价值论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换算原则变得没有实际意义，针对新的变化必须重新确立新经济条件下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的换算原则，充分肯定创造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创造性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激发创造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性劳动和非创造性劳动的换算关系不再是倍加关系，而是“几何级数”关系。劳动时间不是创造性劳动量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创造性劳动量的大小取决于创造性劳动的创新程度和能动性的发挥程度。生产力理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就是劳动生产力，是人们生产和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能力，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积累的生产能力。马克思把劳动生产力分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自然生产力。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下，新工艺、新材料不断涌现，生产力概念也在发生重大转变。生产力要素不只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信息、数据、网络、知识、技术等都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新经济时代，要素生产力地位下降，组合生产力地位提升。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发展的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范式中，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中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的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由于科学抽象法的局限性，主要以物质生产力为考察对象, 没有把脑力劳动、教育、科学文化等看成主要生产力因素。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不断出现，给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提升，对传统生产要素理论提出了挑战。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使用的生产要素的级别不同。资本和劳动力是传统经济模式下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知识、技术、人力资本、信息、数据、平台、系统是新经济的关键生产力要素。传统政治经济学强调物质生产力，在生产力要素中主要关注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简单生产要素，新经济背景下，高级生产要素的地位和重要性显著提高，需要新的生产要素理论对此进行研究。其次，创新在生产力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对生产要素结构理论构成了挑战。新经济的本质是创新。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创新的核心主要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家是主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体系。新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其核心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这些创新使得创新在生产力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再次，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力动力理论形成了挑战。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重视生产工具和一般生产要素，新经济时代创新驱动生产力显得尤为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将美国经济构成划分为三个部分：传统经济体系、知识经济体系和新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知识经济体系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新经济体系则是以新兴产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新经济体系以高技术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依托，核心驱动力在于创新，创新形成新的产业，如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等。创新也可以通过新机器的广泛使用，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创新的驱动力是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以及资源的利用。它确实带来了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也可以带来利润的上升”。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为了售卖而生产的劳动成果，其基本属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中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这两种属性中，价值是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是自然属性。不同商品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不同的使用价值由商品的自然属性决定。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使用价值构成了财富的物质内容，交换价值是由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交换而产生的，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新经济条件下新的商品形式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理论构成了挑战，主要体现为：第一，信息商品对传统商品理论的挑战。新经济的核心在于信息化，信息化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基础设施的信息化、生活方式的信息化、传统产业的信息化等。信息化的核心内容涉及信息的生产和应用。信息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生产要求发展一系列高新信息技术及产业，涉及微电子产品，通信器材和设施，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的制造，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等领域。信息产品与实物商品的生产、交换等完全不同。实物商品的生产是大规模生产，适应大众化需求，没有体现个性化，而且也难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信息经济在生产上的特质体现在三个方面：批量化定制、灵活制造和适应性技术。批量化定制就是把大批量生产转变为按照个人需求定制产品，灵活制造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够生产。第二，数字产品对传统商品理论的挑战。数字产品指信息内容基于数字格式的交换物以比特流方式运送的产品。与传统商品不同，数字产品不是可消费产品，数字产品被消费的是数字产品所代表的思想和数字产品的用处，而且数字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传统产品通过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劳动创造价值，数字产品的附加值是科技附加值，数字产品的技术知识密集性正是高附加值产品的特征。同时数字产品具有时效性，就是会在一段时期内较受欢迎，一段时间后过时，因此时效性是影响数字产品定价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智能产品对传统商品理论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智能机器人、机器翻译、共享汽车等行业的新产品不断涌现，在城市规划、智能交通、卫生健康、国家安全等领域形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独特优势。智能产品与传统商品不同，传统商品可以单独消费和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是通过使用并融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服务来提供所需要功能的信息物理产品或系统。同时智能产品与食品、衣服等短期消费品不同，其主要是长期消费品。例如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智能产品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长期用途。依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后，经济世界由生产供应方和消费需求方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部分构成。生产供应方按照需求方的需要，组织产品生产，而后拿到市场上与消费需求方交换。需求者则依据自己的收入，决定其购买。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需求者可以在网络空间中与生产者实时进行有关产品的信息交互，使生产系统可以做出精确的反应和行动。新经济时代的这些变化，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带来了如下挑战：首先，新经济背景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会改变。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社会资源的配置是由生产方与需求方，通过相互作用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点来实现的。每一种产品的平衡点都表达了社会生产资源被分配到该产品生产上的份额及数量，所有产品的平衡点汇集起来就是某一时期内社会生产资源的实际配置结果。在新经济时代，市场机制将从经济运转机制的核心位置上消失，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将从供给和需求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反复碰撞形成秩序的机制，转向有计划的精准的组织管理机制。只是这种“计划机制”不像以往有过的由中央计划部门进行的事前统一计划，而是经济活动进行过程中通过各方的即时信息交互而实现的动态精准计划。其次，新经济背景下价格机制的作用将发生改变。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价格由市场供需双方确定。在新经济体系中，价格由生产者初步确定后，报系统按某类产品的价格计算模型进行最终审定。为了能够准确地核定价格，使其符合产品的消耗及有用性，需要新的价值理论。新的价值理论将把产品生产消耗的计算从生产过程的直接消耗扩展至对自然环境的消耗以及产品本身各类消耗的持续供应能力和替代难度等方面，这也使得人们需要在新经济时代重新建立起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三者之间和谐共存的新行为准则。再次，新经济背景下货币体系将发生新的变革。在新经济体系中，货币将继续承担产品价值的外化表达的职责，每个主权国家仍有权力根据自身的经济规模按照适当的机制发行各自的主权货币。在“全球电子贸易系统”中，系统能够实时动态地计算出任一国家的购买力基准，人们可以预先设定一个商品篮的标准价格，并取它的某个分割比例作为一个国际标准货币单位，由此世界各国就可以将自身币种的购买力基准与这个国际标准货币单位进行比较，进而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实现通兑通换，这种通兑通换体制将更加公平合理，并能够有效推动国际经济贸易走向全面繁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中两大部类必须保持恰当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积累与消费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构成了整体社会再生产的全部内容，其中物质资料再生产不断为社会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料。物质资料的生产伴随着人口再生产不断进步。人口再生产又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得以不断进行的条件，社会再生产的发展过程不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人口再生产的过程。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扩大再生产以简单再生产为基础。新经济的发展给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带来了如下挑战：首先，新经济更加强调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因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是物质资本的再生产。在新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本比物质、货币等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创造性，能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概言之，新经济背景下的再生产过程中，更加强调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被传统政治经济学忽视了的人力资本再生产。其次，新经济的再生产是依赖数字的再生产。传统经济的再生产依赖于物质资本的循环和再生产。新经济中数字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依赖于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数字化的经济系统，数字经济系统中各个环节互联互通，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在数字化技术和制造技术融合的背景下，整个生产活动都依赖于数字的再生产，根据用户的需求，通过信息资源的分析、规划和重组，实现对产品设计和功能的仿真模拟。再次，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经济再生产的关键要素。一方面，在新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可以重复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其价值不会减少，反而能够增加。知识可以渗透到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或降低成本，或提高产出。知识与生产要素结合的范围越广，其降低的成本或提高的产出越多，当新的知识再进一步投入时，就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新经济时代，再生产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信息在新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降低交易成本、构筑新的产业秩序的作用。因此，探讨新经济的再生产过程需要重视知识和信息要素的作用。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迎接新经济时代挑战的创新取向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解释和指导现实世界的能力，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传统政治经济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针对这些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创新发展才能正确地解释世界，并合理指导实践，具体来看：第一，拓展财富理论，构建现代财富理论。财富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新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富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财富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物质财富、货币财富、生态财富多个阶段。新经济背景下，人类进入到了现代财富时代，信息财富、知识财富、数据财富的地位日益突出，由此也需要拓展财富理论，把数据财富、信息财富、知识财富等无形财富纳入财富范畴，重视知识和创新在财富获取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拓展劳动价值理论，建立质量型的价值理论。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了便于研究问题，传统政治经济学采取科学抽象法，抽象掉了质量差别，所以传统劳动价值理论是数量型的。而且在传统经济时代，质量问题并没有完全显现，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主要依赖于数量的扩张。在新经济背景下，价值创造、价值形成和价值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端生产要素、创新、知识以及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重要，这就需要拓展劳动价值理论，建立质量型的价值理论。第三，拓展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范围，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在“四要素”基础上，包括基本制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宏观经济等基本内容。新经济的发展对这些基本内容和范围都提出了挑战，需要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基本理论。新经济的发展虽然带来了新的变化，但是新经济并未改变经济活动的本质，经济活动仍然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几个基本环节，但以新的方式和效率推动经济运行。面对新经济的新变化，政治经济学需要不断发展财富理论、价值理论、生产力理论、商品理论、再生产理论等基础理论，以提高政治经济学解释现实的能力。第四，更新研究方法，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发展政治经济学。传统政治经济学主要采取科学抽象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本质，这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科学性的体现。在新经济背景下，经济活动的形态和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一方面，需要在科学抽象法的基础上，扩展研究方法，采取经验归纳法、案例分析法、历史归纳法、历史统计法等多种方法分析新问题、研究新案例、形成新概念、建立新范畴、归纳新理论，增强政治经济学对新经济带来的新变化的解释力，在新经济背景下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完善新经济的统计方法和统计体系。“研究制定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为改进新经济统计调查体系，完善新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加强新经济统计数据在经济形势分析、预测预判预警方面的应用提供依据”，以保证我国新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西部沿线省区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绩效评价研究”（项目号：19JJD790007）、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研究”（项目号：2019ZDWT0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作者：任保平 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