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为社会思潮的国家民族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
李 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摘要】在理论上，作为社会思潮的国家民族意识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是现代中国诸多群体和组织的共同特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家主义信奉者的独立性。他们的思想只能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中曲折发展，其学说呈现出了某种脆弱性，最后倒是在文学的想象中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形成思想与文学的一种独特的互动现象。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我们获得的文学图景日益宽广，在超越了过去的左/右、先进/落后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后，中间地带的丰富内涵成为我们发掘的重要对象。在自由主义作家之外，包括国家主义团体所构成的“第三势力”也浮出水面，他们对于文学的影响开始为学界所关注。但是，这种思想倾向所产生的文学意义是不是真正塑造了引人瞩目的“第三种力量”，或者说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三条“独立”的道路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事实是，国家主义的理念——爱国主义、民族忧患等已经是现代中国诸多群体和组织“共享”的重要资源，以国家主义为旗帜的这批知识分子并没有“独享”的资格。与之同时，在现实的层面上，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其基本意识形态也持续挤压和收编着相近的思想主张，信奉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更大的独立发挥的空间，他们的思想只能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中曲折发展。当然，这样一来，也形成了思想与文学的一种独特的联结方式，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选择的互动现象中意味深长，值得我们梳理和考察。 国家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但是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学说，国家主义却是兴起于近代西方，是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国家主义形态虽然多样，但如下主张却是具有普遍性的：第一是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性，即申言国家利益的不可分割性；第二是以国家为所有选择的前提，主张国家至上，其他诸如个人、家族、社会等都必须服从于国家。从思想史、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学说与传统中国的政治观念有着颇多差异。梁漱溟指出：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
梁启超就是这样的最早的“觉悟”者，他一针见血地剖析了“国家”与“朝廷”之别，希望通过对国家主义的构建启导中国人的责任感。“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国家主义在晚清引入中国，主要出于启蒙“新民”、改造中国的强烈需要，它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构想出来的思想系统，而是近代知识分子基于民族生存危机的一种战略选择，在本质上与近现代知识分子引入科学、民主、共和等思想如出一辙。与近代启蒙大潮中进入中国的其他现代性观念不同，这种基于民族危亡的忧虑性选择可能更为质朴，也更具有广泛而普遍的心理基础。近代以后，中国的国家主义信奉者，无论是引领风潮的梁启超，还是自少年中国学会、醒狮社、中国青年党一路发展过来的主力，抑或从美国留洋归来的大江社同仁，都饱含着赤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忧患意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国家主义也就陷入了两重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其一，基于现实危机的这种笼统的心理需要干扰了理论本身的建构。在西方原本就存在的国家主义的内部差异，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者那里被认真勘察和思考，从而影响了中国国家主义理论的清晰性、准确性与有效性。兴起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主义，有着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来源。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已经表达了国家（城邦）优于公民而存在的思想，古罗马的西塞罗将符合自然法作为国家统治正当性的标准，强调国家高于个人。在中世纪，阿奎那将国家作为上帝神性的一部分，从而肯定了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国家政治思想在以上两段历史中既奠定着基础，但也时常与城邦民主思想相交织，并受到上帝意志对世俗化排斥的影响，本身并没有成长完型；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里深刻揭示了国家强势的意义，而霍布斯的“利维坦”学说则标志着古典时代国家主义的确立。不过，其间也夹杂着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洛克、卢梭等的质疑和反思。到了现代，德国从多个方面集中展示了国家主义思想的成果：一方面，康德、黑格尔等人从古典哲学的宏大架构中探讨人—世界关系中的国家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伴随着德国从“落后”起步，强势崛起，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总结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的国家主义理论，例如政治哲学家费希特与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经济学家李斯特与瓦格纳等人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国家冲突的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也开始出现。从现实危机的感受出发，不是国家主义源远流长丰厚的传统，而是其之于德国这样“国家崛起”的现实成果更具实际感染力。于是，远在东方的日本很快服膺于国家主义的思潮，其军国主义显然是承袭了其中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传统。近代中国积极探索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常常援引日本明治维新自比，这样的日本道路当然包括师法德国的选择。梁启超是最早引进国家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后来作为国家主义主体的孤军社成员主要是留日学生，少年中国学会、醒狮派的发起人、主要参与者等也曾经留学日本。但是，这种实用式的思想输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域外国家主义思想的复杂构成，除了当时东南大学政治学教授陈逸凡在《国家主义之今昔观》中介绍“国家有机说”时溯及古希腊罗马等思想史外，绝大多数对“国家主义”的解释都只是从百年来的国家关系、现实需要说起。例如李璜的代表作《释国家主义》： 原来国家的存在虽已是很早的事，而国家主义的发生不过近百余年的事。这是因为拿破仑要想征服世界，已经将许多国家用兵力压制在他的威权之下。于是被压迫的国家便由于这种境地生出“国性”（La nationalité）的问题。受拿破仑之威迫最甚者为德意志与西班牙，于是德意志与西班牙对于这个“国性”的要求也最烈。于是“国性”的学理便一时流行于政治界，全欧各国家随着这个学理而有趋于改造的现象。
在百余年来国家冲突的背景上梳理国家主义，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中国晚清以来的国家民族危机，在这里，理论凸显的是中国自身的现实需要，遮蔽的是它们原本丰富和复杂矛盾的一面。换句话说，像李璜这样的国家主义者更愿意说服我们：中国有着与西方国家“近百余年”类似的国家冲突的遭遇，理应践行在西方卓有成效的国家主义。至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本身还有什么分歧和矛盾，又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危险和问题，则并没有成为他们勘察和警惕的内容。在《国家主义正名》一文中，李璜对国家主义一词在翻译中可能包含的暴力性意义不以为然，认为根本不值得担忧： 有人以为国家主义这个字容易误会成帝国主义（Imperialisme）或军国主义（Militarisme），所以宁肯译为民族主义。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小心了。不但在字面上，这三个字本来是三个写法，在字义上，这三个字本来是三个意思，而且在百年来历史上这三个主义常常是对头冤家，怎么样能混为一谈呢。
在20世纪，国家主义既唤起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觉悟，也形成了破坏世界和平的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这是历史的基本事实，在李璜立论的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现实还是理论都昭然若揭，但他还是选择了视而不见，不能不说留下了深深的理论危机。其二，既然对国家的现实关怀已经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诉求，那么这些国家主义的论说又该如何凸显自我思想学说的独立性呢？翻开国家主义思想浓郁的期刊——《少年中国》《醒狮》《国论》《大江季刊》《孤军》等，我们不难发现到处弥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国家民族沦亡的深切关怀俯拾即是。《醒狮》创刊宣言是： 本社同人，感于外患之纷乘，内争之弥烈，民生之益悴，国命之将倾，爰于民国十三年国庆日，创刊本报。
《孤军》的“孤愤”一直贯穿始终，终刊号以吊唁蔡锷立论： 现在距离蔡先生底去世，已经九个年头了！中国现在的局面，比起蔡先生所不满意的时代，更糟上几千万倍了！“茫茫禹域”，除掉一些“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东西，攫窃大权，作威作福，乱国殃民，再也看不见一个像蔡先生底敝屣尊荣，独率孤军，为国靖难的了！
《国论》创刊，为我们展示的是“极度苦闷中的一番反省”： 中国这个国家所害的病，实在是太沉重了，也太长久了。过去的半世纪，所有一切一切医治的方法，或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是中西并进，药石杂投；甚至有时候荒谬绝伦，还要乞灵于神丹仙药，迷信到方士巫师；以致把一个大好的国家，弄得如今日这样一种景象！
《少年中国》本来就是国家主义的经典命名，它承袭的是梁启超表达国家主义理想的中国概念“少年中国”，这与欧洲国家主义思潮的命名模式——“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或“少年土尔其”一样。少年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对老中国危机的拯救。“闭着眼，把中国的情形想想，真教人‘不寒而慄’。然而再往前面一望，恐怕前途的危险，还不止于此呢？”少年中国人要拯救的就是这个“前途的危险”。《大江季刊》创刊号发出“中国之歧途与末路”的判断：“十年前之中国，尚在歧途；今日之中国，乃真临末路。”问题在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已经属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事实，也是他们各自社会文化理想的基础。国家主义如此，无政府主义也如此；激进革命如此，文化保守主义同样无出其右；自由主义如此，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也如此，当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也如此。夹杂在这林林总总的现代思潮之中，这些以“无偏无党”自诩的国家主义者究竟如何自处？如何确立自己独立的思想文化方向呢？事实上，中国国家主义的形象自始至终都是游移的、模糊的，在早先无法与众多的新青年理想分割开来，只能够说是一个时代的巨大思想群体的局部，到后来也无法在繁复、激烈的国内外思想博弈中独立发声，自创新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沿袭欧洲国家主义的理想表述，寄厚望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新青年》《少年中国》的自我定位由此诞生。如果说《新青年》更像是破除陈迹的勇猛冲锋，那么《少年中国》就更像是苦心孤诣的坚忍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国家情怀的这种思想建设却在《少年中国》群体中孕育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发起人李璜、曾琦、雷眉生倾向国家主义，王光祈、周太玄倾向无政府主义，李大钊、陈愚生则志在共产主义。同样的国家关怀，最终却形成了现代思想史上相互矛盾、斗争的三大主义，这足以说明国家意识的进一步发展绝非国家主义就能够概括的。差不多与此同时，留日学生中酝酿建立了孤军社，孤军社的国家主义思想给了郭沫若很大的启发，促使他自我转向，从个人反抗走向社会革命。然而，郭沫若理想中的革命却不是国家主义所倡导的“全民革命”，而是共产主义的阶级革命。到《醒狮》时期，国家主义的期刊上依然出现了郭沫若、田汉等人的身影，但此时的郭沫若却心怀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内涵的“新国家主义”理想，而田汉也是从《醒狮》上的《南国特刊》出发，最终走向了左翼文化阵营。《醒狮》一方面拒绝着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却难以在自己的期刊上剔除共产主义思想的踪迹，这里的自我盲视其实就是其理论混沌的生动体现。《醒狮》与中国青年党同时拒绝共产主义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但他们无法证明共产主义者的国家意识的无效，也无法真正拒绝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合流。在国共对决的态势中，中国青年党人最终跟随了国民党而非共产党，这一选择已经足以表明他们所标榜的“无偏无党”并不存在，所谓中间地带的“第三势力”完全是名不副实。这都证明了中国国家主义自身思想走向的不确定性，它们很容易就被其他表现强势的力量所裹挟和牵引。 中国国家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多次对文学发言，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成了影响现代文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现代文学与国家主义的相互联系因此值得总结和梳理。不过，在笔者看来，基本的历史结论应当是，无论国家主义多么想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但最终的实际效果却不过是当时官方逻辑甚至官方文学观念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中国国家主义群体中有三位知名的文学理论家，黄仲苏、胡云翼和刘大杰，后两位在国家主义文艺观上着力最多。1925年，胡云翼在《醒狮》上发表《国家主义与新文艺》，这是第一篇明确阐述国家主义文艺思想的论文。它尖锐地抨击了文坛上的不良创作风格——颓废、消极、个人的、脱离时代和社会的文学，而将那些表达民族意识、国民情感的积极向上的创作称作“国家主义的文学”，从此，所谓国家主义的文学就站在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一方面提倡波澜壮阔的，乐观的，猛进的，讴歌“祖国超于一切”的，鼓励民族思想的，带强烈的反抗性的文艺，而反对那些无病呻吟的，卑怯的，违背民族思想的，颓废的，悲观的殉情派的文艺；一方面提倡血和泪的，战争的，悲壮的，祈战死的爱国文艺，而反对那些“沉醉于象牙之塔”的，“据洪炉而高歌”的，失恋的，花妹妹月姊姊的“靡靡之音”。这是国家主义的文学者对于文坛现状猛肆攻击之点，也就表明了国家文艺的特别倾向，至少可以矫正文坛现状之衰症。
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警惕其实正是国民党确立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国家主义的思想扫荡是在迎接官方文艺话语的出场。刘大杰也批评了中国文学寄情山水的传统，称之为“无目的”的文艺：“这种‘无目的’的（No purpose）文艺，在中国绵延了好几千年的寿命。产生了无数的作家，产生了无数的作品。可惜这种的作品，都是贵族的艺术。”“这些不负责任的文学家，这些无目的的文艺作品，在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在列强侵略下的中华民国，再无存在的余地了。”“我们的主张，是真的有目的的国家主义的文学。这种文学，形式是写实的，内容是国家主义的。那些充满了淫欲的悲观的虚伪的无目的的东西，我们应该排斥和驱逐。”这与国民党“三民主义”所要排斥的对象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者呢？他们重想象，情感，天才，追求‘形式和精神上的美’（郁达夫），结果是逃避现实。于是，有的颓废‘沉沦’，有的恋爱享乐，有的热情‘烦恼’，都撞不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中国国家主义在教育问题上讨论最多，胡云翼分析了文学在实施国家主义的教育方面的价值和方法。邱椿在《民族文学与教育》中指出：“某文学家以为民族文学应离开政治作用。这是一种文学独立论，其不合理和教育独立论差不多。人是政治的动物，文学家亦是有政治意识的人。古今文学家多半是政治实行家或理想家。”破除“文学独立论”，论证文学如何从属于国家政治，这与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观对“艺术至上论”的反对如出一辙。总之，就文学思想的独立性而言，国家主义者无甚新意，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文学创见，在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普遍传播的共产主义革命文学理念这两大主流话语的夹击下，显得十分的孱弱无力。与之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文学理论家对自身理念的坚持信心不足，不时流露出自相矛盾的动摇姿态。例如胡云翼，曾经在“祖国超于一切”的框架下论证文学的社会政治追求，但是一旦回到中国文学的历史场景，就情不自禁地因为那些政治的压迫而叹息。1932年，他读清代叶燮的《原诗》，将中国诗歌发展之弊归结到根深蒂固的“诗教”传统，此时此刻，他暂时遗忘了国家主义所需要的文学教育了。1933年，在《中国文学与政治》一文中，他面对历史，慨叹不已：“几千年的中国文学都是受政治的播弄，所以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得不到最大的发展。”“总之，文人要跑上政治舞台想去升官发财，结果终不免要丧失自己，这是文学史很警惕的教训。”中国国家主义的根本局限性就在于其并不具有更深刻丰富的独创性价值，但这种不够成熟的思想发展却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副产品”：思想的表述不是以思想的理性价值取胜，而是在无意之中形成了意料之外的文字风格，形成了现代中国的一种有代表性的修辞形态——丰沛的激情、感性的传达和铿锵的句式。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承载思想，又如何在传递思想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语言修辞，国家主义的表达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也是一种不无讽刺意味的语言效果。在这一语言修辞的层面上，中国国家主义的文学论可谓空洞乏味，但其整个思想论述本身却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文学特色：主观的想象、感性的逻辑、张扬的热情，这些本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却洋溢在关于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具体问题的阐发中，读来仿佛进入了文学艺术的情感交流空间，心神为之起伏摇荡，时而悲戚感伤，时而激情澎湃，这正与国家主义期刊上刊登的多数的文学作品效果相反——文学创作本身主题雷同、同质化严重，非文学的论说、时评却往往诉诸情感，语言颇有煽动性，显露着某种“大文学”的风采。如前所述，中国国家主义对现实的发言都不得不夹杂在多种思想主张的间隙之中，他们热情有余，思考不够，冲动有余，冷静不足，整个思想的边界都不甚清晰，在一系列重大主题（诸如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等）上并不能与其他近似的论述真正区分开来，其主要贡献的话题就是对现代中国各种具体事务的见识，下列话题是国家主义论述的重心：国家主义与中国师范教育之改造，我所理想的中学生，国家主义的教育之意义，军事教育的精神，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教育建国发微，国家主义的教育之发展及其评论，再谭国家主义的教育，国家主义与教育，国家主义与国民教育的改造……这些论述批评多于有效的建设，激愤压过了冷静的思考。例如，因为竭力强调“外抗强权”的意义，对于国外教育资源与教育制度的输入，基本上都是直接在国家主权的政治层面上加以高调表态，简单表达着僵硬的排斥否定态度，很少冷静的具体剖析，外来教育文化的利弊得失并未被深入讨论和分析，也未曾上升到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规律的高度加以设计。这些文字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饱满的激情和昂扬的言辞，如同一篇篇战斗檄文，畅快淋漓，绽放着文字修辞的光彩。再如，对于国家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的论述： 国家主义使德意志联邦成功，使意大利南北统一，使美利坚内讧止息，国家主义使欧洲中部亡国复活，使巴尔干各弱国复强，使弹丸三岛之日本一跃为世界一等强国，这种大功是永久不能磨灭的。中国此时，救死良药，也是止有国家主义。
显然，激情的感染代替了逻辑的说服。或者，用自我的抒怀取代理性的说理：“我们深信现在的世界虽异说横流，而主要的思潮仍为国家主义。英法日三国固是国家主义弥满全国。即美国的国际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也都是国家主义在背后做主。”世界主要思潮在主观的“深信”中被传播出去，似乎不再需要更多的材料和根据，这就是文学的修辞！在中国国家主义的教育大义中，“爱国”的道理也没有得到社会史或人类学意义的深远挖掘，而是一种自言自语式的倾诉：“要问我们为什么爱国，因为我们爱自己，爱故乡，因为我们爱人类，爱世界，所以便不能不爱国。”正是在这样的喃喃自语、自我倾诉中，文学的特殊意义被他们发掘了出来：“爱国是真理，是先天的情绪所形成的，不是思想所能解释的；所以我们要增进国民的爱国心，思想方法的效力究竟比较小，而感情移人的效力实在来得大。如其我们要用感情移人的方法，以增进国民的爱国心，便不能不有赖于完全以感情作根原的文学与艺术了。这是国家主义的教育不能不依赖文学的第一点。”就这样，国家主义的哲学不再那么需要思想的逻辑了，因为“文学”话语具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力量：“我们相信国家主义不是一种极高深的哲理，值得我们去瞑想的，它和穿衣吃饭一样不难索解，却和穿衣吃饭一样的重要；个人不穿衣吃饭，便要饿死；国家不讲国家主义便要丧亡。因此，我们不能拿国家主义当哲理去发挥，也许将来有人要著百万言的《国家主义哲学》出来，但是从普遍看起来，国家主义实在是一种不难于索解的思想，当着哲理去发挥，有时是可以不必的。既然我们不能拿国家主义当作一种高奥的思想，莫可究诘的哲理去发挥，于是我们的注意点便不能不移到国民的感情上去做工夫了。”这里的论说相当精彩，能够像“穿衣吃饭”一般具有身体性的东西自然不是人类的理性逻辑，它就是诉诸感性的文学体验，胡云翼在这里为我们道出了国家主义论说轻说理重文学性情感的主要原因。有了对文学性话语的鼓励，这些国家主义的期刊上不仅有激情的论说，也不乏冲击性的“断想”、杂感，这样的表述已经可以算作富于想象的作品了： 我们所缺少的不是文化，而是野蛮，一个能熬得住风吹雪打的野蛮体魄，和知进不知退的野蛮精神，能救中国的只有这些，所以西化中化的问题其实都是白费讨论，中国人惟一需要的是野蛮化。
正是由于对感性精神的格外重视，某些代表个人内在精神品质的现象才能够成为国家主义讨论的核心概念。由此，不是国家、体制等重要的制度设计而是个人精神内部的“品质”占据了国家主义期刊的显赫位置。例如《醒狮》《国论》《大江季刊》等都在反复强调人的伦理改造、人格建设，归根到底，这应当属于对精神风貌的一种想象和设计，本质上是接近文学意义的理解和认知。李璜阐发“国家主义的真趋向”，明确提出：就原则上言之，凡足以恢复或表现国家的人格，凡足以振起或团结国民的精神，凡足以发展或丰富国民的生计，则国家主义的政策当期不遗余力以趋赴之。
《醒狮》创刊，开宗明义就是要“唤起国人自信自强之念”，后来醒狮同仁又再度强调： 我们深信振作国民的精神，激励国民的感情，团结国民的意志，以求洗刷国民的耻辱，在当今只有国家主义才能做到。
我们所最要提倡的一件事，便是气节。我们所谓的气节即是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那种精神。我们认定，中国近来各方面之腐败，皆由于人民气节之不振。凡是热心爱国的人都该在言行上竭力提倡气节。
教育是国家主义研讨的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教育家的“气节”是问题的关键。平公认为：“教育之根本不在具足之经费，不在充栋之图书，不在辉煌之校舍，而在有宗旨有气节之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基本立论就是“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格问题既是新的精神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自我精神革命的体现，文学是自我精神革命最方便最有力的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是文学性的、精神性的，这一特点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绵延，也一直延伸到了像国家主义这样并不十分确切的思想主张之中，对个人精神、伦理问题的特殊关注再一次赋予这一不够完善的思想派别以文学想象的色彩。 当中国的青年国家主义信奉者开始酝酿、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时，现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已经呈现出了某种强大的稳定趋向——不是国家本身的稳定，而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日益稳固。多重强力的挤压，使得这一自命为“国家关怀”的“主义”不得不经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调整和改变并非软弱或投机的结果，在一些真诚的信仰追求者那里，可能也正伴随着自我求索的精神历程，而改变之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也是对其灵魂的拷问和煎熬，新的选择则是精神的凤凰涅槃，在“主义”和民族国家情感相互纠缠的历史环境中，对国家主义的肯定、怀疑和否定都需要强大的勇气。前文我们对国家主义文学的总结主要基于其普遍倾向而言，针对的对象也主要是《醒狮》《孤军》《国论》等国家主义思想主流。但是，正如1925年底组织起来的“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本身构成多样化一样，我们并不能将它们视作铁板一块，其中，还存在富有自我审视勇气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特殊小群体或个人，这样的案例，虽然没有在思想上超越“主义”的局限性，但却在自我建设的走向上留给我们特殊的启示。例如大江会的文学建构，以及作为大江会主力的闻一多的个人精神演变。现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常常思想观念模糊，最后留下的不过是一些文学性的文字，这一初衷与效果的背反本身不无讽刺意味。但需要指出的是，大江会的《大江季刊》对激情修辞的运用却是主动的。1924年9月，留美中国学生发起成立大江会：“大江会员的极大多数是崇奉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说我们是一种国家主义者的联合，亦未始不可。”1925年7月，会刊《大江季刊》第1期由泰东书局推出，当年11月出版第2期，刊登会中同仁在思想、政治、文化及文学方面的作品。如果说从少年中国学会、醒狮社到中国青年党都存在清晰的人脉发展线索，是同一个朋友圈的持续扩大的聚合关系，那么，由清华留美学生组成的大江会却是自成一体，并非中国青年党一脉的分支或响应者。它的“主义”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不能为他者所掩盖和代替，用罗隆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国家主义，有我们学会里自己的解释，历史上引用的意义，只可供我们的参考，不能包括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大江会入会宣誓词特地创造了一个概念：大江的国家主义。梁实秋回忆说，当时的入会誓词是：“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大江会对国家主义的信仰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定位：其一是“理性”，其二是“文化”。《大江季刊》第1期中，专治近代国际政治的浦薛凤就特别提出“作者不曰国家主义而必曰‘理性的国家主义’”，诗人闻一多提炼了“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一说，《大江会宣言》又进一步将中华文化的保存问题视作“国性”依托的根本，而国性正是国家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以数十年来中国之文化情形考察之，则外人之毁灭中国文化，其祸更烈于操纵政治外交经济也。一国之文化，为一国国性之所寄，国性丧失则国亡矣……夫一国之文化，乃一国纲常伦理之所系，国性借以寄托，人性借以安息。今则中国文化！受人之蹂躏若是，人心失常，国事变态，此又情势所必然也。
“理性”指的是“大江的国家主义”拒绝极端，浦薛凤着重指出：“国家主义足以药救中华，自无丝毫疑义；然万一见解不明，提倡失当，则国家主义将变相而为鲸古主义（Jingoism），嚣奋主义，其流弊亦足以启导侵略胚胎战争使东亚数千余年文化之古国，重演西方帝国主义与侵略主义之惨剧。”他批评“‘德国式的国家主义’——实为‘鲸古主义’”。“只因动机一误，目的绝然不同。昔之主义为统一，为脱离外族之羁缚，为公诸他国之主义；今则为自尊，为侵略，为武力，为‘有自己没他人’的主义。不知不觉中，种族主义起，（有大日耳曼主义故有大斯拉夫主义有大拉丁主义）武功主义盛，帝国主义冲奔而不可遏”。较之于中国青年党成员的一些模糊认知，这显然是对国际竞争环境的一种更为清醒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了大江会同仁的基本共识。研治优生学、社会学的潘光旦在《近代种族主义史略》中，同样对种族主义的极端思想不无警惕、批评，闻一多、梁实秋对“爱国”的主张也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范围，梁实秋更有“激发全人类的爱国心”一说：“激发人们的爱国，不是激发一国的国民爱国，而是激发全人类的爱国心。”所谓“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一方面固然是对民族文化沉沦的忧患，但对“文化”的特意凸显，也表明这一群体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特别关注。文学作为人的精神表述的最直接的方式，当然也就成为大江会格外青睐的对象。对其他国家主义而言，文学性是其理性思想贫弱化的无奈结果，但在大江会这里，则是自觉建构的精神形式。《大江季刊》的编排别具特色，学会宣言、思想论说和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不再是各自独立的专栏，它们相互掺杂，交融呈现，仿佛一个夹叙夹议、抒情与论述错落有致的文学交响：如果我们将整本杂志视作一个主题的艺术表达，那么就能够揣摩出其中如交响乐一般的节奏起伏和情绪铺排的程序。这里有主题的导入（1、2），有缓慢如歌的生活体验的展开（3），有理性的沉思（4、5），有风俗性舞曲的乐章（6、7、8），有主题的复现和再推进（9、10、11、12、13），整个杂志就是用议论和抒情的语言建构起来的一个大的文学文本或艺术文本。大江会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它们在有意无意中将“文化”形态的呈现纳入为新形象的一部分，将“文学艺术”的形式意味贯穿始终，这大大地提升了期刊传播的感染力。文学本身也是自我精神审视的过程，大江会同仁着眼于挖掘、传达真诚的爱国情怀，这份情怀的延伸和发展自然也伴随着他们思想和情感的变化与反省。不能不说，大江同仁在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反思姿态，包括对他们所主张的国家主义。大江会成立之初，何浩若就将国家信仰与对执政者的服从分割清楚：“国家者，为吾民同意之根本组织。政府者，则为执行吾民意志，为吾民谋福利之一机关”；“中国者，四万万人所共有之中国，决非军阀官僚之中国，更非一党一系之中国。政府腐败，尚有革命之一途。军阀官僚可杀，一党一系可去，而国则不可不爱”。在军阀当道、国民党独裁的年代，这殊为不易。无独有偶，诗人闻一多也为我们贡献了爱国主义的独特文本《长城下之哀歌》。在这首悲怆的诗歌当中，一方面，诗人感叹长城之于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意义：“啊！五千年文化底纪念碑哟！/伟大的民族底伟大的标帜！”另一方面，诗人却惊诧自己的同胞在自我夸耀中堕落为国家的蛀虫：“你们夸道东方的日耳曼，／你们夸道又一个黄种的英伦，——／哈哈！夸道四千年文明神圣，／俯首帖耳的堕入狗党狐群！／啊！新的中华吗？假的中华哟！／同胞啊！你们才是自欺欺人！”显然，这是一种自我分裂的感觉，对国家文化尊崇的维护和对现实中国、特别是对现实中国统治者的极度的失望，这种纠结的情绪的发展，将可能瓦解“国家至上”的基本理念。果不其然，中国国家内在问题的不断暴露，逐渐动摇了这些知识分子真诚的国家情怀。当年坚定的国家主义信徒们也开始大声痛斥那种种“以国家为名义”的现实黑暗。罗隆基成为自由民主的斗士，梁实秋与张道藩展开有关文艺政策的论战，反驳那些维护“国家统一”的文艺政策，而闻一多则在痛苦的自我反思中检讨既往的心路历程，道出了一系列的肺腑之言。1945年5月，闻一多在《大路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人民的世纪》，副标题就是：“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无疑，这是针对早年“国家至上”的口号而提出的。这样的判断真是掷地有声：“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国家并不等于人民。”倡导“人民至上”，回归“人民本位”，这是曾经的国家主义者闻一多留在中国文坛的最后的、也是最强劲的声音。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历程告诉我们，一个真诚的国家主义者依然具有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总结现代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文化意义之时，要特别注意的。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冲突融合研究”（项目号：18AZW02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四川大学学派培育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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