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菲、波伊特 | 不稳定性：非物质性劳动的不坚实基础

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左图），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媒体产业中的集体组织、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和债务的数字和传播面向等，著有Language Put to Work: 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Call Centre Workforce。[图源：sfu.ca]

格里格·德·波伊特（Greig de Peuter，右图），劳里埃大学传播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和创意产业、数字劳工和集体组织等，与他人合著有New Media Unions: Organizing Digital Journalists和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图源：wlu.ca]

不稳定处境（precariousness）是非物质劳动得以组织的关键性的物质轴心（material axes），因而它是定义非物质劳动构成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将不稳定性在广义上定义为财务和存在论意义上的不稳定，其产生于劳工的弹性化。新千禧年伊始，不稳定性概念由越来越多的欧洲的激进分子、研究者和理论家所提出，在欧洲，该概念与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辩论有着密切联系。不稳定性术语是集体创作出来的概念性工具，从一系列的面对面接触、网络杂志、电子邮件列表以及游行示威中发展而来，它的实践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对后福特主义语境中的劳动条件进行命名、理解并最终对其进行改造。

学者们对于劳工不稳定性的讨论，往往以其和经典福特制语境的就业环境相对照的方式来着手研究劳工的朝不保夕：福特制意味着相同的终生职业，根植于一份永久职业中的稳定身份，一份可预测的日程表，一份相对稳定的收人，从事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以及失业期间可获得“福利”保障（Foti，2004）。后来出现了对上述工作安排的一种缓慢、不平稳和部分的背离，自治论者对此进行解释的中心，在于强调后福特主义背景下资本重组中抵制所发挥的作用，其叙述强调，雇主要求宽松的就业法律、离岸生产场所，以及去中心化的生产网络，部分而言，此类要求是对施加于他们利润之上的压力的回应，而压力来自工人逐渐升级的工资斗争（Negre，1988：210-211）；这些叙述强调，兼职就业的扩大，部分是由于1968年之后的年轻人拒绝接受他们父母所忍受的循规蹈矩的工作（Mitropolous，2005：88）；以及企业所采取的在意识形态和生产模式两方面的弹性制，部分是对清醒意识到战后大众社会僵化状况的回应（Holmes，2003）。

经验研究证实，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稳定就业在蔓延（Vosko，2000）。兼职工作、临时性合同、自谋职业、工会代表权的缺位以及在不稳定性的最具磨蚀性的边缘、非法移民的非正式工作，这些只是众多生产主体所经历的就业环境的一部分，一些激进行动主义理论家称之为“游移工人”（the precariat）（republicart，2005）。然而，非物质性劳动不是惟一的一个群体，该群体日渐熟悉于不确定的就业，我们在此所关注的理论化的方向，倾向于聚焦游移工人群体，如调查呼叫中心员工（Kolinko，2002）、连锁店员工（www.ecn.org/chainworkers/）以及其他地方员工的情况。

11月10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参加罢工，要求提高最低时薪。当天，全美270多个城市的快餐店工人和活动支持者举行罢工，要求将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元。[图源：usa.people.com.cn]

根据劳工组织者亚历克斯·福蒂（Alex Foti，2005）的评论，游移工人及其为协助当下资本积累而进行的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源自其生产、分类和管理大部分“系统运转所需的原材料：信息”。工作不确定的工人也同样产生出形象和影响。在福蒂（2004）看来，朝不保夕的工人就权利和工资而言位于“边缘”地带，但是就创造性价值生产的经济网络而言，他们又处于“中心”位置。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合同制的程序员，他们为垄断世界文字处理软件的企业编写代码，想一想为电视电影经济而在前台服务的兼职雇员，又或者想想那些在学院或者大学里面教书、按课时雇佣的代课老师。

关于劳工不稳定性的“新”动向，据西班牙女权主义组织——“高危女民工”（Precarias a la deriva）的成员所说（2004：158），不仅仅其存在，更重要的是已经被“普遍化”所达到的程度：后福特主义已经把剥削民主化了。菲利克斯·迎塔里（Felix Guattari）和安东尼奥·奈格里（1990：76）在20世纪80年代就经由直觉清楚地论述道，“对缺乏保证的处境的恐惧”，已经开始在各种阶级立场中表达出来了。因此，“高危女民工”讲述的是一种“高危化”（precarization）的趋向。高危化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当中，同时也通过高危化过程，各个劳动行业得以构连，尽管其蕴含的方一式极不相同，不仅构连了劳动部门和场所，而且还包括了年龄、阶级、社会性别以及“种族”等。看一看以下的情形：一个地位高的媒体行政主管，每季度面临一次业绩考评，没日没夜地工作，因为有一个“非法的”保姆在为他照顾女儿；同样是该行政主管，将零散的信息业务分包给自谋职业的传播顾问，该顾问以家作为办公室，只须配备低成本的数字设备，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得到了在墨西哥开办但产品回销美国的组装工厂（maquiladoras）对装配工人高度剥削的补贴，还从低于标准工资、救济金和保险的负债者、兼职员工、学生收银员中获得补贴。不稳定的就业，正如利亚·沃思科（Leah Vosko）（2003：2）所指出的，是一个“连续统一体”。

尽管我们不能低估不同种类的不稳定性社会主体间的差异，但是在这个美丽新劳工世界中的“社会化”和“情感基调”（emotional tonalities）领域，依然存在着被证明日益普遍的品性。

劳工朝不保夕的处境意指一个人的时间，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稳定，从随叫随到的兼职零售店员（他在非工作时间里，要等待随时可能被要求轮班的电话），到自谋职业的广告文抄写员，由于担心将来收人的不稳定，而一直疲于奔命于不同的合约，他几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合约。所谓的弹性日程安排，使得生活的时间不稳定而令劳工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很容易面临“缺少工作和超时‘工作’”的危险（Iles，2005：136）：缺少工作，显而易见意味着经济格外拮据；超时工作，在其双重的意义上，则是指神经一直绷紧在工作上（“什么时候才会完成？”“我怎样保持最好的状态以应对更多的工作？”），以及像一个柔体杂技演员一样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工作的强调挤占了生活的时间，使得劳工的不稳定性同样也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弹性就业典型的摇摆不定的时间，同样也打乱了社会交际的条件和环境，以及干扰了进行社交的可能性。”（Tari和Vanni，2005）。

不稳定性最极端的境地就是工作没有报酬。在这个意义上，不稳定性中的价值交换可以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自治论者的主张，即女性照顾赚钱养家的男人和承担抚养孩子的家务活，既无休息时间，也无报酬，因为连轴转的家务，无形地支持了工厂的价值榨取（Dalla Costa和James，1972；Fortunate，1995）。从此劳动介入角度扩展讨论，即生产率不能只是工厂所生产的，在工厂之外，也就是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空间里也在进行着生产。继续沿袭生产效率侵蚀家庭空间的脉络，蒂齐亚娜·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2004）在其作品中论述了她称之为“免费劳工”的非物质劳动活动对于数码媒体产业而言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就像从软件用户那里获得的反馈一样，现在反馈构成了软件开发的一部分，这一动力机制最终让我们花钱买回来占用了我们“免费”时间的以商品形式出现的成果。

奥兹和哈莉特模式（Ozzie-and-Harriet-style），是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典型的家庭结构，即父亲主外，母亲主内，并共同养育几个孩子，得名于当时的热门电视连续剧《奥兹和哈里特的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Ozzie and Harriet）。图为该电视剧海报。[图源：amazon.com]

因此，高危化并不一定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强加在一个温顺的身体上面。相反，它需要能动的主体来“自内而外地管理生活”（Tari和Vanni，2005），或者一个特定的“照顾自身”的模式，也就是贯穿与工作相关或人们从事工作的一整套技术和实践（Foucault，1988）。在不稳定性的时代里，尤其是创业，作为关心自己和善待他人的一种形式，高危化变得越来越普遍。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2002：98-109）对此也有涉猎，其背景是探讨不断增加的年轻文化工人处于“不停地变化的”就业状况。她注意到，大胆创业所用到的社会网络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资源“并非唾手可得、简单现成，必须得靠努力争取才能获得”。创业的精神特质更进一步迫使每个人成为“有责任……设法将自己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发挥到最大的效用”（Fraser，2003：168）。最后，后福特主义之下的自我建构模式，必然会导致趋于布赖恩·霍姆斯（Brian Holmes，2003：139）所称的“弹性人格”（ the flexible personality）理论，此类人格反过来从整体上强化了社会生活中的“机会主义”（Vimo，2004）。

这些听上去很民主的围绕不稳定性的话语尤为阴险。在此，经典案例就是包含了一种吸引人的积极内涵的“弹性”（flexibility）术语。正如没有获得报酬的软件用户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参与，弹性也具有了流动、迁徙以及从僵化中解放出来的意涵。但如果弹性联系到自我依赖的话语体系中，其负面因素昭然若揭，也就是它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完全合乎瓦解伴随着工会主义的团结，更不用说福利状况本身也在恶化。对于那些对打破铁饭碗持赞同态度的人来说，打破铁饭碗“是一种新的解放，因为你不再只拥有一个固定了的身份”，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就此回应道：“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在作祟，其间永远不知道你是否会有一份工作的那种恐惧已被粉饰成新自由并加以售卖。”（Zizek和Daly，2005：147-148）

一些作者已然指出不稳定性是如何使那些受其约束的人产生恐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98：85）把就业的不确定化看作是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其基础在于一种普遍持久的不安全状态，旨在迫使工人屈服，迫使工人接受剥削”。其他更接近于自治论批判的作者，认为不稳定性是劳工社会将自身永久化的一个情感性的奠基石：“源于上述转型的普遍的不安全之感，是威权资本主义用来减弱直至消除关于工作的政治愤怒的主要武器。”（哈根的博客，《本周二》，发表于2004年9月27日）即使个人没有直接地变得不确定，但是，“关于它的意识从来就不曾消失过”（Guattari和Negri，1990）。   

但恐惧并不完全消弭抗争，一只对“机会”保持警觉的眼睛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本文选自《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第十二章第二小节，恩达·布罗菲，格里格·德·波伊特著，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大型网络平台背后的数字民工。[图源：blogrecherche.wp.im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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