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钧鹏 | 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

专题导言

如今托克维尔的名字广为人知，但雷蒙·阿隆却说他几十年前上学时闻所未闻。的确，托克维尔的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值得玩味。放眼望去，托克维尔是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异类，亦是革命史学里左翼阶级叙事的对立面；是比较政治学的先驱，亦是古典社会学思潮中与孔德、马克思并列的代表；是美国政客挂在嘴边的“美国例外论”先声，也一度是中国大众畅销书榜上的领头羊。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政治环境，都在通过对托克维尔的刻画和调用激活新的思路，这恰恰反映了托克维尔本身的复杂面向和穿越时空的魅力。

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展现托克维尔更为丰富的侧面，以期带来新的启发。专题以雷蒙·阿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开篇，回顾社会学读者最为熟悉的、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克维尔。随后将深入托克维尔所处的历史语境，以一则原文加一则评述的形式，依次呈现作为旅行者、殖民主义者、“信徒”和政治家的托克维尔——他在现代性将要展开又尚未完全展开之际，对国家命运和现代文明持以悲剧论调，进而在旅途和政治实践中求索不同的社会方案。最后两篇文章将展望作为同时代人的托克维尔：他会如何思考我们当下的社会症结？我们又是否和如何面对所谓的“托克维尔时刻”？答案在风中飘。

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有知识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发表《论虚拟社区中的互动仪式链》《蒂利的历史社会科学：从结构还原论到关系实在论》等多篇中英论文。

摘要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不仅是家喻户晓的政治思想家，同时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家。通过系统的个案比较，基于日常生活心理学，托克维尔建立起了一种具有方法论个人主义色彩的历史社会学。不同于醉心于宏大历史阶段和趋势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社会学强调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因果机制，强调对历史事实和概念的清晰界定。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不仅与他之后的韦伯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涂尔干、哈耶克和波普尔在方法上相通，在很多维度上更具有强烈的现代社会学意味。在这种意义上，托克维尔是一位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历史社会学家。

19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人类文化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时至今日，他的两卷本《论美国的民主》仍被公认为对美国民主制度最深刻的洞见。《旧制度与大革命》甫一出版便在祖国为他奠定了明星般的学术声望，并在最近几十年获得法国大革命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先知般的评论更为人津津乐道。在中国，托克维尔对民主和自由的张力思考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是知识界争论的热点。

在初版于1965年的经典教科书《社会学主要思潮》中，法国杰出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将托克维尔作为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专章加以介绍，但除了少数例外，这一努力并未得到广泛回响。时至今日，托克维尔的专业阅读者集中在政治哲学界，他也被多数人视为政治思想家。他的社会科学思想，尤其是社会学思想，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研究。这里应该指出，托克维尔关于个人主义对人类社群和民主制度的负面影响曾启发了不少社会学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与其学生合作的两部经典著作，但这些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托克维尔对民主制度的思考，且并未尝试对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思想作出系统的考察。类似情况同样存在于政治学界。至少在英文学界，就笔者眼力所及，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系统梳理托克维尔的尝试仅来自于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英年早逝的萨吉夫·哈达里（Saguiv Hadari）等寥寥数人。

笔者阅读托克维尔的最大感受是，即便放到今天，托克维尔的思想仍不过时。托克维尔写作于19世纪上中叶，终身未踏足中国，其著作中谈及中国之处也不过聊聊数句。那么，为什么中国读者会有如此感受？在笔者看来，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托克维尔所分析的具体政治现象。无论是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还是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和当代中国堪称天差地别。与其说这种感受来自于托克维尔的哲学思想或政治理念，不如说来自于他开创性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视角，而这种方法和视角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政治研究有一脉相承之处。本文是笔者抛砖引玉之作，意在将托克维尔重新带回到社会学（尤其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主流研究中。

一、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克维尔

当代人阅读托克维尔，固然不难发现其论述中过时甚至错误之处，但往往会觉得托克维尔是自己的同时代人。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于所有学者。与托克维尔大致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和埃德格·基内（Edgar Quinet）在当时的法国影响巨大，如今也不乏专业读者，却少有人关心其思想对当代人有何借鉴价值。社会学先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哲学家埃米尔·利特雷（Émile Littré）同样是思想史上的巨人，却难以给当代社会问题提供真正的启发。跳出法国，同时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永远地塑造了人类思想史，但除了“承认”（reconnaissance）理论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思考，他的抽象且晦涩的著作很难直接用于分析当代社会。

托克维尔则不同，他对18至19世纪法国和美国社会的诊断至今仍具有直接的价值。这种永恒性来自于哪里？显然并非来自于抽象的思维框架和概念。托克维尔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分析问题从来不从抽象的概念和理念出发，也没有建立起严密的分析哲学框架。他对法国与美国社会的现实分析固然深刻，这种深刻性却并非敏锐的零星观察所偶得。在笔者看来，托克维尔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前人的社会现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和当代社会学极为接近。换言之，托克维尔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

在1852年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学术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即法兰西人文院）院长职务接受致辞中，托克维尔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就是且应该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他对当时盛行的各种体系性理论持强烈批判态度，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社会分析方法，并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将这一方法予以完善。托克维尔具有强烈科学色彩和意识的方法与他所批判的重农学派、历史哲学、空想学派以及早期社会学家大相径庭。这些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思潮倾向于追求宏大叙事，却忽略了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托克维尔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将能动者引入扎根于特定历史情境的社会分析中。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当代性和超前性卓尔不群。

托克维尔对自己的创新性有清醒的认识。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中，他宣称：

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尽管在书中没有明确提及，托克维尔这里很可能受到了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新科学》的启发。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包括维柯在内，托克维尔对抽离具体情境谈论历史类型的做法抱以怀疑态度。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对大开大合的历史哲学大加鞭挞：

我痛恨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为建立在几个宏大的关键原因的绝对体系，这些原因由一个不可避免的链条串接起来。这种绝对体系将作为个体的人排除于人类历史之外。我觉得这类理论看似宏大，实则狭隘；看似精密，实则谬误。

这里所涉及的讨论和当代社会学（甚至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社会学）的核心理论张力有惊人的共通之处。在托克维尔看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事件之所以不能看成是由一个“不可避免的链条”所主导，原因在于这种思路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也没有考虑到意外和偶然的重要作用：

……我相信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只能通过偶然因素来解释，还有许多其他历史事件无法解释。归根结底，巧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由于无法厘清而归因于巧合的次要原因的纷杂因素）在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事件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但我同时坚信，如果事先没有铺垫好根基，巧合亦将无计可施。

最后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如果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述，托克维尔其实是在说，偶然事件的任何后果都不完全出自意外。初看上去，这似乎与前一句话自相矛盾，但这种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同时强调其实正反映了当代社会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的历史解释进路。和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观点类似，托克维尔既反对只看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也不赞同一味强调历史的规律性甚至必然性。但托克维尔的立场绝非“骑墙”；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个人能动性（尤其是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完全不否认结构因素的作用，承认到了18世纪中后期，各种结构性危机已经使得革命山雨欲来。然而，托克维尔从不认为革命与革命人物是历史的必然；换言之，结构性因素必不可少，但引发结构变动的事件和人物也不可忽视。《旧制度与大革命》详尽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这些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有共通之处，因为它们都强调贵族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托克维尔没有将解释的重心放在客观的阶级关系上，而是致力于考察这些冲突的主体与符号层面。例如，在首先爆发革命冲突的巴黎地区，客观意义上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其实比之前有所缓解，也低于其他地区，但在起身革命的群众眼中，他们的阶级负担持续恶化。托克维尔试图解释的是这种有别于客观结构的主体认知。正如雷蒙·阿隆所说，托克维尔始终是一位概率论者（probabilist），而从不是一位预言家。

二、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开篇第一段，托克维尔将自己的研究和历史学划分出明确的界限：

此刻我发表的这本书，并非一部大革命史。……本书是针对这场大革命所做的一项研究。

他在未完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手稿中有类似的论述“我是在谈论历史，而不是重述历史。”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也多次与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划清边界。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对大谈历史阶段和历史趋势的历史哲学多有批评，托克维尔的意图并不在于批判历史学本身，而是想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对于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明确展开，笔者将其简单归纳为三点：第一，基于历史情境的中层理论；二，个案比较；三，方法论个人主义。关于第一点，无论是对历史哲学的批判还是自身的经验研究，托克维尔的出发点不仅和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在20世纪中叶所倡导并影响了当代社会学的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范式极为类似，甚至和近二三十年来所涌现的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s）理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思想显然和孔德、马克思大不相同，后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和历史哲学有诸多共通之处。在他之前的社会学奠基者中，托克维尔最为认同的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并把他们共同视为“新政治科学”的先驱。然而，在社会学思想方面，他和孟德斯鸠与卢梭仍存在根本差别。孟德斯鸠主要关注“社会如何可能”，即制度的连贯性。他认为政治安排有其天然的、类似于“自然状态”的“必要关系”，从而试图寻找不同政体达成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但孟德斯鸠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对行动者的讨论。托克维尔更看重的是他基于个案比较的经验研究。卢梭没有忽略行动者，但在托克维尔看来，他笔下的人完全脱离具体历史和社会情境。托克维尔构想中的个人是一种抽象度较低、更具社会学意义的行动者。

托克维尔对解释的偏好也值得一提“解释”（explanation）和“解读”（interpretation）是社会科学中的一对常见概念，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有机关系。简单说来，解读满足于自圆其说，并不寻求否定其他竞争选项，这导致了解读的多元性；解释则以推翻其他竞争选项为前提，强调可检验性和说服力。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述行（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即为解读的范例。作为一种解释的尝试，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则寻求排他性。在回答人们为什么会走上街头参与社会抗议活动时，传统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理论及其思想源头现代化理论认为，这与社会突变引起的广泛失范感有关。为了树立自己的理论合法性，政治过程理论通过经验研究证明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与群体暴力爆发频率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更关键的因素是抗争领袖和组织的群众动员以及政治机会的开放。简言之，一种解释的成立以推翻其他解释选项为前提。

在19世纪末，德国学者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把科学分成不同的类别，并将社会学和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归入解读的科学，认为它不同于能够抽离出因和果的自然科学。与这种观点相反，马克斯·韦伯认为人文科学也是一门解释的科学，因为它同样可以（并且应该）以找出因果关系为主要目标。与之相类似，在讨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时，维柯认为社会科学在解释力方面更具优势，因为自然科学只能停留在记录表面，而社会科学可以观察历史过程的延续与断裂，从中探知类型与意义。

在关于解释的基本立场上，托克维尔和韦伯与维柯基本一致；他称《旧制度与大革命》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而非历史，也正是要强调它的解释色彩。但托克维尔进一步强调，要想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相关概念和事实必须得到清晰的界定；如果研究的对象过于宏大或相关概念难以界定，解释很可能要让位于解读。例如，“解释法国大革命”就近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整体的法国大革命只能加以解读，这也是这场革命的历史不断被重写的原因。这里的关键在于，“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何时何地开始？1789年5月5日的三级会议，还是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监狱事件？它又于何时结束？1793年，1799年，还是1848年？直到1852年，托克维尔仍然坚信法国大革命尚在进行中，而法国这时已进入拿破仑三世时期。他想要解释的是一系列特定事实，尤其是为什么在18世纪末，英国得以避开革命狂潮，走上了渐进的政治转轨道路，法国却未能幸免。他的著作也都是从清晰界定的概念和问题入手，例如：为什么和同时代的英国人相比，法国人如此痴迷于理念？为什么18世纪末的法国盛行“燕隼”（hobereau）这一比喻？为什么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的宗教热情高于英国人，英国人又高于法国人？为什么同源的法语“贵族”（gentilhomme）和英文“绅士”（gentleman）含义大相径庭？为什么法国哲学家对法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远高于英国哲学家对英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为什么相比英国，法国的小城市分布如此密集？

图为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于1830年为纪念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图源：baike.baidu.com]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对因果解释的执着将托克维尔和其他社会学（或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先驱人物区分开来，包括孟德斯鸠、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埃尔斯特宣称托克维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社会科学家。

三、个案比较

上文列举的一系列研究问题呈现出清晰的比较视角。托克维尔当然想知道本土哲学家为何在18世纪的法国拥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但这个问题本身过于宽泛，因而更适于解读。他也想知道为什么法国爆发了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但认为必须同时知道为什么德国和英国没有爆发同类运动。为了得出可以验证的解释，托克维尔采取了个案比较的策略，将同时期的法国与英国和德国进行对比，并侧重于具体的、清晰的事实。在《回忆录》中，他哀叹自己的朋友在谈论社会现象时的“文学思维”（literary spirit），批评他们将精巧和新意置于真实和解释之上。而要破除这种文学思维，就必须对所观察的个案进行系统比较。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强调“我们必须稍微理解法国之外的状况。我敢说，无论是谁，如果他只研究或考察法国，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除了国别比较，他还在法国内部不同区域进行对比，分析革命为何率先在首都巴黎爆发，而不是其他区域。下面是托克维尔在个案比较方面的两个例子。

托克维尔注意到，相比欧洲大部分国家，法国拥有更多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密度较高；不同于英国，法国的地理分布体现为一个大城市周边分布大量的小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小城市住着富裕的有产阶级，他们为了逃避军役税（taille）以及获取公职而离开自己的土地。由于法国行政力量的庞大，政府职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这些职位又往往可以通过金钱买卖，这就诱发土地所有者移居小城市“一旦谁觉得自己拥有一笔小钱，就会立即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拿这笔钱去做生意。这微不足道的野心对法国农业和商业发展带来的危害，比行会师父和军役税本身带来的危害更大。”不仅如此，土地所有者离开自己拥有的土地，将其交给不拥有土地的人耕种，这严重阻碍了农业进步，因为耕种者没有与所有者同等的能力和动力进行创新。托克维尔指出，正由于此，法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落后于英国，尽管重农主义者在当时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反观英国，由于政治集权化程度相对较低，官职数量较少。相比法国，英国中央政府的权力较小，公职人员的权力、声望和影响也不如法国，从而政府职位并不那么有吸引力。在英国，一个土地所有者如果要发挥政治影响力，他往往会试图建立起地方声望，寄希望于当选议员，而不是离开自己的土地以获取一官半职。

法语单词“贵族”（gentilhomme）和英文单词“绅士”（gentleman）语出同源，英文 gentleman 由法文 gentilhomme 演变而来，但无论是在如今还是托克维尔写作的19世纪中叶，二者意义已经大为不同。在英国，随着阶级融合的逐渐加深，阶级差别越来越小，该词的意义也变得越来越宽泛。如托克维尔所说“每过一世纪，该词所指称的社会阶层就会更低一些。”而到了美国，这个词被用来指代所有公民。“这个词条的历史甚至就是民主政治的历史，”托克维尔如此感叹。gentilhomme在法国的历史则大相径庭。虽然这个词已不再是日常生活用语，它的词义从未有所改变，始终严格限定于贵族阶级。作为社会背景，法国的贵族制度始终没有遭到废除；虽然权力大为减小，贵族阶级得以保留下来，并以一系列措施和所有其他阶级隔离开来。虽然有产阶级和贵族变得越来越像，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却越来越远。

图为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夏庞蒂埃·勒维（Jean-Baptiste Charpentier the Elder）1768年的画作《一杯巧克力》，描绘了18世纪的贵族生活场景。[图源：meisterdrucke.cn]

四、方法论个人主义

在上文提到的对法国城市分布的讨论中，托克维尔通过既有社会结构和制度下的理性个人行为来解释宏观社会后果；最终的社会结果既不是个人行动者刻意计划的产物，也不是司法权威强迫命令的后果，而是个人理性行动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体现了托克维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

就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说，韦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F. A. 哈耶克（F. A. Hayek）立场基本一致，都认为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寻找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规律，而这种基本规律往往体现为下面这种条件法则：

P→Q=¬P∨Q=¬(P∨¬Q)

韦伯、波普尔和哈耶克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中的条件法则必须建立在对个人心理动机、理由和意图的理解之上；他们都认为，社会科学可以重构作为个人行动、信念或态度的动机与原因。不同于许多当代人的误解，韦伯后来所发展的“理解”（Verstehen）理论基于以下假定：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以重建社会行动者的理由与动机为宗旨，即使他和研究对象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这种理论背后的假定是，尽管不同文化表面上千差万别，其背后存在超越地理和文化边界的人类普遍本性。

“如果A，则B”这种规律在经济学中颇常见。例如，供给—需求定理假定，如果某商品的价格上升，该商品的供给量将增加；如果价格被严格管制，该市场将萎缩——如果房租被冻结，租房市场将变得冷清。经济学家张五常多次举例：在一条行人众多的马路上放一张100元钞票，钞票将很快“不翼而飞”。这种看似简单的定理颇具预测力，因为它将因果关系建立在读者可以理解的行动者动机和理由的基础上。一旦得知房租被冻结，如果下一个租客所支付的房租不足以补偿上一个租客退租后重新整修这套房子的成本，作为理想类型的房东很有可能从市场上撤离房产。由于所有房东极可能从同个角度考虑，冻结房租很可能导致出租房屋数量减少。

这种基本规律在社会学中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涂尔干的经典著作《自杀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与大部分人的直觉相反，他发现自杀率在国内或国际政治危机时呈现下降趋势。在相继发生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胜选和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自杀率事实上呈现下降趋势。19世纪中叶，深陷危机中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同样出现自杀率下降的趋势。然而，这并不说明自杀率和国家危机没有关系。在所有这几个例子中，虽然国家危机伴随着自杀率的下降，自杀率却在危机缓解后急剧上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国难时刻，最有可能自杀的群体出现注意力转移，从而暂缓自杀举动。

托克维尔是这种方法的早期使用者。他的方法和同时代人存在显著差异。以研究主题和托克维尔类似的弗朗索瓦·基佐为例，在《欧洲文明史》第14讲，基佐将历史发展视为绝对君主制和自由探索这两个原则之间冲突的产物，并将英法政治哲学的差异归因于两国国民精神或心智的不同：

只要翻开一本英国书籍，不论是关于英国历史、法学或任何其它题目，很少会发现其中有博大的基本的道理。在一切科目中，尤其在政治学方面，纯理论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探讨在大陆上要比英国更发达，至少才智的发挥更有力，更大胆。

托克维尔也看到了这一差别，但没有从原则或精神这种无法观察的因素中寻找原因，而是找到了一条更坚实的解释路径：英国社会源远流长的贵族特性在其民众的个人心智中制造了不同于法国社会的图景。在英国，平等原则远没有法国流行，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抽象公民为理论起点的政治理论也少之又少。

托克维尔具有分析性和解释性的思路与一些流行思潮存在显著差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的脑中生成了现实的扭曲图景，向人灌输了“虚假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行为受自身无法控制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影响；在社会生物学看来，人的行为由生物进化过程所控制；在各种文化理论看来，人的理念和行动由他从属与承袭的文化传统所影响。这些理论都将社会过程归因于隐蔽的神秘力量。托克维尔则认为，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受可以理解的理由与动机的驱动，因而，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找到这些理由和动机，而不应停留在文化、精神或生物层面。这种具有方法论个人主义色彩的方法使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条件定律。

这里的关键是“理解”。何为理解？按照韦伯的说法，“理解”意味着对一个行动者为何以特定方式行事的理由与动机作出解释的理论。和任何其他理论一样，我们需要对特定的理解理论加以验证；换言之，行动者的理由和动机应该与研究者所收集到的数据相吻合。如果一个人在院子里砍柴，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这个人砍柴是为了给炉子生火，那么，如果资料显示这个人屋内此时的温度为38摄氏度，这一理论就难以成立。如果一个关于理由和动机的假设与经验数据不相符合，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停留在理性（或者说符合常理）的框架内寻找其他解释。例如，在否定了砍柴生火这一解释后，我们可以假定这个人砍柴是为了做一件木制品，例如家具。只有穷尽了这些解释之后，研究者才应诉诸非理性解释，例如砍柴者有强迫症。这也正是托克维尔所遵循的原则。在考察行动者的理由与动机时，他从未给出过非理性的解读。在这一点上，他和韦伯与涂尔干立场一致。正如韦伯与涂尔干不会简单将祈雨仪式视为非理性的着魔行为，托克维尔将贵族社会中的残暴行为视为特定情境下的理性行为，也就是研究者可以理解的行为。

不妨以两个研究实例进一步阐明。二战末期，希特勒躲进掩体后的决策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德国知名记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的著作《解读希特勒》将希特勒自杀前几周的决策视为非理性行为，认为他在明知自己大势已去、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放任自己的部队被同盟国军队屠杀，领土遭到轰炸，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手下和军队背叛了自己和德国，甚至认为德国背叛了自己，因此内心迸发出一股惩罚德国和德军的冲动，乐见自己的军队和祖国遭到摧毁。而在传记《希特勒》中，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指出，希特勒对德国遭轰炸本身绝不感到开心；相反，他对英美联军1945年初对德累斯顿（Dresden）的大规模空袭愤怒不已，甚至曾考虑接受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建议，对手里的战俘进行报复，但最终可能由于担心战败后的不利影响而放弃。根据克肖所收集到的资料，希特勒之所以迟迟没有宣布战败，原因在于他死死抓住最后一点有利情报，觉得战局还有可能发生逆转。克肖并不否认希特勒在精神上受到困扰，但他的解释给我们提供了寻找“可以理解的动机和原因”的范例。

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中，托克维尔以建立条件法则为目标，力图展现平等的后果，将它与不平等的后果进行比较；换言之，比较对象分别是不平等的贵族社会与平等的民主社会。关于平等的后果，这里试举几例：第一，平等促成了批判性思维。在平等的状况下，人们从自己或相识者身上寻找真理来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低别人一等，觉得自己在所有方面的判断力和任何人一样。通过促成批判性思维，平等不仅引发了对宗教信条的怀疑，而且促成了科学的发展和制度化。平等有效地削弱了“正统信仰”，并使相对主义成为当代社会最主流的哲学。第二，平等促成短期视角。民主社会中的人活在当下或不远的未来，而不将希望放在长远的将来，所以期待自己的愿望立刻得到满足。这是民主社会的一大弊端。随着社会竞争程度的加剧，向上的社会流动将有所减缓，因为民主社会中的阶级流动只能是缓慢和有序的。第三，平等导致个人主义，使人缩回到自我或小群体，最终个人成为自我宇宙的中心。第四，平等具有侵蚀甚至消解家庭的后果，因为社会平等促进了人的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

众所周知，托克维尔的贵族出身使他对民主抱有复杂的态度。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中，托克维尔有下面这段经常遭人误解的论述：

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会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

在下一段，托克维尔又说：

……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里的言下之意似乎是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而似乎具有目的论色彩，和托克维尔对历史哲学的批判自相矛盾。但如果考察上下文，包括这里所引的下一句，上段中的“民主”有其特定含义：不是制度意义上的政治民主，而是公民身份的平等。这番论断的前提是表现为与身俱来不平等身份的封建贵族制大势已去。进一步地，当贵族制度时代延续，人们往往将其视为自然而然；但一旦革命运动破坏了这种制度，它在人的心中就不再是与生俱来。正如埃尔斯特所说“尽管传统可能具有生命力，刻意恢复传统的举措，也就是传统主义，却不具备任何生命力。

因此，托克维尔这里的论述不但不是历史哲学的宏大目的论，而且是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解释历史形态，以微观机制解释宏观历史的典型代表。

五、托克维尔的理论解释力

在托克维尔看来，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必定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基础上。这里所说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是狭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而是通过上文所述的可以理解的行动者动机、理由、意图与行为模式来解释社会现象。一个问题随之产生：如果必须追求个人动机这类微观基础，社会学是否失去了它的“社会”特性，沦为心理学的“殖民地”？从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中可以发现，他并不寻找驱动个人行动者的无法观察的心理因素，而只付诸与我们日常经验相符的普通心理解释，这种普通心理学与亚里士多德和17世纪道德哲学家的理路一脉相承。砍柴者到底是为了取暖还是做木制品，还是有必要另寻解释，这在经验研究中并不难判断。希特勒相信战局仍可能出现逆转，从而紧紧抓住最后一丝乐观迹象不放，而向他传递信息的人由于不敢说出实情而报喜不报忧，这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理；希特勒由于精神癫狂而希望被他认为背叛了自己的德意志灭亡，这只能是一种推测性解读。因此，社会学家并不需要高深的心理学知识，只要将基于常理的论证和经验材料勤加对照，即可得出有解释力的答案。换言之，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具有解释力，在于它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常理心理学，将社会现象视为可以理解的思想、信念、态度和行动的后果，并用可以观察的经验数据对其加以检验。

以托克维尔对美国宗教的观察为例，他提供了一种极具社会学色彩的解释。美国人民的宗教热情一直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同时却是一个宗教信徒众多的社会。这似乎与托克维尔关于民主制度促进人民的怀疑态度，削弱“正统信仰”的观点相冲突。与此同时，消费主义和物质文化也逐渐成为文化主流。不仅如此，美国并没有欧洲的贵族制传统，也没有主宰社会的建制性宗教的历史。那么如何解释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相比欧洲而言？一个常见的解释是宗教从美国建国时起就扮演重要的地位。但托克维尔认为这还不够，他进一步强调美国宗教群体的自我划界：

……在美国，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事情，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完全分离，所以人们可以容易改变旧的法制而不触动旧的信仰。

这里的关键是，美国从建国起就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对政教分离原则在美国的根深蒂固印象深刻：

［美国人］只是在细节问题上看法不同，但都把宗教能在美国发挥和平统治的作用归功于政教分离。

托克维尔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考察美国宗教边界的性质。他发现，虽然美国新教宣称各个教派有解读宗教经文的自由，这并没有导致各个教派的互相排斥和斗争。无论属于哪一个教派，美国新教徒之间总是互相认可，认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在美国，基督教的各派林立，并不断改变其组织，但基督教本身却是一个基础巩固和不可抗拒的存在，既没有人想去攻击它，又没有人想去保卫它。

相比之下，圣公宗（Anglicanism）在英国享有近乎国教的地位，政治权力巨大，但由于它并不垄断宗教信仰，其他教派的存在使得英国人的宗教信仰强于法国。法国天主教会不仅集权程度远高于美国新教，在教义上更是唯我独尊，信徒们不享有解读教义的自由，这也造成了天主教会同时与政治势力和科学界两面作战的窘境。

图为意大利艺术家蓬佩奥·巴托尼（Pompeo Batoni）1757年的画作《教皇本笃十四世向斯坦维尔伯爵介绍通谕前总括》。[图源：nbmen.com]

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还在于它超越地理与时间边界的特性。在比较美、英、法的国家政权性质时，托克维尔注意到法国政府改革的艰难。他敏锐地指出，法国行政机构的集权化意味着它必须雇佣大量的公务员，这就导致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意味着它的公民期待从它那里得到一切。

……每个人都把自己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归咎于政府。最无法避免的灾难都是政府所致，甚至季节气候异常也是政府的错。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这句话再好不过地体现了托克维尔超越国界和历史的洞见。

六、结语

作为一位历久弥新的思想家，托克维尔被普遍认为是富有创见的政治理论家，但很少有人将他看成是一位社会学家。人们普遍看重他的规范性（normative）论述，他在历史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力及其背后的社会科学哲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图将托克维尔重新带回到经典社会学家的行列。通过对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的讨论，本文指出，托克维尔通过对个案比较法的娴熟运用，通过对基于日常生活心理学的具有方法论个人主义色彩的分析，建立了一种具有因果色彩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尤其体现在众多条件法则上。这种因果解释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提供了一系列可供检验的因果机制。革命运动往往发生在社会状况有所改善之际，而不是持续恶化之时，这一“托克维尔悖论”广为人知，但它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因果解释上的力度。如果读者同意这一论断，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〇本文原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托克维尔的肖像漫画。[图源：city-journal.org]

〇专题策划人：烟波

〇编辑 / 排版：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