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小凯：先知和他的世纪追问
纪念杨小凯：先知和他的世纪追问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7月7日一直是“国难纪念日”。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还要纪念一个人，一位一生都深爱着这片土地的世界级华人经济学家、思想家：2004年7月7日，被两度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因病在澳大利亚溘然长逝，享年56岁。
杨小凯是一个传奇。他生于内战时期，长于癫狂的岁月，“在监狱里念完大学”。然而，就连世界级的学者布坎南、克鲁格曼等人，也不敢轻视他的思想。
杨小凯给世界经济学界的贡献，靠的是一本本扎实的鸿篇巨著，一篇篇“开拓人类新领域”的天才论文；但他为中国留下的思想财富，至今尚未被完全挖掘出来。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亲自写信，推荐他担任讲座教授。就连以自负著称的张五常，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如果小凯没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我那样的求学际遇，那么他会有怎样的成就呢？只有上帝知道。拿个诺贝尔奖，不是什么难事。”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布坎南还连续两次为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的英年早逝，是人类的损失，尤其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世界失去了一位诺奖得主，中国失去的，则是一位深切洞见中国前途的先知。
值得一提的是，杨小凯不仅得到茅老、张维迎、刘军宁、韦森等学者的大力推崇，他的学术修养和人格魅力，也得到了学术论辩对手林毅夫等人的尊重。杨小凯去世次日，林毅夫主持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悼念杨小凯的活动；2014年，在上海召开的杨小凯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林毅夫再次出席。这在“文人相轻”的国内学术界，实属罕见。
▍十年牢狱之灾，十年“大学”
杨小凯1948年生于吉林，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在湖南省内任职，于是把他带到了长沙。他的大名是杨曦光，改名是因为，在那动荡的10年里，“杨曦光”实在是太有名了。
1966年，身为高级干部的父母双双被打倒，正在念高中的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屈辱、愤懑、疑惑之余，他加入了“造反派”，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满怀革命激情的他，写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在文中，他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这张大字报很快火遍了全国。北京很多大人物都知道，湖南有个杨曦光。康生、陈伯达读完此文后十分震怒，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
19岁的杨曦光遭此大难，几乎家破人亡。康生认为一个高中生不可能写出理论性那么强的文章，背后一定有黑手。于是，他的父亲也被关进了“学习班”，母亲因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1月23日自杀。几天后，他才得到母亲的死讯。悲痛难当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汉，结果被同学告密逮捕，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家庭被摧毁，风华正茂的年纪被投进监狱，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终结——即便没有绝望消沉，也是满腔仇恨。但是，10年的铁窗生涯没有打倒杨曦光，他不仅抛弃了年少时的稚嫩与激进，还在监狱中找到了他一生为之付出的方向。
他后来回忆道：“经历过革命的骚动，被剥夺了社会地位，受尽了屈辱和辛酸，这之后恢复的秩序和理性，对我就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之前参加过革命的旧贵族一样，在之后的岁月里，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曾经的革命狂热。”大梦醒来，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
狱友、学生陈小令回忆杨小凯狱中读书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监狱里的犯人几乎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他疯狂地拜师学艺，学英文，学微积分，还向工程师学电机、学绘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读到的所有书籍，正是对《资本论》的反思，让他迈进了经济学的大门。外面的同龄人轰轰烈烈地闹了10年的革命，监狱里的杨曦光却扎扎实实地上了10年“大学”。
经过十年自学，只有初中学力的杨小凯，不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作为顶级经济学家的潜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
尽管10年之后出狱时，他发现自己推导出的那些理论，有的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但他看得很开：“别人想过的东西我也能想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
▍“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是杨小凯做的”
1978年，杨曦光刑满释放，却无法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改用小时候用过的乳名杨小凯，在印刷厂做了一名工人。
1979年，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硕士生，但由于历史问题，无法参加考试，于是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考试的机会。
杨小凯一考即中，于是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两年的实习研究员。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完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据那个时代过来的经济学家们回忆，他们当时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窗口，就是杨小凯的这两本书。
国内外首次出版《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全》
1982年，杨小凯被刘道玉顶着巨大的压力，聘为武汉大学讲师。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正在武汉大学访问，杨小凯引起了他的注意。经邹教授推荐，杨小凯于1983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博士。
临出国时，又遇到了麻烦——杨小凯还没被平反，无法通过政审。刘道玉校长请邹教授写信给中央，绕过武大，才把手续办下来。
从大字报到普林斯顿，杨小凯花了整整1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在与顶尖学者切磋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越发有了信心。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耶鲁读了一年博士后，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杨小凯的经济学上的成就，令全球学术界侧目。1988年时，他的博士论文就被多方评价为“真正的开创性研究”，“一篇具有改变经济学所有基本定律的潜力的论文”。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期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杨小凯所做的。”
布坎南与杨小凯
1998年，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一经出版，便被公认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评价：“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作为理论经济学家先驱的国际名声。”
▍杨小凯之问：中国向何处去？
作家苏小和曾说：“杨小凯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人，古典到可以和亚当.斯密直接对话”。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杨小凯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经济理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将注意力转移到落后国家转型，尤其是中国的转型问题上。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小凯生前身后都蜚声海外，却在国内备受冷遇。除了经济学家的圈子，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更别说了解他的思想。
2000年前后，茅yu轼先生曾竭力向社科院推荐，希望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这些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杨小凯逝去10余年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引发全社会热议，却很少有人记得：这场辩论，不过是杨小凯在去世前，与林毅夫“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辩论的延续。
林毅夫、张维迎，在“杨小凯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爆发论战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因此，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些振聋发聩的忠告，有多少人还记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经济学，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的另一种方式。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小凯皈依基督，他变得温和、谦卑，宽容，并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张永生纪念杨小凯（书影）
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历史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今天，杨小凯已经远去15年，这15年中，无论曾经养育他的祖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变。
杨小凯的思想价值，因时代巨变再次被关注。学者陈浩武说：“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杨小凯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世间再无杨小凯，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
杨小凯生前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重量级中英文专著。但因特殊原因，杨小凯的多数著作早已绝版。在杨小凯逝世15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先知书店为您推荐国内外首次结集出版的。这套书不仅具有纪念意义，更具收藏价值。
Ⅰ.杨小凯一生经济学思想精华的结晶，部分作品是狱中的思考成果；
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经五年，精心打磨。本书装帧考究：精装版，函盒选用高级灰色细彩麻布，烫金的杨小凯先生影印签名。
Ⅲ.限量发行。《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由先知书店独家发行，最后一批，售罄后不再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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