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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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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文:licats  编:先知书店

“脸谱化”的概念,最早被用于文艺创作。创作者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迅速记住情节,理解意图,因此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刻意做了简单化、概念化的处理。
 
“脸谱化”对应的,是我们熟知的二元思维——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这种简单粗暴解释复杂世界的思维,结果是遮蔽事实,以及群体认知的普遍低智化。
 
但事实上,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越是大人物,就越“多面”。

                           
▌超越莎士比亚的“社会不齿之人”
                             
2002年,英国BBC在对“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票选活动中,温斯顿·丘吉尔高居榜首,超过了四百年来一直作为英国名片的莎士比亚。
 
然而,他的政敌对其评价却是:多个相互龃龉角色的合体。连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都曾说自己的儿子不过是个“社会不齿之人”。
 
还好,我们对丘吉尔的认识,没有太脸谱化:
 
他是二战三巨头之一,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英雄;
 
二战后,呼吁西方世界抵制苏联激进主义,从而拉开冷战帷幕;
 
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极力反对战争扩大化,但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一度对中国不是很友好,等等。

不过,一个人无论外在表现有多“复杂”“多面”,其功过是非无论有多难以盖棺定论,他的内心世界和道德系统,却是稳定、一贯的。
 
因为,一个人很难同时拥有两套价值系统,而道德良知,是任何一种价值系统的地基。
 
然而,内心世界和道德良知,外人常常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才能把握或者量度呢?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忠于自己的良知,在犯错之后,依然不避忌错误,并用一生去忏悔。因此,一个人怎样对待他犯下的错误,意味着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丘吉尔,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良知的牢笼,无休无止
 
1914年,发生在萨拉热窝的一场刺杀王储事件,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奥组成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开战。
 
战争开始,双方都笃定:胜利将会很快到来。然而,马恩河战役让彼此陷入拉锯,无暇顾及其他。
 
到了1915年,在北线同时遭受德、奥匈、奥斯曼攻击的俄国,请求英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开辟新的战线,以缓解俄国多线作战的压力。时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建议:从加里波利登陆,配合盟友,夹击伊斯坦布尔,逼迫奥斯曼退出战争,从而减轻北线压力。
 
这一高瞻远瞩的计划,至少需要投入5万兵力。然而,此时西线对德作战已进入第二阶段,根本无法抽调更多士兵另辟战场,能给丘吉尔的,只有2万英军士兵和其他杂牌军。
 
而要迎战的,则是八万多以逸待劳、装备精良的敌军。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版本,而是英军惨败——实力悬殊,加上地理劣势,导致1.6万英国士兵殒命,丘吉尔也因这场战役,被罢黜海军大臣一职。
 
人类的行为,永远受两种东西的约束:世俗的律法和心中的良知。律法的约束是外部的,强制的,而良知的约束是内心的,非强制的。
 
公允地说,失败的责任,不全在丘吉尔。罢黜海军大臣,是为了告慰枉死士兵。

在被罢黜海军大臣两年后,首相劳合·乔治又重新启用丘吉尔,并任命为军需大臣。这至少说明,这场失败其实没有影响到丘吉尔的声誉和政治生涯。

这场失利战役的惩罚,在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中看似慢慢消除,但却在他的内心世界饱受折磨,余生挥之不去。战争结束后,丘吉尔用长达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轰动一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由于丘吉尔的特殊身份,以及生花妙笔,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时间“伦敦纸贵”。不过,有人看到的是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有人看到的却是丘吉尔对历史和战争的反思,却很少有人看到忏悔。


除了写作,丘吉尔曾试图通过画画排忧解难,可当空白画布置于眼前,提笔真动手时,“画笔却重若千斤,性命攸关,悬于空中无处着手。”
 
后来,丘吉尔在与诗人布伦特聊天中谈到那场战役,回忆着说:“我这双手沾的鲜血多过油彩呀!”

律法、制度对错误的惩罚,让犯错者,甚至犯罪者难逃法网。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良知,才能让人所信奉的东西,成为忏悔的容器。记住错误,忏悔错误,才是对自己良知的交代。

当自我惩罚成为头顶的一把戒尺,便不再规定期限,再也不能自欺欺人,甚至终生无法摆脱。

 
▌高光时刻,也是至暗时刻
 
人类似乎很难摆脱墨菲定律的诅咒:最担心的坏事情,一定会发生。

政治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时局的判断,丘吉尔在战术层面犯过数不清的错误,但在战略高度一次次的踩准历史前进的踏板,一战结束后不久,敏锐的丘吉尔就预言:用不了多久,德意志的军旗,还会插在法兰西的土地。果然,不到20年,纳粹德国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随后,我们熟知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至暗时刻,却也是丘吉尔一生的高光时刻。正如《丘吉尔传的作者所说:“丘吉尔出任战时首相之前的66年的磨炼都是为了人类社会民主自由的终极一役蓄力的

然而,丘吉尔身边的亲人,他的盟友艾森豪威尔等人,看到的却是一个粗鲁,甚至迂腐的丘吉尔。

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率领盟军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诺曼底,发起对纳粹德国的反攻。丘吉尔“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演讲,不仅响彻英伦三岛,也给遭受法西斯蹂躏的世界人民送去了信心与希望:
 
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但谁又能想到,曾经激情昂扬的首相,就在前几天的诺曼底作战会议中,极力阻止诺曼底登陆计划,因为这是当年加里波利登陆的“昨日重现”。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即将发生的一幕,我曾在加里波利目睹过它失败后的惨状。


在丘吉尔看来,诺曼底登陆计划虽然可行,但伤亡可能过于惨痛,因此,他建议将从纳粹势力薄弱的地中海地区登陆,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事实上,从诺曼底登陆的计划,是在纳粹德国东线节节失利的背景下,为了乘势阻止纳粹休整,尽最大可能缩短战争时间,避免更大的伤亡。从决策的角度,应该是正确可行的。相反,丘吉尔的建议显得不切实际、近乎幼稚。
 
然而,以旁听身份参与会议的丘吉尔,在不具有发言权的情况下,与时任盟军西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起争执,对着战功赫赫的将军,偏执地诉说着一战期间,自己在加里波利惨痛的教训,不顾将自己置于外交与军事的尴尬局面,极力恳请艾森豪威尔引以为戒。
 
从作战会议后到诺曼底登陆的几天时间里,丘吉尔将自己的失意、忧虑和不满,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发泄给身边几乎所有的人。粗野、暴躁、迂腐、自说自话、杞人忧天,这就是这位二战英雄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心安,即是归处
 
政客在乎的,是一时的名声;政治家在乎的,是内心的安宁。
 
因为在乎一时名声,可能会掩盖错误,并铸成更大错误;

因为追求内心安宁,可能谨小慎微到做出错判,但却赢得永久的美德。
 
加里波利战役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上万名士兵枉死,早已深凿在丘吉尔的心底,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近乎置大局于不顾,偏执到不可理喻。
 
即便诺曼底登陆被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成功的,但丘吉尔却在更为宏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依然坚持己见,固执的认为,当时存在其他伤亡更少的替代方案。


方案的错对或优劣,或许很难去考证。但能把自己的错误和耻辱,摊在桌面,当成说服他人的反面教材,不顾旁人的耻笑和讥讽,这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良知。
 
如果不是内心的不安,谁会近乎偏执的、疯子式的揭自己的伤疤,并与整个现实抗衡呢。更何况,即便诺曼底登陆失败,承担错误的,是艾森豪威尔。
 
利可以令智昏,而良知的驱使,也可能令智昏,但古语有云:心安,即是归处。
 
 
▌保守主义精神:敬畏道德秩序
 
21世纪,世界曾兴起一股“丘吉尔热”。以丘吉尔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角逐奥斯卡金奖;丘吉尔本人的三部史诗作品,也持续热卖。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丘吉尔产生浓厚的兴趣。除了里根、撒切尔夫人奉丘吉尔为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典范,美国前总统布什也曾表示非常崇拜丘吉尔。
 
英国现任首相约翰逊,更是丘吉尔的“铁粉”,力主英国脱欧自不必说,因抗击新冠病毒导致高烧不退期间,约翰逊仍抱病工作,对此,许多内阁成员认为他“太热衷于效仿他心目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温斯顿·丘吉尔”。


问题是,我们应该向丘吉尔学什么?排在最前面的答案经常是:
 
演讲与口才、幽默与智慧、文学才华、领导力……

然而,就像买椟还珠的寓言所揭示的,造就了丘吉尔的恰恰是他一生的经历——阅读的积累,朋友圈的积累,生与死的历练等等所造就的精神、气质,却常常被忽略了:
 
◎敬畏道德秩序:归根结底,世界是受道德法则支配的,所有正义的律法,都是被发现的道德秩序,而不是被制定的强制秩序。
 
◎尊重个体价值:对个体生命与价值的漠视,对个体尊严的践踏,是一切悲剧的根源。
 
◎谦卑与审慎:任何决策的好坏,都以它所能为现实中的美好生活创造的条件多少为尺度,因而,谦卑、审慎的品质,可以防止“大恶”。

丘吉尔的这些保守主义的精神或气质,或许不能像丘吉尔的演讲技巧或文学才华一样,让普通人拿来即可受益,但却是将丘吉尔和他的对手希特勒,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东西;也是为什么他暴躁粗鲁,甚至犯过大错,却依然被评选为“最伟大的英国人”的根本原因。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捍卫人类自由与尊严的精神力量才是永恒的。而汲取他的精神力量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为此,先知书店力荐《丘吉尔传:与命运同行》,以及丘吉尔本人亲自写就的三部史诗巨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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