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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无知更可怕的,是“开历史倒车”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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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无知更可怕的
是“开历史倒车”的精英
文:少年X  编:先知书店店长

世界上存在两种看似相反的愚蠢:

一种是“无知之愚”。所谓“无知者无畏”:一个人知道得太少,便会对世间万物缺少敬畏,结果自然就容易犯蠢。就像庄子笔下的井底之蛙,以方寸天空自夸,殊不知井外世界之无限。

另一种是“聪明的愚蠢”。最典型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少数人聪明过了头,变成了“自我催眠”的高手。他们对自己的智力、判断坚信不疑,无视一切相反观点和事实,一意孤行之下,反而弄巧成拙,酿成灾祸。

一般来说,“无知之愚”的危害范围比较有限。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制定游戏规则、掌控公共资源、有社会影响力的聪明人,他们的愚蠢,将会通过各种机制,自上而下地传递到整个社会,将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


▌“骑虎难下的聪明人”

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太多聪明人的“犯蠢记录”。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东晋时期,军队叛乱,晋成帝命大臣温峤率联军讨伐。温峤认为自己以多敌少,可快速击溃叛军,因而只带了不多的粮草。

随后,战争连连失利,士兵食不果腹、怨声载道。

将军陶侃对温峤说:

“你找我来时,说一切尽在掌握。如今军中粮草消耗殆尽,士兵屡战屡败、士气低沉,形势已然不同,不如撤军后从长计议。” 

温峤为难地说:

“现在虽无胜算,但也绝不可撤军啊。我们已举起了正义的旗号,许下了必胜的承诺,现在撤军,民众会耻笑我们,叛军会更加嚣张。我们就好比骑在老虎身上,已经是上下为难了,不如以性命相搏,拼死一战吧。”

其后,以多敌少的联军,死伤无数,士兵所剩寥寥无几,换来了惨胜。

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便是成语“”骑虎难下”的来源。

它不无讽刺地表明,那些手握重权的聪明人,为了实现臆想中的目标,有时竟是如此无耻和愚蠢。他们常常先入为主、不思变通。即便走向穷途末路,也仍然一意孤行,不惜以多数人的生命做赌注。

虽然“骑虎难下”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已经略显陈旧,但它揭示的问题却并没有过时,在现代社会,甚至更加凸显出来。

最近,互联网上有关“俄乌战争”的讨论十分激烈,但也不乏一些清醒的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挑起战争方的领导人,就是那个骑虎难下的聪明人。



▌“愚政”:精英为何开“历史倒车”

诚然,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聪明人贡献的智慧,尤其是那些划时代的科学巨匠、艺术大师、思想巨人,他们追求真善美的努力,代表着人性深处最美好的愿望。

但是,无论思想家,还是政客,一旦将这种美好的愿望,化身为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冲动,就会陷入托马斯·索维尔批判的“圣化构想”,成为人类灾难的思想之源。

“帝师”与职业政客,属于特殊的“聪明人”,他们身居知识和权力金字塔的高位,先是构建一个听起来政治正确的乌托邦蓝图,然后通过庞大的官僚组织甚至国家机器来推动。

可是,这种“聪明”,非但不能保证社会向前发展,还经常会导致社会大混乱、文明大倒退。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战、二战。

一战之前,长达40年的和平期,是欧洲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如茨威格所说,“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那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熏陶后的欧洲知识精英们,再次充满了对人类力量的自信,以及对理性不断进步的信念。

然而,绝大部分人都没有预料到,1914年8月,人类会突然卷入一场波及所有领域、裹挟所有阶层的“全面战争”中——总计35个国家,拉开了长达4000公里的战线。7000多万人殊死拼杀的惨烈,给人类留下了无法驱散的幻灭感。

▲一战的缩影:战壕里无人收尸的士兵

是什么让帝师、政客、将军这些“聪明人”,未能阻止这一场无人希望发生,且大多数人都认为不会发生的一场大战?

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名著《八月炮火》中,揭示了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她发现,一战爆发前,各国领导人——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虽然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了集体愚蠢、迷之自信,最后他们自寻短见,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

塔奇曼将这种“政治精英的愚蠢”称之为“愚政”——她甚至专门以此为课题,展开了纵向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在这本著作中,塔奇曼对人类历史上无处不在的“愚政”现象,展开了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刻分析,显示出了她卓越的智识:

——希特勒为什么无视拿破仑失败的前车之鉴,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

——蒋介石为什么拒绝听从任何改革的声音,直至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

——美国政府为何执意发动越南战争,直到深陷泥潭,内忧外困?

——日本政府为什么敢于无视自身军事实力,袭击美国珍珠港舰队?

——最为紧要的是,政治明明是少数聪明人的游戏,为什么却总是犯下最愚蠢的错误?

在现代社会以前,专制帝王“君权神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因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愚蠢,而不负责任。

但是,现代社会早已驯化了“利维坦”,确定了权力分属制约的制度,但愚政”为何却还是屡屡发生?

▲一战折戟后,纳粹主义在德国势如狂潮,“愚政”再次上演


▌愚政不是病,而是难以治愈的绝症

有鉴于“愚政”可能让人类的当下和未来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芭芭拉·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骄傲之塔》《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等作品中,发出了真诚的警告:

她认为,愚政是一种永久普遍的现象——它与时代、地域、民族并无关联,无论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愚政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根治,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塔奇曼总结道: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愚政”常常以四种方式交相出现:

1. 暴政或压迫,历史上有无数臭名昭著的例子。

2. 过度的野心,比如德国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大东亚共荣圈”。

3. 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中国末代王朝清朝。

4. 愚蠢或堕落。比如明朝的木匠皇帝、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五。

只有少数智者,如肯尼迪,能够避免重蹈覆辙,“我肯定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于是,他在古巴危机中沉住气,步步施压,既达成了政治意图,又避免了将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战。

这四种“愚政”交替出现时,对大众的愚弄欺骗、煽动洗脑也总是伴随其中。因为,政客们的愚蠢决定,总是需要有人落地执行。

在洗脑宣传的动员下,最狂热、最积极的响应者,往往就是那些无知者们。他们在种种事情上,习惯于无思想的服从、无判断的跟随,即便被遣往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中充当“炮灰”,也仍旧觉得光荣。

▲聪明人的愚蠢,由无知的大众买单

无知者之所以大量存在,往往是被少数聪明人“愚民政策”驯化的结果。因此,无知者与聪明人的愚蠢,往往有一种“伴生关系”。

另一方面,无知者本身就欠缺使用理智、独立思考、寻找真相的意愿,他们习惯了与集体保持一致,这使得愚蠢,可以快速地在整个社会扩散。

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大瘟疫——黑死病,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由感染“鼠疫杆菌”的鼠类、蚤类,通过叮咬的方式传播,“传播效率”远不及今天的“奥密克戎”、“德塔克戎”。

但是,在交通落后的中世纪,黑死病却几乎横扫了欧洲所有城市,让2000多万人在痛苦绝望中溃烂、死去。

▲画家笔下,横尸遍野的欧洲中世纪

塔奇曼在《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一书中,揭示了黑死病肆虐欧洲的成因,正是源于大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愚蠢:

尽管当时已有不少人发现,瘟疫的传染,与接触病人的住房、衣物、尸体有关,可是包括顶尖的医生在内,没人对老鼠、跳蚤这两个明显的“中介”,产生过怀疑——因为他们对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几乎一无所知。

教皇、主教这些位高权重的聪明人,将瘟疫解释为上帝的惩罚,他们鼓励民众上街游行谢罪,结果加剧了瘟疫的进一步传播......

灾难频频因为人类的无知和愚蠢而出现,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


▌真相、教训、人心:应对无知与自负之愚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用真相和常识治愈无知

时移境易,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看似已经摆脱了无知,但在大数据创造的“同温层”、以及不实宣传的洗脑下,一个“新无知时代”来临

——盲从、戾气、情绪化的一面,被新的媒介环节无限放大,结果极易被愚弄、操纵、利用。

无知者之所以无知,一方面是因为懒于思考所致,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寻找真相,其难度不亚于在大海捞针:

· 真相被埋藏: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粒,被海量的“信息泥沙”掩藏其中。

· 真相被筛选:大数据时代,有些科学家会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实验数据,有些历史作家甚至会以“推理、想象”等方式捏造历史。

· 真相被篡改:少数制定游戏规则、掌握数据算法者,为了让真相替自己服务,系统地掩盖、歪曲、篡改真相,为自己膨胀的野心、灰暗的欲望背书。

▲1984正在互联网重演:无处不在的“数据专制”

在这样一个真相稀缺、洗脑越来常见的时代,建立起一道“常识的防线”,是一个现代人追求精神自治的基本前提。(延伸阅读:14个学科最稀缺的常识,点击查看)

除了常识之外,抵御谎言、洗脑的最好方法,是和那些有能力寻找真相、有勇气表达真相、绝不捏造真相的智者同行。

塔奇曼便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历史作家,她坚持真相的勇气、毅力令人惊讶。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包括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

但是,塔奇曼并非一味堆砌史料,把功课扔给读者,而是从海量的史料中,淘出金矿,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看清历史的真面目。

她的作品,因文笔优美、情节跌宕被誉为”历史学界的金庸“,因此时常被人质疑为捏造。但是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历史,包括天气。”

可以说,在信息泛滥、真相稀缺的时代,阅读塔奇曼,不仅能医治我们对历史、政治的无知,甚至能让我们变得更为深刻。


◎第二个层次:用见识与教训预防灾难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在西方2500年的历史上,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极少有人系统地研究“政府愚蠢史”,而塔奇曼算是其中“唯二”的作家。

当别的历史作家都在顾左右而言它时,她却在《愚政进行曲》中不断警告那些“聪明人”——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愚蠢。

她发现,政治精英们之所以会变蠢,有两个根本原因:

· 权力的悖论:政治精英们身处的位置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智力便会下滑得越快,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凯尔特纳称之为“权力悖论”:

——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会失去了他最初获得该权力时所需的能力,让他既缺乏共情能力,也无法换位思考,甚至变得更加冲动。

· 人性的缺陷:职业政客们大多自诩为社会精英,他们自视甚高,因而人性的三种固有陷阱,也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1. 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并无视那些与此相反的事实;

2. 擅长自我催眠,高估自己,又低估了客观的形势;

3. 最为根本的是,他们缺少对自由的信仰、对真理的敬畏、对生命的悲悯,这让他们很容易狂妄自大、冷血无情,置万千生命于不顾。

塔奇曼对人性缺陷、灾难机制的深刻洞察,直接改变了肯尼迪对苏联的态度——古巴导弹危机一触即发之际,是塔奇曼的作品,让肯尼迪恢复冷静,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毁灭人类的核大战。

事后,肯尼迪把塔奇曼的书当成国礼,寄给了英国首相,希望双方“对现代文明及其敌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与警惕”。

十年之后的1972年,中美两国都笼罩在苏联核威慑的阴影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将塔奇曼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在这种特殊深刻,两个拥核大国必须谨记历史教训,避免犯“少数聪明人的愚蠢”。

塔奇曼的深刻洞见,让全世界最有权势者都为之折服。


◎第三个层次:洞察人性,悲悯人心

从“不知晓真相”到“知晓真相”——这是第一个层次,达到这个层次的人聪明、博学,但不一定道德。

知晓真相,也珍惜教训,懂得判断是非对错——这是第二个层次,达到这一层次的人既聪明,又有正义感。
 
但是,这依然停留在政治实用主义层面。他的悲欢,不一定能与“凡夫俗子”相通。因为无法参透人性的幽暗和脆弱,少数聪明人总是无法理解:

我明明是真诚地立志行善,为什么行出来的却是罪错?

最典型的,是人类历史上众多的“乌托邦运动”,少数聪明人怀着善良愿望,妄想用理性设计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结果毫无例外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太浅薄、乐观,甚至忘了这样一个常识:

任何社会都是人的社会,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附生于人性。

这正是塔奇曼的价值所在——她的历史写作已经超越了政治实用主义,来到洞察人心、悲悯人性这一历史写作的最高层次。

很多人都知道她开“非虚构写作”之先河,却不知道她的作品像司马迁一样,深刻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尤其是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

她不看重政客的得失,甚至不看重经济、科技数字,她关心的是人心,尤其是“大众的情绪温度”、维系文明的人性价值。

作为一个现代人,她的历史,不仅对人性保持着警惕和悲悯,还对世界保持着谦卑和审慎——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有序,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而是因为“现代文明”所维系的观念和伦理。

因此,她总是提醒那些自诩的“聪明人”,一定要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同时也要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


当然,她不是什么好为人师,喜欢讲大道理的“过来人”。塔奇曼的天才就在于,“以真实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她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并以非凡的语言、对词汇的完美掌握,将它们写成具有史诗感的故事。

读塔奇曼的文字,时常会有涂划、玩味、品鉴的冲动——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

她的作品自1950年代横空出世,至今长盛不衰,《光荣与梦想》一书作者曼彻斯特,以及黄仁宇、马伯庸等华人作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模仿”对象……然而,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被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

为此,先知书店携手塔奇曼作品的出版方,复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其他作品,共同组成“塔奇曼作品集”,是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本。识别下图二维码,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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