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者温铁军
温铁军何许人也？绰号“温三农”。
了解他的人可能对他研究的“三农问题”，和那套不受主流学界待见的“成本转嫁论”印象深刻。不了解他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反现代化”的符号。
那他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更确切的问题是：教育和经济，教育和乡村有什么关系？
本刊长期关注乡村教育改革，重要报道包括：四川广元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阆中县域教育改革、甘肃伏羲教育、宁夏回二城乡集团学校、河南乡村经典启蒙以及万物启蒙课程、沪江网“互联网+教育”扶贫等。
城满、乡弱、村空，几乎成了所有教育问题的代名词。但正如大部分教育者面临的困境，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造成了教育问题，但教育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受制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每层关系都错综复杂。
10年前，温铁军在《中国发展阶段与教育错位改革》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解决，甚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需求的错位：高等教育盲目扩张，而农村职业教育几近消失；乡村人才流向城市，重点高校人才则流向国外。
“一方面农村教育是抽水机，把农村人力资源抽走了。另一方面，我们又没开展适应乡土需求的地方教育。”
“青壮年被城里的劳动力市场抽走了，教育把最好的人力资源抽走了，金融把农村余钱抽走了，房地产把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占有了……”（本刊采编部）
温铁军
温铁军很少直接谈教育，但几乎所有问题最后都会涉及教育。
在《告别百年激进》中，教育被放在最后一章：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与平民教育的创新。
他总在尝试定位，从百年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现代化困境定位到中国经济的危机和改革，再从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定位到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世界到国家，从国家到区域，不断进行比较，最后定位到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个具体的社区。
“最终通过平民社区教育，把社会之中过于激进、造成暴戾之气的那种氛围逐渐调到爱家、爱人、爱故乡。”
这不简单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而是：所有问题只能从这一个个村庄、社区开始缓解，而无法依靠任何宏大叙事的主义。
“跳出农门”往事
笔者最早知道温铁军的名字还要追溯到高中时代。
大约2003年，偶然在地摊上淘到一本《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历时三载，跑遍安徽乡村，对几件曾惊动中央的重大涉农事件作了详实调查。其中提到部分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粗暴治理，更让人触目惊心。温铁军在其中以“三农专家”的身份出场。
同年，他当选为年度中国经济人物。
也是2003年，中央政府时隔17年再次发布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至今，“三农问题”都是重中之重。
多年以后，温铁军在演讲开场，还时常以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黄河边的中国》打开话题。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可以形成情绪化反应，但于事无补。
而2003年，作为农村出身的高中生，笔者只是感同身受又义愤填膺：一个国家怎可通过如此的“剪刀差”剥削农民？那时，西部大开发（2000）已进行三年，离全面废除农业税（2006）还有三年。尽管时政信息记得滚瓜烂熟，除此之外，我们没法再从高中课本或新闻报道获得更多关于那个时代的经济分析。
即将到来的高考就是一切。农村孩子如果碰巧“成绩好”，那就只需要一个目标：跳出农门。如果想用那简单的头脑看待身边的社会问题，也只会用教材上宏大的词语。如果你碰巧读过《九十年代文存》，那便是更宏大的话语。所有“教育”都将你引导到一个词：体制改革。
于是，近二十年过去，当你再次读到温铁军跨越十年的两部书，《八次危机》和《告别百年激进》，这就像历史开的一个玩笑了。书中写的正是大部分80、90后普通人的命运。
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然后在城市找到一份“体面”工作，再也不回农村，你本身就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你从城市化工业化获得的个人收益，也就是曾经城乡经济“剪刀差”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归结到教育问题：城满、乡弱、村空——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城市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发达地区和城市优质教育已发展到“人工智能”，不发达地区和乡村薄弱学校还在通过超级学校或“一块屏幕”死拼高考……
谁的错呢？仿佛谁都没错。
最近一篇火爆网络的经济分析文《走向存量残杀的危险世界》，作者卢克文写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邵阳黑帮横行，最后归因到中国第一代工业系统的衰败。
有趣的是，笔者的老家，四川南充也曾和邵阳一样，被列为“全国十大暴力城市”。大约2000年左右，全城连续发生多起与黑帮有关的恶性暴力事件，“短短20天内，8人被杀，1人被捅伤，2人被强奸。其中，9名受害者为学生。”
更有甚者，一个黑帮组织头目被判死刑后，谣言四起：他的小弟们要屠杀100个学生陪葬。看多了香港录像片的小城人心惶惶。但是，不论媒体还是学校，除了必要的安全引导外，再无其他解释。
多年以后，回看当时南充的经济资料，一切问题才清晰起来。正如卢克文所言：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又长期失业的年轻人，最终一定会走向犯罪。
其实所谓黑帮，就是“流氓”，是部分不务正业的失地农民或失业市民。当他们以一种极端残忍的方式对待比他们更弱势的人们时，的确，从道德上他们就是恶魔，但从生命上，同样不过是那轮经济发展和危机的阵痛。
90年代，中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即一切生产要素开始货币化、资本化，以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的形式不断推动发展。正如温铁军所言，很快便产生了生产和资本双重过剩。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口受阻，雪上加霜。
南充的主体经济是农业，尽管外出务工人数高达150万，但地处丘陵，人多地少，1997年底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29万，剩余率高达63.7%。而在城市，第二产业以轻纺工业为主，由于产业转型困境和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大规模失业。1997年失业率占城镇劳动力高达15%以上，而伴随城市化，到2003年，失业人数累计达10万人。
这座城市曾以丝绸闻名世界，仅其中一个丝厂，职工最多时上万人，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万人工厂。全市农业收入一半来自栽桑养蚕，4个城里人就有2人吃丝绸饭。因此，转型和危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据统计，到1996年，系统内丝绸企业资产负债91.35%，当年亏损3.1亿元，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下岗，其中7户市属丝绸企业下岗总数即有1.2万人。
这些尘封的数字，不过是90年代后期下岗潮的一部分。
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2年间，全国国有单位职工减少近4000万，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减少20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95年2.9%到2002年4.0%。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兰瑞认为：如果再加上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民工等，“九五期间”，全国失业率可能达到21.4%。
这些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现在人们归结教育问题根源，其中一条教育产业化，正是从危机中的1999年开始的。那一年，笔者正好上初一。
对应的情况是，本市农业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74.8%，工业劳动力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1.72%。显然，要靠初中文化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非常困难的。
据统计，1976年到2016年四十年间，共有91.6万所小学在中国消失，其中消失的基本都是农村小学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忘掉。就连当年发生的那些重大恶性暴力事件，在网络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正规分析，最终演变成“暴力城市”的噱头。
经历过下岗潮冲击，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更加重视。本世纪初，全国高考人数连年增长，从1999年的405万，到2007年超过1000万。正如温铁军在一篇演讲中谈到：
中国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需求严重错位，在本该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大量人才时，教育却全面走向“美国化”，城市高等教育盲目扩张，农村基础教育长期投入不足，而职业教育几近消失。“
一方面农村教育是抽水机，把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的农村人力资源抽走了。
另一方面，又没开展适应乡土知识和乡土需求的地方教育。”“青壮年被城里的劳动力市场抽走了，教育把最好的人力资源抽走了，金融把余钱抽走了，房地产把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占有了……”（《中国发展阶段与教育错位改革》，2010）
多年后，笔者和高中同学聚会，无一例外的，优秀的同学们大部分进入金融或高科技行业，少部分则回到中学做教师，继续通过应试帮助“成绩好”的孩子改变他们当年被改变的命运……
宏大叙事裹挟下的教育
为什么必须落实到社区教育？
就在笔者写稿时，一则消息震动了网络。9月2日早晨，一名刑满释放男子冲进湖北恩施朝阳坡小学，连砍10名学生，其中8人死亡。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恶劣的无差别伤害？近年来，类似事件还有许多。更严重的，是中小学生自杀和弑亲事件。某一瞬间，我甚至想到，这只是当年那些局限于“黑社会”的暴戾扩散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可以从贸易战、经济危机、社会治理、应试教育分析一大堆原因。但最后，我们恰恰忘了那些悲剧发生的具体学校、家庭和社区。
学校教育和社区、家庭教育的良性互动是如何被破坏的呢？在温铁军看来：
我们下层和中层社会目前都不擅长自主的知识生产和在地的知识传播，没有“在地教育”，更没有所谓社区教育。于是，社区内部的事务哪怕是鸡毛蒜皮也不得不用外部的宏大话语来表达。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网络舆论，所谓“自媒体”，用的都是外面的大话。
打个比方，社区有人私搭乱建，本是由于社区没有形成业主自律，没有形成在地的“社会自组织”，进行本社区的自我教育和管理。大家一说私搭乱建，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制度不好！或是自由民主人权问题。甚至一说社区有人吐痰、有人的狗便便没有及时清理，都是自由民主人权问题！
一般群众使用的话语如同“文革”期间的上纲上线，往往是那种外面来的大概念被误用，因此就没有条件对本地的个别问题做本地化处理。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制式教育体系下，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制式教科书传输的宏大叙事的话语环境中生活……（《新型城镇化与平民教育的创新》，2013）
正如高中时代，我们很难理解“黑社会”猖獗和世界经济危机到底有何关系，也很难利用书本知识去理解自己城市和社区出现的系列问题。一切都被美妙的大词蛊惑。
比如中国游客在国外旅游“素质差”，很快会归结为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问题。比如，广场舞大妈扰民，老年人插队，公交地铁占座，很快变成“坏人变老了”的噱头……
更严重的还是教育。因为，主导者都是时代的精英。一位著名“公知”就曾这样归结地方教育缺位的根源：
我曾在乡下特意询问一些小学生，他们知道中国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诵中国历史正统朝代的整个谱系。但他竟不知道家乡的河流和山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的历史脉络。因为我们的知识谱系，情感方向，从小就是被按照中央集权的模式去塑造和培养的。
这种模式，一步步教我们爱遥远的事物胜过爱眼前的花草。教我们如何对当下的苦难保持麻木，而对抽象的词汇感到亢奋……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崇拜者……从西方历史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绝不可能有民主……
相似的问题，不同人解读，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目的，互为因果。
有段时间，人们热衷谈论“信息茧房”。意指网络时代，面对信息海洋，人们会因为网络算法和喜好，造成“信息偏食”，进而观念极端化、社会部落化、价值观越来越偏执。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另一事实，中国还有5亿多人并不上网，而在网络中，主要的媒体信息只是那些“占比约20%，受过大学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制造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恐怕也不会那么极端地看待问题了。
“信息茧房”不可怕，可怕的还是教育。当指责群众“愚昧”“被忽悠”时，我们的很多教育可能连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和数学常识也没解决好。我们难以读出各种美妙语言的“陷阱”，甚至连自己的“经济”也计算不清楚。
网络的纷争，不过是曾经制式教育的结果。正如温铁军所言，我们太不擅长处理“世界—国家—地方—社区—家庭—个人”的关系，缺乏基本的定位能力。正如它的另一结果，挑选最优秀的人才进入金融或高科技产业，而本地制造业和人才则难以为继。一边是过剩，一边反而是紧缺。
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面对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时代的“危机”，人们也不得不承认：
越是发达城市、重点学校、优势阶层，教育培训投入就越大，从而加剧了马太效应。“互联网+教育”模式或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技术，都不是解决教育公平的根本之道。促进教育公平显然有更为本质的方面：需要回归对人的重视；同时，需要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促进社区和学校的联系等等。
其实，人工智能的危机也不过类似的“大词”。
为什么是“生态文明”
2019年9月8日，位于四川成都郫都区的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正式开课。温铁军依然讲了他的老题目：生态文明与乡村转型。
生态文明到底是什么？这个词被提出后就讨论不断。对工业文明，它似乎对应着人类走出危机的唯一方案，当然，畅谈人工智能的人可能不会这样想。而对普通人，这可能就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代名词，当然，人们在争论垃圾分类或四大发明时也不会想到。
温铁军反复谈的还是“在地教育”。
生态文明，不是一个理论，而就是人与自然、社会、他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社区，也只能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文明”吗？
“你得承认，自然界的多样性生存的物种，和你一样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文明。生态文明最本质的内涵，就是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界的多样性。”
“它和产业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产业资本只有把一切资源资本化为生产要素，包括把人变成人力资本，才能占有剩余价值。必须通过制式教育，形成可供产业资本役使的劳动力要素，剥离掉其他各种各样的特性。而生态文明，人不应该再是‘去人化’的劳动力……”
生态文明，求的是人生活的尊严。不是越来越剧烈的贫富分化，也不是生产过剩的消费主义，而是保证人类不会自毁的节制和平衡。
众所周知，温铁军最有名的理论是“成本转嫁论”。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力和资源获得廉价产品，同时利用金融霸权转嫁经济危机和政治制度的成本；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每次遇到危机就向乡村转嫁成本。
《八次危机》一书详细描述了1949年至2009年中国发生过的8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他反复指出：“危机能不能软着陆取决于危机的代价能不能从城市产业资本向三农转嫁。成功把危机代价转嫁到三农的，就是软着陆；不能转嫁，砸在城里的，就叫硬着陆。而硬着陆导致的结果，要么叫调整，要么叫改革。”
改革的例子，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78年的“大包干”，以及本文开头提到的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
这里实在伴随着太多的阵痛和苦难。也因此，这一理论长期被主流学界反对。
反对的理由也很多，其中最核心的是土地制度。很多人认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依靠外部市场解决粮食供给，很快就可以解决三农“过剩”问题。也有人认为，“只要把印钞机开起来，国富民强指日可待”。甚至有人指责，温三农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只是“关注农民不能成为暴民，根本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但一反学术界常态的，对这些争论，温铁军几乎从不参与。
对大学领导，他说：你们就拿我当野猪，这个菜园里种萝卜，那个菜园里种白菜，我这野猪闯进来，那就萝卜白菜通吃——比如经济学是白菜，政治学是萝卜，萝卜白菜我都吃了，说难听点，虽然拉出来都是猪屎，也可以发生沼气，沼液沼渣做有机肥……
这是典型的温氏调侃风格。
温铁军说，曾经的他，常常“因人睚眦拍案而起”，谁给白眼就能拍桌子吵架，但“现在脾气大改了”，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或许真是“六十耳顺”。
每次在外演讲，他总会反复强调超越价值观、超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真能超越吗？其实温铁军想问的是，这样就够了吗？
他讲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华盛顿共识”说，20%的人享有现代化，地球已经承受不了。现在80%的人都想现代化，特别强调的是13亿中国人，如果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得增加四个地球。这就是全球纷争的根源。
那么，民主自由不就好了吗？他又讲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现代化政治，是让占人口70%以上的下层阶级占有权力的吗？”
“欧洲的现代化，是对外三百多年的殖民扩张……工业化的前提是，大量向殖民地移去贫民、犯人、异教徒（而并非是富人和有道德约束的人）。结果，仅美国就移进总数达4800万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人。同期，南美1个亿、北美1个亿的原住民被抢夺和清洗……被作为殖民地对欧美工业化的伟大贡献而基本消灭了。”
“人们往往被想象弄得很痛苦。”吵架解决不了问题，观念战胜不了观念。观念带来的是灾难。
对学生，他更严禁他们参与派性争论：因为派性争论是最没学问的表现。要认真做点调查研究，做点国际比较分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前三十年温铁军的学问可归结为“成本转嫁论”五个字，这后三十年就浓缩到了四个字“生态文明”。不再是论，是实践。
在他看来，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几乎就是同义词。“因为三农问题本身就是和自然界、自然过程结合的，具有内生的多样性。”
而能够承载这一转型的也唯有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一定是和社区资源、乡土文化的开掘，和本地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的。”“市民下乡，乡贤返乡，城里人要消费的恰是乡村的特殊性。”
年轻的希望们
也就在笔者老家闹黑社会差不多同一时段，温铁军带着几个年轻人到河北定州翟城村办了新世纪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1926年，教育家晏阳初也是从此开始平民教育的。
现在回顾，这可以说是温铁军开始实践“生态文明”的开始，他和团队带着农民一起实验循环经济和生态建筑，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试图把翟城村建成“生态农业环保农村”的样板。
但没想到，这一“早产儿”最终招来的是广泛的误解。
“带农民做早操、学唱歌、玩游戏，教学方式匪夷所思；用辣椒大蒜浸汁等土办法杀虫、建造‘地球一号’生态建筑、请台湾建筑师教农民使用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教学内容备受争议。”就在2007年学校关闭前几个月，央视《面对面》主持人采访时还提问：
“我看你们课程的安排，绝大部分跟生产没什么太大关系。”
在食品安全危机、土地污染、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人们或许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其中的关系了。
“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只要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做乡村建设。”学院工作人员潘家恩还记得学校关闭时温铁军的话。
温铁军坦言，最开始他完全没想过去做这件事，“其实是被年轻人拖下水”。令他珍惜的是这群年轻人。
“年轻人浮躁，以为想干事就一定能成，所以得给他们泼泼冷水。如果真干了，我可以挂个名，尽量争取公共资源，但事情由他们做。该怎么受挫折就怎么受挫折，该怎么难过就怎么难过，我不管。”说得不留情面，心底还是珍惜。
他也会想起自己曾是青年的时候。他曾用两个11年来概括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第一个11年是1968年插队之后11年的工农兵经历，第二个11年是1987年到1998年11年的农村试验区经历。正是这段深入接触“三农”的经历，不仅锻造了他以后的学术方法，也塑造了他的思想情感。“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温铁军，实践了毛泽东说的“滚出一身泥巴”。
刚开始下乡，他只是疑惑农民怎么一天到晚都骂骂咧咧。后来跟着大队干部往公社送粮，慢慢看，慢慢听，才理解问题何在。“那时农民往城里送的都是好粮食，瘪的坏的，自己留着吃。如果遇到年成好，农民多分两斤麦子也不行，超收的部分得交给国家。付出那么多，得到却那么少，所以他们有怨气。”
2002年，时任《中国改革》总编辑温铁军接待反映意见的农民 供图_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这些沉甸甸的经历，让他没法用一般知识分子的“伤痕”“耽误”来评价知青岁月。
很多年后，在“八次危机”的研究中，他才真正找到这次危机的根源：“《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资本，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只好让农民作贡献。”
农民到底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孔祥智研究指出，除农业自身的贡献外，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工业建设提供资本积累，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至少达到17.3万亿。”
此后改革开放，温铁军回城，被分配到“当红”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研究室主任是杜润生，联络室副主任是王岐山。
从1982年到1986年，这个被称为“九号院”的部门连续5年酝酿，形成了“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而温铁军的工作即是负责联络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动员他们下乡调研。
这个特殊的位置，不断推着他往外跑，打下了“用脚做学问”的坚实基础。
2005年，温铁军与农民学员一起劳动 供图_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他还记得最野的两次“跑”：
第一次是1985年，34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4个月跑了8个省。
“我永远记得天高云淡，也记得那一片蛮荒，人被大自然压抑得仿佛只剩一颗渺小沙粒的感觉”，刷新了他“对农村复杂性的认知”。而“自己作为年轻人的那种狂躁基本上也被大自然磨平了”。
第二次是1991年，40岁，苏联解体。他当时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不相信美国人“下一个是中国”的论断，一路自费去了东德、克罗地亚等7个东欧国家，历时40天。“这让我知道什么是社会成本、转型代价，那是老百姓的苦难。”
接着十多年，他更跑了40多个国家，到处做农村调查研究，看过印度的游击区、巴西的贫民窟、墨西哥的“蒙面军”。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而“中国村社制度下农民承受劳动力转移风险的能力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中国高增长真正的比较优势”。而东亚凡是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国家，全都进行了“土地革命”。
2004年，温铁军在印度农村调研 供图_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所以，在温铁军看来，新农村建设，有两个铁的底线一定不能破：绝对不可轻言农村土地私有化；城市化绝对不能搞贫民窟。
杜润生曾对温铁军说：你们这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要是能动员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志愿者下乡，我们的事业就成了。
从2003年那颗“种子”开始，现在投身乡建事业者何止成千上万，温铁军说：我可以死而无憾了。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和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加上北京的人大乡村建设中心，基本上构成一个三角；
还有很多高校战略同盟军，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等等。
这些年，我们资助、培养了十几个乡村建设博士、几十个深入基层的硕士，他们支撑着遍布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致力于可持续实践和教育的英国舒马赫学院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供图_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而更重要的，还有那些已初见成效的生态农业和社区教育试点：
福建培田村社区大学、中国大陆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厦门打工者社区大学、新农夫市集、田间学校，以及刚刚开始的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
他们是年轻的希望。（本段部分材料源自《绿色中国》报道《温铁军：踏遍乡村心未老》）
2011年1月8日，温铁军为福建培田村社区大学揭牌 供图_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2019年6月，温铁军工作室入驻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图为9月“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学员与温铁军团队合影。摄影_汤成米
推
荐
阅
读
温铁军：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1950s&1980s’土地改革的宏观效应（下）｜国情讲坛
温铁军：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1950s&1980s’土地改革的宏观效应｜国情讲坛
论坛撷萃 | 温铁军：什么是产业兴旺？产业融合转型绿色发展方式才能产业兴旺！
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
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由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倡导成立，推动社会化、生态化的食物体系，自2003年开始培训农民学习立体循环农业和生态建筑、2009年开始构建全国的CSA网络，于2017年正式注册社会团体，连续每年举办年度最广泛参与的CSA大会，并与国际社会生态农业联盟（URGENCI）进行直接的对接。
联盟致力于成为全国社会化生态农业领域专业倡导型、多元服务型的社会团体，将全国各地认同并愿意支持CSA模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构建社会生态农业互助网络，2017年发起“有种有种”全国性倡议活动。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研究相关课题、举办年度CSA大会、推动建立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和组织培训学习等。
联系方式：
电话：136-8129-1083 小C
邮箱：csalianmeng@163.com
微信：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
微博：@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