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  

耀邦同志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 部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

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了中办主任后去拜访老领导，有一次见了叶剑英元帅，叶帅问我，你们民主集中制怎么样？我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要反复讨论，最后集体决策。叶帅说，那很好。”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党付出鲜血的代价得来的教训，每当我们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每当我们的党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会遇到挫折、失败，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我觉得叶帅和耀邦同志在党内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则上是心心相印的。  　　

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个人谋取过任何的利益。耀邦同志的哥哥一直在农村当农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次到北京来找他，希望帮助给找个工作。耀邦同志对他说，我们全国有8亿多农民，如果每个家庭有一个人能出来工作、挣工资，就不错了。我们家我已经出来了，如果你还要出来，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么办？劝服了哥哥后，他从自己工资里给了哥哥200元钱，他哥哥回家还是继续当农民，直至去世。耀邦同志还有一个侄子，省里给安排当了干部。耀邦同志知道了，专门给省里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因为我是总书记就给他安排，要靠他自己奋斗。结果硬是又给退了回去。

耀邦同志任人惟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记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长期间，接到中央调令，让我到中办工作。到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调一些干部到中办工作。为此，我去向耀邦同志请示。耀邦同志同意，但他特别叮嘱我说，选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眼界要开阔，不能只从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选。

按照耀邦同志的交代，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让各省市党委推荐，然后从中挑选一部分年轻优秀的干部借调来中办工作。就这样，先后从各省、市、自治区借调了几十名同志轮流来中办帮助工作。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既加强了中办的干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联系，还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那些在中办工作过的同志，回去后不少人成了当地党政部门的骨干，有的还提拔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件事，生动地说明耀邦同志在干部问题上胸怀广阔，坚持原则，公心可鉴，从来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离开了我们。党中央在悼词中评价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跟随耀邦同志多年，有长时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同时，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导师，我的兄长，我最亲近的朋友。

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