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黄西蒙（上）：“背负着现实压力的漂泊者”应该被看见

疫情及其防控，影响的不仅仅是作为本地人的城里人和农村人，还有很多奔波于二者之间的“漂泊者”。近几年，关于“北漂”的话题，不少是遭遇危机、逃离等关键词。

青年作者黄西蒙的《北京流光》，试图通过笔下的“北漂青年故事集”来勾勒一幅“浮世绘”。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他聊一聊，如何看待近些年的“北漂”群体？

高明勇：我的印象里，你一直是个爱读书的评论员，什么原因促使你去写这部“北漂青年故事集”？

黄西蒙：《北京流光》这部作品的诞生，前前后后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与复杂的过程。2015年，我告别校园生活，进入媒体工作，对于北京的生活，渐渐有了深入的感受。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和写作，我希望能将所读所思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不论是做媒体编辑、评论员，还是继续做研究工作，我都希望通过文字来书写社会，映照现实。当时我还很年轻，是相当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脑子里想的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文字也好，对未来也罢，都充满了热情。由于我比较喜欢契诃夫、巴尔扎克等作家，因此提起笔来，很自然地就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子。更重要的是，当我真正尝到现实生活的锤击后，就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正如王国维先生在《浣溪沙》一词中所言，“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渐渐意识到，“自我”与“他者”本身并无遥远的距离，我们都是被卷入这场宏大叙事的小人物。因此，我想创作一个以北京现代性叙事为主线的作品，但不会将笔墨落在对任何宏大事物的描述上，而是要去书写各种小人物的现实处境，或是孤独苦闷的求索者，或是背负着现实压力的漂泊者，或是在社会夹层中挣扎的零余者。这些角色，以及他们的故事，往往是被社会主流话语所忽视的，但其中的人生并非没有色彩，应当被记录下来。

高明勇：这些故事里有多少你自己的影子？

黄西蒙：我也不只是在写别人的故事，也是在写我自己，虽然书中的故事，没有一个完全是我的个人经历，但当我虚构这些内容的时候，创作书中人物的时候，自然也有我的人格与情感的投影。只是对于这些透射的景象，我的态度未必是肯定的，反而经常是批判式的，这也是将自我客体化与反思之后的结果。

既然决定要写一部跟北京的年轻人有关的作品，选择合适的体裁就尤为关键了，比起当时很火的非虚构写作，以及不温不火的纪实文学，我更倾向于虚构写作，带有现实关怀的小说创作。虽然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看似“老套”，但好的作品、尤其是“直逼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却远不及人们的预期。我当时有个想法，纯文学的圈子与民众的阅读趣味，本身不应该有多少鸿沟，打破圈层壁垒，在纯文学创作中折射个人趣味与社会现实，应当是有意思、且有意义的事情。就这样，经过几年的构思和准备，我从2018年正式开始创作《北京流光》，并在“豆瓣阅读”平台上连载，大多内容在2019年底就基本完成了，后来这部作品有幸被译林出版社看中，便有了我这本小说处女作。

高明勇：为什么用“北京流光”这个书名，有没特殊的含义？

黄西蒙：我最初在豆瓣上发表《北京流光》时，书名是《一百种北京》，是真的打算写一百章，但我渐渐发现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便产生了创作“三部曲”的想法。《北京流光》正是第一部，“流光”有青春光阴流逝之义，也有城市流光溢彩之感，是具象表达，也是现实隐喻。

出于篇幅、题材等因素，2022年11月出版的纸质版《北京流光》是豆瓣电子版的删减版，大概删掉了三分之一的内容。至于本书的副标题《北漂青年故事集》，实际上是在出版前夕才定下来的，大概是出于“精准描述”与“市场定位”的考虑吧，尽管我认为本书内容并非只写了北漂青年，而是城市叙事的“浮世绘”。从文本接受的解读看，一些读者误以为本书是非虚构或纪实文学，作家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东西，竟然让读者觉得十分真实，这大概也是一种有趣的迷思吧。

高明勇：媒体评论员的“敏感意识”和“问题意识”，对你的文学创作影响大吗？

黄西蒙：应当说，媒体工作的训练对我的文学创作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跟朋友交流时，也不止一次说到这点：时评写作虽然与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但它可以很好地提升写作者的问题意识、逻辑感与简洁、准确的表达能力。这三点，咱们可以分别细细地聊。

写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当然需要很好的问题意识。当写作者面对纷纭复杂的世事时，能否敏锐地捕捉到关键要素，可谓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世道人情的敏感，也考验着作家的功力。

其实，现在我们一点不都缺乏写作素材，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就是个社会学研究、媒体观察的富矿，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复杂多样的人物，可谓俯拾皆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素材并不能直接拿来用，需要进行筛选与辨别：哪些是重复的、无趣的，甚至是被某些话语刻意制造的“伪命题”与“假真实”，而哪些才是真正可以被转化成文学的好素材——对此有清晰的认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高明勇：这些有哪些具体体现吗？

黄西蒙：我在创作《北京流光》时，确实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思考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我一边探索着写作的路径，一边反思自己的创作，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北京、北漂有关的元素，非常多，比如买房、租房、相亲、考研、就业话题，还有各种形式的阶层差异、性别偏见、观念冲突，等等，但不能不加筛选地都拿来用，更不能搞成“大杂烩”。将素材进行文学转化，就需要很好的“逻辑感”与简洁、准确的表达能力，而这同样是时评写作者所需要和能提高的地方。

高明勇：有不少读者，包括一些写作者有个认知误区，认为文学作品不需要“逻辑感”，你怎么看？

黄西蒙：是的，说到“逻辑感”，可能有人会不太理解：写小说自然需要感性思维和同理心，难道还需要逻辑能力吗？事实上，写小说同样考验作家谋篇布局的能力，如同在战场上排兵布阵的将军，要能撒豆成兵，而不是胡乱指挥，否则笔下的故事就会走形，人物会走样，最终造成叙事的崩塌，那些读者读起来一头雾水和“烂尾”的作品，往往就是写作者逻辑感缺失的结果。我在创作《北京流光》时，就比较留心逻辑框架的真实与清晰，并对那些有悖现实逻辑或文学叙事的地方进行校正。

基于此，我便拟定了一个清晰的叙事结构：每篇最后登场的人物，是下一章故事的角色，由此循环往复。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每个人也都是故事的旁观者，我们在北京互不熟悉，却又彼此相关——不同个体之间的命运相互关联，但个体却又是十分孤独的，这也是现代性的症候之一。

高明勇：我看你一直在说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写法上你有什么特别的吗？

黄西蒙：简洁、准确的表达，也是现实主义小说写作所需要的。但仅从文风上说，我过去受茨威格的绵延风格的影响更大，意象丰富，长句颇多，甚至常用缠绕句式，但从汉语写作的维度来看，小说创作中过度的欧化语体，还是要有所克制的。好在时评写作经验，让我的表达变得更加简洁、清晰，尤其是对于细节的精准描述——能用一个准确的词来表达，就无需替换成其他模糊的概念。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创作与评论写作的思维方式差异很大，写小说时，需要尽量避免“评论腔”。善于对一些事物发表看法，是时评作者的优点，但写小说时，要压抑这种评论意识，尤其是论断、定性的冲动。学者思维、评论思维强大的作者，在写小说时需要格外留心这点。

高明勇：在“时评体”和“文学体”之间切换，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黄西蒙：因为我过去的写作经验，多以研究思维为主，真正开启小说写作后，就出现了一个创作思维转变的过程。要让笔下的人物去讲话，去行动，而作者站在一个评判者的姿态去描述、点评，甚至是主题先行，则是写小说的大忌。我在创作之初，上述观念还不是很清晰，幸好随着写作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找到了写小说的感觉，并全身心地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

高明勇：你说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也是“真实”的。是用“虚构的手法”去写“非虚构的故事”，为什么没有选择“非虚构写作”？

黄西蒙：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我其实从创作之初就在不断问自己：如今书写现实问题的优秀的社会学著作很多，新闻作品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的精彩作品也很多，甚至很多B站UP主、短视频创作者也在展现丰富的生活，如果仅仅是为了呈现或批判现实，还需要小说吗？我想，我之所以选择小说创作，首先是对纯文学还是有点执念的，希望能在这个领域长期耕耘。更重要的是，纯文学还是不可替代的——对于人物非必然命运的关心，对于精神世界的个人探索，都是社会学与新闻写作往往涉及不到的地方，但这些正是小说家的着力之处。

即便是再精确的计算，也无法预料到规律与公式之外的不确定性，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无法预知、难以琢磨、含混不清的东西，才是最常见的。真实的人生没有绝对的黑白，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不断波动、冲突的现实元素，充满了戏剧性，这也是我在小说中力求展现的东西。如果说这是横向层面的文学事物，那么在纵向上，书写深邃的心灵秘境，也是我着墨颇多之处。在《北京流光》里，有大段的心理描写，意识流、隐喻等现代主义技法，也不时出现，甚至《亦庄小夜曲》这篇，多数内容都在写一个空巢女青年独居时的自由联想，读者可以浸润在心灵独语与纵深探索的世界里，从而获得迥异的阅读体验，这也是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

高明勇：疫情/疫情防控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黄西蒙：疫情之后的世界，对我现在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但因为《北京流光》基本上在2019年底之前就完成了，所以疫情对这本书的内容，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我现在也在不断写新的小说，自然难以脱离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

高明勇：我看你说“历时五年零距离观察”，如果在这三年开始写，这些“北漂青年故事”、“北漂浮世绘”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黄西蒙：如果在这三年开始写《北京流光》，书中故事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本质上并无不同。我认为疫情前后的社会心态虽然大有不同，但内核并没有改变，只是一些矛盾更加显现，《北京流光》里讲到的一些人的焦虑也好，苦闷也罢，在今天依然如此，只是更多人有了体验与共鸣而已。比如，书中《未名湖畔的边缘人》这篇，讲的是几名考研学子的故事，故事背景设定在2015年前后，当时考研内卷形势之严峻，远不及今天。与之相关的复杂情感体验，自然也有所不同。如果说，这样的故事在我创作的时候，还只能让一小部分读者极有共鸣，但在今天却可以引起很多人的痛感。与之相反，还有一些我曾经认为很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年轻人买房，在今天却未必能引起很多共鸣——不少人选择了躺平，干脆不买房了，过去那种为了梦想而奋斗的话语，一度是牢不可破的，但在今天却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调侃。在“内卷”之后的“躺平”与“逃离”，反而是更真实的社会心态。

书名：《北京流光》

作者：黄西蒙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高明勇：你如何看待现实素材与文学表达的关系？

黄西蒙：以上种种，都说明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文学创作如果完全与社会现实亦步亦趋，把小说仅仅当成呈现现实的镜子，那么它就难免具备时代局限性。那种与现实贴得太紧的小说，自然可能博得一时的喧哗，却也可能是速朽的。一旦时过境迁，读者就不会再感兴趣了。但是，完全远离现实，沉浸在想象的海洋里，固然是一种有特色的文学风格，但我还是希望能在《北京流光》中书写现实，就不得不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既要贴着现实逻辑写，但在选题与写法上，不能完全被现实元素带着走，就像前面说到的，作家要对现实元素有所筛选与取舍。

《北京流光》有一条贯穿全书的时间线索，这是我从创作之初就设定好的，但这条线索多数时间是掩藏在文本之下的，只会偶尔在某些细节上露头，暗示读者，故事大概到了哪个时间段。比如，在《未名湖畔的边缘人》这篇中，通过吴梦学这个人物的日记，我提醒读者，这是何年何月。而在《风起成府路》这篇，我则通过人物看到的手机新闻提醒，告诉读者当天新闻：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去世。读者可以凭此得知，这个故事的发生时间。这看似是闲笔，实际上是我的有意设置，但不会写得很明显。诸如此类的细节，在书中还有很多很多，留待有心的读者去挖掘。

高明勇：你刚才说《北京流光》是你的“三部曲”之一？

黄西蒙：我有一个庞大的创作计划，如前所说，《北京流光》只是《一百种北京》的第一部，第二部《北京孤月》，我正在创作中。我想通过“三部曲”来展开长达十年的北京叙事，《北京流光》讲述的就是2014年底到2017年底的故事。我现在创作的《北京孤月》《寂城怪人》等长篇小说，或许就能让读者看到与《北京流光》很不同的“浮世绘”了。

高明勇：疫情下很多快递员、美团骑手、滴滴司机的北漂故事同样很丰富，有没计划去写他们？

黄西蒙：在接下来的写作里，这些角色与故事应该会出现。但还是那个老问题，在很多非虚构写作已经涉足这些群体的情况下，作家需要找到更好的切口，更有文学意味的写法。书写普通人的故事，或者发出一些慨叹，做一些社会学层面的分析，这些还不是很难。最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将现实素材与文学经验结合起来，以更新锐、更有创造性的文学表达方式，将那些看似寻常的事物写出来。在这方面，我也在不断思考，慢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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