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真理的道路

浅谈卡夫卡的短篇小说

卡夫卡的写作更像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也并不明确自己所要触及的是什么。卡夫卡的写作就是一种追逐真理的道路本身，而并不承载真理。在他的小说中，角色总是走向表现主义的边界——角色变形成为各类动物，肉体感知被祛除。比起“异化”，这更像是他由此打破了对现实的屈从的锁链，把牺牲者从“正常的”世界中拉出来，把事物恢复到任性的晦涩难解的状态，从而打破了主客体的分离。

放弃自己作为“人”，或者说放弃完整性的痛苦，逼迫着卡夫卡的角色们不停提出问题：为什么是这样？而摆脱身处的“系统”似乎是妄想，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接受没有答案的虚无。然而他的角色们始终选择“危险地生活”，在惶恐不安中低声叫喊。尼采曾说，人身上伟大的东西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这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卡夫卡的作品，唯一的只有探索真理的道路本身。

作 者：羽 中

影视摄影专业在读，

还有很多东西想要探索和搞明白。

角色的变形

阿波利奈尔曾言：“艺术家是一些想成为非人的人。”而卡夫卡毫无疑问是这类艺术家，以成为“非人”来释放他的想象力。他的短篇小说构建的便是如此一个变形的世界，而卡夫卡敏感的神经遍布其中。

变形往往是具象化某种痛苦的方式。在《乡村婚礼筹备》中，拉班走在路上，突如其来地感受到了他者和主体之间巨大的陌生：“人是孤零零的，全然陌生的，只不过是好奇的对象……但要是我自己能区分‘某人’和‘我’，我怎么可以对其他的人抱怨呢。”以至于拉班想象自己是“一只甲虫在冬眠”，以此来抵御外部世界的入侵。

卡夫卡总是不厌其烦地描写阴郁的人群，关于一个又一个人如何在生活重压之下做出的细微动作，戴着什么样的帽子，面孔上细小的痉挛。有时这种描写如此之多和琐碎，甚至压过了主角的风头，加之卡夫卡那公务员体式的书写风格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在一个被挤压的主体躯壳里，惊惶地感受着他者完全外在于自我的陌生性，以至于需要想象自我的变形来合理化这种差距，从而感到安全。

这种对一个“正常”主体的绝对存在的逐步怀疑，甚至伴随着一种自我破坏倾向：“我”总是变成甲虫、老鼠、狗等等隐含着屈辱意义的动物。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真正变成了甲虫：“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生活中的恐惧被无限放大，可在他变形的过程中，他看见了人际关系糖衣后的残忍，世俗逻辑的虚假屏障随之坍塌。它们所在的实在界是不可知且无法同化的，只能在创伤性的梦与幻觉中表现出来——父亲的伤害最终变成大甲虫背上伤口里嵌着的一个苹果。

《变形记》插图

卡夫卡多次表明他的痛苦是一种“让人浑身发热”、“健康的愉快”。比起解读说格里高尔抗争性地抗拒异化、坚守人的主体性，格里高尔更像是自愿地变成甲虫的。因为感受到痛苦才是发问的开始，受难便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在《地洞》中，甚至体现了对抵御痛苦、感到安全的一种担忧：鼹鼠为了躲避天敌所建造的地洞，反之也可以是困住自己的迷宫。它一方面需要隐蔽，一方面又需要快速逃出洞中。这个地洞像是一种“装置”，展现了矛盾的痛苦根源，然而它激发着积极的生命意义（鼹鼠依然在不安中不停地挖洞）。

再比方说《杂种》中的羊与猫的杂种、《家长的忧虑》中的奥德拉德克，它们都是无法被驯服的、中性化的存在。它们都想保持不被同化，取消身份的社会定义，脱离被命名的压力。然而社会受排他性的欲望支配，想要给每个人一个名字。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动荡不安，卡夫卡在捷克出生而又说德语，对波西米亚帝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真正的归属感。除了“我是谁？”的身份危机，每一位角色还继承了他无身份主义的精神。他们在这个变形的世界中，有身份一致性的愉悦，又有寻求无身份的渴望。双重的反常激起了恐惧与怀疑，探索便是寻求这两极平衡的唯一途径。

肉身的打破

对于卡夫卡来说，肉体和精神之间存在着隔阂，“我们接受外界信息的范围为什么不能扩大？”他认为扩大是必需的，因为身体仅是较低级的传媒。

在《饥饿艺术家》中，他只是因为找不到想吃的食物而不吃，最终选择绝食，并以此作为思考方式。比起将这解读为肉体的真空消弭了艺术家作为人的价值，这更像是在突破灵肉的二元对立。感官式的探索已经衰微，肉身探索的失败引导他抛开食物，意味着放弃维持生理上的基本运作，以便腾出手来，伸手去消除对虚无的恐惧。饥饿艺术家虽然身体陨灭但彷佛达到了“幽灵般的复活”，他的死亡让观众不能怀疑他在表演期间偷吃东西了。

童年时期的卡夫卡

《一条狗的研究》中的狗学者邂逅了七条狗异端的音乐演奏，从而把眼光从既定的常规生活上挪开；认为通过耕作从土地中获取食物的“研究成果微不足道”，选择绝食。进一步的探索方式由此产生。它远离了肉体感知，也就变得更有独立性，更不遵循种种限制。以禁食苦行为代价，目的是要让肉体之墙崩塌，才能走得更远。若不这么做，那音乐将永远是“异端”、难以理解的非意义。

在《秃鹰》中“我”心甘情愿地被秃鹰啄食肉体，有能力反抗但却不杀死它。《普罗米修斯》中“经过几千年，普罗米修斯的背叛被忘却了，诸神忘却了，老鹰忘却了，他自己也忘却了……留下的那只有岩石山。”在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卡夫卡不仅仅是享受痛苦唤醒思考的过程，他也对这样的“自虐”有着反思：沉醉其中是因为感受到了掌控真理的激情吗？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有明白，那能做的除了承受苦难还有什么呢？要做些什么才可以避免厌倦？——但似乎这一发问便已经足够。

提出问题

卡夫卡的写作风格总是不断在小说中提出“陌生化”的问题而不给出任何回答，他自己也承认“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他给出的仅仅是一个问号，这样的提问不仅是行为，更是问题先于答案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说，现实常态的取消不影响探索的存在。对真理的理解是从提问，而非从既成的现实中得来。

《大路上的小孩》几乎完全摒弃了叙事，而转向孩童之口提出一连串问题。其他的一切都已经模糊，突然出现的角色仅仅是“这人”、“另一个人”，彻夜的玩耍与大家好比是天使与雅各到天明的摔跤，什么也不为，仅仅害怕一种疲惫，因为“傻子才会感到累”。或者说，不去提问就是麻木。卡夫卡称这种质询为“伸向黑暗的手、祈求之手，为了馈赠自己而乞讨”，从而“把存在纳入小我的摇篮”。

这种态度在他的作品里经历了曲折的演变：“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理解，我怎么竟会相信提问。但我根本不曾相信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提问的态度最终被过滤了不信与不理解，净化为一种稳定的倾向。《一条狗的研究》中的狗学者无休止地提问，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停止发问就会掉进虚无的深渊。即狗感受到的“音乐”会被失去探索本能的狗群忽略。只剩下物质的振动，成为“受到沉默压迫的那些狗……沉默的堡垒，这就是我们”。导致只有声音，而非音乐，去炫耀卖弄它巨大的尸骨。

《一条狗的研究》作为卡夫卡接近生命尽头的作品，减少了脆弱的成分。他不再质疑提问的无结果性，认为寻找解决办法是狂妄的，“开方子本身就是一种倒退，就是怀疑。”惟有提问去寻求解释。这是特别战斗性的、把真理从我们自身挤出来的态度。

卡夫卡肖像

接受无解

卡夫卡塑造一个个无解的谜题，或者莫比乌斯环式的装置，从而过滤出追寻真理这一行为本身，因为真实恰恰始于意义发生动摇之时。

《一条狗的研究》中狗“怀有对重大事情的预感”，察觉到不可知之物的到来。然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到来，能够改变的仅仅是狗群的态度。痛苦在听七条狗奏乐时存在，在绝食探索时也仍然存在。它一切的发问，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期望，是一个问号本身。面对障眼的覆盖层，当狗去“彻底地通过调查研究解决这件事”时，就走向了存在的边界。

于是，唯一的答案只有追寻真理的道路本身。狗最终形成了解释：通过“音乐”就使土地产生“食物”，即通过对自身与世界的探索，自由就是内在产生的。我们将“升入高度的自由之中”。

这种“拒绝阐释”或者拥抱无解的态度，在《切不开的面包》中可见一斑。父亲拿刀怎么也切不开面包，最终，面包像一个“下定决心面对一切的人的嘴巴那样收缩了，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面包”。即使面对“父亲”的威权，他也认为面包，某种终极真理是不可言传的。每当我们似乎触及到它的核心，它也会逃脱语言的边界。

就好比奏乐狗不处于音乐之中，《猎人格拉胡斯》身为猎人但并不在狩猎，《和祈祷者的谈话》但并不在祈祷，但他们都触及到了身处的境遇的本质。当探索把事物的意义从它们被固定的地方解开，人才能理解“事物在我面前显现以前，原本可能是什么样子。”他释放了客体里的真理，将人性授予他周围的“非人”世界。

卡夫卡从不试图给出答案，他如同盲人置身于惊恐的人群中，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去摸索四周。英年早逝让他躲过了即将到来的纳粹屠杀，但他已预见了可悲的前景。卡夫卡时不时挣脱出身来，免得自己深陷其中。他在一战的压力下写作，而不去描写一战。虽然大部分布拉格的犹太人支持德国（一个莫大的历史讽刺），但卡夫卡从未站在某一方，他是在战争的内部，在欧洲风暴的中心写作，仿佛战争是和他分享床榻的伴侣。保持这种“悬置”的探索方式，卡夫卡得以在战争中找到一个自由的写作位置。

卡夫卡画作手稿

图源卫报/Ardon Bar-Hama

所以在卡夫卡痛苦与焦虑的灰烬里，其实放出了光和热量。狗学者就是通过探索的隐痛，明白了自由这项许诺，是最吸引人也是最折磨人的——只能通过探索去获得。卡夫卡自己也亲身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不吃东西，只靠写纸条与人交流。在弥留之际，他把脖子上的冰袋扯了下来。可以说他是自愿终结了生命，因为任何命定的、不自由的结尾都会破坏他的旅程：这探索的荆棘路。

时隔一个世纪，卡夫卡的手把他的世界递给了我们：他的短篇集可以构成问题，也能成为答案。而对于我们的现时代困境，这只探索之手是祈求、引导、更是援助的手势。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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