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诺奖得主，创造无人称自传重建每个人的历史

《悠悠岁月》

记忆的整理术，或自我的魔法

作者:暗蓝

杂学家，译者，书评人

安妮·埃尔诺以其勇气和冷静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技术在进步，语言在变化，声音在演变，命运正向我们走来。

——让·波德里亚，《冷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是我们的记忆——我们不曾拥有过去的实在或是未来的想往，至于当下，又有谁“正在”把握呢？然而我们很难承认这一点，因为把握记忆也并不容易。记忆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叠加而成的幻觉，如同底片反复曝光。于是记忆的整理关乎天赋与技艺，甚至是一种魔法——如若不然，为何大多数人只能得到一团混沌的暗影？

我们也许可以将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代表作《悠悠岁月》看做一次记忆整理。她从“大约是一九四一年”的“一张暗褐色的椭圆形照片”写起，一直写到了垂垂老者“想捕捉沐浴着从此以后看不见的面孔、摆放着已经消失的食物的桌布的光线”。这显然是她自己的故事，然而这又并非个人的自传。一种非典型的尝试——“无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叙事——是作品的表面技术，而这种技术指向的仍是一种本质：没有人的记忆独属于自己。于是“自传”是永恒的虚假叙事，除非它能够具有像埃尔诺的这部《悠悠岁月》这般野心，渴望捕捉整个时代与社会的自我的灵光尚未消逝时的景象。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

埃尔诺并不是一位需要诺奖肯定的作家。她的另外两部代表作《位置》和《一个女人》在法国本土都达到了四五十万册的销量，而《悠悠岁月》更是凭借对集体记忆深入人心的书写获得法国杜拉斯文学大奖，随后还曾入围国际布克奖。作为作家她先后荣获“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奖”（2017年）、西班牙“福门托尔文学奖”（2019年）、“伍尔特欧洲文学奖”（2021年）三项终身成就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威尼斯金狮奖获奖影片《正发生》，正是改编自她的同名作品，而这部作品表现的不啻于一场悲哀的战斗的堕胎故事，与她大多数的创作一样，源自个人的真实经历。或许面对当下纷繁而近于倒转的现实，反而是希望为世界提供价值序列的诺奖更需要她：一位总在检视自我，但也始终与社会、与现实同在的女性写作者，其实已经揭露了此刻疯狂的核心及其出路——关键仍是记忆。唯有理顺记忆，人才有可能在一个祛魅与赋魅同时急速进行的世界，找到安放自我的办法。

《正发生》剧照

《悠悠岁月》首先呈现的是一连串记忆的剪影：战后废墟上撩起裙子撒尿然后回到咖啡馆的女人、影片《长别离》中与乔治·威尔森跳舞的阿丽达·瓦莉热泪盈眶的面孔、一九九零年夏天在帕多瓦街头擦肩而过的男人令人联想起来的笑话……埃尔诺显然继承了普鲁斯特的传统，她可以在记忆中找到无数带来启迪的玛德琳小蛋糕，只需将它们化作语词便可以得到永恒的存在；然而她又无意为虚幻的自我撰写无比漫长的墓志铭，“无数用来命名事物、人的面孔、行为和情感，安排世界，使人心跳和生殖器润湿的词汇会突然变得毫无用处”。

因为发现了个体记忆——更进一步，个体时间——的虚妄，埃尔诺的《悠悠岁月》才会以“无人称”的形式展开，她所选择的意象与片段也来自集体：是萧条世代的漂白水与煮土豆，是天气预报主持人“月亮夫人”和《桂河大桥》的配乐声，是豪言壮语和盛大葬礼的杰拉·菲利普与加缪，更绕不开的是戴高乐们——每一代都有他们的戴高乐，永远不可撼动使人忧愤，退场却猝然到近乎从不曾存在。

《长别离》剧照

代际与阶级，这是任何触及现实的作品里无法回避的主题。社会学家埃里蓬感慨于埃尔诺作品中对“抽离之不适”的精准描绘：安妮·埃尔诺……在书中完美地解释了这种不适感，即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回归故里》）而这一部分同样源自埃尔诺自己的记忆。

埃尔诺出身平民家庭，父母经营一家食杂店，他们把埃尔诺送进大学，帮助她实现“阶级跨越”，却在一个家庭中制造了无可避免的隔阂——但在《悠悠岁月》中，这种抽离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自我历程当中的状态：只要时间在推进、记忆在累积，人便始终在与自我抽离。当战后的贫乏被重建的希望取代，当特权的自豪与束缚被追寻自由平等的骄傲与冲撞蔑视，当成熟的智慧“滑进一种沉闷的现实”，无穷无尽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于是家庭中的沉默煎熬成为常态，而这又何尝不是社会的常态——集体的重负，进而演变成身份政治的怠惰。

安妮·埃尔诺

尽管曾有一个时刻，社会、集体——甚至是世界，一切归零，那就是埃尔诺和无数同时代人必然会追忆的“六八年五月”。“我们看到和听到了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和听说过、也不相信有可能的事情”，“人人都开始相信有一个剧烈动荡的未来”。然而当这场风暴如一切风暴一般并不自带建设性，摧毁一切所带来的除了荒芜，便是不容忍之心的暴露。而这样一个“世界的第一个年头”，亦如伊恩·布鲁玛眼中的战后之“零年”一般，必须得到整理，将荒芜想象成浪漫，与将废墟想象成胜利一样可怕——也许这正是混乱之神不断复归的症结所在。

于是到了《悠悠岁月》的后半部分，“岁月”仍在推进，但一切又如同人到中年，需要对起初的启示做出回应，才不至沦为强弩之末遭人嗤笑。失落成为必然，然而我们仍需记得，我们必须为“在议会里反对自己阵营的狂暴男人、独自为自己辩护”的西蒙娜·韦伊泪流满面；必须“在观看《浩劫》（反映二战期间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影片）时感受到良心所能达到的残忍程度”时感到恐惧。我们沉湎于记忆的幻觉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任由自我的虚荣之心为年轻的一切着色：

我们是文明人，越来越关注身体的卫生和护理，使用各种去掉身上异味的产品。我们笑着：“上帝死了，马克思也死了，我也感觉不大好。”我们是在做一些游戏。

《浩劫》剧照

一切只是游戏，但我们只有这一场游戏。“生存是不渴就饮”，这是一种明智，也是一种寻求和谐的路径。没有迫在眉睫的生存，于是就不该有以进步为名的疯狂与合法的不择手段。《悠悠岁月》行文结构精致如乐章，最后的主题则是留恋。“写作可以代表一种斗争工具……但现在胜过一切的……是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的某些东西。”个人记忆受集体约束，但它也能拯救集体——只要足够多的个人相信，整理记忆乃是一种自我技术，是通往自我的唯一道路。更关键的是，这种技术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交感魔法：我们如何整理过去，便会召唤出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