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应当遵守法律？
奇异博士用生命法庭的权杖暂时控制灭霸
从问题中“却要遵从法律”的“要”切入。“要”，现代汉语的语义是含混的：可以是“需要”，也可以是“必须”，还可以二者兼具。是何用意，要看具体语境——这句的“要”，算是二者兼具。从问题描述，可见用意是“必须”。这有一种命令的意味，对他人之所以有效，因为有强制力做后盾。否则，有哪个孩子天生听到父母说“你必须……”，天生就绝对服从？但自我约束，能叫强制吗？这叫自觉，正如法语的命令式，没有第一人称的用法。
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自己对自己，仍然有两种命令。其中的绝对命令，即将自己某个意志，变为某条普遍性的法则。自我约束靠道德，而不靠强制，所以是“应当”，而不是“必须”。因此，你承认的法律，你应当遵守，就像《论语》所谓“言而有信”。其根本的矛盾，不在于你出于私利，恶意违反，比如有人会觉得，我之前说退乎，又因为不甘寂寞等原因又来了。可我当初说的是暂退，故根本矛盾在于，没有“应当”。意志要变成法则，不是阿甘本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中所谓的有效力却无内容的法则，而是内容不确定的法则——意志规定，不应当杀人，可你是不是人，你现在是人，等会是不是人，都需要意志结合经验来判断，康德不认为经验有逻辑的普遍性。而这种认识论是唯我论的，主体和他人是不平等的、不可理解的，你即便说你是人，康德也可以预设或判断你不是人。即便同一主体的意志之间，也会无意中存在诸多矛盾：对康德而言，悖论固然不能成为法则，法则间却存在诸多冲突。新法优于旧法，可以作为一种预设的处理规则，可这仍然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而且，这种规则有诸多预设和预设之外的例外，如为了保护公民权益，在刑法适用时可从旧兼从轻。刑法中，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既有差异也有共性；按理应构成想象竞合犯的，有时却规定数罪并罚……
看来，为了使法律既有正当性，又有可行性（强制力、效率），对其同意、承认的意志，只能是根本的、概括的。这正是社会契约论和人m主权说，正是卢梭。通过卢梭，这些理论的问题也集中暴露。同样，其根本问题不在于经验与预设不符，而在于预设中的矛盾。《社会契约论》中，他声称“必须让每一世代的人民都能做主”，却请人民记住那句“定理”——“人们可以争取自由，但却永远不能恢复自由。”换言之，社会契约不可废除、消灭，人们不可回到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可他又说：“在国家之中，并没有任何根本法是不能予以废除的，即使是社会公约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全体公民集合起来一致同意破坏这个公约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怀疑这个公约之被破坏乃是非常合法的。”故人民有权决定国家的成立与消灭，分立与合并。他又说：“每一个公民都有祖国”，给人加上了先天的依附关系，他不愿维持或订立新的契约也不行；不愿订立契约的人是“外邦人”，他们原居住地不是他们领土，他们要么服从契约，要么离开。针对这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cp宣言》有句名言：“工人没有祖国。”由于这种矛盾，遵守法律的其实只是作为个体的公民，而不是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和人民。阿甘本在前述著作中将洛维特称为第一个注意到极端的m主与极端的专z间关联的人，狄骥却早在《法律与国家》中，将卢梭与康德、黑格尔一并视为专z的国家主义的先驱，因为国家高于法律，只享有权利。
阿甘本更激进而悲观地在前述著作中宣称，西方政治从来就是生命政治。从平德尔的诗和智者派的诠释，将正义与暴力结合，并以暴力为最高权力，到霍布斯、施密特的主权观，最高权力就不可能遵守法律，而必须突破法律而获得存在。即便在其《将来共同体》中，也不认为将来的共同体应建立在社会契约或哈贝马斯的商谈m主之上，仍建立在这个共同体中最高权力的决断。正如英法意等西文中的“权力”，源于拉丁文potentia，而这又源于希腊语的“潜能”。[1]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本质主义和黑格尔的一样，潜在性之所以有那样的优越性，基于灵魂或绝对精神。阿甘本那里却只有现实的“身体”，作为“身体”的共同体，其同一性只能是外在的，如同运动，A从这移动到那还是A，基于观测者的计算与判断。而作为观测者的阿甘本，却认为自己置身于那些共同体，又不像福柯那样对权力做微观的考察，而是宏观的抽象，并将共同体中的矛盾只抽象为潜在性与现实性的矛盾。这种西方哲学经典的主体性，却被这位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后现代还后的思想家，当成政治与法律领域的利器。当他专研海德格尔的哲学时，或许也该看看《存在与虚无》的开篇——
活动就是一切。在活动背后，既没有潜能，也没有“潜在的持久性质”(exis)和效力(vertu)。例如，我们拒绝在说普鲁斯特“有天才”或“是”天才的意义下把“天才”理解为创作某些作品的特殊能力，而在创作中，这种能力又并未完全耗尽。普鲁斯特的天才，既不是孤立地被考察的作品，也不是产生作品的主观能力，而是作为人的各种显露之总和的作品。最终，我们同样能否认显象和本质的二无论。显象并不掩盖本质，它揭示本质，它就是本质，存在物的本质不再是深藏在这个存在物内部的特性，而是支配着存在物的显象序列的显露法则。这就是系列的原则。彭加勒的唯名论把物理的实在(例如电流)定义为它的各种显露的总和。杜恒有理由把他自己的理论和这种唯名论对立起来，他把这实在概念看成这些显露的综合统一。当然，现象学完全不是唯名论。然而，作为系列原则的本质显然只是诸显象的联系，就是说，本质自身就是一种显象。
在政治与法律的领域中，也要破除二元论，才可能解决法律的正当性与可行性之间的矛盾，那就是国家与个人的对立，甚至政治与法律的对立。共同体的词源与要义，应到communism中探寻。
[1] 归伶昌指正，原参考姚云帆的论文中，拉丁文的权力写错，希腊文的实现、潜能写反，参见其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求公意志”：阿甘本、艾斯波西多和内格里 对“公共”概念的讨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2期。），阿甘本运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关于潜在性与现实性的理论，指出了最高权力这种拓扑学的同一性，犹如莫比乌斯圈和克莱因瓶：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有同一性，但前者超出了后者，其本质在于前者，故阿维森纳将前者称为“完美的潜在性”。比如，作家不止会写作，不写作时仍是作家。同理，制xian权如同潜在性，xian定权，即xian法规定的权力，如同现实性，制xian权不可能完全转换为xian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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