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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她,拒绝消失

肖瑶 南风窗 2023-10-26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八月下旬黎紫书来中国,在广州太古汇商场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一眼瞅见了她。时值盛暑,她穿一件轻薄的白衬衫,齐脖短发,内搭一件黑色长裙,整个人削瘦,置身堪称拥挤的嘈杂中。身边偶尔有读者驻足,悄悄观察,但不敢上前“相认”。


太显眼,又太不显眼——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在大陆文坛名气斐然,获得过红楼梦长篇小说奖、世界华文小说奖首奖,享誉全球文坛的马来西亚作家。


坐在黎紫书对面与她洽谈的,是一位刚买下她的新作《流俗地》版权的青年导演,他打算把这部在豆瓣被1.5万余读者打出9.2分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可能会有影后”。


《流俗地》豆瓣评分高达9.2分


整个八月,黎紫书特地带着新书巡游中国。在抵达广州之前,已经先后淌过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像一位游客、食客,也是一位读者,与其他读者畅谈交流,签名、大笑。她不是带着荣光而来,而是带着故事而来。


在一小时后的新书分享会上,黎紫书自己也难以置信:“光是说出我的名字就能获得掌声,掌声来得这么容易吗?”


对大陆读者而言,“70后”作家黎紫书也许不算熟脸。但作为马来西亚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在就文学圈内而言,她早已名扬海内外华语文坛。


自1995年以短篇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出道后,黎紫书连续多届获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2012年,黎紫书的长篇处女作《告别的年代》入围了当年的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除黎紫书以外,其余5位获奖作家都来自中国大陆。


王德威评价黎紫书是“近十年来马华文学最被看好的作者之一”;黎紫书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王安忆则这么评价:“小说与历史宏伟叙事有关,可到了‘流俗地’却降为人世间。”


读者交流活动现场,黎紫书、毛尖(左)与项静(右)/@黎紫书


十年后,黎紫书的第二部长篇《流俗地》先后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大陆出版,这是一部以盲女为主角的故事。住在马来小城的盲女银霞,敏锐,聪慧,虽然眼睛看不见,心却能洞察人世间恩怨情仇。“我要让一个不被表相或色相迷惑的人去描述这个五方杂处。”黎紫书说。


书中描绘的市井风俗、人文水土,让许多中国南方读者感到亲切。一些渗入整个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基因里的东西,透过文字,向所有中文读者扩散。


不过,在马来西亚,文学及文学创作者长年位居边缘。《流俗地》两次出版不到三千本,直到现在都没卖完。


有一年,黎紫书在马来西亚书店举办分享会,只来了一名读者,她就对着那唯一的一个听众“深情款款地”讲了两个小时。


来到中国大陆,黎紫书蓦然闯入另一个新世界。“市场”,是她感受最强烈的第一个关键字。市场是赤裸而热闹的喜爱表达,无数读者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向她索求签名与合照,站在人群中同她交流人生;出版社的盛情邀请纷至沓来,短短半个八月,她就从北到南淌过了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


出版社提出要为黎紫书请一位助理,她惊恐万分:“你们一定要请,请他偷偷跟着我就行了,别让我看见。”她害怕被破坏个人的独立。


“我才不要什么助理!”她冲我眨眨眼,赧然一笑。


过往三十余年,黎紫书寂寂寞寞地写,锋芒毕露地拿奖。她就像一个拥有自由与耐性的旅人,身上没有“女性主义”等标签,也不曾通过热门话题营销自己,但她对自我及对世界的坦诚,一定会触动你内心深处某些关于生命本原的共同回响。



三十五岁,辞职写作

17年前,黎紫书在当时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星州日报》报做记者。由于热爱中文写作,她干劲十足,写得又快又好,饱受好评与期许。


然而,干了12年记者后,她开始感到怅惘和茫然,“(做记者)消耗太大了,觉得自己的工作只是不断重复 ”。


她想起年少的自己,那个上女校,学中文,在校刊校报上不断投稿,给自己取了N多个笔名的女孩,她的原名叫林宝玲。


“黎紫书”这个名字就是高中时一次偶然想到的,没什么别的含义,只不过觉得这三个字签起名来好看。后来,黎紫书用它得了一个分量较大的文学奖,便想,“今后可不能随便改动了”。


黎紫书在书店和读者、嘉宾交流/@黎紫书


不断写作,拿奖,当记者,看起来互不冲突,但实则非然。35岁那年的一天,黎紫书忽然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更开阔的可能性。她真正想要的是当一个作家,一个彻底的、纯粹的全职作家。


头天晚上这么想着,第二天一早就辞职了。


辞职信递上去,为避免亲友的责问和劝解,黎紫书关掉手机,换掉号码,跑到朋友住的山上躲了起来,一躲就是大半年。


黎紫书从小如此:好强,“孤僻”,凡事说到做到,做了任何决定,八头牛都拉不回。


她提到自己的大妹。黎紫书家里有姊妹四人,她是老二。老三大妹小时候总是做黎紫书的跟屁虫,追随她,听从她。但青春期的某一天,因为一件关于恋情意见分歧的小事,大妹忽然同黎紫书翻脸,再也不跟她讲话了,竟这样僵持了三十年。


直到《流俗地》写成落笔后的第二天,黎紫书忽然接到母亲电话:大妹病重了。


黎紫书赶到医院,大妹握着黎紫书的手,终于透露为何多年来与她隔阂甚深:“她说我太强了,从小做什么都很强,什么都比她们好。”


黎紫书在一席/@黎紫书


黎紫书的强势,让她隔绝了一部分同年代女性或许会沉溺的情爱困苦,但也恰恰是这份对内心世界的绝对忠诚,让她越发确信自己钟情文字的世界。


然而,在马来西亚,“作家”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的全职梦想。“在一个中文不受官方承认的国家,一个中文写作者必然是寂寞的。”


黎紫书生活的那个小城市怡保,处于吉隆坡与槟城之间,虽然华人数量过半,总人数却不足三百万,“不足以形成一个市场,(写作者)不可能存名利之心”,黎紫书说。而在整个马来西亚,即便华裔公民已近七百万,“但这其中很多人不受中文教育,即便读得懂中文,也不一定喜欢文学”。


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写作群体,与马来西亚文学一样,历来隐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包括记者在内,黎紫书做过小学教师、洗碗工人、鞋店销售等工作,皆因不相信写作可以作为全职。


事实上,华人移民马来半岛的历史早在十八世纪或更早就已开始,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脱离英国殖民地身份以来,时至今日,马来西亚是除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外,唯一保有从小学到大学完整中文教育体系的地区。在此地,华人群体对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电影《一时一时的》剧照


早年,黎紫书曾发表过一些关于马华及马共历史的短篇,并屡获各大文学奖,但后来她坦言道,这些题材都是为迎合文学奖评审而写,家国、族群从不是她真正关注的课题,“不再参加文学奖后,写的才是她自己真正想写的作品”。


文学对地缘起到的是延展而非禁锢的作用,心灵共振的东西扩散出去,可以从马来西亚出发,抵达世界。


回想起早年那些“不太满意”的作品,黎紫书奢侈地忿然道:“早年的作品都不太满意,想把它们都毁灭掉”。


“几乎是所有马来西亚华人,只有离开故土才有可能有所成就”。



流俗地的人

第一次读到黎紫书笔下描绘的马来西亚,广西读者阿靖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潮湿、绵密,边缘而不自哀,渺小但生命力旺盛。


某种同属于南方的记忆攫住了阿靖,广西与马来西亚都在文学上长久属于边缘,都充满着雨林般潮湿的记忆,阿靖对黎紫书笔下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


在黎紫书自己眼里,第二部长篇小说《流俗地》是她写给家乡怡保的一封“情书”。


在谈论“家乡”这个名词之前,我们可以先将目光投掷到另一个更具体的概念上:马来华人。


马来西亚怡保极乐堂/图虫·创意


马来西亚与笼统的“东南亚”想象不一样,在“南洋”这一由不同族群与岛屿组成的地理空间里,偷渡、殖民等历史遗迹渗透进零碎的土地,偷渡客、菲佣、新移民……皆成为文艺创作的天然素材。


世人对这片土地的印象,也长期集中于阴鸷的蕉风椰雨、密林虫豸当中,文学艺术似乎也被塑造得阴郁、暴烈和黑暗。


马来西亚的华人,更有着另一层难以被外界感知的特殊性。很多马华祖辈是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和广东两地)迁过来的侨民,在黎紫书的上一代,马华还保留着相当深厚的南方人文传统和民情风俗,而她的家乡怡保,更是多年来深受香港娱乐事业如港剧、流行曲的影响,精神和情感上都与中国岭南地区比较亲近。


黎紫书从小没有停止过对“马来西亚华人”这一身份的观察与思索。小时候的她不明白,自己父母明明都是马来人,为何在电视上看“汤姆斯杯”羽毛球赛的时候,他们会很希望中国队赢?


“(我的)上一代常常会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有很重的祖国情结。包括马华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有会书写很浓重的中国元素。”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黎紫书坚信,“华人”指代所有“离开中国的华人”,是那些失去国籍但保留民族的概念。


黎紫书在广州方所


后来开始写作,她知道不少马来作家留在了中国台湾,在那边找到了认可和归属感,于是再也不想回到故土。“(他们)在精神上总觉得自己是流亡者,在文化上有一种撕裂感。”


黎紫书不要这样,她要做一个完整、独立的马来西亚作家,不愿沉重地着眼于那些关于归属、漂泊和乡愁的话题。


自己是个土生土长的马华人,大半生的生活经历全在那半岛上,书写马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无关乎什么坚守、使命和情操,只不过是经历怎样的生活,就写怎样的文字。


因此,读者总是能感受到,地域特色、文化基因,这些是作为一种背景板铺在黎紫书的故事底下,是作为土壤而非植被存在的。她在这上面铸造一个新世界,让人物呢喃低语或狂欢劲舞。


黎紫书在广州方所


黎紫书曾说,“没有一个华人在现实里面认认真真、纯粹地说华语(普通话),总会掺杂很多别的语言”,比如英文、粤语,“找到自己的词汇”,成为包括她在内的一批华语作家的某种内在使命感。


在十年前的一次采访里,黎紫书用相对显得更用力、更理想主义的言辞说:“中文对我们很重要,那是华人在马来西亚最后的堡垒。”



没有“主义”,只有“女性”

《流俗地》里,黎紫书描写一位独自带三娃的单身妈妈,在某一天忽然听闻失踪多年的丈夫的消息:“身体像装满液体的气球骤然裂开,里头的浆汁汨汨倾出,濡湿了被她压在身体下的许多衣物,一直渗入床垫里。”


她描写主角盲女想求学读书而不得后的苦闷:“忽然心头一紧,象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咽喉;胸臆间一口翳气吞吐不得,便难过得吃不下去,只有任那冰棒不住淌泪,一串一串滚落到手里。”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细腻而具体的女性心理描写,结合主人公作为女性本体的个人意识书写,黎紫书,怎么不算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呢?


但她对这一标签持以质疑甚至是抵触。“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女人’,我只想过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黎紫书告诉我:“我会很坚定地说:我不是女性主义者。”


黎紫书/@黎紫书


实际上,当她开始提笔写女性的时候,“女性主义”之类的概念尚未成熟,一个女作家不可自抑地描绘出一个个糅合她生命所历的女性形象,这是一种本能,一种文学的及身份的本能。


黎紫书今年五十二岁,她没有当过母亲,但她做了半辈子的女儿、姐姐与妹妹。


她出生成长于一个几乎全女性的家庭:家里父亲常年缺席,家里四个姐妹,母亲的姐妹众多,各种阿姨来来往往。黎紫书中学念女校,也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总是独来独往,性格像男孩。


开始写作后,“感觉自己与男性作家没有差别,可以很自由地写作,包括用男性视角写小说,或者在小说里写男性(或女性)的情欲,我一点都不觉得尴尬。”


自然,母辈的人生成为她的写作养料,也塑造着她对女性身份的意识和认知。


黎紫书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家里有十多个兄弟姐妹,没怎么读过书,成年后外出打工,在工地上认识了黎紫书的父亲,一个从吉隆坡过来的建材供应商,“城市里的花花公子”,他当时其实已在吉隆坡有了家,但那个年代,三妻四妾在马来西亚还合法,于是,黎紫书的母亲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他。


后来,黎紫书的父亲把她母亲安置在怡保。由于只会说广西话和粤语,不会当地国语(马来语),黎紫书母亲多少感到自卑,“于是躲在家里,生了四个女儿,一辈子被捆绑在这座城市”。


电影《海墘新路》剧照


黎紫书小时候,家里总有父亲的催债者上门,用马来语叫门。母亲听不懂,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抱着四个女儿躲起来,叫她们不作声,假装家里没有人。


对这样一个女性而言,生活随时随地提出难题。在黎紫书记忆里,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常帮别人看孩子,一拨又一拨小孩不断往家里领,她于是不得不起早贪黑照料他们。


看见油灯下母亲枯槁憔悴的脸,黎紫书感到惊恐又悲痛,“决心以后不要成为母亲,不要带孩子”。后来她迷恋上写作,“这是一项需要高度精神集中的工作”,因此更顺理成章地将孩子排除了自己的人生选项,也因此主动终结了一段婚姻。现在,她的生活只有写作,书,和猫。


“从小到大,我一直把母亲当做我生命中的一个反面教材,并定下人生目标,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黎紫书早早下了决心:千万不能像母亲那样迷恋一个男人,要知道在爱情变坏的时候及时放手,遇到了问题我要勇敢,也要让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过,正如她在书中刻画的人情世故,也如她对“女性主义”标签的警觉,生活往往多面复杂而非大喜大悲。譬如,她仍与前夫保持着和洽的朋友关系,前夫常常帮黎紫书照料母亲,就像《流俗地》里出走多年的大辉,一个离家多年不闻不问的人,“他不仅仅是‘渣男’这么扁平的”。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黎紫书


或许,正如王德威评价黎紫书的那样,“以一个女性马华作者的立场来处理她的故事与历史”。


马华小说创作多年来以男作家挂帅,从这方面,黎紫书的坚持创作显得难能可贵,但王德威也表示,“我不认为黎是普通定义的女性主义者。虽然她对父系权威的挞伐,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讽刺,对女性成长经验的同情用力极深,但她对男性世界毋宁同样充满好奇,甚至同情。毕竟在那个世界里, 她的父兄辈所经历的虚荣与羞辱、 奋斗与溃败早已成为华族共通的创伤记忆。”



为了感情的诚实

在黎紫书老家,还没有网约车年代的时候,打车需要call约车中心,黎紫书常常听到接线台那边一副清脆的女声,却从未见过那声音的主人。于是开始对她有了想象,于是有了《流俗地》里的女主角银霞。


“写小说最好玩的地方是,你有机会去过不属于你的人生,但有一个前提:你必须真的要进入到你自己书写的、你创作出来的世界。”黎紫书写作践行生活的忠实主义者,这一点或许与不少作家相似,《流俗地》里没有现实中的原型,但人物深处的精神原型,几乎都来自现实。


比如扮演银霞救赎者的老师周由光,“由光”即“有光”,他是这位苦命盲女人生的一束光。


黎紫书人生中有一位至关重要的老师,姓李,是她在念中学女校时的华文课老师。黎紫书用“平庸”和“安稳”来形容李老师,就是那种“安安稳稳当一辈子老师就很满足的人”。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老师,是黎紫书人生中第一个发现她有写作欲望的人。


他会督促黎紫书交作文,会给她无论什么题材和体裁的作文打高分,三十五分满分,他给三十三。但老师从不对黎紫书提出写作方面的要求,也不会在班上提出表扬。他只是沉默地鼓励,期待和欣赏。


多年后,黎紫书正式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她辗转找到早已退休的老师的住处,从此后,两人保持书信和拜访往来,长达数十年。有一年父亲节,老师全家一直等到黎紫书晚上到家后才开饭,邀请她一起过节。


不过,与儿时一样,老师依然不会当面讨论黎紫书的写作和内容,两人聊的无非还是一些琐碎的旧事,写作这件事似乎没有在他们二人之间存在过一样。


直到2021年一次,黎紫书在疫情缓和后上门探望老师。再过去,老师都会在第一时间从门上窗口探出头来,热烈地欢迎黎紫书,但那次,探出头的只有师母。师母冲屋子里的老师说:“宝玲来了。”


旋即,一个衰老的声音却从里面悠悠传来:“宝玲是谁?”老师忘掉了黎紫书。


“从那天起,我就彻底失去老师了。”一年后,老师去世,相比起浓烈的悲伤,黎紫书感受到的是一股更甚的平静。


这股平静被她化用到了《流俗地》里细辉对银霞的感情,那样一种难以言说的,羼杂着遗憾的释怀,不是任何鲜明的情感形容词可以概括的。


黎紫书/@黎紫书


李老师教给黎紫书的不仅是自由,还有诚实。对自己的心灵诚实,对自己的感情和欲望诚实。唯有当她真正体会到这些东西,唯有确保每一份感情生动且可信赖,写作才可能继续下去。


《流俗地》里,为了描写银霞第一次展露出象棋天赋那一段,黎紫书放下笔,专门花两个礼拜去钻研象棋;后来描写银霞遭受性侵,黎紫书在家模拟男人的动作和欲望,要如何站起来,如何俯下身去,“一个女性幻想遭受性侵的感受是很痛苦、很残忍的”,因此,她常常被自己的写作拽住,半天走不出来。


每天十一点半,早上八点之前起床,白天写四个小时,一千多字,(不超过1300字),然后停笔,设法让自己从小说里出来,散步、练瑜伽、逗猫。


她依然像个初涉写作者一样,谈及小说给自己带来的惊喜和震动,那就是“有机会去过一种不属于自己的人生”。只不过,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真的要进入到你自己书写的、你创作出来的世界。”


对自己诚实,对生活、生命与心灵诚实,是一切的开端,亦可作为目的。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向由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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