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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1,2,3   杨文1,3
(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2.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2;
3.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目的/意义]

梳理和分析我国档案学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为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和档案学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为档案实践工作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洞见与支持。

[研究设计/方法]

以我国档案学领域2015—2019年间在《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上刊载的所有论文、出台的重要政策、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立项的国家课题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其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此得出我国档案学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并对其进行阐释和说明。

[结论/发现]

中国档案学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包括：档案学研究、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新一代数字和网络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电子文件管理、档案资源体系与服务体系建设、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非遗档案管理、档案职业、档案与记忆、数字人文与档案、档案治理、档案管理体制改革。

[创新/价值]

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档案学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

[关键词] 

档案学   档案学研究   研究热点   前沿问题

01

引言

在学科分析中，对有关学科研究进展和动向的梳理与分析，能够为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及发展提供导向和信息支持[1]。这对于所有学科的发展都大有裨益，它是有效总结学科成就、掌握学科发展动态、分析学科问题、开辟学科新路的有效途径。档案学研究亦然。分析档案学的研究热点与前沿，探究档案学的研究动向，不仅可以为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和档案学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而且可为档案实践工作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洞见与支持。

冯惠玲教授曾在中国档案学会第五届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成立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一直能以发展的、动态的、求异的思维来看待已有的成果，追踪实践和学术的走向，就会不断地进入柳暗花明，获得海阔天空。”[2]这是档案学理性发展的必经之路。我国已经有学者在不同时期对档案学的研究现状、热点和趋势进行过探讨与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现状的总结与反思，探讨和审视档案学研究的得失与进路。其代表成果包括：宗培岭的《对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傅荣校的《十年来档案学研究成果简要评述》、周耀林和朱玉媛等人的《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吕颜冰的《我国档案学研究批评与反思》、胡鸿杰的《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及《新中国档案学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赵跃的《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坚守、转向与进路》等。这类研究主要是基于对我国档案学研究阶段、发展成就、存在问题、原因分析的梳理与反思，进而提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进路与空间。第二，通过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揭示档案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与发展趋向。代表性成果包括朱玉媛的《近几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热点透视与问题分析》、王新才等人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热点》、马海群的《我国档案学研究热点与前沿演进的知识图谱分析》、王晴的《大学科语境下档案学的研究现状及趋势预测》、牛力等人的《从档案学核心期刊看国内档案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赵跃和乔建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全景透视——基于研究主题的挖掘与演化分析》。这类研究主要基于文献计量和分析对近些年来档案学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对未来研究趋向做了预测。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是认识和分析我国档案学发展理路的重要成果，起到了追踪、梳理和探讨中国档案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对后学者具有启迪意义。

近几年来，我国档案学研究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的因素既有来自档案实践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的影响，也有来自不同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拓展与重塑；既有相关档案工作政策的引导，也有国家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既有来自社会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间接影响，也有来自数字信息技术快速迭代演进与广泛应用的直接推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档案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日益丰富。在此背景下，本文期冀通过梳理和分析近五年档案学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一方面帮助我们加深对处于内外部环境变革背景下档案学研究核心议题与前沿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为未来档案学课题研究、理论探讨提供启发；另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关注和回应档案工作中层出不穷的一系列新事物和新问题，并为其发展提供参考。

0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获取途径

本文的数据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在CNKI数据库中，选取2015—2019年档案学领域权威性最高的两本CSSCI期刊《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刊载的所有论文作为数据统计对象，共检索到1,495条文献数据。在文献数据筛选过程中，剔除会议、通知、报道、征稿启事、简讯、新书出版告示等，得到有效文献数据1,382条，通过对这些文献数据的分析，判定中国档案学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第二，为了保证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在第一种文献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笔者主要通过对近几年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档案政策和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召开的重要档案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的主题、档案学领域国家课题的统计与分析，以此判定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

2.2

研究工具与分析方法

对CNKI数据库中获取的1,382条有效文献数据，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其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在CiteSpace5.5R2界面中，时间区间选择2015—2019年，Node type选择“Keyword”，阈值设置为Top30 per slice、thresholding(c,cc,ccv)设置为（3,3,20)，使用Pathfinder精简网络，得到126个节点，144条链接线，据此绘制关键词共现信息分析图（图1）。结果显示：档案、档案学、档案管理、电子文件、档案馆、档案工作、电子档案、数字档案馆、大数据、社会记忆、档案服务、档案鉴定、档案资源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超过20（表1），我们可以从这些高频关键词中窥探出我国档案学界关注的热点与前沿问题。

基于对档案学学术环境的综合感知，首先，从社会宏观环境和档案政策文件的层面来看，近五年我国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深刻影响着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如《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就对档案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政策发布后，关于大数据与档案、“互联网+”与档案、人工智能与档案、云计算与档案、区块链与档案、电子文件的单轨制与单套制、政务信息资源归档和管理等议题的研究成果激增。从与档案直接相关的政策文件来看，《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以及2018年以来我国档案机构改革等，对档案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引着档案学的研究方向，如以上政策提出的关于加强档案工作“三个体系”建设、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安全体系与风险治理、档案机构改革等，就催生了关于档案资源与档案服务、档案风险治理、档案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次，从档案学界的相关会议来看，2015—2019年我国档案学界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全国青年档案工作者学术论坛、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中国档案职业发展论坛，这些会议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我国档案学的关注焦点与研究动向，因此文章梳理了这些会议的主题，并对其进行了编号处理（表2）。其关键议题包括档案学研究（D1、D2、E1）、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发展及创新（C1、C2、C3、D3）、电子文件管理（F1、F2、F3、F4、F5）、档案工作者与档案职业（B2、G1、G2、G3、G4、G5）、新技术与档案管理（A1、A2、C4、D4）、档案事业改革与应对（B1、B3、D5）等方面。最后，从档案学课题研究来看，作为我国档案学领域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2015—2019年获批立项的99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其研究内容亦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热点与前沿的集中反映(表3)。通过对其主题的整理、归类分析发现，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与档案文献遗产(档案)保护、档案服务、档案学研究、档案治理、大数据与档案、档案与记忆、互联网与档案、网页及社交媒体文件与档案管理、电子文件管理、数字人文与档案、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档案文化、档案机构改革等方面。

通过客观层面的文献计量和主观层面对相关政策、会议、课题等主题的梳理与分析，本文从论文、政策、会议、课题中提炼出了许多档案学研究议题，为了确保这些研究议题的内容覆盖性，同时确保其研究问题的聚焦性，笔者将这些议题进行聚类整理后划分为十二个领域：档案学研究、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新一代数字和网络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电子文件管理、档案资源体系与服务体系建设、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非遗档案管理、档案职业、档案与记忆、数字人文与档案、档案治理、档案管理体制改革。

03

中国档案学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分析

3.1

档案学研究

档案学研究作为一种原初认识活动，其主要任务是探索现实问题，使研究工作具有创造性[3]。这是档案学领域最核心的基本问题。档案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并体现着档案学发展的广度、深度和成熟度。从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档案学人、学史与学论研究，如杨文以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作者群体为例，分析了民国时期档案学人切实与致用、守正与创新、求是与求通的学术风格[4]；闫静梳理了1949年后时代转换背景下民国档案学人的学术坚守、贡献与意义[5]；赵跃基于对100名中国高校档案学者在不同年代研究方向变化的审视，探讨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坚守、转向与进路[6]；任越等人从分析国内外档案学术著作的演进轨迹、价值与现状入手，提出了档案学术著作评价研究的基本思路[7]。二是档案学元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文件”作为档案学逻辑起点的讨论[8]，档案学研究中的主体问题[9]，档案学研究中的人文、管理、技术等研究取向问题[10]，中国档案学的正向和负向功能问题[11]。三是档案学科体系建设与档案学教育体系改革创新研究，如张斌提出了通过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12]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13],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档案学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何振、金波等人围绕大数据时代的档案学教育新常态与实践拓展[14]、档案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创新[15]，展开了重要讨论。此外，2019年由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筹办的“数字冲击下的档案学学科发展：什么是最好的档案学”学术研讨会，40余位专家就重点围绕数字时代档案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展开热烈对话。

3.2

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

作为收集和保管档案的主要机构，档案馆负责接收、征集、管理档案和开展档案利用，是名副其实的档案资源中心和档案工作重心。近五年，围绕档案馆的研究主要包括档案馆功能与价值、档案馆资源体系建设、档案馆管理模式研究、国外档案馆研究与借鉴、档案馆跨界融合与发展、档案馆与新媒体、档案馆服务等，如蒋冠提出应该从引入公众参与、开展跨界合作、注重新技术应用、实行项目化运作、共建共享资源等方面加强档案馆档案资源建设[16]；周林兴提出应该从借助社会化媒体提升档案馆社会知名度、合理配置资源构建科学的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打造多元服务链提升档案馆的服务能力等方面促使档案馆公共价值的实现[17]；周耀林从完善基于主体协同的组织框架、强化基于客体认知的风险识别、探索基于工具优化的治理手段、构筑基于制度设计的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档案馆安全协同治理机制的实现策略[18]；苏君华提出在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档案馆需要不断地调整自身职能，通过基于资源交换、服务拓展、价值认同的社会合作，协调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社会使命与社会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19]。

随着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作为档案馆建设的新阶段，从2000年深圳市开始建设我国第一个数字档案馆至今，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高校、企业都已经加入了数字档案馆建设热潮。先后出台的《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均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作出要求。根据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同志2019年在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上的讲话可知，2019年我国新增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7家、国家级数字档案馆16家、全国示范数字档案室2家，国家档案局正在一批企业中开展数字档案馆（室）建设试点工作。在档案实践发展和信息技术变革的双重作用下，学术领域也掀起了关于数字档案馆的研究热潮。主要包括：数字档案馆相关概念探讨、数字档案馆建设方法与模式、数字档案馆风险管理、数字档案馆生态治理、数字档案馆信息服务，以及数字档案馆、智能档案馆、智慧档案馆的关系等。如刘越男主要从术语定义、类型划分、实际项目建设内容、认证等方面梳理了数字档案馆概念，从机构、系统走向体系的发展脉络，指出数字档案馆是运用信息技术对数字档案及其他相关数字资源进行收集、存储、长期保存和提供利用的档案信息集成管理体系[20]；郭伟构建了基于金字塔模型的数字档案馆系统总体架构[21]；林林从网络安全、系统安全、信息安全维度构建了数字档案馆安全保护技术体系[22]；颜祥林提出了一个由基础层、核心层和保障层共同构成的数字档案馆项目风险管理的整体框架[23]；倪代川和金波聚焦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发展动力[24]、档案资源培育[25]、主体培育[26]、生存环境培育[27]等问题。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关于档案馆，或是数字档案馆的研究，未来将需要继续在以下两个方面深入探索：一是档案馆和数字档案馆的功能拓展与升级研究；二是扎根内容，研究馆藏档案资源价值，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馆藏资源体系和开发利用体系。

3.3

新一代数字和网络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

近些年，主要以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促使档案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早在2001年就曾一针见血地预见：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档案管理的手段、方法和规则，进而对档案学思想、理论产生了冲击，“这一冲击首先反映在应用理论上，紧接着很快波及到基础理论层面，从而使整个档案学正经历着本学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发展。”[28]如今，冯惠玲教授的这种极具洞察力的预见已经成为当下的现实：数字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的交叉融合日益深入，档案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越来越宽泛、档案学研究和交流活动日益活跃、档案学研究方向日益多元、档案工作的变革愈加迫切。可以说，新一代数字和网络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对象、环境、理念、模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一是大数据与档案工作，主要探讨大数据环境下的档案管理、档案资源和档案服务等。2016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曾围绕“大数据时代的档案工作”进行过专题研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H3-6、I2-1、I3-2、I3-3、J1-1、J4-1、J4-2等就是围绕大数据与档案工作开展的系统研究。在具体研究内容上，宋淑琴提出在大数据环境下运用服务网络化思维、信息化思维、技术性思维和共享性思维进行档案管理[29]；刘越男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政务文件归档管理面临的概念、范围、体制、系统等诸多挑战及其应对[30]；贾玲提出了适应大数据环境的档案业务流程再造方法，主要通过内容消减与整合、环节简化、流程细化、信息化水平和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实现档案的全息采集、分布存储、智能开发和智慧服务[31]；安小米讨论了大数据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在新思维、新方式、新资源、新基础设施、新能力、新权力等维度面临的机遇、挑战及未来发展构想[32]。

二是互联网与档案工作，包括“互联网+”与档案新业态、互联网与档案服务、互联网与档案管理等。譬如，王协舟主要围绕“互联网+档案”新业态专题，重点研究了“互联网+”时代对档案工作带来的组织结构、开发模式、管理环节、运营战略的挑战[33]及其改革创新策略[34]；向立文重点从理念、技术、方式层面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档案利用的创新方式[35]；陈永生从事由观[36]、全程观[37]、整体观[38]、记录观[39]、治理观[40]等维度探讨了基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文件归档与管理，为政务信息资源归档和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是区块链与档案工作。该方向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区块链技术优化档案安全管理和模式创新。杨茜茜以英国ARCHANGEL项目为例，探讨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档案信任管理模式[41]；马仁杰从去中心化程度、维护与信任机制、合约机制、安全性等方面分析了区块链与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契合度，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构建了一种基于联盟区块链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为应用区块链创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提供了思路[42]。

四是社交媒体与档案工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与档案服务方面，如魏扣围绕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档案知识服务，探讨了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档案知识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43]，以及档案知识聚合服务的实现架构[44]；连志英提出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参与式档案信息服务模式[45]；聂云霞探讨了全媒体多维语境下档案信息的传播策略[46]；周文泓探讨了档案机构对社交媒体的多元化应用策略等[47]。

3.4

电子文件管理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档案的管理对象由纸质转向了纸质与电子文件并存的状态。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新一轮信息化建设的启动与推进，直接助推电子文件管理实践与理论取得巨大发展。2009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电子文件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2011年，《国家电子文件管理工作规划（2011-2015年）》出台，国家电子文件管理专家委员会成立；2016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电子文件管理“十三五”规划》，强化国家信息资源管控。以上文件的发布，极大地推动了电子文件管理的实践与研究。

近五年，从相关学术论文、学术会议和课题研究来看，电子文件的管理主要集中在电子文件单轨制和单套制、电子文件长期保存、电子文件管理模式等方面。围绕电子文件单轨制和单套制问题，冯惠玲指出，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不仅可以实现电子文件管理的目标，而且能够助力信息化效能。她认为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需要以法律、政策、管理为支撑，而要真正实现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就必须制定宏观政策与战略框架，全面部署电子文件管理与长期保存系统，培育理论、技术、方法和专业人才，以及实现观念的转换[48]。当前，国家档案局已经开始在电子发票领域发力，与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联合推进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工作。围绕电子文件长期保存与管理模式等问题，张梦霞和屠跃明提出从战略目标、实施路径和支撑要素三个层面建立电子文件长期保存发展战略的构想[49]；王平从对区块链与电子文件的共性分析入手，提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文件可信保护框架[50]。此外，从近五年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的研讨主题和内容来看，电子文件单轨制、单套制、数据连续性管理、长期保存与系统设计等依然是研究的重点。总的来看，电子文件管理问题既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一组织机构管理问题，因此，随着技术的应用和实践的发展，电子文件管理将呈现出多方协同、多机构参与、多技术应用、多工具管控的特点与趋势。

3.5

档案资源体系与服务体系建设

有效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深化和拓展档案服务，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将档案资源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纳入重要发展目标，可见其重要意义。从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课题来看，以档案资源体系与服务体系建设为研究内容的课题多达20余项（见表4）。这些课题围绕档案资源的整合、开发与服务，探讨了档案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理论和方法、档案资源开发与档案信息传播的实现路径、档案公共服务及服务质量评估与优化、档案社会化服务、档案知识服务等问题，这些课题研究既有对理论的探索，也有对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对未来档案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就其研究成果来看，2015—2019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刊载的所有论文中，题名含“档案资源”的文章共计57篇，题名含“档案”+“服务”的文章共计77篇。其中，围绕档案资源的研究话题主要集中于数字档案资源的集成、整合与开发等方面，如张卫东探讨了数字时代档案资源整合路径与方法，即通过确定档案资源的整合优先级，按照一定原则选择一种或多种方法，构建“一站式档案资源门户平台”，完成多种服务模式的集成，满足用户一站式的信息需求[51]；连志英构建的数字档案资源社会化开发模型，让社会公众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档案资源开发，对于档案机构开展数字档案资源社会化开发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2]。

围绕档案服务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档案服务社会化和档案社会化服务两个层面，关于档案服务社会化的研究包括档案公共服务、档案知识服务、档案信息服务、档案民生服务等，例如何振提出了档案公共服务应树立以人为本、共建共享、注重效率的理念，通过整合资源建设、完善制度体系、优化运营模式和构建技术平台等途径提高公共服务能力[53]；张斌提出通过构建档案知识库提供档案知识服务，从而为决策服务[54]；贺军提出了移动社交背景下的档案信息服务推进策略，包括做好社交媒体团队建设、加大档案资源开发力度、加强用户“大数据”的应用，改进和优化档案信息服务[55]；吕元智基于对用户档案利用行为与需求的分析，设计了档案知识集成服务框架[56]；张林华提出了民生档案远程服务的“馆社联动”模式[57]；马仁杰构建了基于用户的档案信息服务评价指标体系[58]。关于档案社会化服务主要包括档案外包服务、档案中介服务等，如徐拥军对我国档案管理服务外包法规标准建设问题的研究[59]；李海涛以我国珠三角地区的5家档案服务外包机构为例，对我国档案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分析[60]；华林提出了基于档案安全体系构建的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依法治理等[61]。

3.6

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

关于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近五年档案学领域比较热门的研究议题。从我国档案学领域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来看（见表3和表4），近五年围绕“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主题的课题多达十余项，包括H2-1、H3-1、I1-1、I3-8、J1-2、J1-4、J1-5、K1-1、K1-2、K3-9、L1-1、L3-6等，这些研究课题主要是针对某一重要历史事件、重要现象、某一地域、某一领域的特色档案文献的整理、编纂与研究，如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中国远征军档案整理与研究、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研究等。这些研究旨在探讨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方法和路径，通过收集整理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并对其内容的分析与研究，进而厘清该事件的发展脉络或全貌，同时实现对档案文献的保护等，这些研究一般都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史学价值。如陈永生关于中国近代海关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与方法研究[62]；宋雪雁关于价值共创视角下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模式研究[63]。

3.7

档案与记忆

自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以来，关于“记忆”的研究便逐渐受到档案学界的关注。近年来，档案与记忆的相关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关于档案与记忆的相关研究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如2019年档案学领域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就有3项（H3-2、H3-5、H4-2）是有关档案与记忆的课题；截至2019年底，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共建设了五个学术中心，在中国就有四个，分别是：澳门知识中心、北京学术中心、福建学术中心、苏州学术中心，这些研究中心的成立，旨在促进世界记忆项目跨国家、跨地区的学术研究、合作交流。此外，从我国近五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档案与记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的理论基础、档案记忆观的提出及档案学研究范式的演变、档案参与社会记忆构建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譬如，徐拥军和丁华东关于档案记忆观理论基础[64]、学术脉络与研究图景的探讨[65]；丁华东关于社会记忆数字化与乡村档案记忆工程[66]、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研究[67]；牛力关于档案与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研究[68]；王晓晓关于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研究[69]，等等。作为一个研究日渐深入的学术增长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将会得到进一步深入：一是在理论范式方面仍然有待建立学科共识；二是社会记忆既是一个独立的认知对象，也因为其社会性可作为身份认同、社群档案、非遗保护等研究主题的桥梁与背景，因此社会记忆也会作为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撑，更大范围地与档案学研究相融合；三是在记忆工程建设方面，有待提出针对性的研究对策和建议。

3.8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非遗档案管理

档案文献遗产与非遗档案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档案文献遗产与非遗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对于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我国先后出台了《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这些文件在不同程度上对非遗和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出了相关规定，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目前，这些研究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档案文献遗产整理、管理与保护：主要包括档案文化遗产的保护，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整理、保护、抢救、开发等方面。如I3-11、I4-4、J1-3、K3-5、L3-13等就是针对该领域的专题研究。周耀林从促进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实体保护一体化的视角，提出了嵌入保护属性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库构想[70]；滕春娥和王萍从档案记忆观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可行性与实现路径[71]；陈子丹等研究了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与方法[72]；华林等分析了少数民族档案发掘利用对民族团结与稳定发展的作用[73]。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该方面的国家课题有I3-4、K3-3、K3-10、K4-2、L3-2、L3-12，主要研究了非遗（文化）档案资源建设方式方法、非遗档案信息的传播与传承、非遗档案的保护等。如基于非遗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非遗档案的价值探讨[74]、非遗档案资源建设[75]、非遗档案数字资源库建设[76]、非遗档案资源整合[77]、非遗档案长久保存[78]。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档案文献遗产与非遗档案的重视，档案文献遗产与非遗档案的保护未来将会不断得到加强，其“开发式保护”将会成为主流，关于数字化技术在档案文献遗产和非遗保护中的应用、档案文献遗产和非遗的数字化开发、非遗保护政策和制度研究也将会逐渐增多。

3.9

档案职业

档案职业与档案事业发展息息相关，一直是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档案事业的改革发展，档案职业也在不断的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根据表2，从相关会议主题中可以看出，近些年档案事业的发展正处于不断的改革与创新之中，譬如，大数据时代的档案工作（A1）、新时代档案工作者的使命（A2）、档案事业发展的转型升级（B3）、技术变革与档案管理创新（C4）、互联网与档案新业态（G4）等，这些变化对档案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档案职业如何适应社会转型背景下档案事业的种种变化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如胡鸿杰基于对档案职业的辨析，分析了档案职业人员的社会角色、组织归属、岗位范围和行为特征，框定了档案职业相关研究的理性空间，以促进职业的永续发展[79]；倪丽娟基于职业认知的视角，提出应该通过培育档案职业精神、创新档案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网络化程度，拓宽档案职业的发展[80]；孙大东从档案职业主体、档案职业客体、档案职业条件、档案职业技能4个方面研究了档案职业公信力[81]；马伏秋从档案管理活动演变历程出发，探讨了档案职业空间拓展的路径[82]。

3.10

档案治理

档案治理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研究热点。《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把“加快完善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写入其中，并在此后引发学界关注和研究。当前，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档案治理的概念与理论探讨。陈忠海通过对档案治理理论根基、现实依据与研究难点的分析，认为档案治理理论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档案事业未来发展的前瞻，更是对现实档案工作面临挑战的回应[83]。金波基于对档案治理和档案管理内涵的比较，提出了从档案管理走向档案治理的实现路径：即树立档案治理理念、强化档案工作系统开放、培育扶持社会力量、创新档案治理方式、建设档案法治环境[84]。徐拥军围绕档案治理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档案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档案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档案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其目标实现需要以档案部门为主导，转变管理本位观念；以社会参与为协同，规范社会行为方式；以技术创新为突破，提升综合治理能力[85]。二是档案安全治理或风险治理，其主要包括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档案风险管理、档案法治体系、档案工作保障等方面，如表3中的I3-12、J2-2、J4-3、K2-1、K3-7、L3-1、L3-4、L4-4等课题。

3.11

数字人文与档案

数字人文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跨行业的综合性研究领域，代表了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知识生产范式。2017年，冯惠玲教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题为《数字人文——在跨界中实现交融》的文章，她指出：“数字人文”从一个极为专门的领域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们，用不同方式探究这个新兴领域的内涵、功用、特点和价值，拥抱者、观望者、质疑者用不同的眼光和态度关注和参与其中，数字人文所携带的开源文化和知识共享理念将推动大众的知识创造参与度，孕育更多更开放的知识共享公共平台[86]。由此可见，“数字人文”具有创新知识和拓展研究空间的魔力。立足图情档学科，从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工作和研究人员均为数字人文研究贡献了重要力量，其先后入选2018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足以说明其研究热度。从数字人文与档案的相关研究来看，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档案学教育与数字人文的关联互动；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开发研究，如2019年档案学领域立项的国家课题H3-3、H3-11、H4-3均是探讨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资源开发与服务，如杨茜茜探讨了基于数字人文的历史档案资源整理与开发路径[87]；基于数字人文的记忆构建研究，如霍艳芳开展的数字人文视阈下城市记忆资源整合与开发路径研究[88]。

3.12

档案管理体制改革

作为深化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8年至今，档案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各地档案机构改革后基本实行“局馆分立”模式。这次改革必然会对档案事业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档案界围绕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和档案机构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主要包括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趋势[89]；机构改革后档案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90]，具体包括档案机构改革背景下高校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发展问题[91]、我国档案学会发展的机遇与路径问题[92]、档案机构专业能力的建设问题[93]、档案学研究的定位与展望问题[94]、城建档案管理的转型问题[95]，等等。此外，2019年召开的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就围绕档案管理体制改革，探讨了档案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由于档案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入选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

04

总结

通过对十二个档案学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窥探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态势。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档案学研究已经随着时代发展步入创新与变革时期，档案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意识日益增强，立足档案工作实践需要和探寻未来档案事业发展方向的研究越来越多，一些富有创新性的研究议题和观点正在不断涌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当前，我国档案事业正在经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我们档案学人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档案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不断深化对档案工作属性和规律的认识，完善、创新和发展档案学理论体系，充分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们有理由相信，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中国档案学研究及其成果，一定会继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稳步提高。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3期2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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