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003-2797

CN 42-1085/G2

双月刊

同行评审期刊

余贝迪  王益明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目的/意义

健康信息搜寻中健康焦虑产生或加剧现象较为普遍。探索信息搜寻中健康焦虑产生或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情境，有利于用户体验的改善和用户负面情感的减少。

研究设计/方法

以认知行为疗法的ABC模型为理论基础，采用主题分析法挖掘用户真实搜寻经历的特征，并选用定性比较研究寻找导致焦虑增加的条件组合。

结论/发现

涉及健康焦虑增加的信息搜寻经历在搜寻情境、搜寻策略等方面存在差异。搜寻者产生的消极认知是健康焦虑增加的重要因素，这些认知与自诊场景、结果矛盾、严重性术语等因素的组合共同导致了用户健康焦虑的增加。

创新/价值

从信息搜寻的角度分析健康焦虑增加的原因，为信息行为中情绪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借鉴。

关键词

健康信息搜寻   健康焦虑   网络疑病   负面情绪 

定性比较分析

1 引言

当前，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互联网查询健康医疗信息。健康信息搜寻在满足用户健康信息需求、提高健康素养、减少患者就医成本、提供情感支持[1]的同时，也为社会和个体带来部分负面影响，如产生健康焦虑、加剧医患矛盾、影响医疗决策和医疗效果等[2]。

产生或加剧信息搜寻者的健康焦虑是在线健康信息搜寻时一种较为常见的消极体验。健康焦虑是人们对健康的不安与担忧[3,4]。较高的健康焦虑是用户搜寻健康信息的情境要素之一[5-7]，用户希望通过互联网搜寻更多信息以让自己安心。但同时，他们在搜索过程中焦虑常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8-10]。加剧的焦虑感给用户带来负面体验，甚至影响用户身心健康，还会导致个体反复检查与就医，在医疗健康方面产生更多的耗费[11]，从而使有限的医疗资源被过度占据和浪费。

在传统信息搜寻模型中，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会伴随搜寻后知识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12]。然而，由于健康信息搜寻在搜寻者、搜寻情境、搜寻任务、信息资源等方面与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传统模型不能有效解释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中的特殊现象。Järvelin等人认为，信息搜寻的产出不仅跟用户本身相关，还受用户所处的情境和感知任务等因素的影响[13]。健康焦虑的产生也应该是搜寻前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期望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搜寻框架中分析这一现象。

本文将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索大众在搜寻健康信息时的健康焦虑状况及其自我认知，分析健康焦虑增加时的信息行为特征，寻找促使用户健康焦虑增加的因素与条件，以便为用户在健康信息搜寻时减少健康焦虑的产生提供有益参考。

2 研究现状

2.1 健康焦虑

健康焦虑并非网络时代的产物，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学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健康焦虑和与之相关的疑病症，并将疑病症列入相关的疾病分类和诊疗手册中[14]。在新修订的心身研究诊断标准（Diagnostic criteria for psychosomatic research，DCPR）中，健康焦虑被定义为“对疾病和疼痛的担忧与态度”[15]。过度的健康焦虑会使个体遭受精神压力，不断寻求医疗保障，增加社会负担[16]。多数研究者认为，健康焦虑并非一种疾病概念，而是连续性的症状谱，表现范围从短暂、轻微的对健康的担忧到符合临床标准的疑病症[17-20]。疑病症最明显的特征是在没有充分的病理学证据支持下，坚信或恐惧自身患有某种严重疾病[21]。

一些学者探讨了健康焦虑的产生原因。认知行为学者认为，健康焦虑是由于个体出现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的信念而产生的[22]。Ferguson则发现白天个体皮质醇减少，抗炎效果减弱，个体症状感知增强，可能是健康焦虑水平提高的生理原因[23]。研究者还发现了年龄[24]、职业、是否吸烟[25]、躯体症状的严重性[26]等健康焦虑的影响因素。此外，健康焦虑还存在代际影响，父母对孩子健康抱怨所采取的反应和他们处理自己病痛时的方式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焦虑水平[27]。上述研究表明，健康焦虑在人群中较为普遍，它是由个人认知、生理和社会因素造成，一些人口统计学特征也影响着个体的健康焦虑水平。

2.2 信息搜寻与健康焦虑

目前信息搜寻与健康焦虑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健康焦虑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主要关注高健康焦虑水平人群所显现出来的信息行为特征。二是对信息搜寻中健康焦虑增加现象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焦虑在健康信息搜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不仅由用户对健康知识的异构状态决定，也受用户健康焦虑水平影响，缓解健康焦虑是用户进行健康信息搜寻的重要动机[28,29]。健康焦虑水平影响着健康信息搜寻频次[30,31]和搜寻时长[32]，并在用户的神经质与信息搜寻行为间起调节作用[33]。健康焦虑还会对信息类型选择、信息源选择等信息搜寻行为特征造成影响[34,35]，并影响搜寻结果与产出。用户搜寻前的健康焦虑水平越高，越容易在搜索中得到负面结果[36]，并在搜寻结束后感受到不安与焦虑[37,38]。

另有研究发现健康信息搜寻时常会导致搜寻者健康焦虑的增加。Pifalo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发现健康图书馆读者在接收到医疗信息后焦虑有所增加[39]。互联网时代这一现象更加普遍。White和Horvitz的调查发现，有近40%的受访者表示在互联网上搜索健康信息曾使他们感到更加焦虑[40]。彭彦妮针对国内门诊病人的研究发现此比例为30.86%[41]。

针对这一普遍现象，大量学者开始探索导致健康焦虑增加的原因和相关因素。“检索式升级”（Query escalations）是指用户的检索词从最初的普通症状转变为严重疾病的过程，这被认为是用户在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焦虑的重要来源[42,43]。White和Horvitz通过分析检索日志研究了“检索式升级”现象[44]。Singh和Brown在实验室环境下对被试的健康信息查询行为进行观察，发现“检索式升级”会话并非全由原本高健康焦虑水平的被试产生[45]。用户个人特征是目前探寻健康焦虑增加相关因素的关注重点，目前研究尤其关注用户长期的健康焦虑状态在搜寻过程中对焦虑加深的作用[46-48]。然而，用户的健康焦虑状态与健康搜寻中焦虑加深的关系目前仍存在分歧[49]。低健康焦虑用户出于对健康问题的好奇等目的进行搜寻也可能导致健康焦虑的增加[50-53]。除用户长期的健康焦虑水平，性别[54]、年龄[55]、不确定性忍受力[56,57]、完美主义[58]等个人特性也受到研究者关注。

网络健康信息资源和渠道的特征也受到研究者关注。互联网上健康信息庞大的数量使得用户评估信息的相关性更加困难，增加了错误理解的可能性[59]。罗晓兰等将此现象归因于信息来源、信息超载、信息冲突、信息窄化和伪健康信息[60]。一些研究发现，用户的搜寻行为特征与健康焦虑增加存在相关性。搜寻时长与焦虑恶化呈现正向关系[61]。这些时间很大程度上花费到对严重病症内容的反复浏览上[62,63]。

目前国内外对于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中健康焦虑增加的原因和相关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用户个人和信息资源特征上。这些研究常将高健康焦虑水平用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现实中，健康焦虑增加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偶发性，并非完全由用户个人特征或信息资源特征所决定。信息搜寻是用户与信息、信息载体在某一情境下不断交互的过程，涉及用户的生理、认知、情感、信息源、交互界面、所处环境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64,65]，脱离真实搜寻情境孤立探寻某因素与用户情绪的关系很难厘清导致焦虑增加的本质原因。因此，本研究尝试针对真实完整的搜寻实例，分析焦虑增加的行为模式与原因。

3 研究设计

本文以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情绪ABC模型为理论框架，通过关键事件技术搜集用户真实的信息搜寻经历，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与健康焦虑相关的主题，基于主题采用定性比较分析得到导致健康焦虑增加的条件组合。

3.1 理论基础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它试图通过改变患者认知来纠正其态度和行为[66]。认知行为疗法的基本假设认为人的想法（认知）、感受（情绪）和动作（行为）是交互影响的，个体想法对情绪和行为造成的影响尤为重要。这与Dervin[67]、Kuhlthau[68]等认知学派信息行为学者的看法相类似。认知行为学者认为负面情绪是由个体的错误认知导致。

情绪ABC模型是应用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框架[69]。模型中A指激活事件（Activating event），是最终导致情绪或者负面异常想法的动作、信息和刺激；B指信念（Belief），是患者的认知、思考与理解；C是结果（Consequence），是最终产生的消极感受。该模型认为，个体由于自身的非理性信念系统对外部事件产生不正确的理解，从而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

已有研究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对健康焦虑进行分析，认为健康焦虑的个体具有对健康与疾病的功能失调性信念与假设[70]，或误解存在歧义的信息[71]，从而将一些诱发刺激（如身体感受）错误理解为某种严重疾病的表征或前兆。健康信息搜寻中的非理性信念不应仅包括对疾病的信念，还包括对搜寻行为、信息资源、搜寻策略等诸多问题的想法和信息评估与处理，都会对用户的情绪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将以ABC模型为基础，分析健康信息搜寻中的行为、认知与感受，探索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最终导致健康焦虑的增加。

3.2 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采用自我报告法中的关键事件技术对受访者的健康信息搜寻经历和相应的健康焦虑变化情况进行搜集。关键事件技术（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CIT）通过对个体的观察和询问，采集他们的故事、经历和事件描述，挖掘个体活动行为中的情感与动机[72]。

我们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受访者关于健康信息搜寻的经历。受访者被要求回答自身互联网使用习惯、自己及周围人的健康状况以及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习惯，包括常用的健康信息类型、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搜寻场景。并表达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以了解他们对此的认知。之后受访者被问及是否遭遇过在互联网搜寻健康信息时焦虑产生或加剧的情况，并回忆描述此种经历。受访者的描述基于事先构建的回忆框架展开（见图1），该框架基于信息搜寻模型构建，以帮助受访者尽量完整地回忆搜寻过程。在访谈最后受访者被要求基于回忆框架详细描述访谈中提及的所有其他健康信息搜寻经历。

受访者通过线下和线上招募，必须曾经在互联网上查询过健康医疗信息。最终共有20位受访者参与访谈，其中男性9位，女性11位，年龄分布从22—54岁（M=30.85，SD=9.57）。每段访谈持续45—70分钟。

搜寻经历被按照搜寻动机与任务划分，受访者回忆的事件中搜寻动机发生转变则被认为是一个新的搜寻经历。例如，受访者由于身体某部位不适引发信息搜寻，若搜寻动机从确认不适原因转变为对治疗方法进行选择决策，被认为是形成新的信息搜寻经历。根据上述划分，共搜集到健康信息搜寻经历49例，其中涉及健康焦虑增加的经历28例。有19位受访者的搜寻经历中包含至少1例健康焦虑增加的经历。

3.3 数据分析方法

3.3.1 主题分析与编码

我们采用主题分析对采集到的关键事件进行分析，提炼与健康焦虑增加相关的主题和模式。基于ABC模型构建的编码框架，对采集到的涉及健康焦虑增加的28个信息搜寻实例进行编码，在此基础上提取主题。在分析过程中，根据采集到的实际数据情况，一些新的编码被纳入框架中。编码最终被组合成58个原始主题。原始主题再通过去除不相关主题和合并相似主题，最终形成3个核心主题、15个主要主题和40个子主题。

3.3.2 定性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造成健康焦虑增加的路径模式，以主题分析得到的编码和主题为条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以求得到造成健康焦虑增加的条件组态。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种基于布尔代数，利用集合论思想考察复杂社会现象的原因组合路径和影响方式的研究方法[73]。该方法认为，任何结果都是多种因素同时出现所促成的，因果关系并非恒定，而是依赖特定的情境和组态[74]。

我们选取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用户搜寻经历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从主题分析得到的主题中挑选变量对49个搜寻经历进行编码，将搜寻经历转化为0、1向量，之后采用MSDO技术选取导致健康焦虑变化的主要变量。MSDO技术（most similar cases, different outcome，“最大相似，结果不同”）将不同的结果归因于排除相同值变量后剩下的少数具有不同值的变量[75]。通过测量案例在条件多维空间中的海明距离找出表征剩余差异性的条件。其后构建真值表并得到造成健康焦虑增加的条件组合。

4 健康信息搜寻主题分析

按照搜寻过程和特征要素，从访谈数据中共提取15个主要主题，主要主题下包含40个子主题。基于ABC模型，主要主题最终被归入行为/事实、认知、情绪3个核心主题中。受访者在各个主题下表现出类似或差异化特征，我们使用“大多数”来描述超过75%受访者（16—20位）提及的子主题和特征，“多数”以描述超过50%受访者（10—15位）提及的子主题或特征，“部分”或“少数”用来表示不超过50%的受访者（2—9位）提及该子主题或特征。图2按照固有构念、搜寻前、搜寻中、搜寻后四个搜寻阶段展示了核心主题、主要主题、子主题。

4.1 固有构念

固有构念是用户在健康信息搜寻动机产生之前已经存在的既有信念、看法、印象、关系等观念。这些构念可能由于以往自身的在线健康信息搜寻经历产生，也可能来源于其他信息渠道或生活经验。它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影响着搜寻者在搜寻过程中的决策和行为选择。

在线健康信息优劣势认知。大多数受访者都提到互联网相较于传统健康信息获取渠道具有明显优势。便捷被大多数受访者所提及。疑难杂症、罕见病等其他资源中较难接触的信息也容易被即刻获取，患者可在就医或做医疗决策前掌握更多的信息。此外，用户还能通过互联网寻找其他病友的相关信息以获得情感支持，寻求慰藉。这些优势使得用户在面对医疗健康问题时，会将在线信息搜寻作为最主要的解决途径之一，甚至作为先于医生的首要选择，如“它可以帮助我判断出自己的健康处在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再决定现实生活中采取什么行动。”（受访者G）

但这些受访者同时也提到在线健康信息存在的不足，如真实性不足、可信度较差、过于杂乱、存在欺骗性信息，这使得用户对信息的评估负担加重。另外受访者在表达在线健康信息缺点的同时也表达出对自己信息甄别和判断能力的自信，如“我自己还是有一些分辨能力的，有的一看我就觉得它是假的”（受访者B）。虽然他们表达出对在线自诊的担忧，但在面临健康不适时仍然会通过在线信息搜寻进行自我诊断。

特定信息渠道与信息源印象。所有受访者都表现出对特定信息获取渠道或信息源的偏好，受他们对信息渠道或者信息源的印象与观念影响。不同的受访者会对同一信息源产生不同的看法。针对在线问诊平台，受访者间有较大的分歧。部分受访者表现出对贴吧、论坛、病友社区网站的好感，他们认为由病友分享的信息，更为直观真实。但大多数受访者都未提及这一信息源。

对特定信息渠道和信息源的印象与看法将影响用户对各渠道和信息源的信任，并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例如对贴吧有好感的搜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浏览搜索结果中的贴吧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包含大量病友的严重案例，最终导致搜寻者健康焦虑的增加。

在线健康信息信任。多数受访者表现出对在线健康信息的不信任。多数受访者会罗列出少许信赖的信息资源，如百科、专业问答社区（如知乎）、专业医疗健康网站（如丁香医生）、知名医院网站或官方公众号。但也有部分受访者对“网上那些都不太怎么相信”（受访者F）。这类用户并不会基于对健康信息渠道或信息源的信任而在浏览时刻意规避，他们通常会顺序浏览搜索结果。但他们会在信息使用行为上规避使用从互联网获取的健康信息，以避免这些信息对自身健康的影响。但实际在浏览过程中，这些信息已潜移默化影响他们的认知和情绪。

线下医生信任。部分受访者叙述了对线下医务人员信任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将影响他们的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一部分受访者表示，相较于在线健康信息，他们更相信线下的医生，这使得他们将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作为一种无法及时就医时的信息补充渠道，他们在搜寻后会去就医咨询，在线健康信息搜寻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而一部分搜寻者则表现出对医生的怀疑与批判。他们会将互联网作为与线下医生同等重要的健康信息来源，重视网络所提供的信息。

4.2 搜寻前阶段

与固有构念中长期稳定存在的信念不同，搜寻前阶段主要包括与本次搜寻情境相关的主题，如本次搜寻的动机、需求、搜寻前的情绪和与本次搜寻相关的认知状态和信念。

搜寻动机与搜寻需求。搜寻者的搜寻动机可分为认知动机和情绪动机。认知动机是搜寻者为了跨越知识鸿沟、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健康信息搜寻，如搜寻者为明确病因而进行自诊，或对疾病的病因病理、发病情况、临床诊断、治疗进行全面了解。本研究搜集到的涉及健康焦虑增加的搜寻经历中，有一半是搜寻者身体出现不适症状或检查出异常指标，想在就医前通过搜寻确认症状出现的原因。另有部分搜寻者是自己或亲友已就医确诊后想全面了解疾病相关信息。一些慢性病患者在症状再次出现时也会搜寻以确认是否有新的信息（如治疗方法）出现。

除认知动机外，情绪动机被大多数受访者所提及。部分受访者表现出想要通过搜寻缓解焦虑的想法。情绪动机使得搜寻者即使在有失败搜寻经历的情况下，仍然会在面对健康问题时通过互联网进行搜寻。

搜寻前情绪。在产生健康焦虑的搜寻经历中，并非大多数搜寻者在搜寻前就已经拥有了较高水平的健康焦虑。相反，大多数搜寻者在搜寻前都表达出疑惑、不关心、不在意或者没表现出过多的情绪。只有部分受访者表达了在搜寻前存在焦虑、担心或恐惧。这种焦虑情绪部分来自于搜寻者认为自己或亲人有较高的患病或恶化风险，这一信念由之前对该疾病的搜寻经历或者生活经历所形成。例如受访者M的两位亲人先后被诊断患有痛风，受访者M曾经通过信息搜寻发现具有遗传性，判断自己未来有罹患痛风的风险，因此一直存在较高的健康焦虑，并会不时搜寻的预防措施。另有少数受访者的焦虑来自于对当前症状一无所知的恐惧。此外搜寻者本身疾病的发展也会带来健康焦虑。搜寻者就医后病情未见好转，症状持续，或者症状带来极其不适的感受，搜寻者的焦虑会随之增加。

搜寻前认知。大多数的搜寻经历中受访者都表现出对搜寻问题的完全无知，另有部分受访者对相关问题有一定了解并基于此形成信念。叙述中他们的认知主要是负面，如某疾病可能有严重后遗症、可能恶化、可能发生癌变、某严重疾病也会表现出相似症状等。这些已经存在的负面认知使得搜寻者在搜寻前产生焦虑情绪并形成既定负面信念。

基于已存在的认识和其他情境因素，部分受访者在搜寻前会有一个预期结论信念，在认知中存在一个搜寻问题的既定答案或者偏向。这将影响到搜寻者信息需求的表达，也影响了搜寻过程中的搜寻策略和信息判断，如“有一阵子比较焦虑，加上可能睡眠状况不太好，影响到第二天做事的状态。会导致更加焦虑。就想要解决一下。……如果那段时间，虽然失眠，心情可能低落一点，但是没有那么差。我就会觉得应该也还好，我内心主观判断我应该只是轻微的心情不好，或者是处于那种焦虑或者亚健康的状态，我就会更加倾向于相信网上说的你这个是轻微的。……但是如果有阵子心情特别差，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抑郁症。然后就会去查。可能关键词已经由我的症状变成了抑郁症的症状。”（受访者I）

另一受访者搜寻前较为普遍的认知活动是对现状严重性的感知。搜寻者会在搜寻前根据目前症状带来的感受、已有的知识认知和目前所获得有限信息对搜寻疾病的严重性做出判断。由于信息的有限性，搜寻前的严重性判断具有局限性。搜寻中搜寻者会根据获取的信息对严重性进行重新评估修正。

4.3 搜寻中阶段

搜寻中阶段主要涉及用户的信息搜寻和信息处理行为，以及获取的信息内容。由于搜寻者搜寻动机与需求的不同，以及固有构念的差异，搜寻者在策略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但在信息评估方式上，受访者间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

搜寻策略。搜寻策略按照信息搜寻的流程可划分为信息渠道选择策略、针对搜索行为的检索式构成策略和搜寻结果浏览策略。在涉及健康焦虑增加的信息搜寻行为中，绝大多数受访者使用搜索引擎进行健康信息搜寻，只有极少数经历中涉及学术数据库和论坛社区。一部分受访者曾表达过对搜索引擎的负面印象，但并不阻碍他们将其作为第一选择。

当身体出现不适症状未就医确诊时，大多数受访者会将症状作为检索词进行搜索，再基于结果列表中涉及的疑似病症进一步检索。也有部分受访者会基于自身经验与认知先形成一个疾病预判，以该疾病名称作为检索词搜索。该情况在年纪稍大的受访者中较为多见。

获得搜索结果后部分受访者会基于自己对在线健康信息源的印象和信任有选择性地查看。并非对表达过不信任的信息源搜寻者就会刻意规避，有搜寻者认为病友分享内容不一定可信，但仍愿意浏览相关信息。也有部分受访者会将结果列表中的所有内容逐一浏览阅读，这部分受访者大多对在线健康信息表现出普遍不信任而没有信息源偏好。由于健康信息搜寻的结果经常不一致或者矛盾，有的受访者在面对该情况时会刻意选择关注与自己预期结果相符的信息。

搜寻结果。当谈及搜寻结果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及看到了严重性术语，如“疾病发展不可逆”、“难以治愈”、“无法根治”、“容易复发”、“可能产生癌变”等。有些受访者谈到看到了很多严重病例，这些主要集中在贴吧、论坛等病友分享的信息源中，如“网友会在贴吧上每天持续记录病情发展。他们放出来的那些图太可怕了。挺担心我也会那样。”（受访者E）

此外有部分受访者提到搜寻结果中常常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或者没有明确清晰的结论。尤其是在一些在线问诊平台或论坛社区中，不同的医生或病友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进一步增加搜寻者的疑惑。如“我有一次手划伤了，我就在网上搜划了一个伤口该不该打破伤风疫苗。然而网上都是那种似是而非，答案很多，有说该打有说不用打。”（受访者O）

信息评估与判断。信息评估与判断是搜寻过程中的主要认知活动，主要包括相关性判断、可信度判断、严重性判断和概率评估。由于搜寻者表现出对在线健康信息的不信任，可信度判断是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不可或缺的一环。搜寻者原本存在的对在线健康信息的信任会影响可信度评估。信息提供者的权威性、信息内容的客观性、信息源的商业性表征（如广告）是受访者评估可信度时的主要依据。“如果都是问答型，那种注明某个医院什么医生的，我觉得它的可信度可能要高于那种一般的搜索引擎问答社区某个网友最佳答案的那种。因为网友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靠谱。那种弹出来广告弹窗的问答型，我就会觉得不太靠谱。那种特别详细的介绍这个东西，它的病理，它的各种症状、症结这种，我会觉得这个地方他既然能说这么多东西，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可信一点。”（受访者I）信息提供者可信度评估并不完全依赖对信息源的信任，如果搜寻者认为来源于不信任网站（如私立医院网站）的信息内容具有真实性与客观性，搜寻者也会采纳。如受访者M提及“百度刚跳出来就是这些专科医院。对这些医院不信任。只能在医院的那些网站里面了解一下关于病的现象、原因，因为它也是从其他那些去摘抄过来的，这个还是真实的。因为这个网站和百度搜索的信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种可能和医生说的那些都是一样的。这种你就相信。”可信度判断将使搜寻者过滤掉部分信息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与判断，受访者B、F、I等均表示如果被判定为不可信他们会直接跳过或关闭该页面。

健康信息搜寻的相关性判断与其他信息搜寻行为相比更为复杂多样。用户除判断搜寻结果与自身需求的相关性外，还会判断搜寻到的潜在病因与自身症状是否一致、疾病诱发因素与自身条件是否相符、搜寻结果与预先信念是否相合。健康信息搜寻者的相关性判断主要是进行概率评估，包括人群发病率评估、自我发病率评估、自我恶化概率评估。受访者在评估整体人群发病率时，网络资源中缺乏发病率的客观数字，受访者常常通过搜寻结果中相关资源的分布来判断是否属于常见病。自我发病率评估中，受访者表现出的非理性因素更为突出。大多数试图自诊的受访者当注意到搜寻结果中的某一疾病有一两个症状与自身相符时，他们便会怀疑自己患有该疾病。他们会寻找该病其他症状与自身身体状况的联系，或者为其他症状未出现寻找合理解释。如受访者E描述“很久以前有一次，我嘴下面长了一个黑斑。我就去直接搜‘嘴唇上长黑斑’。然后就搜到就是说有可能是肠息肉。肠子里面长了息肉会在嘴上呈现出黑斑……我一直有一个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觉得我肠胃有问题。觉得我爸爸肠胃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认为我遗传了他，所以我也肠胃不好……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确实是有这个肠息肉的问题。”另一些出于对某疾病好奇而进行搜寻的人当发现该疾病的高诱发因素中有与自己目前生活习惯相一致的条件时，也会担心自己未来有患病风险，他们并不会进一步查证该因素对导致最终患病的贡献。例如受访者B因亲人患痛风搜寻相关信息，发现该病具有遗传性，开始担心自己未来将会患病。

确诊后搜寻的受访者也忽视理性概率评估。当他们看到与疾病相关的严重性术语与严重性案例时，均表现出对疾病恶化的担忧。鲜有搜寻者会进一步关注疾病恶化的概率、条件以及与自身的契合程度，如“即使我知道我的病情还没有到什么出血或者其他符合癌变的症状，但我还是会害怕，怕我未来就得这样的病。”（受访者J）

根据信息内容，搜寻者对搜寻前的严重性感知结果进行修正。此时搜寻者的严重性认知包括基于当前症状感知的现状严重性和基于查询信息感知的潜在严重性。在涉及健康焦虑增加的搜寻经历中，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事实上感觉自己症状并不严重，与网络中看到的严重疾病和症状并不完全相符。潜在严重性则与当前症状和感受无关，而是疾病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和潜在变化。严重性术语和案例是潜在严重性判断的主要依据，严重性案例会被部分搜寻者判断为个例，并不影响他们的严重性判断，但有部分受访者会恐惧自身出现严重性案例中的相似情况。严重性术语由于常出现在对疾病客观介绍的语境中，让搜寻者更轻易认为严重症状具有普遍性，引发搜寻者的严重性认知。另外由于受访者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一些主观印象被运用于潜在严重性判断中，如“我看到浅表型胃炎和萎缩性胃炎，我就更害怕，看到萎缩觉得这种词比较可怕，前者应该只是在表面的那种。”（受访者J）

4.4 搜寻后阶段

搜寻者在经过综合的信息评估后会完成本次会话，之后基于搜寻的结果与得到的结论采取其他行为，情绪变化也在此时被固定。搜寻后的主题被分为行为、情绪和对情绪的认知。

搜寻后行为。在停止本次搜寻后，不同搜寻者焦虑的持续时间不同，也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大部分自诊经历中搜寻者表示会线下就医或检查，以确诊疾病。部分发现自己有患病风险的搜寻者会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也有部分搜寻者表示自己第二天就会忘记搜寻所带来的焦虑，因而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只有少部分搜寻者之后会继续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但他们的搜寻需求会发生调整。

焦虑归因。感知严重是大多数搜寻者认为自己焦虑增加的主要原因。这类搜寻者自己或亲友确诊某一疾病或患有慢性疾病，检索式主要以疾病名称为主，搜寻前基于症状或者其他信息感知认为并不严重。搜寻过程中的严重性术语或者严重性案例，使他们认为疾病具有潜在恶化或者愈后差的可能，因而焦虑增加。搜寻者搜寻前的严重性判断和搜寻后的严重性认知间常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自诊搜寻者发现自己的症状与疾病的某种症状相符，并通过查询形成该疾病的严重性认知，也会造成焦虑的增加。部分搜寻者发现自己属于某种疾病的易发人群或者具有某种疾病的诱发条件，自身的健康焦虑感也会增加。在一些搜寻经历中，受访者并不认为这种疾病具有严重性，但由于负向信念（如“患病总归是不好的”）的存在，使得搜寻者的健康焦虑增加。

有少部分受访者提出由于网络资源中的不一致与矛盾内容，增加搜寻者的认知负担，搜寻者无法形成一个明确的问题解决路径，造成健康焦虑的增加。部分搜寻者的悲观主义倾向进一步增加了焦虑。在面对网络问诊平台中的各种可能时，悲观主义搜寻者偏向于关注和采纳最严重疾病的可能，并寻求合理性解释，增强自己的灾害性信念，导致焦虑的增加。

5 健康信息搜寻QCA分析

基于主题分析的结果，我们调整了对搜寻经历的编码框架，将采集到的所有搜寻经历用0与1二值变量表示，对49个搜寻经历进行定性比较分析。

5.1 编码框架与条件选择

结合主题分析结果，挑选主要主题或子主题中与健康焦虑增加可能相关的取值作为导致健康焦虑增加的备选条件，对搜寻经历用0、1二值变量表征，1表示条件出现，0表示条件不出现。新的编码框架如表1，包含固有构念、搜寻情境、搜寻前认知、搜寻行为和信息判断5大类共39个条件。此外，健康焦虑变化结果也用0、1值表示，1表示搜寻后健康焦虑增加，0表示搜寻后健康焦虑没有增加。通过对搜寻经历数据的反复阅读，搜寻经历在每个变量维度下被赋予适当的值。

条件选择严格遵照MSDO程序进行，选用Meur和Beumier提供的MDSO/MSDO网页应用①计算案例间的相似性。搜寻经历的结果取值和条件取值按照5个大类被输入到程序中，最终得到“动机-自我诊断”“严重性术语或案例”“相关性-潜在患病风险”“严重性-潜在严重性”4个变量，表明4个变量使得高相似性案例在大多数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产生不同的结果。MSDO结果表明搜寻情境和信息判断是导致健康焦虑的重要来源。

5.2 QCA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R语言中的QCA包对编码后的搜寻经历进行分析[76]。4个条件与结果的必要性分析如表2所示。必要性分析的结果表明，MSDO得到的4个条件并非健康焦虑增加的必要条件，但这些条件与健康焦虑的增加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在采用上述条件建立真值表时，出现矛盾组态的情况。但在一个四个条件都取值为0的案例中，搜寻者因手被划伤而出现是否需要打破伤风疫苗的疑惑，希望通过在线信息搜寻寻求答案。受访者在搜寻后发现搜寻结果充满矛盾，存在需要打和不需要打两种结论，导致搜寻者更加困惑，焦虑增加。在搜寻前，搜寻者本身就拥有对搜寻答案的消极偏向。而其他同条件案例焦虑均未增加。因此加入“消极结果预期信念”和“结果一致”以消除矛盾组态。

通过布尔最小化运算，在不包含“逻辑余项”的情况下，造成健康焦虑增加的条件组合如表3。实心圆圈（●）表示条件存在（取值为1），空心圆圈（○）表示条件不存在（取值为0），空白表示条件既存在也可不存在。原始覆盖率（Raw coverage）是组态覆盖健康焦虑增加案例的比例，唯一覆盖率（Unique coverage）是健康焦虑案例被该组态唯一覆盖的比率。

组态分析结果表明，潜在患病风险和潜在严重性是最核心的条件，每个组态中两者几乎至少有一者出现，表明认知信念对情绪的重要作用。潜在患病风险是搜寻者在未出现身体异常时对未来罹患某种疾病形成的判断，潜在严重性是搜寻者在出现症状或确诊后对身体症状可能恶化的感知，两者具有互斥性。事先不存在消极倾向的搜寻者在搜寻过程中看到严重性术语，产生潜在严重性认知是健康焦虑增加案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组合。在高度一致性的结果中均看到严重性术语，搜寻者形成严重性认知，也会导致焦虑增加。搜寻者在不涉及自诊的搜寻中本身对结果带有负向预期，在看到相互矛盾的结果时会产生健康焦虑。

由于逻辑余项中并不存在与事实违背的情况，将逻辑余项全部纳入最小化过程中，产生最简化的条件组态如表4。导致健康焦虑增加的四种条件组合为：任何动机和需求下，当搜寻者判断自己未来可能患某种疾病时，健康焦虑会增加；当搜寻者在网络自诊过程中发现自我诊断的疾病有恶化可能时焦虑会增加；搜寻者在搜寻前对结果抱有负面期待并浏览到矛盾结果，健康焦虑会产生或加剧；或者搜寻者看到一些严重性术语或案例并产生潜在严重认知时，健康焦虑就会增加。

6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真实信息搜寻经历的研究发现，健康焦虑增加的搜寻行为并非有完全一致的模式。用户在搜寻情境、信息需求、搜寻策略中表现出差异。搜寻情境与搜寻动机是信息搜寻的起点，搜寻动机与信息需求中往往隐藏着影响用户行为的要素。之前的研究多将高健康焦虑水平用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77,78]，或者将搜寻情境限缩为自我诊断[79,80]。但本研究发现导致健康焦虑增加的搜寻情境各异，搜寻者自身也存在差异。尤其是非自我诊断情境、低健康焦虑水平个体和健康人群也存在焦虑增加的搜寻经历。多样的搜寻情境并不表示搜寻后健康焦虑的增加与情境因素没有关联，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同情境下导致健康焦虑的因素和路径会有所差异。

以往研究多关注健康焦虑与信息搜寻的相互影响，认为健康焦虑的增加将导致用户更频繁搜寻[81]。本研究采集的搜寻经历中，用户在焦虑增加后继续搜寻只占少部分。用户会通过转变渠道线下就医或咨询，或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来降低焦虑。本研究中还发现有搜寻者正经历其他更重要的事时会忘记这种焦虑，因此没有刻意采取缓解措施，这在其他研究中很少提及。说明健康焦虑的程度会让用户表现出行为差异。

搜寻者的认知与信念是导致焦虑增加的重要原因。搜寻结果的消极特点和搜寻者非理性的评估使得搜寻者产生了负向认知与信念，最终导致焦虑的增加。这些负向信念包括认为自己可能罹患严重疾病、自己或亲友目前症状会恶化、目前疾病无法治愈、自己未来可能患某种疾病。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负向认知的出现是健康焦虑增加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认知也包括搜寻者在搜寻前的结果预期信念。也说明认知行为疗法具有合理性。

本研究表明当前以搜索引擎为主的健康信息搜寻系统存在较多不足。虽然目前互联网中存在大量健康信息资源，为满足用户的健康需求提供了便捷，但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和用户自身的局限性，也为用户带来大量的负面体验。用户通过搜寻信息判断相似性的自诊形式为用户带来太多可能，无法进行明确诊断。未来的自诊模式需要更加个性化和针对性，允许患者提供更多自身的信息，同时避免患者看到太多疾病症状描述后寻找合理性解释。此外，健康信息搜寻系统需要提供更多的客观数据，以帮助用户形成理性判断，例如发病率、发病条件、诱发因素相应的发病概率，这些信息有助于在用户进行概率评估时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

7 结论

本文以用户真实信息搜寻经历为研究对象，采用主题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两种分析方法，试图以一种跨越定性与定量的方式探索产生健康焦虑的原因。通过对健康焦虑增加实际经历的研究发现这些搜寻行为在搜寻动机、情境与策略选择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用户在搜寻结果的表达上却有较高的一致性。结论模糊、严重性术语、恐怖案例是他们对搜寻结果的主要印象和感知。负面印象和感知成为了导致搜寻者焦虑增加的要素。信息评估与判断中表现出的非理性将结果中的负面信息转化为搜寻者自身的消极认知与信念，最终导致了焦虑的增加。

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导致健康焦虑增加有4种路径。导致健康焦虑的条件包括搜寻动机中的自诊、搜寻前信念中的消极结果预期、搜寻结果中的结果一致性和严重性术语或案例以及用户在信息评估中形成的潜在严重性认知和潜在患病风险认知。搜寻动机、网络健康信息资源和用户信息处理方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健康焦虑的增加。

本文利用关键事件技术采集用户健康信息搜寻经历，用户记忆可能存在偏差，表达并不完全准确。受采集方法的局限，样本规模较小，对于针对微观案例的研究可能存在遗漏，无法反映研究对象的全貌。这使得定性比较分析中存在大量逻辑余项和涵盖案例较少的组态。未来研究中可尝试采用样本规模较大的定量方式，以验证本研究中的发现。另外，本文发现用户在搜寻中形成的负向信念和认知是健康焦虑增加的主要原因，但未深入探讨负向认知产生的机制和原因，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

专家评审意见

1.引言的最后一段提出,研究目的落脚在“分析健康焦虑增加时的信息行为特征,寻找促使用户焦虑增加的条件。”这样来看研究的意义并不大。焦虑增加应该是负面的事情。研究的目的如果是试图帮助用户减少焦虑,更有效地获取健康信息,应该更有价值。

2.文献综述部分的文字表述需要下功夫改进。一些表述不够学术,一些英文论文可能是翻译的缘故,表述不清晰,意思不明确。此外,注意前后文字表述的逻辑关联。

3.研究设计部分,理论基础中的B的解释要再斟酌,把belief理解成“想法和思考”不是很准确。数据收集方法,需要补充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4.网络健康信息资源本身的特性也是健康焦虑增加的重要原因。“网络健康信息资源本身的特性”是指“严重性术语”吗?对此不是很清楚,需要更多地论证。

5.“搜索构念”在本文中不是一个合适的标签(label),仅以对信息源的信任和信息的优劣势的认知来描述和表征“搜索”是不够的。此外,作者后面又用到了“信任构念”,概念比较模糊,含义也不明确。

6.在“信息评估与判断”部分,作者没有为提出的观点提供相应的证据,建议补充。如:搜寻者之前存在的信任构念会影响可信度评估,但并非搜寻者会对信任的信息源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完全信赖。信息提供者的权威性、信息内容的客观性、信息源的商业性表征(如广告)是受访者评估可信度的主要依据。对此观点和结论请举证说明。

7.信息提供者可信度评估并不完全依赖对信息源的信任,如果搜寻者认为信息内容具有真实性与客观性,即使是来源于不被信任的网站信息(如私立医院网站),搜寻者也会采纳。此内容请举证说明。可信度判断将使搜寻者过滤掉部分信息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与判断。此处也需要举证说明。

8.结论与讨论部分没有讨论的内容,只是再次总结了研究发现。通常讨论在前,然后再是结论。研究启示也没有讨论。需要补充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讨论。总之,文字表述要更为简洁、清晰和准确;观点和证据需要匹配;文章要更聚焦在“健康信息焦虑增加”这一现象上;要进一步针对研究的内容和问题讨论研究的结果。

*本文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4期106-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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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姚志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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