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字反哺机制探析 ——以子代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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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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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曼玉 王俊 朱茜茜 张鹏翼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如今，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深度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数字设备渗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青年群体作为互联网原住民，能适应数字时代的各种变革，但其父母由于自身文化水平、记忆力、理解力的限制，接受数字技术的程度较低，已经与年轻一代产生了鸿沟，即“代际数字鸿沟”。越来越多的子代教授亲代如何使用数字技术以适应信息社会，即“数字反哺”。这种独特的现象实质是“反向社会化”的过程，是知识文化由年轻一代传递给前辈的过程。

本研究在人与媒介深度绑定、代际数字鸿沟出现、反向社会化浪潮兴起等背景下开展，致力于探究家庭数字反哺机制。“机制”包括事物构成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运作方式。所以本研究试图挖掘数字反哺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以促进数字鸿沟的弥合。

本研究可以提供数字反哺的相关技巧，使亲代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数字技术，促进亲子关系的改善，为弥合数字鸿沟提供建议。

2.1   信息学时刻

2010 年，Williams 在探究图书馆中的技术帮助时首次提出了“信息学时刻（ Informatics Moment）”，即“读者在图书馆使用电脑或互联网时寻求和得到帮助的过程”，可见此时的“信息学时刻”还局限于图书馆领域。2012 年，Williams 将其拓展到各个领域，表示“人们遇到数字技术的使用困难时寻求帮助的时刻”。在这之后，学者们更加关注跨越数字鸿沟的过程，且强调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如张宇浩等通过对四川省的实地研究，发现稳定、长期、强联系的社交网络资本对ICT使用水平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闫慧的多个研究表明桥接型社会资本为数字贫困成员脱贫提供了先决条件，外部社会资本对提升农村地区居民的数字化兴趣、技能、素养有关键作用，强社会关系对于中等程度的数字贫困者的积极作用明显。子代作为亲代的“结合型社会资本”，对于其跨越数字鸿沟有很大帮助，相关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除了Williams，有许多学者也对技术帮助有所研究，如Venkatesh等在2003 年提出的“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指出绩效期望、便利条件、性别、年龄等因素对技术使用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机制，为之后技术帮助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2.2   数字鸿沟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鸿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今，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数字鸿沟的概念、类型、影响因素、评估方法和弥合措施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

199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出版的书籍《权力的转移》提出了“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的区分，认为信息和电子技术造成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国家的分化。1995 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发布了报告《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指出“数字鸿沟”即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与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的鸿沟，这表明最初数字鸿沟的相关研究更加关注ICT的使用。随后，学者们对于数字鸿沟的认识不断发展，提出了三道鸿沟，即“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分别表示人们在数字技术的获取、使用和整体素养上的差异。

对于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年龄、性别、教育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展开，如薛伟贤等确定了14个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结构，从表层、中间层和深层三个方面揭示了个人收入、教育环境、人口特征等对于数字鸿沟形成的影响。

弥合策略方面，构建数字包容型社会成为了新的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如何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弥合数字鸿沟。

2.3   数字反哺

“数字反哺”是“文化反哺”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使用上的体现。1968年，西方人类学家贝尔提出“反向社会化”，认为子女会对家长的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1970 年，玛格丽特• 米德提出“后喻文化”以及查尔斯• 赖克提出的“第三意识”都认为年轻一代将会掌握权威，令年长一代接受再教育。而后，中国学者周晓虹提出“文化反哺”，即“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的广泛文化吸收过程”。周裕琼的调查数据表明，不同年龄层次群体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年轻群体的新媒体使用比例、程度和获取的知识明显多于年长群体。她把“数字鸿沟”的概念置于家庭结构中，并将代际之间在新媒体采纳和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称为“数字代沟”。随后，周晓虹指出，家庭跨越“数字代沟”最常用的方式是计算机、手机等新媒体设备的采纳与使用，并将这种在数字技术上的文化反哺称为“数字反哺”。与三道数字鸿沟对应，周裕琼等也将数字反哺分为了接入反哺、技能反哺和素养反哺。

目前数字反哺的相关研究集中于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主要为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微信或短视频等特定媒介反哺的动因、过程和阻碍，如万丽慧发现知识代沟越强的家庭，反哺也越强，亲子双方之间的社会化过程始终是双向的。梁锋通过调研农村家庭的微信使用情况，对反哺现象做出了总结：人们对复杂功能倾向于代理式反哺；避免教授有关经济利益的功能；母亲接受反哺更加积极。

综合来看，将文化反哺与数字鸿沟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且现有数字反哺的研究聚焦于特定媒介，探究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很少分析数字反哺的具体过程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将数字反哺界定为“文化反哺在数字技术接触、使用与相关知识素养上的体现”，通过收集家庭技术帮助的相关数据，挖掘数字反哺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探究子代作为亲代的结合型社会资本对其弥合数字鸿沟所发挥的作用及机制。

使用扎根理论对数字反哺机制进行分析，即对系统性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概括，挖掘其本质特征，发展出新的理论，具体研究流程如下：

首先通过文献调研设计初步访谈提纲，再开展预访谈以完善访谈提纲，接着一边开展正式访谈一边进行文本转录。分析数据时，从原始资料出发，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访谈与编码同时进行，不断调整访谈内容，最后开展饱和度检验。访谈大纲见表1。

3.1   数据收集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为子代，采用半结构化形式，访谈大纲如表1所示。在 2021年12月至2022 年2月采集到20份有效数据，皆为北京市大学生，将其从A到T编号。其中，男女各10位，来自城市、农村各10位，广泛包含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其父母的职业包含医生、农民、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等。

访谈的主题为被访者向父母提供技术帮助的过程、遇到的问题及结果等。在实际访谈中，不受限于以下大纲，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2   数据整理与分析

将访谈录音转录成文字，并逐句进行校对。所有访谈的录音时长总计约411分钟，平均每份访谈约21分钟。通过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范畴化，获得了48个概念，45个范畴；其次是关联式编码，建立概念和类属的联系，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及范畴再次提炼、合并，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抽象出22个主范畴；最后是选择式编码，即在已形成主范畴的基础上，深化分析提取出5个核心范畴，编码结果见表2、表3。

3.3   饱和度检验

为规避数据分析的主观性，开展了饱和度检验。本研究在与受访者R、S、T进行交谈时，没有发现额外信息，因此认为搜集的数据量达到饱和，可以不用补充资料。

4.1   数字反哺触发机制

本研究发现了10个对亲子双方的数字反哺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分别是ICT使用水平、便利条件、反哺意愿、年龄、职业、认知水平、绩效期望、家庭关系、知识依赖和自我效能感。其中，ICT使用水平、便利条件、反哺意愿直接影响数字反哺行为，而年龄、职业、认知水平、绩效期望、家庭关系、知识依赖以及自我效能感则间接地作用于数字反哺行为。

4.1.1  直接因素

（1）ICT使用水平

ICT使用水平是指子代或亲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字设备的水平，是数字反哺发生的动力源泉。子代的ICT使用水平高于亲代，才会催生技术询问。一般而言，ICT使用水平越低的亲代越会向子代寻求帮助，如受访者A和受访者H所说：

“我父母都是农民，母亲也不识字，我的数字素养应该是中等偏上吧（A）”；

“我父亲遇到困难就问我，觉得我会（H）”。

（2）便利条件

便利条件即亲子两代之间的物理距离，以及反哺工具的便利程度。便利条件是数字反哺行为发生的前提和基础。亲子两代能够面对面交流最有利；通过视频、语音通话沟通次之；通过非即时的、非同步的文字进行交流则会大大降低反哺效率。便利条件直接影响数字反哺的频率和方式。 

（3）反哺意愿

反哺意愿包括亲代向子代学习的意愿以及子代实施反哺的积极性。反哺意愿是数字反哺的催化剂，是推动数字反哺行为产生和提升其效率的重要动力。调研发现亲代往往具有较为复杂的询问动机，部分父母认为向孩子询问顺理成章，能敞开心扉，如被访者F认为：

“我们关系很好，我父母一遇到问题就想到我，问别人还是比较羞涩的，拉不下脸（F）”；

而部分家长则担心自己学不会，连累孩子，具有较大的心理障碍（A）。同时，在亲代接受反哺的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学习意愿，如被访者G认为：

“我爸妈对于数字技术缺乏一定的探索性，更多当作一个工具去使用，而不是弄懂它的原理，完全的掌握（G）”。

这使得G的反哺积极性受挫、效用受限。子代的反哺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其反哺行为。

4.1.2  间接因素

（1）年龄、职业、认知水平

亲代的年龄、职业和认知水平是影响数字反哺行为的间接因素。一般而言，亲代年龄越大，ICT使用水平越低，越容易产生反哺行为，一些较为年轻的亲代较早地接触到了数字技术，对反哺的需求较小，例如受访者I表示：

“我妈妈其实很年轻，她玩淘宝比我还厉害（I）”。

亲代的职业则直接决定了其对ICT的使用需求和使用程度。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的父母是农民，对技术需求较低，但也有受访者表示：

“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医生，他们在同龄人中是素养比较高的，可以熟练得使用一些日常办公软件，对电脑、手机的操作维护都有一定了解（ G ）”。

认知水平则是亲代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主要包括思维能力、理解力、记忆力等，会影响其ICT使用水平和接受反哺的效率。认知水平越低，ICT使用水平往往也更低，接受反哺的能力和效率也更低。

（2）绩效期望

绩效期望即亲代对数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高工作绩效的感知，是影响反哺意愿的显著因素，如被访者P认为：

我妈妈用EXCEL不太会插图，她觉得我会，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还更方便、快速，所以就问我（ P ）”。

（3）家庭关系

与一般的技术帮助不同的是，数字反哺发生在家庭中，亲子两代具有紧密的联系和强烈的情感羁绊，家庭关系会影响数字反哺行为的全过程，特别是反哺意愿。亲子两代亲密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反哺行为，如受访者F表示：

“我们关系很好，（ 我父母）一遇到问题就想到我（F）”。

（4）知识依赖

“知识依赖”指亲代在学习文化知识时对子代固有的依赖程度。就像学生对老师具有天然的知识依赖，在子代年幼时也会对亲代产生知识依赖。但是在子代成长过程中，其认知水平和信息素养逐渐超过亲代，亲代会对子代产生知识依赖，在此过程中对特定技术的工具性依赖即为技术依赖，它独立于亲代的年龄、职业、ICT使用水平或家庭关系，主要受到亲代自身性格的影响，是亲代在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时展现出的特殊倾向。如被访者P认为：

“我觉得现在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依赖我，然后就很多问题其实也不会跟我说（P）”。

被访者P的父母对她的知识依赖程度较低，就算是遇到技术问题，也会首先尝试通过其他渠道解决。

（5）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亲代对自己能否掌握新技术的判断，会对亲代寻求反哺的意愿产生显著的激励或阻碍作用。很多亲代在一开始就对数字设备具有恐惧心理，避之不及。如被访者P表示：

“我教了我妈妈如何P图之后，在单位上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她还是不会去做，她怕自己不会、做不好（P）”。

4.2   数字反哺行为

本研究从反哺主题、反哺媒介、反哺频率、反哺场景、反哺方式、反哺层次这6 个方面揭示亲子“数字反哺”过程的主要特征。

（1）反哺主题

数字反哺的主题十分广泛，涉及社交、娱乐、工作和购物等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访谈数据显示，几乎每一个受访者的数字反哺都包含以上四个方面，且以社交、娱乐主题为主。

（2）反哺媒介

在反哺媒介上，广泛包括手机、电脑、电视、游戏机等各种日常数字设备，如被访者F 所说：

“有时候我自己打拳皇打的无聊，想找人陪我玩，于是我就教我爸，把他教会，然后跟他对打（F）”。

可以看出，与一般的技术帮助相比，数字反哺的情境和内容更为广泛。

（3）反哺频率

数字反哺的频率以月均0-4次为主，只有4位受访者表示其数字反哺频率在5-8次。

（4）反哺场景

反哺场景包括面对面反哺和远程反哺。亲子双方无法面对面反哺时，往往会通过微信文字聊天、语音聊天、视频通话、录屏等方式实施远程反哺。绝大多数数字反哺都是面对面的，只有少数情况是远程反哺，比较典型的如：

“我一般都是在家教他，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我都是直接帮他设置好。线上也会有，但教的不多，一般直接打电话给我，我教他点哪个（D）”。

（5）反哺方式

根据反哺过程中亲代的参与程度，可将反哺方式分为代理式反哺、指令式反哺和启发式反哺三种。代理式反哺即子代直接代替亲代操作，完全由子代代劳，如：

“我爸妈一般就是，你帮我弄好（I）”。

指令式反哺允许亲代参与操作，但亲代不假思考地遵循子代的指令，在反哺中最为常见，如被访者A表示：

“直接跟他说，你点哪个图案、位置、哪个键（A）”。

启发式反哺中亲代自主程度最高，子代对会亲代进行一定的引导，具体操作和后续的拓展学习由亲代独立完成，如：

“是引导式的，因为他们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如果是我完全代理了，他们会不放心（G）”。

（6）反哺层次

反哺层次分为接入反哺、技能反哺和素养反哺。调研发现，如今信息技术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亲子之间的接入沟并不明显，接入反哺的情况最少。素养反哺次之，主要体现在子代帮助亲代培育网络安全使用意识、识别信息价值、高效利用信息等，如：

“他们用淘宝、京东购物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鉴别真伪。比如拼多多上有一些仿冒伪劣产品，我会提醒他们关注一下用户评价再做决定（G）”。

技能反哺最为常见，可以是基础软件操作反哺或专业知识技能反哺。基础软件操作指日常生活中常见软件基础功能的使用，如微信、抖音、淘宝、爱奇艺等。专业知识技能则是与职业相关的专业操作技能，如被访者F 所说，他会常常学习Auto CAD，以帮助工程师父亲解决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4.3   数字反哺结果

调研发现，通过特定主题、方式的反哺行为，会产生两种结果，即取得良好效益的成功反哺，以及中断或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的失败反哺。

4.3.1  反哺成功

（1）解决技术问题

子代教授亲代数字技术的使用技巧，可以高效地帮助亲代解决当下的技术问题，这是数字反哺最显著、直接的效用，如被访者Q在谈及反哺行为的效用时表示： 

“帮助他们解决了技术问题，他们的办事效率更高了（Q）”。

（2）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反哺不仅可以帮助亲代解决当下的技术问题，还利于其更好地融入社会，辅助提升数字素养。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反哺有利于弥合数字鸿沟，或对改善其技术困难现状发挥积极作用，如被访者G认为：

“很多时候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转变的，他们开始关心软件的设计思想、操作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信息素养是有一定提升的（G）”。

另外，数字反哺对子代自身的信息素养提升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子代实施数字反哺的过程是对知识进行巩固和深化的过程，如被访者G认为：

“我必须要完全懂它的逻辑，让他们快速抓取到我的核心思想，所以我在前期准备的时候要花非常大的功夫，但之后也有非常大的收获，对这个软件、信息的理解更加充分（G）”。

（3）增进亲子关系

数字反哺行为为亲子双方提供了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提高亲代心中子代的形象和地位，如F所说：

“亲密无间，感情更好了。中国人比较害羞，表达爱意的方式比较含蓄、腼腆。明明想表达，但又不好意思去表达，反哺就给了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一个工具和桥梁（F）”。

调研发现，在反哺过程中还存在着“舍本逐末”的现象，根据被访者I的描述，她父母向她询问数字问题：

“在情感上的改变更大一些，我爸妈本质上也并不是要使用这个技术，只是觉得我姑娘真厉害，这样的一种情感上的体现（I）”。

她认为初期父母亲向自己询问技术问题是为了解决技术困难，但在受到激励后会越来越频繁地向自己提问，甚至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只是想要与自己亲近。可见改善亲子关系的需求反过来也会催生反哺行为。

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反哺可能会改变亲子两代的家庭话语权。但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认为数字反哺对家庭话语权没有明显改变，反哺过程中亲子的地位变化只是暂时的，在反哺结束后会恢复原状。这是因为子代家庭话语权的提升从根本上不是由一个 “教授与被教授”的过程决定的，而是子代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现象，是由子代不同年龄下亲子互动模式决定。

4.3.2  反哺失败

并不是所有的反哺都可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上述效果，部分反哺行为会受到特定阻碍而中断，或未产生子代期望获得的效益。

在反哺的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主要有亲代技术接受效率低、问完即止，只关注当前问题的解决，缺乏学习积极性，具有畏难心理；子代教授重复性高；反哺工具不便；亲子双方缺乏耐心，信任程度低等等。受访者普遍认为，亲代接受新知识比较缓慢，“同一个事情可能要重复好几遍（C）” “太过复杂的逻辑记不住（J）”；因此时常出现针对同一问题的反复教授现象，“他们学起来会有点困难，教好几次才能学会（I）”；亲代只着眼于当下问题的解决，不求甚解，如“他们对这些数字设备缺乏探索性，更多的是当作一个工具去使用，而不是弄懂它的原理、完全掌握（G）”；在实施远程反哺过程中很难找到便利的反哺工具，语音通话描述不清，如“通过打电话的形式告诉他们点哪个，对方也听不懂，描述不清楚（F）”；当亲子双方沟通困难时，往往会出现不耐烦的情况，如“跟我奶奶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生气而停止，一般是我主动的（O）”；在亲代接受反哺的过程中，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亲代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子代所述是否可信，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亲代会表现出严重的不信任，如“我说先下载一下试试。她就不想下载、很纠结，最开始不相信我（P）”；除此之外，将亲代与先进的数字技术隔离开的，主要还是其畏难心理，存在着“做不好”“学不会”等消极的心理暗示。

遇到以上障碍时，可采取的解决措施包括：双方各自冷静，之后继续反哺；多次练习、熟练掌握；寻求高效的反哺方式，如录屏；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为亲代推荐高效的知识学习渠道，培养其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从简单易学的技术开始，寻找良好的切入点，循序渐进、逐步提升；子代要培养耐心等。

经过再次尝试，若能顺利实施反哺，则能解决技术问题，提升亲代数字素养，增进亲子关系；若放弃，会对下一次反哺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会大大降低亲代的自我效能感和询问意愿。

4.4   数字反哺机制分析

数字反哺机制中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首先，ICT使用水平会影响数字反哺的层次、方式和频率。ICT使用水平更高的亲代，会对更高层次的反哺产生需求，并要求在接受反哺的过程中参与更多，产生启发式反哺而非指令式、代理式反哺；会寻求更高层次的反哺，而非接入反哺和技能反哺，遇到的阻碍更少。ICT使用水平较低的亲代，往往会具有更多的询问需求。亲代的年龄、职业和认知水平则以ICT使用水平为中介对上述行为发挥作用。

其次，便利条件直接影响了反哺的场景和频率。亲子两代沟通条件更加便利，会产生更多的反哺行为，如被访者H认为自己在家时父母倾向于请教自己，不在家时则会选择其他途径解决问题。

数字反哺意愿直接影响反哺频率、方式和层次。亲代具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子代则更有耐心，反哺的频率则越高，越会产生自主程度更高的启发式反哺和更高层次的素养反哺，遇到的阻碍也会越少。绩效期望、家庭关系、知识依赖和亲代的自我效能感通过反哺意愿对上述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此外，反哺的层次、方式、场景、频率、主题和媒介直接决定了数字鸿沟的弥合程度。实行更高层次的反哺、启发性的反哺、更高频率的、面对面的反哺，更有利于弥合数字鸿沟、增进亲子关系。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如性别、职业和认知水平，较少揭示数字反哺产生的原因、具体的过程和结果。本研究通过探究数字反哺的具体过程、要素及其关系，深入剖析数字反哺的特点、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首先，本研究从数字反哺的触发机制、具体反哺行为和反哺结果三个方面分析数字反哺，明确指出了数字反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及解决措施。ICT使用水平、主观意愿和便利条件是催生数字反哺发生的直接因素，年龄、职业、认知水平以ICT使用水平为中介影响数字反哺过程；亲代的绩效期望、知识依赖程度、家庭关系、子代的反哺积极性、亲代的自我效能感通过反哺意愿对数字反哺行为产生影响；数字反哺过程包括反哺层次、主题、媒介、方式、场景和频率；从系统、动态的视角指出了成功或失败的反哺对下一次反哺行为的影响。成功的反哺行为帮助亲代解决技术困难、弥合数字鸿沟且增进亲子关系；若遇到接受效率低下、重复反哺情况突出、学习意愿低、反哺工具不便等问题则会导致反哺中断或效果未达预期。若放弃会大大降低亲代的自我效能感，挫伤其询问意愿。可采取的解决措施有注重培养耐心，多次练习，有意识地培养亲代自主学习意识，逐步形成激励机制等。

其次，本研究归纳了数字反哺的独特特征，数字反哺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方式，可以分为接入反哺、技能反哺和素养反哺，也可分为代理式反哺、指令式反哺和启发式反哺；家庭关系在整个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作为开端，也可以是归宿；同时，家庭的独特性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反哺特征，主观意愿发挥的作用尤为重大。有些家长可以对孩子敞开心扉，有些家长则怕连累孩子；因为面对的是父母，重复反哺现象更为突出，有时甚至会产生依赖；反哺内容、主题、层次相较于一般的技术帮助都更加丰富；子代作为亲代的结合型社会资本，是亲代获取帮助、解决数字困难更高效的方式，尤其是对于ICT使用水平较低的亲代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途径。

最后，我们梳理了数字反哺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亲子两代ICT使用水平差距越大，双方实施反哺意愿越强，越容易产生更高层次的素养反哺、启发式反哺，遇到的阻碍越少，越利于弥合数字鸿沟。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仅收集了子代的数据，对数字反哺的各个阶段的认知可能不够全面，尤其是对亲代的数字反哺效用的测量上，采用亲子配对的方式收集数据可信度更高。接下来的研究可以进行配对访谈，以便获得更完整的数据，也可作为一种检验机制来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其次，本研究建立在“亲代都需要学习、使用数字技术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假设上。但实际上，数字技术本身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是否需要学习使用数字技术还需以用户本身的需求为判断依据。现实中用户对需求的认知与表达也存在着差异，亲代是否需要反哺也因人而异。

最后，本研究缺乏对数字反哺效用的细致测量，只是听取了子代的主观感知，将来的研究可以对具体效用展开大规模、高可信度的定量研究。

未来的研究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开展：探索更便利的数字反哺工具，培养亲子双方的热情，将数字反哺作为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途径；深入挖掘数字反哺的具体行为、家庭的独特性、知识依赖在数字反哺中的作用；探索如何促进素养反哺和启发式反哺、解决反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验证数字反哺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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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