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坚持绿色兴农，构建绿色农业产业链是民族山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通过剖析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基本特点与组织特征，从制度变迁和比较利益增加视角阐述了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从降低交易成本、缓释信息不对称、增强技术供给等方面提出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发展对策，以期以绿色发展引领民族山区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

作者：柳一桥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肖小虹 贵州财经大学

坚持绿色兴农，构建绿色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未来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心。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根基，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至关重要。农业产业链具有要素聚集和资源整合的功能，培育绿色农业产业链是契合农业绿色发展潮流的有为之道，也是厚植乡村产业基础，夯实乡村振兴基石的基本途径。

我国民族地区多为山地，受地理因素影响，耕地多呈小块间断分布，高度机械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难以有效实施，和平原农业、滨海农业相比，山地农业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但是，民族山区工业化起步晚，生态环境较少受到现代工业污染，发展绿色农业优势突出。2019年全国绿色食品年销售额达到4656.6亿元，出口额达41.3亿美元，绿色食品市场发展迅速，潜力巨大，绿色农产品发展方兴未艾。当前，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着力培育绿色农业产业链，打造绿色生产、绿色加工、绿色营销为一体的绿色农业经营体系，对推动民族山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加速乡村振兴步伐，有着重要意义。

一、绿色农业产业链的理论阐释

（一）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内涵与特征

农业产业链本质上是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分工协作而形成的经营体系；绿色农业是一种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农产品安全为导向的现代农业模式。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将现代绿色农业模式与农业产业链组织体系相耦合，塑造而成的就是绿色农业产业链。其内涵可阐述为以生态保护、效益提升、农产品安全为导向，以现代科技和管理为支撑，通过分工协作将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紧密联结而形成的农业经营体系。与传统农业产业链相比，绿色农业产业链有如下特征：

1.从产业链环节看，绿色发展理念与农业产业链高度耦合。绿色农业产业链包括绿色生产、绿色加工和绿色营销，产业链每一个环节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健康安全的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其中，通过绿色要素投入、绿色基地建设、环保技术应用、生态化管理等手段，构建起绿色农业经营体系。

2.从农业发展进程看，绿色农业产业链是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绿色农业产业链的构建过程，需要大量的农业育种、农产品检测、耕地保护、节水节能、农残处理、冷链物流技术等现代农业科技渗透其中；同时，还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实施绿色生产经营行为。

3.从产业链外生环境来看，绿色农业产业链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体现为经济活动主体对旁观者的影响。农业生产本身具有一定的“收益外部化”特征，绿色农业产业链使农业“收益外溢化”效应进一步放大，在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出口贡献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同时，绿色农业产业链有益于生态环境优化和生态景观塑造，可为消费者供给优良的公共生态产品。绿色农业产业链的正外部性还有一定代际传递性，可以形成持续性的良性影响。

（二）绿色农业产业链研究

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农业绿色发展日渐成为各界共识和选择，绿色农业产业链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课题。当前，学界对绿色农业产业链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展开。

一是从经济理论视角，主要聚焦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的机理与运行机制。熊肖雷认为，制度供给、要素流动与绿色农业产业链协调发展存在因果关联 ^[1]；陆杉等提出，纳什均衡策略有利于农业绿色化发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二是从农业创新发展视角，主要探索绿色农业产业链与新科技、新制度结合的范式。杨阳提出，以高科技含量的绿色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3]；尚杰认为，区块链与生态农业产业链结合能助推农业信息生产力的释放 ^[4]。三是从农业经营者视角，集中分析农业经营主体融入绿色产业链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等。李明月等发现，农户做出绿色经营决策时，感知风险影响的影响力大于感知价值 ^[5]；栗滢超等指出，农产品消费质量意识提升，农户对绿色发展关注度加强，对农户绿色经营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 ^[6]。可见，学界从多视角对绿色农业产业链展开研究并取得较多成果，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本文基于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以民族山区为研究范围，从制度变迁和比较利益增加的视角，探索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机理，并针对民族山区农业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从多维度提出对策，以推进绿色农业产业链的现代化演进。

（三）绿色农业产业链的组织结构

农业产业链是农业经营主体分工协作而形成的上下游承接关系的链状结构体系。这种组织结构包含多元的农业微观主体，各主体间通过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联为一体，并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耦合关系。绿色农业产业链是传统农业产业链的绿色化转型，其组织结构既保留了传统农业产业链的架构，又具备自身特色。典型的绿色农业产业链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绿色农业产业链由纵向和横向链条交织而成。产业链纵向分为上中下游经营主体，以绿色发展为主线，通过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的交换，呈现一种递进性分工协作关系。同时，由于绿色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体系支撑，现实需求推动产业链分工进一步精细化、专业化，产品质量检测、污染治理、节能技术推广等第三方服务组织会逐步融入产业链，最终形成一二三产相融合的绿色农业产业链体系。

二、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机理

乡村振兴进程中，民族山区农业产业链政策体系、市场环境、经营要素、组织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会引导农业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发生嬗变，并最终推动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从产业链本质看，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是一种制度性变迁，是传统农业产业链契约范式、分工协作机制、经营管理制度发生变迁而演生出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从产业链表象来看，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是农业经营形态的变革，是产业链经营主体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开展绿色生产、组织绿色加工、实施绿色营销而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基于此，可从制度变迁和比较利益的视角探索民族山区绿色产业链的形成机理。

（一）制度变迁引领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

制度是一种稀缺的公共产品供给。当制度供给与需求均衡时，制度维持稳定；当制度供需失衡时，就会发生变迁。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农业产业链是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分工协作而形成一套制度安排；绿色农业产业链是传统农业制度在内外动因综合作用下发生变迁，进而形成的一套新制度安排。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前者是经济主体受外界环境刺激而实施的制度变更；后者是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强制措施而推动的制度更替^[7]。

1.诱致性因素与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农业经营主体为提升获利机会，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作出决策，形成新的制度安排^[8]。这种新制度供给的原生力量来源于生产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产品供给持续增加，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滞销事件频繁发生，民族山区尤其如此。2018年贵州关岭火龙果价格骤跌、2019年湖南湘西45万吨椪柑滞销、2020年云南元谋700万斤洋葱积压等情况的屡屡出现，无不反映出农产品供过于求问题的严重性。

进入新世纪，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健康环保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绿色食品市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绿色食品国内市场销售额、出口额保持整体性增长态势。市场需求增加带动产业发展，导致我国绿色食品认证产品数、企业数均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见表1）。

 2015— 2019年，我国绿色食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量达273.4亿元，增幅达6.2%；出口额增加18.5亿美元，增幅达82%。供给端，2015—2019年，我国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和产品数增幅分别达到66.8%和55%，绿色农产品市场供需端都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农业乃食品之源，绿色食品市场需求的增加，成为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的主要诱致性因素。与东中部地区相比，民族山区绿色食品供给不足，绿色农产品开发潜力巨大（表2）。

从绿色食品原料种植面积、绿色食品认证数量来看，云南、贵州、广西、宁夏等西部省区绿色农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弱小的生产供给能力对比，显示民族山区拥有绿色农业发展的空间。当前，随着民族山区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绿色农产品市场价格信号能快速传导到农业生产端，引导农业经营主体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加速农业供给侧改革，开展绿色生产，推行绿色营销，打造绿色品牌，着力构建绿色农业产业链。而在民族山区绿色农业发展进程中，农业产业链经营主体间契约范式会提高农产品品质、农产品安全性的硬性约定；污染治理、节能技术推广、农产品检测等业务会形成专业化的服务部门，产业链分工将进一步精细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会逐步施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农业产业链体系内契约范式、经营理念、分工机制、管理模式的制度性变革，将推动传统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为绿色农业产业链。

2.强制性因素与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当制度供给不足时，政府往往会通过行政命令、法律法规等强制性手段加以补给，进而推动制度的革新和更替 ^[9]。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农业面源污染、农产品质量安全、农用耕地退化等问题日渐突出，并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市场机制在调节农业生产行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市场失灵”，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供给尤为迫切。

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三农”工作的整体战略方向，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五位一体的总要求，其中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均摆在突出位置。在整体性战略引领下，我国政府加强了强制性的制度供给，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2017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2018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提出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认证和管理，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这一系列政策搭建起了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宏观制度框架。

在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中，民族山区大部分划定为限制开发区域或禁止开发区域，功能定位主要是提供公共生态产品；同时，民族山区多为生态环境脆弱区，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修复困难。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民族山区工作的重心。尤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民族山区普遍强化生态环保层面制度供给，从农产品质量监控、耕地保护、农村环境治理等方面出台了相关规制性政策，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如2018年3月，贵州提出了《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同年，广西连续出台了《广西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广西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指明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具体方向。2018年5月，云南印发了《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做了周密的制度安排。农业生态保护相关政策会对民族山区产业链各环节产生深刻影响，农资采购、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都将面临刚性的制度约束。强制性制度供给，将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实施绿色生产经营行为，农业产业链体系内分工机制、要素投入机制、生产管理模式、利益分配机制由此开始逐步调整，并最终推动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

（二）比较利益追求驱动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

我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地理气候存在显著的差异。“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要求，以各地资源禀赋和独特历史文化为基础，有序开发优势特色资源，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农业优势产业体系，是增进区域比较利益，推动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1.区域比较利益增加。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经济整体上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板块；也分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三个层次。从地理空间看，民族山区主要集中在我国西部；从发展水平看，民族山区多属于欠发达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塑造了民族山区特色化的生物资源体系，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打造农业优势产业群，是民族山区强农兴地的基本方略。目前，民族山区已经形成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区，如武陵山区的茶叶生产区；桂东北、滇西山区的荸荠生产区；桂西南-滇南-滇西南香蕉生产区；秦巴山、武陵山区魔芋生产区。优势特色产业区的形成，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但是，受地形地貌条件限制，民族山区土地多呈小块间断分布，农业发展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同时受大山阻隔，民族山区农产品运输成本高、时间长、损耗大的问题尤为突出。多重因素导致民族山区农产品在市场上普遍居于价格劣势，加之不同农产品之间可替代较强，山区农产品“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农产品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是品质和价格，民族山区农产品价格上难以形成优势。但是工业化起步晚，空气、土壤、水源普遍优质；同时山区农户多保留传统耕作方式，现代化学药剂施用较少，山区农业有生态环境优势。农业经营主体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绿色农业能增强山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性下，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低碳绿色发展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因此，民族山区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配置资源时，整体上会倾向于绿色发展方向；资金、信息、土地、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绿色发展方向集聚，会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推动农业经营主体生态化、集约化发展。农业发展模式转型，会带动农业产权制度、农技推广体系、农业营销理念、市场流通机制发生嬗变。这种技术、制度和产品层面的变革会渗透到农业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推动农业产业链绿色化转型，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得到提升。例如，贵州省为发挥生态环境优势，2017年组织实施了绿色农产品“泉涌”工程，聚焦十大重点绿色农产品，出台了财政、科技、市场等方面系列政策，推动农业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营销，打造绿色品牌，加速农业绿色转型。截止2019年9月，贵州颁发有机产品认证证书559张，认证有机农产品基地达53万亩，有机农产品产量6.3万吨，黔西南州更以打造“有机第一州”为发展战略目标，绿色农业产业链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市场主体比较利益增加。从微观层面来看，经营主体是产业链构建的微观基础，其中最核心的是农户和龙头企业。农户是农产品直接生产者，是农业产业链的基石；龙头企业聚集要素，整合资源，是农产品附加价值提升的根本。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有两个关键环节：农业经营主体聚居山区，并形成专业化分工体系，农业产业链由此而生；农业经营主体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实施绿色生产经营行为，绿色农业产业链最终成型。从理性经济人视角来看，农业经营主体比较利益增加是推动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是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上联农户、下接市场，在农业产业链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上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主要聚居在东中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有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支撑，东中部农业龙头企业获得快速发展。近年来随着企业用工、用地成本上升，边际收益率递减趋势愈发突出。而民族山区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同时，土地、劳动力成本又有一定优势，因此很多龙头企业在进行投资区域决策权衡时，民族山区成为其重要的选择。如近年来温氏集团、大北农集团、正邦集团等国内著名农业龙头企业先后投资贵州、云南、广西，有力推进了民族山区的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形成。

入驻民族山区的龙头企业也面临发展方向的抉择。在农产品需求端，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有机食品消费成为时尚潮流，绿色食品需求呈现持续性增长态势。在农产品供给端，民族山区土壤、大气、水质普遍良好，而且保存着众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农畜生物品种，如贵州黔北麻羊、从江小香猪，广西贺州淮山、南丹巴平米，云南大姚核桃、勐海茶等。在农产品市场供需失衡、企业利润空间日趋紧缩的今天，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企业，为增加利益，往往会摒弃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依托民族山区优势资源，走高品质绿色农业发展之路，着力打造集绿色生产、绿色加工、绿色流通、绿色营销为一体的绿色农业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逐步向绿色转型。

其次是众多农户。民族山区土地分布零散，小农户家庭经营是山区农业的基本形态。小农户是民族山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也是山区农业发展进程中最具主观能动性的要素。小农户的经营意愿、经营模式对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至关重要^[10]。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会经历一个以回程效应为主向扩散效应为主的过程。工业化早期，区域中心城市会吸收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壮大，随后工业反哺农业，农村从中心获取资源，最终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改革开发以来，在比较利益驱动下，民族山区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东部发达城市，为东部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带来民族山区农村空心化。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强农兴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民族山区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农村产业扶持体系都得到加强，山区农民在家务农的收益稳步提升。同时，在家务农还能获取照顾家人，感受乡情等社会性利益。在比较利益权衡下，回乡创业的农民呈增加趋势。小农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日趋增加，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构建的微观基础得到夯实。

农民工回流是民族山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前提和基础。而小农户融入绿色农业产业链则是微观个体对感知价值与感知风险的权衡而形成的决策。虽然山区小农户开展绿色生产面临成本投入高、技术匮乏、营销渠道不畅等风险。但是近年来，民族山区新生代农民逐步成长为农业主力军，新生代农民文化水平普遍比老一辈农民高，能有效掌握绿色生产技术，能关注到农产品市场需求变化，能认同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政府层面，农业生态补偿、绿色品牌塑造、绿色技术推广相关政策也起到激励作用，增进了小农户感知价值。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山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成长，“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农业经营组织模式日趋普遍，小农户抗市场风险能力得到提升，提升务农收益的愿望也愈发强烈，而融入绿色农业产业链，走高品质农业发展之路成为众多小农户的理性必然选择。

三、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的演进路径

乡村振兴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2020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取得决定性进展，直至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相应地作为乡村振兴基石的绿色农业产业链成长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遵循产业形成、发展、成熟的客观规律，由劳动力密集型、初级农产品输出型的传统农业产业链逐步向技术、人才和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演进。绿色农业产业链的现代化演进是大方向，由于民族山区多为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业市场化进程滞后，绿色农业产业链演进中面临着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科技力量弱、服务体系不完善等诸多制约因素。多重因素交织导致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演进呈现出动能不足、持续性不强、供需结构错位等突出问题。对此，要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出发，多维度构建政策体系，着力破解农业发展的瓶颈，推动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向现代化演进。

（一）降低交易成本

受地理条件限制，民族山区农产品供需对接中运输成本、时间成本、损耗成本普遍较高。交易成本高使得山区农产品面临一定的市场局限，压缩了产业链的利润空间。利润不高，资金要素缺失会直接导致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演进动能不足。对此，可以积极引进东中部大型农业龙头企业投资建厂，参与农业产业链建设，借助龙头企业营销网络，将流通环节内部化，畅通流通渠道。积极利用东西对口协作机制，探索东西部农产品农超对接、农企对接模式，减少交易中间环节，将产业链利润更多留在生产端。积极推行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免征或少征路桥费；聚焦特色优势农产品主产区，建设一批大型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降低流通成本。积极探索“生产基地+中央厨房+渠道分销”流通模式，降低农产品分销成本。通过政策组合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绿色农业产业链技术变革，组织变革的资金要素供给，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演进。

（二）减缓信息不对称

绿色农产品蕴含的生态、有机、无公害品质，消费者难以从感官上加以识别，因此，绿色农产品供需端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它会引发逆向选择，普通农产品驱逐绿色农产品，交易价格发生扭曲，产生绿色农产品 “卖难”。营销渠道阻滞会导致农业产业链稳定性弱，产业链演进难以形成长效性的机制。因此，缓释信息不对称，对保障绿色农业产业链演进尤为重要。

应遵循系统性原则，聚合产品信息，综合利用多元媒介与传播方式，打造山区绿色农产品品牌。加大民族山区“三品一标”认证推广力度，鼓励经销商精耕区域市场终端，利用品牌效应增强信息互动，扩大绿色农产品信息受众面。发挥旅游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利用旅游节庆活动，如火把节、三月三、泼水节等，举办农产品展销会、农交会，通过农旅结合，提升绿色农产品知名度和认可度。创新业态，推广贵州黎平“盖宝”模式，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互动性强，传播面广的特长，推送绿色农产品信息，拓展绿色农产品市场。强化与京东、阿里巴巴、苏宁生鲜等知名电商品牌的合作，鼓励农业经营主体依托电商平台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组织团队参加中国农博会、农交会等全国性的农产品展会,重点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等主要目标市场及对口帮扶城市开展绿色农产品推介。

（三）规制经营主体寻租行为

绿色农业产业链演进有多个方向，既可以通过使用催熟剂、生长剂、除草剂、保鲜剂等现代生物药剂，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实现现代农业规模发展目标；也可以通过环保技术、节能技术应用，缩减生产成本，推出高品质农产品，实现农业绿色化发展。因此，构建激励约束相结合的制度体系，规制农业经营主体行为，对推动农业产业链绿色方向演进至关重要。

对于经营主体绿色生产行为，如有机肥施用、休耕轮耕、农残控制等，可以在土地供给、资金扶持、信贷授信、农机购置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弥补经营主体因供给生态产品而产生的额外成本，激励其持续实施绿色生产经营行为。而对于农业投入品污染、农业废弃物残留、农业污水排放等负外部性突出的生产行为，则可以采用征收庇古税，取消财政支持，提高授信条件等措施，将因负外部性产生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经营主体成本，约束其粗放性经营行为，引导其实施绿色生产经营，保障农业产业链向绿色方向发展。

民族地区小农户经营具有分散性，政府环保监管面临成本过高问题，对此可用思想道德引导加以辅助。要用好县乡媒体宣传力量，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宣讲，提升广大农民绿色发展意识。深入挖掘民族山区传统乡土生态文化，加强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利用传统生态文化引导农户实施绿色生产经营行为。创建一批绿色生态产业示范基地，引导绿色发展。

（四）增强技术要素供给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积累可以实现资本收益持续性的递增。绿色农业产业链演进历程也是农业技术变革的过程，可依托新技术对产业链的渗透，实现产业链运行效率的整体提升。技术供给分基础层和应用层，基础层核心是增加技术产出，要充分整合山区稀缺的农业科技资源，鼓励区域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设绿色实验基地、实验室，促进农科教、产学研深度融合。在优势产业区，建立一批绿色农业科技园，以园区为依托聚焦要素，增加绿色农业技术产出。立足山区区域特色，注重选育本地绿色农产品种业；力争在营养成分萃取、绿色产品开发等方面取得突进。

在应用层面主要是做好技术推广，推动科技与生产高效结合，稳步提升生产效率。健全山区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系，抓实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强人才、资金供给，完善山区乡镇农技推广体系。整合人才资源，组建农技推广、科技创新、农技管理人员参与的农业科技推广团队，引导团队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紧密对接，推动农技服务工作常态化。强化农民农业科技应用培训，提升其绿色农业科技应用能力，降低农业技术风险。

（五）推进专业化分工

农业产业链的演进也是产业链分工体系日趋精细化，产出效率日渐提升的过程。要依据区域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产业链环节特征，建立地方特色的农民职业分类体系，强化新型职业农民认证工作，形成生产型、服务型、营销型相结合的职业农民分工体系。着力节能技术推广、农残处理、质量检测等绿色服务主体培育，设置绿色发展财政专项基金，鼓励银行放宽授信条件，支持绿色农业服务主体成长，推动农业产业链横向拓展。积极探索试点平台式、订单式、托管式等新型农业服务模式，引导山区小农户融入现代绿色农业产业链。引导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化发展，通过企业内部协调机制，实现价值链分工的细化，提高农业整体产出效益。鼓励农业经营主体间整合资源，以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为纽带，打造产业发展联盟、产业联合体，提升专业化分工的协同度，提升农业产业链运行效率。

乡村振兴产业为本，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打造绿色农业产业链，是民族山区强农兴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民族山区绿色产业链的形成是多因素、多动能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本质上看，绿色农业产业链是诱致性和强制性因素综合作用而催生出的一套新型农业制度安排；从表象上看，绿色农业产业链是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微观主体开展绿色生产经营活动而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受地形地貌、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演进面临市场、技术、制度层面的诸多因素制约，因此要从降低交易成本、减缓信息不对称、推进专业化分工等方面，加强制度供给，推动绿色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演进，最终实现以绿色发展引领民族山区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  熊肖雷.城乡绿色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实现机制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20(5):88-92.

[2]  陆杉，李丹.基于利益博弈的农业产业链绿色化发展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124-131.

[3]  杨 阳，李二玲.绿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理论框架及实证分析〖CD2〗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J]. 资源科学，2021(1):69-81.

[4]  尚杰，吉雪强，陈玺名.区块链与生态农业产业链结合：机理、机遇与对策[J]. 农村经济，2021(1):119-125.

[5]  李明月,陈凯.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实证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0-19.

[6]  栗滢超，刘向华.乡村振兴下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影响因素探析[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36-43.

[7]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90-355.

[8]  刘刚.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2020(5):35-40.

[9]  DAVID B AUDRETSCH.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3):123-130.

[10]  LAIA F, WALTER J V. Vermeulen. Supporting smallholders to access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s: Lessons from the Indian cotton supply chain[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22): 289-310.

(责任编辑  田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