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提交于2017年12月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赞助者的角色：第二届中国翻译史国际研讨会”，后收录于《翻译史研究201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页84-96，注释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苏精教授授权发布于“翻译史研究”公众号，谨此致谢。

推介理由：

1. 本文对于各段史实的钩沉，几乎全部出自英国伦敦会的原始档案和有关马礼逊的一手史料，全文史料翔实，持论有据，令人信服。

2. 本文虽然从“赞助者”（patronage）入手展开论述，但并没有受限于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1945-1996）的理论框架，而是以史带论，详细分析英国伦敦传教会与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之间的四次互动。

3. 作者的考证揭示了英国伦敦会与马礼逊亲疏变化的实情，打破了以往对于双方关系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我们了解马礼逊来华翻译的历史细节。

赞助或不赞助

——伦敦传教会和马礼逊的互动

摘要：伦敦会和所属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之间有四次关于是否赞助他的翻译作品的互动。初期，即使他的译作内容无关传教，伦敦会仍认为有助于宣扬中国传教事业而主动赞助，甚至未征求他的意见就予以出版；后来伦敦会对马礼逊不以为然而疏离时，即使他请求赞助出版传教性作品，伦敦会也予以拒绝。可以说，伦敦会是否赞助马礼逊译作的出版，以伦敦会的需要和对他的亲疏态度而定，而非他翻译的内容或品质。

关键词：伦敦传教会；马礼逊；翻译史；赞助者

绪言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位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当他在1807年出发来华时，伦敦会在给他的工作指示中赋予他三项任务：第一，学会中国语文；第二，编辑一部中英文字典；第三，将圣经翻译成中文。马礼逊来华后，努力进行并达成了这三项任务，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广州商馆（Canton Factory）担任翻译工作；同时，他完成了许多翻译作品，除一部分自费出版以外，大部分由不同的赞助者协助出版，这些赞助者包括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英国东印度公司、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以及他所属的伦敦会等。马礼逊和不同的赞助者之间有不同的互动方式，本文讨论他和母会伦敦会之间的翻译者与赞助者的互动关系，检视伦敦会作为马礼逊的赞助者，对于他翻译作品的出版抱持何种态度、产生怎样的作用与影响力。

△马礼逊画像（1826）

一、传教会的一般做法

欧美的基督教传教会都会编印各种定期刊物、年度报告、周年纪念册，或在各地传教成果的专书等出版品，藉以宣扬本会的传教成就，同时争取更多的捐款。但是，各传教会很少赞助出版属下个别传教士包含翻译在内的著作。这些著作若是圣经的翻译，通常都由传教士自己或经传教会转请各国的圣经公会赞助出版；若是圣经以外的各种传教书册，则请各国的圣教书会赞助；至于非传教性的作品，就由传教士作者自费出版或自行找人赞助。

传教会很少赞助个别传教士的作品，原因是各国都有圣经公会与圣教书会的组织，专门赞助传教性作品的出版工作；至于非传教性的作品，本来就不在传教会的工作范围之内，而且传教会的经费都是公开募捐而来，通常捐款者总是希望自己的捐款能用于直接的传教活动，所以传教会对于经费的用途也非常小心，尽量避免用于非传教性的活动，以免遭人批评而影响了公众捐款的意愿。

在上述这些普遍性的原则下，伦敦会却例外地在1812年赞助出版马礼逊的著作，令人惊讶的是这项著作还是非传教性的翻译，而且马礼逊对这项赞助并不知情，该赞助完全出于伦敦会的主动。可是，当马礼逊因伦敦会这项主动赞助而请求该会继续出版他同样性质的译作时，却遭到了拒绝而落空。后来伦敦会和马礼逊之间又有两次关于他的作品出版的互动，伦敦会在1825年赞助他出版了一种非传教性作品，却在1829年拒绝赞助他的另一种传教性作品。何以伦敦会主动赞助马礼逊于先，随之又不接受他的请求于后，时而赞助他的非传教作品，却时而又拒绝赞助他的传教作品？何以该会的态度竟然如此例外、曲折而且前后不一？此种态度产生了何种作用？马礼逊对于伦敦会的态度又有什么样的回应？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1812年伦敦会赞助马礼逊

马礼逊在1807年9月抵达中国后，为期更好地达成将圣经译成中文的目标，进行了大量的中文阅读和翻译练习，以增进自己的中文能力。1809年6月21日，来华一年零九个多月的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会，报告自己阅读与翻译的情形。他说除了将东印度公司给中国官府的英文书信译成中文以外，每天都随着中文老师阅读儒家的书，已经读完《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正在阅读的是《论语》；礼拜天则阅读他从英国带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所译的中文圣经，他也开始将《创世记》译成中文。

马礼逊不只从事英文中译而已，同时也进行中文英译的练习。1809年12月4日，他再度写信报告，准备将自己中文英译的一些稿件寄给伦敦会，等译稿修订过后会连同《四书》的英译一起寄回，让秘书等人多少能了解中国人的知识范围等等。在十天后所写的另一封信中，马礼逊又提到自己在读《中庸》等书时进行英译的工作，并期待第二年能将译稿送回英国，还说这些书虽然曾经被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却不曾被译成英文，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四书》的第一位英译者。

过了一年多后的1811年1月18日，马礼逊终于写信报告，已将一些中文英译的稿件送上了回英国的船只，这些稿件都是他在阅读中文书的过程中翻译的，虽然并非全是重要的作品，但很可以显示中国这个著名的异教徒民族有些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又过了一个多月，他送回了第二批翻译稿件，并表示如果有人愿意看，自己或许会继续送回更多的译作。

当时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信息传递极为缓慢，主要是依赖东印度公司每年来华贸易的船只运送邮件，来往一趟就要长达一年之久，所以马礼逊送出译稿整整一年后，在1812年2月27日所写的信上说，他又已累积了一些译稿，但会等到秘书或理事会对去年送回的那些有所回应，认为译稿是有意思的，他才会继续送上。

其实，马礼逊最初于1811年1月送回英国的不只中文英译的稿件而已，还有他刚以木刻印成的《耶稣救世使徒行传真本》三册，这不仅是伦敦会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种出版品，因此在接到这三册《使徒行传》后，伦敦会上下如获至宝般欣喜，该会秘书在回复马礼逊的信中说：

我们收到了你的日志和中国文学的译稿，但最重要也最合我们心意的礼物，是你在广州印刷的三册中文《使徒行传》，我们真希望册数能多些，让本会遍布英国各地的朋友都感到喜悦，所以当你再印圣经的其他部分时，理事会希望能收到至少两打的册数。

伦敦会保留一册《使徒行传》，将第二册送给圣经公会，也获得圣经公会的回报：以500英镑补助马礼逊继续翻译圣经。而伦敦会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将本来装订好的第三册拆成散叶，分别送到英国各地公开展览，让全英国的民众同时观赏第一位在中国的英国传教土译印的第一种中文圣经的模样，这可说是充分利用了这三册《使徒行传》的宣传效果。

不仅如此，伦敦会还想趁此机会扩大向英国民众宣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为传教界一向认为，中国有多达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却是基督教传教界以往众所瞩目但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而马礼逊竟然能在中国留了下来，也在学习中文和翻译出版上有了一些成就，实在难能可贵，于是伦敦会觉得马礼逊送回的中国文学的译稿应该也能吸引民众目光，发挥宣传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当时伦敦会中国传教事业的竞争对手浸信传教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派在印度雪兰坡（Serampore）的传教士马煦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也在译印中文圣经，并于1809年出版了英译本的《论语》，颇得英国社会和欧陆汉学界的注意。

面对竞争者已经占得先机的情势，伦敦会当然更要急起直追，于是在1812年1月27日的理事会议上决议，公开出版马礼逊的译稿，由一位Dr. Smith从马礼逊寄回的译稿中选择了《三字经》、《大学》等七种，交由伦敦专门出版东方图书的 Black and Parry出版公司，于1812年出版《中国通行文学译本》（Horœ Sinica: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中国通行文学译本》是马礼逊生平第一种非传教性的出版品，但是本书的出版真是他的本意吗？答案是否定的。从1809年12月初马礼逊第一次表明有意将译稿送回英国起，到1812年12月底最后一次谈论为止，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共在七封信中谈到送回译稿的事，却都不曾提过想要出版的意思，只说要让伦敦会秘书等人多少了解一些中国文学，甚至还在写于1812年12月22日的第七封信中明确地说：

送回那些零星片段的中国文学译稿不是意图出版，译稿是我学习中文过程中的习作，也只是供你们消遣好玩罢了。

马礼逊这么说，足以清楚表达自己并没有要伦敦会为他出版这些译稿的意思。但是，就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通行文学译本》已经在伦敦出版了，只是人在中国的马礼逊还没有收到，也完全不知情。所以这本书是伦敦会出于本身的需要，为了扩大宣传中国传教事业，也为了急起直追这项事业的竞争对手，而片面主动赞助出版，根本没有征询马礼逊的任何意见。

三、1814年伦敦会不赞助马礼逊

1813年8、9月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队抵达中国，马礼逊也收到了随船而来的《中国通行文学译本》，并在1814年初船队离华前提笔写信给伦敦会。他在信中并没有批评伦敦会径自出版本书的做法，但说了三件相关的事：第一，书中有些排版校对的错误，他将校正过的一册寄回伦敦会；第二，书前由未署名者所撰的序言“颂词”（Eulogy）揄扬得太过火，以至于他不好意思向任何一位朋友出示这本书；第三，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随信又送回了一些译稿，并且说：“如果你们觉得适当，尽管予以出版。”（“I send home a few more papers which if you think proper you are at liberty to publish.”）

马礼逊会再度检送译稿并表明愿意出版，毫无疑问是认为伦敦会既然没征求自己的意见就主动出版了他的前稿，他当然乐于送上更多的译作，由伦敦会继续赞助出版。这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马礼逊是过于乐观了，结果也肯定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尽管这次他明确表达了出版的意愿，伦敦会却没有接受，不了了之。

尽管现存的伦敦会档案中没有关于处理这件事的任何记载，原因却不难索解。当1814年马礼逊希望出版而送回的译稿抵达英国时，伦敦会已经不再需要藉助这些非传教性的译稿来宣传或竞争了，而且这种情势的改变竟然还是马礼逊自已造成的。原来，是他译印中文圣经的进度很快，单是1813年内已在英国圣经公会的赞助下，刻印了两个版本的新约《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此外他还编写刻印了《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及《问答浅注耶稣教法》两种中文传教小册。《圣经》（尤其是《新约》）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经典，加上两种小册助阵，伦敦会有了这些中国传教事业的利器，不再需要马礼逊无关传教的翻译作品相助了。可以说，伦敦会因本身的需要而主动赞助出版《中国通行文学译本》一书，接着又因为不需要而不赞助马礼逊后续译稿的出版，这赞助和不赞助两者都出乎了马礼逊的意料之外。

结果，马礼逊那些没有被选入《中国通行文学译本》的译稿和后续送回的译稿，从此沉埋在伦敦会的档案中无人闻问，至今超过两百年之久，一直没有出版的机会，也没有人研究，其中有〈文昌帝君劝谕十条〉〈劝止溺婴恶习文〉〈妇科疾病论〉〈太上感应篇〉，以及《红楼梦》和另两部小说的节译，等等。马礼逊手写的这些译稿有些凌乱，涂抹删改处也不少，他在送回这些译稿的信中表示，自己实在没时间誊抄一遍，也没能修订或更正错误。但以《红楼梦》为例，学界一向公认最早的英文译者是德庇时（John F. Davis, 1795-1890），他在1830年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上刊登的〈汉文诗解〉一文中，翻译了第三回描述贾宝玉的一段词句。其实，德庇时的中文老师马礼逊更早十几年就译出了《红楼梦》第四回内容，只是伦敦会上述的赞助态度，埋没了马礼逊在翻译史上的这个历史地位。

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1812年在自己不知情甚至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赞助出版，到了1814年期待获得赞助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马礼逊受到伦敦会如此对待真能处之泰然吗？他曾两次就《中国通行文学译本》序言表达明显不满：一次已如前述是在刚收到本书后，于1814年1月表示序言揄扬太过，害得他不好意思给人看本书；另一次是在1815年3月间马礼逊的字典开始分册上市时，他从广州写信委托伦敦会秘书和伦敦的几家书店商谈经销字典事宜，特地吩咐秘书：

我必须提醒您要小心一件事：不要称颂作者。我不喜欢《中国通行文学译本》的序言，其中对译者有太多不必要的说词。

两度表达不满，可见他的确很介意序言中的吹捧之词。不过，除了这件事以外，关于伦敦会越俎代庖赞助于前，对他的赞助请求却又不接受于后，在已知的伦敦会和马礼逊档案文献中，没有发现他还有什么微词。但是，以下的四项记载却很值得玩味，显示马礼逊并非毫不在意伦敦会前后不一的态度：

第一，1817年11月，为了宣传自己编印的字典，马礼逊请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印工汤姆斯（Peter P. Thoms, 1790-1855）印了一张传单，内容有七百多字，除了介绍字典的内容、编印与订购等事宜，末尾附有到当时为止马礼逊已出版的专书3种，却不含《中国通行文学译本》在内。

第二，1825年马礼逊回英国休假期间，自费出版一本他在母校霍斯敦神学院（Hoxton Academy）的讲道文小册，最后附录他已出版的专书目录，中英文共9种，也没有《中国通行文学译本》一书。

第三，同样是1825年，马礼逊出版《中文杂记》（Chinese Miscellany），作为教学中国语文的教本，在扉页列举他的出版目录，中英文共12种，依旧不见《中国通行文学译本》。

第四，马礼逊于1826年4月17日在伦敦亲笔写下一份自己的财产清单，包含版权（Copy Rights）、中文藏书、金钱、土地等项。其中在版权项下列有6种英文书，但仍然没有《中国通行文学译本》。

以上这些从1817至1826年先后出现的著作目录和财产列表，都不含《中国通行文学译本》在内，这种现象实在很难以都是马礼逊疏忽所致来解释，何况通常作者对于自己生平第一种出版品的印象总是相当深刻难忘的，而且他亲笔写下的财产清单是多么郑重的文件，却还是排除了《中国通行文学译本》，可见对于马礼逊而言，本书与其说是他自己的出版品，还不如说是伦敦会的出版品了。马礼逊刻意将本书排除在自己的著作目录和财产列表之外的做法，可以视为他对伦敦会态度前后不一和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抗议方式。

四、1825年伦敦会赞助马礼逊

在1814年马礼逊请求伦敦会继续赞助出版译稿没有下文以后，他和伦敦会间有十年之久未再出现赞助与否的互动问题，主要是因为他在那十年间忙于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合译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在英国圣经公会的赞助下于1819年译完，并于1823年完成刻印出版；他编纂的字典则由东印度公司赞助出版，该公司甚至专门为此在澳门设立印刷所印制他的字典，并在1823年全部出齐；而1814至1823年间马礼逊新的翻译和其他作品，也就近在公司的澳门印刷所出版即可，不必再求诸伦敦会的赞助了。

1824年，马礼逊从中国回到英国休假两年。当时他学习中文已有成就，所编的字典已经出版，翻译的圣经也完成问世，1807年最初来华时伦敦会交付他的三大任务都已达成，所以1824年他的回英之行非常风光，获得英国国王接见，还有接连不断的演讲、证道和拜访行程，在基督教界刮起一阵中国旋风，于是又引起伦敦会的理事会善用这股中国热的意图。1825年2月8日，理事会达成多项关于中国传教的决议，包含请马礼逊在英国多停留一年再回中国，以便在英国进行中文教学。但教学中文必须要有教材，于是理事会又在同月28日追加决议，拨款100英镑赞助马礼逊编印教材之用。

马礼逊获得这项赞助后，赶工编写中英文都有的内容，由于当时英国还没有铸造的中文活字可用，印刷时便以英文铅印和马礼逊手写中文石印并行的方式，于1825年8月印成《中文杂记》1000册。本书的内容介绍中国文字与文学，作为他在伦敦教学中文的教材，其中关于翻译的内容看起来并不多，算不上是翻译作品，但若以本书对照保存在伦敦会档案中的马礼逊的本书手稿，就知道手稿中有数十页关于翻译的内容在印刷时舍弃不收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明，极可能是费用限制的缘故。因为铅印和石印并用较为复杂费时，难度也高，尤其是中文的部分由马礼逊手写，每个字很大，每页内容也就不多，以致篇幅增加不少，这些都会增加纸张和印刷的成本，以致超过了理事会赞助的100英镑，只好放弃部分内容，结果牺牲的正是翻译的部分。最后那些舍弃的内容就和1812年没选入《中国通行文学译本》的部分，以及1814年完全没用到的翻译手稿一样，从此被冷落在伦敦会的档案中无人闻问直到今天，而两百年来使用过《中文杂记》的读者，肯定都不知道自己读的其实并非手稿的完整内容。

虽然《中文杂记》舍弃了翻译的部分，马礼逊并没有因此不快，他在书出版后呈送一册给理事会，并表达愿意送给所有理事每人一册的希望。接着他又赠书给英国国王的图书馆、英国圣经公会，以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各几册。以他这次乐于赠书的举动，对照先前不满《中国通行文学译本》序言而羞于示人，可见马礼逊对于《中文杂记》是相当满意的。

五、1829年伦敦会不赞助马礼逊

1826年5月马礼逊结束休假离英，同年9月再度抵达中国。两年后，他于1828年11月26日写信给伦敦会的秘书，表示自己完成的中文新作《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缺钱出版，他问秘书可否由伦敦会为本书的印刷费用发起公开募捐。同一封信中，马礼逊进一步建议，伦敦会可以仿照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刚在1828年设立的“东方翻译基金”（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也成立一个同名但翻译目标不同的“东方翻译基金”，将基督教书籍译成异教徒文字后印刷出版；马礼逊又说，或者成立一个专门的“中文翻译基金”（Chinese Translation Fund）也很适宜，相信可以获得许多人的赞同。

马礼逊的这封信显示，他还沉浸在两年多前在英国受到众人尊崇欢呼的情绪当中，但事实情况已经大为改变了，伦敦会对他的态度也有了剧烈的变化，原因如下：

第一，他在离开英国前夕自费出版的一本《临别赠言》（The Parting Memorial）中，直率地批评传教会的理事和秘书等掌权的人物，认为他们不应以上司自居而将传教士视为下属。即使他没有明说批评的就是自己所属的伦敦会，但无论如何当然会引起伦敦会理事和秘书的联想与不愉快。

其次，他在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是建立在伦敦会当地布道站的土地上，也利用了布道站的人力和经费资源，还导致书院与布道站混淆不清，但他始终坚持掌握书院校务，不让理事会有多少插手的余地。

第三，圣教书会补助伦敦会印刷中文传教小册的经费，马礼逊和在马六甲的传教士都在使用，但彼此没有协调好运用的金额，结果双方合计使用的经费远超过圣教书会补助的金额，引发他和圣教书会之间的争议，也连累伦敦会受到圣教书会的抱怨。

第四，他从1809年进入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担任专职翻译后，就没有支领伦敦会的薪水，但仍然继续报销其他传教相关的费用以及自己在澳门的房租，并在房租金额以及伦敦会补助他全家于1826年再度来华的款项上，和伦敦会发生争执。

由于这些都和金钱有关的不愉快事件接连发生，伦敦会对于回到中国的马礼逊开始冷淡疏远，甚至很少再写信给他，即使有也很简短。在这种情况下，伦敦会自然不可能在英国募款供他印刷《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一书，也不可能接受他的建议成立东方或中国翻译基金。伦敦会秘书在1829年4月7日写信给马礼逊，表示理事会无力协助他印刷《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一书。

马礼逊收到秘书的信后，于同年的12月1日回信说：

您提及我所写的中文书与理事会无力协助印刷一事。这项经费上的困难已经由马礼逊夫人拨款四百银元作为印刷费而解决了。……就中国而言，印刷几乎是唯一可用的[传教]利器，奇怪的是本会竟然不用。

当马礼逊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明白自己在有些事情上是得罪了理事会，所以他在信中接着又有感而发地说：

看来是有一批人反对我的，因为我不屈服于也不膜拜英国神职界通行的既定观点。国内有人告诉我，我倡办的“语言研习所”（Language Institution）是由于本会理事会感到不满而关闭的；同时我从今年本会的年报以及一份偶然得到的印刷文件里领悟到，理事会对于英华书院有所不悦；现在理事会又不善用印刷。好吧！借着上帝的助力，我将坚持不懈！

深感挫折又不愿屈服的马礼逊将《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的书稿，连同妻子所给的400元都送往马六甲，在英华书院以木刻印刷，1831年完成出版，只印10套，每套4册。本书的内容相当驳杂，翻译和创作兼而有之，也包含传教与非传教的内容，有他为中国信徒所写的圣经阅读指南、英国国教圣公会祈祷书和教会行事历的中译、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伦敦会秘书给梁发（1789-1855）回信的中译，甚至还有劝善诗，等等。本书是伦敦会和马礼逊之间为赞助或不赞助出版他著作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互动。

结语

从1812年的《中国通行文学译本》到1829年的《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17年间，伦敦会对于是否赞助出版马礼逊译作的态度有极大的改变，当伦敦会本身需要他的作品时，即使翻译的內容无关传教，伦敦会也主动赞助，甚至不征询他的意见就越俎代庖径行出版了；可是，当伦敦会本身不需要或对马礼逊感到不悦时，即使他翻译的是传教的内容，也拒绝给予赞助。伦敦会赞助或不赞助马礼逊译作的出版，决定的因素在于是否合乎伦敦会本身的需要和伦敦会对马礼逊的好恶态度，而非他翻译的内容类别或品质高下。

在马礼逊出版其著作的四个主要赞助者中，他和伦敦会及圣教书会两者的互动都不顺利，尤其是他自己所属的伦敦会，除了《中文杂记》的一次较为满意，其他三次都是不愉快的经验。至于他和另外两个赞助者圣经公会与东印度公司的互动则明显不同，这两者赞助他出版的态度都前后一致，赞助的金额也远远多于前两者，圣经公会赞助出版的中文圣经和东印度公司赞助的字典等书，也都是重要得多的作品，马礼逊在和伦敦会与圣教书会互动深感挫折之余，应该会庆幸还有圣经公会与东印度公司的赞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