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05·19

编者按

     当今世界，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已有了质和量的转变，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博弈日益深化，摩擦与冲突随时都有升级的可能。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卫平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困局，以及中国经济未来的着力点做了深入浅出的演讲。本文编自讲座发言。

黄卫平教授 

世界变动局势是增量与存量的问题

目前中国确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欧盟、日本等与中国都有或大或小的各种摩擦。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可以有很多视角。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则是世界经济增量和存量的矛盾问题。

过去10年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放缓的阶段，平均增长速度不到2%。换言之，已有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在减弱，红利已经出尽。目前面对的局面就是，整个世界在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都没有出现新的变化，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增量财富没有办法像过去较长时间内那样迅速增加，各国就会紧盯已有的存量财富，以期在存量的再分配中可以多“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对于已有的为数不多的增量空间，也有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这些都会造成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且不仅仅是大国之间的问题，也包括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问题。例如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了两个多百分点，20个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了85%，其中中国的份额是32.7%。有些国家看到了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也有相当的国家对此理解是中国“赚取”了这个增量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利益。所以，目前国际环境存在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多种问题的交织，但从根本上分析，依然是经济问题。2017年3月初，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宋新宁教授主持的中、美、欧三方学者关于特朗普当总统后，三方关系走势的研讨会上，我的判断是中美之间有限贸易战必打无疑，原因便出于此，但与会的学者并不是都同意这一判断的。

世界产业链中贸易的平衡与不平衡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三个生产网络，一个以德国为中心，东欧为加工地的欧洲生产网络，这是一个内顾型的生产网络，基本是自给自足；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加墨生产网络，其消费品是内顾型，高科技产品则是全球实现的；三是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虽然这三国并没有形成自贸区），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的生产网络。

产业经济中有一个“微笑曲线”。在上世纪70-90年代，整个链条的上游是美欧日，下游是美欧，因为品牌形成附加值，日本在下游占比不大。全世界最好的品牌都集中在欧美国家手中，日韩寥寥，而中国在世界100个著名品牌中，则只有一个华为。世界产品的供应带是韩国、日本、台湾到东南亚。在97、98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在组装上逐步顶替了亚洲四小龙的位置，一度做到了在某些行业上的组装垄断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就逐步形成了全球范围最大的供应带。比如去年疫情严重时，中国的抗击疫情的物资供应。这是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结果。

理想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应该是平衡的，但现实中，包括中美贸易在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1995年前，全球的贸易三角形是中国向欧美出口，东亚也向欧美大规模出口，这就形成了各自巨额的贸易顺差，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全球产业链发生了变化，中国从东亚进口零部件，从日美欧获得技术和设备，而后组装，独家向欧美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成为了“外汇转运站”：一方面是通过出口欧美获得巨额顺差，另一方面则是从东亚进口零部件，将外汇转移到这些经济体。这貌似是一个合理的循环。但仅从中国对欧美来的贸易来说，则表现为中国向欧美输出了大量加工产品，对欧美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引发了相应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好的贸易格局。中国向美国运送大量加工产品，却没有相应的货物运回中国，形成巨额顺差，货轮不能放空回程，只能运回粮食（这类商品的特点是体积大，货值低，但可以平衡钟摆式运输）。中美在80年代的贸易战，中国制裁美国的商品是粮食，今天对美国制裁的依然是粮食。中国采取这种贸易方式，处理需求之外，主要是照顾回程尽量不要放空；另外，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形成中方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出于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的考虑，大多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将钱出借给美国，获得相应的利息。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美国学者分析，美国是用从中国借来的钱，来购买中国的商品进行消费的。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只要有人接受，承认美元是世界货币，印钱形成贸易逆差是能够持续运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探讨，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商品的真实成本到底是什么？

两国之间最理想状态是贸易进出口平衡，如果贸易自身不能平衡，则可以将获得的贸易顺差通过投资投出去，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投资非洲、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能源安全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路径之一。第一，中亚几个国家近年来满足了中国天然气进口的40%以上，同时解决了一部分国际收支问题；第二，对于某些尚没有能力可以开发自身资源的国家，中国的援助可以使其获得收益、脱贫，而中国也培育新的出口市场。例如，中国去年石油进口中约有三成来自黑非洲的，即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哥拉等国家和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目前全世界最后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用了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成本在此建设油田。从这个角度看，事实上，援非就是援助我们自己，进行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有巨大益处的。

针对欧美形成的巨额顺差，中国只有通过对外投资，才可以做到在开放条件下使得中国经济总量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当然，中国用对欧的巨额顺差向欧洲投资，用对美国的巨额顺差的向美国投资。这是理想状态。但目前看来，我们在这两个地区的投资都遭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企业投资被禁止，对欧投资审查日趋严格时，甚至房地产投资都受限，久而久之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中欧之间有关投资协定完成谈判对于双方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会两败俱伤的。但鉴于这是一场由美国主动挑起的贸易战，中国如果能够抗住美国的击打，就是中国的胜利，而美国没有达到目的，应该讲就已经输掉这场贸易战了。看过去三年的中美贸易。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增长3.4%。其中，出口17.23万亿元，增长5%；进口14.31万亿元，增长1.6%；贸易顺差2.92万亿元，扩大25.4%。但是这一年也是中国与美国进出口贸易下滑最大的一年，下滑10.7%。中美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直到2020年才恢复到2017年（贸易摩擦开始前）的水平。贸易战没有明显结果，于是演化为科技战，金融战，甚至是经济战。中美之间是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说彼此是竞争对手，是可以接受的，但应该可以避免是敌手，理智战胜冲动，避免热战的发生。

2020年世界芯片产值规模大约是4850亿美元，交易额4660亿美元，美国芯片出口额近3000亿美元，中国芯片进口额也近3000亿（中国进口最大的单一商品）美元，当然中国是做了加工生产之后，进行了再出口。所以，当芯片成为美国对华制裁的一个核心时，美国芯片出口商就势必被迫去找相同容量替代中国的市场，事实上并不容易，美国芯片企业也将面临挑战，这是美国贯彻高科技脱钩内部掣肘的原因。

中国发展的几个困境

中国发展面对的第一个困境是增速放缓的情况。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i]。目前，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入门标准大约是2万美元，中等发达就略微高一点，那么中国要实现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就是要在未来15年里实现人均收入翻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每年必须保证有4.75%的增长速度，才能基本完成任务。目前中国面临着增量速度减缓，增量空间有限的问题，下一个十五年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仍然存在不小的困难。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另一个问题是在实现这一过程中，中国是否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有的中等收入陷阱案例中，人均GDP1.5万美元是一个难于逾越的天花板，世界上经济规模大的发展中国家鲜有能够成功打穿这一天花板而避免掉入陷阱中的。中国是否能够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是面临着很大挑战的，十四亿人口大国成功跨越陷阱并无历史先例可循。

有人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耕社会跨越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世界工厂，这一成功构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然而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向世界工厂的跨越抓住了两个重要的契机。第一个契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三次全球化的浪潮，面临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转型调整的方向是“脱实入虚”，即脱离实体经济，大力发展服务产业。例如，美国80年代火爆的证券业，爱尔兰的房地产业，冰岛的金融业，等等。那时，发达国家面临着把实体经济向外转转移的过程。当时从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向水平来看，实体经济转移到东欧是最合适的，但由于冷战下东西方集团的对抗，实体经济转入东欧是可能的。非洲由于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差距巨大，仅北非接手了一些欧洲转移过去的轻工业。在当时情况下，绝大多数实体经济转向了东亚，促使亚洲四小龙变成了七小龙，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中国恰逢改革开放的深化，也确实具备吸收国外产业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基础，迅速开启了大规模引进外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制造业实体经济的进程。另外一个契机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金融风暴击垮了东南亚的金融体系，也影响了其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欧美在其旺盛消费需求推动下，将资本开始大量投入中国（正好中国也在大规模招商引资），开设工厂。在最鼎盛的时候，中国有60%的出口是三资企业做的，而出口的60%是加工贸易，把两头在外的战略推向了极致。

在那个时期，中国一是在天时、地利和人和多重有利因素下得以完成了向世界工厂的转型，二是中国是“被”世界工厂的，这一过程的出现是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是发达国家重构生产网络、价值链、供应链的结果。而目前中国的转型调整、动能转换面临着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的转折点是2008-2009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危机促使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开始了再工业化的进程，即开启了经济再次“入实”的过程，并进行了一轮全新的经济产业调整。这与中国提升产业调整结构发生了碰撞，出现了矛盾。例如，中国制造2025,英国制造2025，欧洲2020发展规划，法国新工业发展战略，日本制造业白皮书等。转型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再次在产业层面的“撞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彼此的摩擦。在这种态势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化。

因此，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中，事实上有三个实际问题需要认真考虑：一是经济继续前进的可持续动力是什么；二是继续发展与增长的资源可持续供给问题[ii]；三是届时会面临的外部环境将会如何变化的问题。

习近平在2020年多次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以及所面临的的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换言之，这个新格局是决策者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继续前进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动力、资源要素配置问题，健全产业链，以及如何面对外部条件变化的路径选择。

我分析认为，在这个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大循环侧重解决是中国继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国际循环侧重解决的是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链顺畅的问题，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不可以改变的，且天然合理，而我们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愿望的手段却是有限的，解决这对矛盾唯一途径，是我们在工作方法、手段和措施上的改进。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把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追求，转换成为一个一个可以完成的阶段目标，先温饱，后小康，再实现基本现代化，最终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就把有限手段和无限愿望目标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很好的化解。

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我对中国的经济走向还是抱有乐观的态度的。中国需要继续往前走，需要发展和寻找实实在在的动力，寻找合理的外部资源进行支撑，而外部环境的理顺则是经济继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中，新的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来临是最为根本的。在未来产业变革中，有四个板块值得关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比如器官克隆等），新能源和新材料。新的重大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将根本变革已有的经济游戏规则，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迎接未来产业的来临已经建成了领先世界的三张网，即交通网、电力网、通讯网，在物流、动力、信息交互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基础；并进行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新基建的三大板块：基层是创新基础设施，包括建设新的重点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大专项，例如贵州的天眼，港中文深圳等；中层基础设施是科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中国已有的能源、交通、农村、城镇基础设施结合起来，使之提升，智慧化；顶层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通讯网络技术（5G）、新技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尤其是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自动化的算法革命、深度学习基础设施）。

中国在未来科技发展上是确实是在每一个有前景的领域都全面发力，尤其是在资金、人力的投入方面。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和美国有意愿，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全面发力（俄罗斯、日本事实上缺乏足够的财力和市场需求规模，欧盟内部则较难协调一致而全面发力），当然中美两国又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中国，美国的人力资源和资金来源可能更为充裕，通过移民，可以延揽天下英才为其所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只要继续被全球接受便可几乎是无止境的发债印钱，使得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国际化，国际债务由全球助其消化。这两点其他国家很难做到，这使得美国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具备了独特的优势。

现实的世界经济中，湾区经济、都市圈经济、流域经济具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如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密西西比河流域，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高质量的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但更要依托“三大湾区，两大流域，九大都市圈，若干先行示范区”的新区域发展规划。即依托京津冀的渤海湾区，依托长三角的沪杭湾区，和依托珠三角的粤港澳大湾区，加上沿长江经济带和沿黄河生态高质量发展经济带，以及中国19个城市群形成的9大都市圈，这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区域强劲动力。但是，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除了依于胡焕庸线产生的原有的东西差异外，中国经济中又出现了所谓的北纬31度现象，即北纬31度线以北的经济活跃程度，相比以南略显欠缺，以致造成一些地区的人口净减少，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考虑将这些差异逐渐平衡，形成中国均衡的总体区域发展格局。

[i] 根据世界银行关于高中低收入国家的标准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1036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在1036美元到4045美元之间的，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4046到12535美元之间的，是中高收入国家，在此之上的则为高收入国家。

[ii] 尤其是在资源方面，中国有接近一半的资源需要依靠进口。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7亿多吨，其中自己生产1.95亿吨，进口了5.4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是73.%（国际公认的60%以上是危险线），82%的铁矿石是靠进口（2020年世界钢产量为18.63亿吨，中国炼了10.5亿吨以上的钢），43%的天然气要进口。当然这是有考虑内部自然资源匮乏的原因。我国石油储量是世界第十三位，产量在世界第四、第五位，已有的储量按照现在每年生产的不到2亿吨，大概可以用15-20年。核电方面，一个核电机组运行一年大约要用到150到180吨核燃料，而中国的核燃料对外依存度在85%左右。

编   辑：于茗卉

排   版：刘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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