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若痴 武靖州：论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

作者简介：

　　胡若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开放经济与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消费经济、宏观经济政策、财政绩效评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红旗文稿》等刊物发表论文著作80余篇。代表性论著有《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消费增长动力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谨防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把握劳动价值论的拓展性和科学性——兼对某些相关争论问题的辨析》《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构建的基本框架》等。

引用本文：胡若痴,武靖州.论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6):21-27.

摘   要：我国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较早实现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恢复，显示出我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与巨大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本理念为经济韧性与潜力开辟了空间；党的统一领导为经济韧性与潜力提供了组织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韧性与潜力的物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制度释放了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为经济韧性与潜力提供了公共服务保障和政策工具。

关键词：中国经济；韧性与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在直面疫情防控挑战的同时，我们又面临顺利完成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的考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不少专家学者，从我国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源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一致认为我国经济拥有巨大的韧性与潜力，能够比较顺利渡过世界经济衰退难关。但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经济基础方面对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作出解释，鲜有从制度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的相关研究。笔者试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对增强中国经济韧性与潜力的机理进行分析，以期在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为在重大风险挑战中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参考借鉴。

所谓韧性，源于物理学概念，广泛运用于心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意指面对逆境、困难或危险时的有效应对和积极适应，实现在压力和困境威胁下的顽强持久、坚韧不拔、反败为胜，是一种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机制。从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说，韧性是一种外在表现，表明一种社会活动、社会现象的特质，根源自决定这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的社会制度。我国经济之所以拥有巨大的韧性与潜力，并不是我国经济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才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许多风险与挑战，都能闯关夺隘，攻坚克难，充分说明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所赋予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对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向好的发展充满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我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韧性与潜力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为其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许多补短板、强弱项、促均衡、抓重点的发展任务。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实现人彻底解放的制度设计，必须着眼于人的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即有利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转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使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和发展，从而使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不断增强，实现从基本小康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变化。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永无止境的发展空间。即使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还有不少短板和弱项。例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暴露出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准备不足、公共卫生应急储备基地欠缺、公共卫生医务和管理人才稀缺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讲话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政治指向，给经济发展提供了不断满足人民新期待、新需要的广阔发展空间。

第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制度本质属性，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像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还存在着先天不足，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区域之间的差距、个人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差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程度等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来源于对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不懈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为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标签，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发展和健全党内民主、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实行立法体制、司法体制、行政决策体制等改革，切实落实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经济权利等，做到了用制度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增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提高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和人民形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济发展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潜力承担责任，这一点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做不到的。正因为我国经济发展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因而始终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初期，许多市场主体急国家和人民之急，以难以想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计成本，不惜作出个人和局部利益牺牲，迅速解决医疗物质资源稀缺、医疗服务不足、食品供应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主动性和能力。

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我国经济韧性的增强与潜力的释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融通其他方面的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315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闯过无数激流险滩、取得系列巨大成就的实践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潜力不断提高的定海神针。

第一，通过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党的领导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需要维护，因此，可以心无旁骛地作出正确判断，对每一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高度负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党在危机中发现机遇，抓住“宅经济”“云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及时作出发展“新基建”的决策，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通过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和党中央权威，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盘棋”，促进稳当前、谋全局的发展格局。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很长时间控制不住，就是因为私有制、联邦制、地方自治的制度难以形成统一的抗击疫情的合力。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党的领导就是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全局、谋篇布局、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才能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实事求是地、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当前和长远、局部与整体、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具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的经济发展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即使遇到像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及美国挑起贸易战等重大风险拐点，我们也能够一一化解，充分体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威力。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同时又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运转的正常化，保障扶贫攻坚，就在于有党中央权威高效的领导。

第三，通过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集中力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扫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在于总体谋划、总体布局，还在于统筹协调、集聚力量，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我国经济曾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在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竞争中许多领域和方面都居于劣势，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与发达国家的全面竞争中做到以点带面，才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而这都得益于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探索建立新的举国体制。这种新的举国体制就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瞄准经济发展的弱项和短板，把各种要素最优化地配置在一起，形成捏紧拳头出击的局部优势，解决突出问题，破解瓶颈制约。我国许多重大装备制造和尖端科技创新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突破就是运用这种制度优势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70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第四，通过党的全面领导形成增强中国经济韧性与潜力的强大合力。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决不是仅仅依靠经济领域的各市场主体就能够增强的，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党的全面领导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并不是一句空洞、抽象的口号，只有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才能够焕发经济的韧性与潜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风气、精神面貌、国家治理能力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与潜力的巨大合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我国经济韧性的增强和潜力的释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所谓物质力量是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切领域里，可以改变一种以上事物原先运动或发展状态的各种能力，它独立于人的思维之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物质力量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条件下，通过实践体现出的改造世界的能力，这种力量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物质力量的显现是人参与作用的结果，人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认知水平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展示物质力量的内在因素。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不仅要有精神力量，还要有物质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按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新期待，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超越自我，形成比较竞争优势，成为推动经济腾飞的强大物质力量。

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是符合和有利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所有制结构，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以后，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国有经济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主导作用，在主动改革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做大做强，一些国企进入世界500强行列，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做到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每天新增市场主体上万个，涌现出华为、海航、苏宁、正威、恒大等大型的民营企业集团。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公民都有广阔的自我发展空间，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发展机遇，就可以实现自身价值。

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活力。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有了合适的生产关系，还需要有合适的分配关系来激发人的生产和创造活力。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结合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建立个人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九大，我们党坚持不懈地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在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劳动、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实现所有要素所有者报酬的合理化，充分激发人力资源的潜力和动力，鼓励劳动者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人才的制度环境，劳动者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大国工匠、科技领军人才、现代管理人才、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出现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重大装备制造产业、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为经济发展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推进经济发展的良性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时期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针对我国过去经济体制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以行政指令为主导、排斥市场经济规律而进行的根本性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同时又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推动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之一，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和开放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的公平竞争环境。正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才实现了产权有效激励、价格反应灵活、要素自由流动、企业优胜劣汰、竞争公平有序、各类主体融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畅通、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在这种经济环境下磨炼出来的市场主体具有了敢于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做大做强、抢抓发展先机、实现后来居上的巨大韧性与潜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能够在５Ｇ技术、人工智能、无人机、“新四大发明”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没有制度竞争优势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制度在专门领域不断化解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为微观主体释放活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完整论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必须坚持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进一步指明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切入点、聚焦点和着力点。所谓重要制度，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具体的主体性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经济制度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派生的，在相关经济领域贯彻、执行和实现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任务和目标的具体经济制度。这些重要制度涵盖整个经济领域，有宏观经济及其管理的相关经济制度，如金融制度、财政制度、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和政府科技管理制度等；有市场及其运行的相关经济制度，如资本市场制度、要素市场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有国际经济的相关经济制度，如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相关制度、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等；有社会经济微观主体的相关经济制度，如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经济制度虽然只是某一专门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制度，但每一项制度都具有激发经济运行中各种微观主体活力、维护微观领域经济秩序、共同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第一，通过不断进行重要经济制度的创新来提升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许多经济领域我们都相当陌生，甚至是空白。正是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调动人的创造性，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才实现了我国重要经济制度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完善到基本完备。我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能够建立起与世界经济接轨、独具特色、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重要经济制度体系是十分难以可贵的。正是因为我国重要经济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能够根据形势和任务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发展，才充分保证了增强经济韧性与潜力的发展需要。例如，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创建了军民融合制度，做到坚持国家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统一，综合运用规划引导、体制创新、政策扶持、法治保障以及市场化等手段，最大程度地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合力，发挥军民融合对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支撑拉动作用，为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重要经济制度增强经济的韧性与潜力。重要经济制度的确立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来消除制度障碍，激发制度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我们坚持不懈地健全和完善重要经济制度，才使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不断增强。要素市场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衍生的重要经济制度，其要求各市场主体在要素市场上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交换，有助于实现要素价值和要素合理配置，以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我国要素市场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资本、土地、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明显增强，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垄断、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和干预仍然存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管理僵化、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取要素的公平竞争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为充分释放要素市场活力，增强经济韧性与潜力，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其目的就是使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配置主要靠市场手段进行，更多发挥企业的作用，而政府则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这对于从体制机制上促进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通过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来增强经济的韧性与潜力。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微观主体与资本私有化条件下的微观主体存在根本区别，其不是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制度工具，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总体框架下，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发挥作用的主体。以金融制度为例，其作为通过金融交易的制度安排界定人们在金融交易过程中的选择空间，激励和约束人们的金融行为，降低金融交易费用和竞争中不确定引致的金融风险，进而保护债务关系，促进金融交易顺利进行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其驱动力，而维护金融安全是基本的底线。一般情况下，金融市场按照这一制度安排来运行是健康的，但在特殊情况下，按照国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要求，采取特殊措施实行金融扶持政策，就会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或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贫困人口、失业群体发生了经济困难，金融机构采取无息贷款、无抵押贷款等方式对其进行支持，对于实现复工复产、扩大就业、扶贫攻坚、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保障和充足的政策工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不断完善的行政体制有利于健全国家制度体系，提升制度执行能力，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基础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和2018年连续8次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行政机构改革、行政关系调整、行政职能转变、行政效能提高和行政人事变革等多个方面不断深化改革，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行政体制改革，提出明确的要求；新一届政府紧紧扭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放管服”改革的系统工程，有效激发了企业和市场活力，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保就业、惠民生、防风险发挥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为经济韧性与潜力的增强提供了充足的政策工具和强有力的服务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第一，抓住职能转变的关键，不断激发市场活力。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逐步实现政府职能从“全能型”向“有限型”、从“权力自我扩张冲动型”向“依法行政法治型”、从“单一的行政指令型”向“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结合型”转变，推动资源配置向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方向发展。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力量仍然存在，政府职能转变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政府职能转换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例如，2014年的商事制度改革，通过实行“多证合一”、放宽市场准入、“双随机一公开”等有效市场监管政策，灵活自由畅通的市场退出机制，全方位地优化市场服务，激发了微观主体活力，新业态、新职业、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改革要求，通过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进一步增强经济的韧性与潜力。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造成的国际经济衰退和我国经济转型中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带来的影响，我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激发市场活力，在市场主体产业和经营业务转型审批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管理政策，势必能够对冲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二，通过优化组织结构，不断提高政府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优质政策工具。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担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为了克服行政体制中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职责不清等弊端，持续不断地进行政府组织结构改革，使改革朝着有利于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提高决策水平，增强协同高效，优化人员结构，推进机构、职能、程序、权限、责任等向法定化方向发展。组织结构的优化，促进了政府治理效能的提高，政府各部门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按照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要求，不断推出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方针，形成了完备的政策工具箱。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遇到重大风险挑战的困难时期，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攻坚时期，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为集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奠定了基础，从而增强经济的韧性与潜力。

第三，通过优化行政层级，形成合理、协调的权力配置，充分调动各层级行政管理的积极性，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日益成为承载各种发展要素的重要载体，使得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改革越来越迫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着力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探索省直管县（市）改革和乡镇行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挥人才、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和信息等优势，推动了高质量发展、集约发展，促进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以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重塑新型城镇关系，促进了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逐步缩小了城乡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第四，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政府职能转变不仅要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方面转变，还要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政府管理方式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等问题，围绕转职能、转作风、转方式，创新服务方式和行政管理，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在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使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制度安排优化营商环境，便利老百姓生活、建立新型监管机制、打破“信息孤岛”，使政务服务“管”出了水平，“管”出了活力和效率，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健全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形成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转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形成了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

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与潜力决不止于以上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还有很多制度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作用，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等，都汇聚成中国经济巨大韧性与潜力的强大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尽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但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我们不断克服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略）

原文刊发：《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征稿启事（2021）

投稿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