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谈（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原著的研读方法（颜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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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数千年没有出现文化断层的国家，敬畏经典、学习经典，功不可没。中国还是一个承上启下，进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习大国，从而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如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学术或话语体系，必须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亦即理论思维的结晶，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的载体。经典的魅力在于促使人们“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从中得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启迪，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因此，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论著的研究方法，是一篇不可或缺的大文章。

一、中国古代研读国学经典的传统方法

我们不是宗教国家，是一个注重经典、诗词和史记，崇拜人格化权威的民族，国之大事：戎、祀、言。中国传统文化把那些能够垂范千古的著作称为“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和“源头活水”（朱熹），冠之以“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经”（如四书五经）或者“文章”（“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正是这些经典之作，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历久而弥新。这是破解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绵延发展的精神密码，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究竟该如何诠释和研读中国传统经典，这不仅是一门方法论，而且是一门系统的现代学科。中国有很长的研读和诠释国学经典的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诸多方法，主要有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以及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在汤一介看来，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必须要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还要搞清楚经典的注释中“文字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在解释经典中的定位。与西方“解释学”相对应，中国称之为“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例如“诠释之学……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字必贯三才而究七略，三也”（清初学者抗世骏）。“大学”则是对“小学”而言，不是专注于对经学文本进行名物、训诂、校勘、考证，而是习惯于“我注六经”的研究方法，对圣人之经典进行微言大义的引申，讲治国安邦、融贯经史子、参究天地人的整体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历史深处来。我们要善于吸收中华民族敬畏经典、“颂经诵典”“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传统，从中吸取营养，深入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论著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二、恩格斯关于经典原著的“三原”研读原则‍

顾名思义，这就是植根于“原文”“原话”“原著”的“三原”研读原则。威纳尔·桑巴特在1895年3月11日致信恩格斯，建议恩格斯可以根据《资本论》第三卷撰写出比它的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恩格斯坚决不同意：“我认为一字不差地用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整理出马克思的原文，就是尽了我的职责”，换而言之，“我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恩格斯整理《资本论》手稿，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记载，对于《资本论》第二卷大约有五千处修改，但绝大多数却是技术性修改。

第一，他明确反对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的原则，就是“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

第二，正确处理经典原著与实际应用这二者关系的原则。一方面必须“一字不差整理原文”；如《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另一方面，坚信“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增强学习本领、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大国列为增强“八种本领”之首。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尤其要基于历史视角，“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研读经典原著。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研读经典原著和原理精神的传承、丰富和发展。

三、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的方法论

（一）应该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文”“原话”“原著本身”上下功夫、学本领

第一，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世纪之交，怀疑经典之风潮，不时沉渣泛起。《资本论》及其劳动价值论“过时”一度甚嚣尘上，贯穿于《共产党宣言》的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基本原理取而代之为“扬弃”私有制。学术界为此打了一场捍卫《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基本原理的硬仗。

第二，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药方。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理论，不能故步自封，这是完全符合思想史发展规律的。孔子的“述而不作”不可取。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论断，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实践而发展，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个典范。

第三，哪些是必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恩格斯的概念变形理论告诉我们，马克思著作中一些概念和术语都是在特殊的语境下针对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场合、特定的问题提出来的，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和变形，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土教条主义、洋教条主义以及土洋结合的混合教条主义热衷于“去语境化”，置一定的历史语境、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在解读原文时望文生义，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照抄照搬，就会产生误解和误读从而歪曲马克思的原意。这种教条主义阅读经典著作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固守“原理＋论证”“原理＋实例”或者“论证＋原理”论证方式和解读模式，即只会选择那些定稿的经典论著（遑论手稿），根据现实紧迫问题按文本索骥，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从而肢解经典文本体系的完整性。

第四，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力求准确、客观、完整地掌握马克思经典的真谛，力求少带一些主观成分，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各种偏颇的错误观点。例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可以随意扩大或缩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错误理解，以及马克思并无未来新社会形态商品经济思想的错误观点等。

总而言之，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不能采取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态度。“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此，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而是要根据历史条件、现实情况的变化和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与时俱进，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深化对“从属”与“创造”相统一的“总体”发展观、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好回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思主义，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二）以六大元素为标志的经典文本研究方法

经典文本研究方法涉及到文本研究六要素：时代背景（文本产生的时间和空间）；文献学—版本学—释义学—训诂学；以史立论、史论结合、一论多史的学说史考证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论著风格研究；各种评论（包括负面言论）。

第一，经典文本研究方法的精髓之一，尤其应该关注甄别、诠释和解读经典文献原稿的各种版本和译本。例如，区分和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涉及到二个版本。其一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版本的唯物史观，提出了“从属”和“创造”相统一的“总体”发展观，强调继承和从属性，推出从属性和创造性相统一总体发展观，首次推出了以“总体”“整体”或“体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经济学总体方法论，正面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剖析了构建“各种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推出从属性和创造性相统一的总体发展观。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回答关于“总体（有机体制）”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的两条发展路径（“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重大问题，强调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并且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三阶段理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其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版本的唯物史观，推出了关于“矛盾”“革命”“变革”的发展观：提出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辩证法，凸显“矛盾””革命”“变革”。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并且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五阶段理论。

综上所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版本提出关于“从属”和“创造”相统一的“总体”发展观，既强调继承或者从属性发展又推崇创造性发展；并且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推出了“三形态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版本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术语固化了，凸显其“矛盾”“革命”“变革”性，并且推出“五形态说”。这三种版本的唯物史观，不可或缺，不能厚此薄彼，抑此扬彼。

第二，经典文本研究方法的精髓之二，尤应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文本产生的时间和空间，是文本自身的构成要素或构件。与撰写、出版、收藏、传播有关的“田野调查”，包括撰写地、印刷地、收藏地等历史遗迹的寻访记录，包括文本、版本流变的比较、解读，也有寻访历程中经历的人和事，更是投入很大精力。例如，关于《共产党宣言》何时何地产生之谜。“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是有效的破解方法。长期以来，人们给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鲜花广场的“天鹅之家”，赋予《共产党宣言》诞生地的显赫“地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对1847年12月14日（马克思接受伦敦共产主义同盟关于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委托，抵达布鲁塞尔）——1848年2月24日（出版《共产党宣言》）这一时间段，逐日逐地进行“田野调查”，并且找访相关知情人士，例如布鲁塞尔劳动社会党总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长期分管理论宣传和培训工作的玛丽亚·麦克加维甘。结论是：马克思先后在布鲁塞尔野林旅馆或者奥尔良路42号寓所执笔撰写，1848年１月杀青，2月24日于伦敦出版问世。可见，《共产党宣言》撰写所在地既不是所盛传的白天鹅宾馆，也不是仅仅在奥尔良路42号寓所，或者仅仅是在野林旅馆。

第三，经典文本研究方法的精髓之三，倡导以史立论、史论结合、“内史”和“外史”双重视野，以及一论多史的的方法。熊彼得强调历史—统计—理论的三分法，凸显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以史立论、史论结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论构建中的具体体现，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如何帮助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样本。《资本论》三大卷阐释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剩余价值史》记述了“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经典著作的研读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必须与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与中国历史尤其“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结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和历史规律。

第四，学习、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论著的方法。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真信、真懂、真学、真用，进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就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或者通俗化。

恩格斯参与创作以及编辑出版《资本论》四卷（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努力完成马克思未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和原理化工作。与此同时，《反杜林论》——这是应马克思的请求出来收拾“无聊的杜林”而马克思为恩格斯查找参考书、提供意见和撰写部分章节——及其修改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大众化的范例，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入门书。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陶德麟有一句名言：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这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在他看来，“解释性的通俗读物，既要注意学理阐述的精确性，不能违背原文的本意、有损原文的理论深度，尤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又要注意行文的晓畅生动，力戒艰深晦涩，使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易于看懂，乐于接受。”

综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原著的研究方法，必须致力于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关于“四个分清”的方法，应该谨防土—洋教条主义；谨防“我注六经”有余，“六经注我”不足；凸显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列传》）和三“唯”，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1990年）以六大元素为标志的文本或者文献研究方法，不可或缺，但是谨防孤立化和碎片化，以及“过度诠释”的倾向。

参考文献：（略）

原文刊发：《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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