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 · 医生专栏】姚贵忠：精神疾病患者要为自己努力活着
文 / 姚贵忠
疾病是指一个人生理、心理功能的缺陷，而残疾则是强调疾病对其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限制和妨碍。
准确地说，精神病人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称谓。如果按病程划分，可以分为急性发作期、治疗期、康复期。一般来说，只有处于急性发作期患者，其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受到阻碍，才算是病态。
但急性发作毕竟是短暂的，多数病人是可以治愈的。治愈之后，完全可以和健康人一样生活和工作。即使部分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在病情相对平稳的阶段，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果自己做决定有困难，找人求助是个好方法，但最终，你不是为了别人而活着，而是为了自己——因为你不是个废人。
四 康复的终极目标是回归社会
既然说到什么是精神病，就再谈谈什么叫康复。
许多人认为，精神病人经过治疗不打不闹了，就算是康复了。即使他整日生活懒散、无所事事，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精神病人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这种过低的期望值势必导致患者本人及其家人忽视自己应尽的努力，或者听天由命，或者怨天尤人。从而，众多的精神病患者长期闲散在家、与世隔绝，导致社会对他们产生更多的偏见。
事实上，精神康复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消除精神病症状，而是通过各种综合康复措施，使患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学习和工作。建立了这样的目标，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临床治疗之外，还有很多可做的事情。比如训练患者的生活技能，为他们创造更多人际交往的机会，主动投身社会生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人生经验，克服性格缺陷，提高心理承受力等等。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精神科医生在进行精神检查时，往往过于注重探察患者的症状转归，忽视对患者生活、工作及其内心体验的了解；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往往过于注重药物品种和剂量的选择，较少同患者及其家属一起讨论康复计划和实施过程。精神科的护理人员则过于强调病区的安全管理和打针、发药等基础的护理操作，却少有闲暇来组织患者进行各种有益的康复活动，使患者在住院期间备感孤独和苦闷，想方设法逃离“牢笼”。
精神病院的设施和管理方式也远不能适应精神康复的要求。比如，笔者到过很多大中型精神病院，站在病区走廊的尽头一眼望去，色彩单一，生机不足。精神病人住院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由于治疗的需要，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再加上住院环境单调、色彩缺乏、信息量少，他们逐渐变得被动懒散、无所追求，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就是精神病人的“长期住院综合症”，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倡对精神病人实行开放式管理和发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主要原因。
可以想象，即使是一位正常人，在这里被封闭久了，要想重新面对复杂多变、人际纷争的外部世界，也需要相当长的适应过程，何况是一位精神疾病患者，更何况他还要面对众人的歧视以及生活、工作中的种种困难呢！
至此，我又联想到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家精神病院里看到的宽敞的走廊、落地的玻璃窗，整洁的绿地上跳动着由病人自己喂养的小兔子……即使我们还没有条件达到那样的硬件设施，至少可以在洁白的墙壁上装点些优美的山水画，在令人感到阴森、压抑的铁窗上，悬挂些病人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
这样做花不了几个钱，却可以换来金钱买不到的温馨与祥和，何乐而不为？关键是我们的医院管理者们是否从康复治疗的高度出发，来布置医院设施和安排患者的住院生活。
五 家属的认知误区
除了医院的问题，患者家属也有自己的认知误区。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患者过度关心，事事包办代替。其实，康复期患者并不像患了躯体疾病那样需要静养，相反，亲人为他做的越多，他的主动性越差、依赖心理越强，越难以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家属应鼓励患者自己料理生活、主动与他人交流情感，并适当参加社交活动。
我有一个患者，名叫卫林，16岁，却已经是身高1米80的大小伙子了。他最近无法上学读书，原因是离不开妈。在我这里咨询的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要拉着妈妈的手，平均每两分钟就要抬头问一句：“妈，没事儿吧？”妈妈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安慰道：“没事儿，儿子，妈在你身边呢。”然后抚抚他的头，摸摸他的背。
卫林的父亲工作忙，经常出差。他从小就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为了让儿子专心学习，母亲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包括为他洗内衣和袜子。
在学校里，卫林为人老实，办事认真，要求自己很严格。最近面临“中考”，学习压力较大。卫林越是想考好成绩，却越是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总是莫名其妙地害怕，怕自己考不好同学笑话他，怕自己有了进步同学嫉妒他，怕考试期间自己突然发高烧，怕学习紧张精神会崩溃。
后来，他又把对自己的担心转移到母亲身上，怕母亲上下班被车撞了，怕母亲切菜时不小心切着手，甚至怕电视辐射会损害母亲的视力而不让母亲看电视。这种“怕”字当头的心态搅得他头晕脑胀，常做噩梦。
为此，他总是跟母亲形影不离，还要每天无数遍地询问：“妈，没事儿吧？”虽然一再得到母亲的安慰，但没过多久，他又旧事重提。卫林也承认，如此喋喋不休地询问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保证母亲真的“没事儿”，但他就是不放心，询问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一下他内心的紧张和恐惧。
卫林患的是“强迫症”。患这种病的人多半都有办事认真、犹豫、过于注重细节、自己强迫自己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征。这种人在顺境下可以不表现症状，遇到挫折和压力无力解决时，便转化为对小事不必要的担心和恐惧，以此转移和缓解心理冲突。病人有强烈的主观痛苦和要求摆脱的愿望。
我向卫林的妈妈解释道，强迫症的治疗应以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行为治疗相结合。药物可以缓解症状、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对于卫林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他的独立性，鼓励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减少对母亲的依赖。具体地说，在生活上不要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对他照顾得太多、太细，要让他学会自己照顾自己，遇事自己做决定。
“是、是、是，大夫，您说的对……”
“妈，没事儿吧？”母亲的话再次被卫林的问话打断了。
“没事儿，儿子，妈在这儿陪着你呢！”
看着慈祥的母亲像对待婴儿般地抚慰着卫林，我只有无奈地摇摇头。人们总是觉得，大夫给病人开药就能治病，可是精神疾病的治疗，岂止如此简单！母亲对卫林的行为模式不转变，卫林何时能长大？病根何时能去除？
家属的第二个误区是过于急躁，看患者做什么都不满意，经常指责患者“有病”。精神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家属要有足够的耐心，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建议家属多站在患者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和实际困难，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揭他“有病”的疮疤。家属“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如何与患者平等地交谈，也是家属需要学习和摸索的。有的家属主观意志较强，对患者说话带有指令性，不给患者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结果，患者变得愈发沉默寡言、自我封闭。
患者对待疾病和现实的态度也是影响其康复水平的重要因素。常见的情况是，患者在病重期间由于缺乏自知力，主观的痛苦感并不强烈，然而在病愈之后，顿觉噩梦方醒，不得不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不得不考虑精神病给自己学习、工作带来的重重困难。有的人从此意志消沉，甚至悲观厌世。
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患病固然不幸，却也可以把它看作对自己的一种磨练。因为患病，有人更加善于理解别人的痛苦，善于发现和珍惜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有人病愈之后继续读完大学、研究生；有人把自己患病的经历视为财富，去热心救助同病相怜者。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往日的不幸转化为今日追求幸福生活的动力。
一句名言说的好：能够坚定地从苦难和不幸中走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六 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最后要提及的，是我们的社会。
我的一位患者是一名优秀的厨师，得病以后他不能掌勺，被迫去配菜。因为他反应迟钝、动作慢，常被以前手艺不如他的同事训斥，就连新来的临时工也敢对他指手划脚。他心中极度不满，有时甚至想拿刀跟他们拼命。他知道这样不好，为了克制自己的冲动，他主动加大药量。然而药物的副作用使他更加迟钝，更加成为别人的笑料。他咬牙坚持着，确切地说，是挣扎着上班，因为这份工作对他很重要。
精神病患者克服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目的就是康复后回归社会，同我们一样生活、工作。作为这个社会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在充满善意地接纳他们？
精神病患者的的确确的弱势人群，他们能够康复，但需要我们的理解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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