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进程肇始于思想文化的解放。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推动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文化现代化也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并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精神文明的提升、文化生活的丰富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精神文明、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广义上来说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从百年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

中国向现代化的迈进是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起步的。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追寻，是从文化现代化开始的。

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内源型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的道路；一类是外源型或外诱型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思想和政治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中国与现代化的接触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裹挟中国涌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就此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从学习借鉴西方“用”“器”的角度，中国开始放眼看世界。但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科技现代化，如果不改变落后的国家制度、思想观念，单纯的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进程由科学技术层面扩展到国家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碰撞日益激烈。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性事件。大战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各种问题，引发了对西方推崇的理性主义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也影响了中国。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美尽善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这回战争给人类精神上莫大的刺激，人生观自然要起一大变化，哲学再兴，乃至宗教复活，都是意中事”，尤其是“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有了新的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为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指引了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没有明确使用文化现代化的概念，但这一思想内涵是明确的，大致呈现出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路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延续了对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批判。1923年6月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自觉意识。在这篇文章中，除对旧社会旧文化和“文明西洋人”的批判外，更强调了新的“革命”思想——要求《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以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流派辩论。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致力于宣传科学文化、民族革命思想和世界革命，树立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世界观，反对宗法社会和基督教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东方文化派进行了猛烈批判。以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张闻天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东方文化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适应性等问题的攻击进行了坚决反击。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思想对党的影响在文化领域也有反映。不过，在党的领导和左翼作家的努力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文化现代化的关注也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从事革命文艺的创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央苏区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学校、夜校、培训班等，不断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大发展的时期，其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论》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文化问题的分析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之一。毛泽东借用了列宁“文化革命”的思想，指出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在要建立的新中国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那么，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或者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由此出发，经过对中国新政治、新经济的分析，毛泽东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现代化的认识，而且是将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建设新国家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认识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多次强调“两支军队”的作用：“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文化战线“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为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适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大力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对旧的教育事业、文化宣传和知识分子等进行改造，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发展新文艺。尤其是1959年毛泽东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改变了之前“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提法，将科学文化现代化纳入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来。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当然，这期间也有一些极“左”的做法，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的批判、对胡适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明显超出了文艺、文化的范畴。1966年以“文化”名义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文化领域的一场浩劫，科技、民主、理性等现代性因素被排斥，蒙昧、专制等前现代性因素泛滥，文化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

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快车道，文化现代化也加速推进。全国科学大会重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系列决策和转变，极大激发了思想活力。其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改革开放决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汇合。就文化现代化来说，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强调要继续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从而使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成为新的风尚。与此同时，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精神文明建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必须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党和政府积极探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道路，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世纪之交，面对世界科技革命新的高潮，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及时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多项战略举措。跨入新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文化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也是现代化理念不断发展的反映。在文化领域，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深刻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并发表讲话，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重要思想。与此同时，党中央推出《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意见》等方针政策，积极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新的生机活力，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明显提升。文化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成效日益显现、作用日益彰显。

在现代化体系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则是最难被接受的，其碰撞与冲突也最为激烈。这种思想文化的冲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二是本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焦点则集中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西方国家起步早，在几次工业革命中均处于领先地位，逐渐建构出一种“西方模式”，即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就是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传统文化往往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而遭到批判、抛弃。随着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绝不能亦步亦趋地模仿，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分析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有关文化选择问题，指出这些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德国学者查普夫（Wolfgang Zapf）更为明确地指出：世界社会的不同分层，决定了世界现代化的不同道路，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道路也不是直线的、渐进的，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也不只有一条卓有成效的实现转型的道路。中国建设现代化，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上来讲是毫无疑义的。但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和认识的是，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对传统文化决绝的批判与否定，即便是后来在与东方文化派的论战中，当时的共产党人也是对传统文化大力挞伐。比如1923年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指出：东方文化是适应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基础的、反映畸形的封建制度和殖民地式的国家地位的文化。而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东方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中国只有发展“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无产阶级文化，才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才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研究者作出解释。陈来从发生学的角度指出：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时代，对于文化的主张和选择必然是以服从革命斗争为根本、为革命斗争服务的。革命的武装斗争需要的是鼓励勇往直前、冲决罗网，以及坚决奋斗的气概、意识和精神，而反对遵守秩序法则，不重和谐守成。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重视的是和谐、秩序、道德、团结、稳定，因此，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理所当然地，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不受重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批判，也有其合理性。陈先达也指出，“攻守易势”和“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是中国历史的两条重要经验。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攻势，主要是推翻旧中国和改变旧秩序，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不能只破，还必须立。

这种解读不是漫无根据的。据匡亚明回忆，1942年，他在延安向毛泽东请教对孔子的评价，提出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是说领导人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应该肯定。毛泽东听后表示，孔子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把他的思想作为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只不过在革命时期，第一位的是依靠马克思主义取得革命胜利；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变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通过革命斗争打出的天下，不可能在治国理政、调整内部矛盾时照样沿用革命的方法，照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不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却是取得政权后当权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包含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中注重社会和谐和民本的治国理政的智慧，研究如何立德兴国、教民化民。”

新中国成立后，从“得天下”变为“治天下”，中国共产党对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显著改变。1954年9月，毛泽东谈到人类历史上的革命，认为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强调孔夫子“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这时，毛泽东更加注重借鉴历史，从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经验和教训。1960年12月，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毛泽东就以科学的态度评价中国文化遗产：“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他晚年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不仅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还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书，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营养成分和经验智慧。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建设实践中也有充分的体现。邓小平借用《诗经》中“小康”一词，经过创新发展，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来描绘中国现代化建设前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调动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江泽民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党和国家治理中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强调“必须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胡锦涛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范畴，强调以此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系统梳理这一过程，我们就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重要论断。

当然，肯定传统文化在中华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不是要全盘接受。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正确的态度。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以现代价值观衡量，儒家传统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等级尊卑观念压抑社会，很难出现自由平等的理念；以私德至上观念压抑公德意识，难以培养公民意识；以亲情至上观念压抑法制，阻碍了以法治国意识的形成，及至近代，它会严重干扰现代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以及伦理观念的确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中的作用，他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发展，关键在于如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是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反映，有自身局限性，也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着深厚滋养，“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因此，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他强调指出，进行“两创”的指导思想是“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价值追求上，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在具体内容上，“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在使命担当上，要聚焦培根铸魂“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具体到“两创”实践，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笔者认为，在新时代，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路径探索：

一是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再阐发，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意义。“创造的转化”这个概念是林毓生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激进思潮提出来的。他既反对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反对固守传统文化立场、进行“文化复兴”的观点，主张“创造的转化”，强调重视传统的连续性，在连续中转化，在转化中产生新的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创造的转化”方法主要是对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转变为现实需要的种子，保持文化的延续和认同。比如，“性善”这个概念经过创造转化，可以变成自由民主的人性论基础；“仁”在与“礼”分开后，可以成为个人的道德自主性，与民主法制制度进行整合。当然，应该注意的是，林毓生是在“有利于自由民主”的向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所谓“现代性”的向度上强调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他始终着眼于西方模式的政治建制。不过，林毓生的主张作为一种方法，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这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阐释、再使用的例证也屡见不鲜。比如，“实事求是”就是经由毛泽东的创造性阐释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我们党思想路线的凝练概括。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二是通过深入挖潜，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养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形态。就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而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人类文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全人类的共有精神财富。不同国家和民族因其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是这种独特性，丰富了人类文化大花园，使得百花齐放，竞相争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也是创造新的文化辉煌的丰富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在深入学习、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资源养分，结合实践需要进行新的创造。在这方面，鲁迅、周作人对魏晋和六朝文章资源的偏爱和挖潜，不仅成就了兄弟二人散文双峰并峙的地位，而且在接续传统的同时，为现代中国散文开出一条新路；放眼当代，陈平原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他通过“诗骚”传统对现代小说影响的探讨指出，引“诗骚”入小说，突出“情调”与“意境”，强调“即兴”与“抒情”，大大降低了情节在小说布局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突破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为中国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近年来，借助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中华传统艺术瑰宝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比如故宫博物院用数字科技对《千里江山图》进行创新性开发与创造性诠释，给观众以全新的文化艺术体验；通过对《韩熙载夜宴图》高清扫描放大，以VR（虚拟现实）节目的形式使观众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感受“一画千面”的艺术魅力等。正是在对传统文化资源继承的基础上，才拓展出新的发展境界；也只有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才能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精品，贡献于世界。

三是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融入当代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以儒家文化来说，针对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源于新教伦理催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否认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观点，余英时通过考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指出，宋明以后的新儒学，在吸收佛教成分特别是在新禅宗的影响下，区别于汉代以前的旧儒家呈现出新的精神风貌，比如重视心、性、理，强调“敬贯动静”“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苦行，肯定“经营”“治生”日常人生等，不仅批判了韦伯对儒家文化的否定，而且指出中国社会在宋明新的儒学的影响下，也提升了商人地位，将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秩序转变为“士、商、农、工”新秩序，肯定了勤俭、诚信不欺、仁义等“商人的伦理”，促进了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对于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方传统精神也有了新的认识。比如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认为，东亚社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人际关系和睦、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这些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的倡导，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都大有裨益，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有益于经济增长。彼得·柏格（Peter Berger）认为，东亚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相似，可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比较优势”。艾森斯塔德（Shmuel N. Eisenstadt）也认为，中国文明同基督教文明一样，具有高度的理性化倾向。这些价值因素，需要我们在当前文化建设中不断挖掘、对接和弘扬。

四是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类社会面临的世界之治问题突显。回答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世界怎么办的问题，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文化层面来说，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资源，助力世界和平发展。其中，“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就是需要着力开展的工作。有学者就从以《易经》为代表的六经，包括后来作为十三经组成部分的《论语》《孟子》《孝经》之中梳理抽绎出五组对当今世界治理有益的价值理念，即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讲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更为精辟地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本目的是推动中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供给文化产品、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文明素养，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