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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90岁,为做裸模跟儿女反目,这样的人生,我觉得有意义

17层工作室 自PAI 2019-06-29

编者按一到老年,往昔的风光或者狼狈都幻化成过眼云烟。老到手无缚鸡之力了,老到不再被社会需要了,就好像变成一个失落的旁观者,看着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置身何处。当“裸模”在一些人看起来是没有体面的。可是对于已经“体面”过的王肃中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给自己一种“被社会需要”的感觉。也许只有经历过风浪,才更有底气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王肃中/口述


我叫王肃中,今年90岁,四川人。

我这一辈子,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穷过也风光过,目睹两位至亲意外离世,各种变化都赶上了。

2012年,我83岁,已经退休好久,以为一辈子会这么平淡地走完,却没想到,一个在我看来很自然的决定会让我众叛亲离,成了别人眼中可怜的孤老头。

其实九年过去,我对这些都看淡了,一个人也挺好,只要自己心里稳得住,别人怎么说,我不在意。这张照片是我在自己做人体模特的画室拍的。 

我出生在川东遂宁,14岁离开家乡,辍学去了成都。

战乱年代,我想学门保证自己饿不死的手艺,就去做了裁缝学徒。1951年,凭着多年积蓄,我开了自己的裁缝店。三年后,赶上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裁缝店没了,为了养活四个儿女,我进了合作社,还是靠裁缝手艺谋生。

这是我30岁时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拍的照片,背后的古建筑墙壁上,刷着毛主席语录:“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60、70年代,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动荡期,我对政治运动一向不感冒,能躲就躲,想办法关起门来来磨练技术。文革结束,我学的一身本领也派上了用场。

1983年,我被调到成都机投镇一家服装厂当了厂长。

刚到服装厂时干劲很足,为了搞发展,我招了100多人,扩建了厂房,跑到兰州考察采购面料,也去上海学习最新的服装样式和裁剪技术。这是1984年,我被派去上海出差,在外滩拍的纪念照。

我那会儿有看报的习惯,经常关注与服装相关的新闻消息。时间久了,我注意到报纸上经常有人来信询问,成都哪里可以给残疾人做服装,我觉得这可能是条赚钱的路子。

1987年,我辞去了服装厂厂长的职务,在成都开了一家异形体服装店,重新下海创业。

这家店专门给肢体残障人士服务,生意红火,一个月能赚2000多元。

埋头苦干了6年多,儿女们纷纷成家独立,65岁的我决定退休,过清闲的日子。

老天爷不会让人快活很久的。1997年10月,长期抑郁的妻子因为跟儿女发生了小摩擦,一时想不开,跳河自杀了。

我们俩的婚姻是战乱年代的仓促结合:她是年长我一岁的表姐,母命难违的情况下,我匆忙用花轿把她抬到家里来,这样就算成了亲。

我一直对自己的婚姻生活不满意,和妻子也没什么感情可言,这是我们仅有的一张合照。说实话,妻子的死对我的生活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真正让我痛不欲生的打击发生在十年后:2007年,我最疼爱的小儿子因为酗酒意外离世。小儿子走后,媳妇改嫁,带走了小孙女。

这张照片是孙女一岁时,我抱着她和儿子儿媳在公园拍的,那时我们还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经历过这次打击,我对生死看得很淡很淡了,人嘛,可以说,生下来就是奔着死去的。

2007年小儿子去世后,我开始了独居生活。这些年,除了小孙女偶尔回来看看我,其他的三个子女基本没有管过我。

父子关系恶化有我的责任,因为偏疼小儿子,我分家时财产分配不均,一来二去,关系就淡了。那时,我一个月拿700块的低保,生活上有些拮据,但性子倔犟惯了,我不愿跟儿女们低头。

2012年5月的一天,我在川师校园里闲逛,经过绘画系教室时,一个年轻人叫住我,问我是否愿意做人体模特。当时我有点犹豫,但晚上回去后越想越开心,竟被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搞得失眠了——没想到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有用

而且做模特一天能拿100块钱,虽然不是天天做,但确实能改善我的生活。这么一想,我就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张照片是我在画室里拍的,工作结束后我经常会到处转转,看看学生们画的我。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去做人体模特的情景:那天我兴奋得睡不着,早早就起床,坐公交车到了川师校园。画室的一角垫几块木板,铺一张布,就是我上台前脱衣服的地方。

我站在这儿很利索地脱光衣服,按要求坐到了模特台上。面对着十几个年轻学生打量的眼睛,我一点儿都没觉得不自然和难为情,因为我从心底里觉得这是一种艺术行为。

做人体模特没多长时间,就陆续有媒体来采访我,这是一个记者在我工作时给我拍的照片。2012年下半年,报纸上登出了我的新闻,我觉得挺高兴,还特意买了那份报纸拿回家。

没想到,第二天,许久未见的大儿子就气冲冲挥着报纸来找我兴师问罪,一见面他就开骂:“死了不给你收尸,你太丢人了,不要脸!”

我说:“那我就不要脸了吧,你不给我收尸,总会有人给你老子收尸。”

这份工作让我和子女们的关系彻底决裂了,儿女们觉得我的这份工作让他们丢尽了脸面。

郁闷的时候,我看了一本写著名画家刘海粟的书,他是第一个把人体模特带到中国的人。

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艺术和礼教的冲撞并未结束,它们水火不容,也许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才能摧毁、动摇它根深蒂固的根基”。

现在儿女们因为我做人体模特而不与我来往,我不怪他们。

我之所以能下决心去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它让独居的我觉得自己被社会需要,每次去画室工作,我都很快乐,觉得自己还是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成都电视台找我拍的关爱空巢老人的宣传照,后来我一直把这张照片贴在卧室墙上。

我喜欢这个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适合我这种高龄老人,一点儿都不累。老师教我摆出一个坐姿,我只要保持不动就行了,然后学生们会观察我的五官、肌肉、骨骼这些东西。

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很好,上课前,他们会提早把空调打开,还会在我面前放一台“小太阳”,冬天不穿衣服也很暖和。

有时候太舒服了,坐着就犯困,我也可以闭眼睛眯上一会儿,只要别动就行。

我喜欢和年轻娃娃儿在一起,他们待我好,跟我说话也很耐心。看到他们一笔一笔把我画出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些年我在四川八九个大学做过模特,最远坐火车去过绵阳。这幅画就是绵阳一个女学生画的,画了三天,画完以后我特别喜欢,她就给我拍了张照片,方便我看。

和儿女们不来往以后,生活上我完全不需要他们。我的身体很好,2018年10月份,我搬到了这套不到50平的保障性公租房里,就把之前住的那套房子送给了小孙女。我对钱财看得淡得很,根本就无所谓。

搬到这边来以后,生活方便多了,小区斜对面就是个大超市,边上有菜市场、药店,买东西很方便。

出门工作的时候,我一般早上五点半起床。我的早饭很简单,自己吃些点心和牛奶就可以。家里的冰箱有点儿空荡,现在我不会存太多食物,一般都现吃现买。

记性不好了,东西一多,就记不清什么时候买的,容易吃坏肚子。


吃完饭,我会检查一下出门要带的包,水杯、雨伞、钥匙、手写电话号码本和公交卡一样都不能落下。

从前每次去学校,包里还要装上锅和菜,中午的休息时间,我和其他人体模特就搭伙在教室里做饭。现在不让做饭了,有时我就会拿点心和牛奶垫肚子。

做模特这几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我的同事刘老汉,农民,五六十岁时在大街上卖扫把。现在他78岁了,干不动别的,做人体模特对他来说很轻松,他也需要这个钱。

另一个朋友张大姐也是农村的,如果没有课只能去擦皮鞋。

我接触的人体模特们都是农村人,城里的人少的很。他们不像我,一开始都不敢脱掉内衣,克服了很多心理障碍,才慢慢放得开了。

年纪越来越大,最恼火的事就是管不了自己的身体,腿脚不听指挥,牙也不好了。

现在,我下面的门牙掉光了,大牙也掉的差不多了,就剩下几颗活动的牙齿,好多想吃的东西都没得吃。

因为牙不好,我自己做饭的话一定要煮趴(软)一些。我最常做的是面条:先起油锅煎一个鸡蛋,然后加水烫几颗青菜,水开后放面条,出锅时搅两勺猪油,吃起来巴适。

人老了,好多欲望都没了。现在我的开销不高,一个月水电费100多,物管100多,房租398,加起来 600元,一个人生活,舒服得很。


我讲究了一辈子,现在虽然形象不好了,但还是尽力把自己收拾得爽快些。

每次出门前,我都要刷牙洗脸,把头发梳整齐,随时检查指甲是否需要剪。

画室的学生们都喜欢我这一头白发,说看着有艺术气质。

一个人在家呆久了,有时候很想跟人聊天,但是搬过来后,我在这个新小区里没有朋友。最近天暖和了,下去散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跳广场舞,但是我不感兴趣,也不爱扎堆,所以也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以前有媒体想帮我撮合老伴儿,为了配合媒体,我答应了,其实我是不需要陪伴的,我喜欢一个人生活,连儿女都不需要,再找老伴儿干什么,你能给我一个相亲的理由吗?

这张沙发,可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天天坐在这里看电视,也一个人想事情,困了就躺在这儿睡一会儿。我没有什么忧虑,想得开。别人觉得我孤零零很可怜,其实我根本对这些事情不计较。我一个人把自己料理好,又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女不跟我来往算啥子哟。

我今年90岁了,以前过了很多好日子,如果将来有一天,真要孤独老死,我也能接受。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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