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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贝 尼玛才让 多吉夸卓 陶嘉熙|人类学视野下三江源生态保护模式探究——以玉树昂赛为个案的民族志考察

才贝 等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23-08-28

作者简介





才  贝(1976—),女,青海贵德人,博士,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藏族文化史、地理景观。


尼玛才让(1994—),男,青海尖扎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民族学。


多吉夸卓(1994—),女,青海同德人,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藏学。


陶嘉熙(1995—),男,广东惠州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民族学。

导 读



一、问题的提出


二、“昂赛”生态保护项目考察

  (一)雪豹景观:看与被看

  (二)通过相机“观看”故乡


三、保护与“人兽”冲突的取舍


四、捡垃圾与“干净”的观念


结语





摘要/关键词


摘 要: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语境中,玉树昂赛在国家、政府、公益性自然保护组织的多重建设和引导下,通过自然保护体验、野生动物监测等生态保护项目,塑造了以雪豹为主体的新景观,人与动物的关系由“神话”的联结走向互惠。本文采用参与观察、采访式访谈和结构化访谈等方式,从人类学内部视角出发,试图解释项目主导的生态保护模式如何在日常景观和人兽冲突中理解和实践,并提出一种合作民族志的可能性。


关键词:人类学;昂赛;生态保护;民族志



三江源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在3500-4800米之间,以其独特的生态地理位置,孕育了中国乃至亚洲最为重要的江河—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18个核心区域中有10个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下文简称玉树州)境内,涵盖面积10.96平方公里,是全州国土总面积的40.8%,占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72%,生态区位决定了玉树州在整个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可以说三江源的核心区在玉树,有着重要的生态位置。就玉树州来看,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涵盖长江源园区和澜沧江源园区9个乡镇34个村,其中长江源园区面积9.03万平方公里,涉及治多县索加乡、扎河乡和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叶格乡的15个行政村,澜沧江园区面积1.37万平方公里,涉及杂多县莫云、查旦、扎青、阿多、昂赛5个乡的19个行政村。

自2005年国家建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之后推行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来,新的政策及时代语境极大地改变了玉树总体的发展状况和文化认同。“生态保护”显然成为玉树现代化历程的一个关键词。在玉树地区,三江源生态保护与文化、经济发展杂糅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

问题的提出


“今天,在关于可持续资源利用和平衡发展的讨论中,土著知识至关重要。”为什么土著的知识是重要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回答是“因为传统/土著知识深深植根于其环境”,大多数观点将土著的知识视为是“传统”的,并将现代知识作为其对立面,将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当作是二分的且互为矛盾的不同话语体系或者认为本地知识天然具有一种和现代知识不谋而合的特性。如学界关于藏族生态观的讨论,认为藏族的传统知识,特别是关于山水的知识,与现代生态知识不谋而合,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把传统知识发生变化的过程及变化中的本土性问题当作重点来考虑。因此本文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政策语境之下,三江源的传统/本土知识(这两者在某些情境下是重合的,而在另一些情境中则是区分的)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发展?或者,传统/本土知识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实践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本文的案例主要基于2020年、2021年笔者一行对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澜沧江源区的考察。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采访式访谈和结构化的无确定答案访谈。为了呈现完整的案例、当事人参与事件的经历、感觉或观点的捕捉,一般采用采访式访谈,具有一定的叙事和民族志特点。而出于对某种态度或观点的可比较性,则采用结构化的无确定答案访谈,意味着“调查对象可以给出任何答案……(且)能很好地反映个人的想法”“这种策略还可以弱化访谈者的作用,减少自由谈话所引入的偏差。”另外,还表现在站在对方立场的提问。

“昂赛”生态保护项目考察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rnamsras)乡位于县城东南部,属澜沧江源区,下辖3个行政村,12个牧业社,全乡总人口为7812人,总户数为1738户。其境内澜沧江峡谷200多平方千米的地区形成了石峰、石柱、陡崖等千姿百态的地貌形态,被中科院等多个组织确认为青藏高原发育最完整的白垩纪丹霞景观,这里也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森林灌丛类型的核心区之一,是我国大果园柏的分布上限和最大的原始森林。据昂赛乡政府提供的资料来看,在昂赛乡共记录到雪豹、金钱豹等23种哺乳动物、棕草鹛等78种鸟类以及诸如杂多点地梅等典型代表植物,目前识别出的雪豹个体有44只,金钱豹12只(截至到2021年5月)。因此,昂赛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价值。

生物多样性为什么是重要的,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量物种在保持食物链的完整、能量和物质循环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所有的生态系统而言,多样性都极端重要。”特别是像雪豹这样位居食物链顶级的物种,一般在业内称为旗舰物种,作为健康生态系统的标识,保护它意味着保护了其他相关动物,而昂赛被认为是全世界雪豹密度最大的生态保护区之一。因此保护雪豹的重要性在当地提上议程,特别通过当地的“自然体验”项目,塑造了雪豹在当地野生动物中的“明星”动物身份,成为当地百姓生活中的热门词汇。


(一)雪豹景观:看与被看

目前,在北京大学所创建的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山水”)和杂多县、昂赛乡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大猫谷“自然体验”项目自2018年在昂赛地区开展以来,总共有22户(目前固定有21户人家轮流)参加,这些牧户主要分布在昂赛大峡谷,这里的景色也是最为“野生”的状态,这里至今没有人为规划的或人工景观。根据“山水”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共接待团队100多个,总收益为136万元。接待家庭向体验者提供车辆和向导,每天的车费为1000元,每位体验者食宿为300元。其中收益的45%归接待家庭,45%归大队(社区分红,其中的10%用于动物保护如救助等产生的费用)。因此可以说,虽然在整个昂赛乡参与“自然体验”的家庭占很小的比重(主要出于控制人数的目的),但是接待家庭在自然体验中的收益却是全村人的收益。

在我们访谈时接待家庭普遍反映,做自然体验项目很辛苦,需要派车、解决路途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需要学汉语、做汉餐、提升服务意识等,但是增加了收入、开阔了眼界,交到了很多外面的朋友。就像接待家庭所认为的,雪豹是自然体验的主要“看点”——“游客看到雪豹就非常开心,他们喜欢拍照”。这里就有一种以雪豹作为主打景观,一种看与被看的“凝视”发生。虽然在大多数关于旅游凝视的研究认为,凝视的主体是游客。但是在昂赛的语境中,这是一种主客双向的体验与实践,“他者的凝视与地方性表征是共生关系,凝视与被凝视相互建构;游客不断被激起凝视需求,东道主为游客的凝视需求进行文化的自我表征;凝视发生时,被凝视的文化随凝视者的消费欲望发生改变,被凝视者日常文化生活逐渐转化为展演性呈现。”而这种展演性成为牧民一种新的身份表达与提升经济收入的来源,也内生为一种“心理”景观。

在“山水”微信公众号,有一期文章标题很醒目:“在大猫谷,我们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显示了一个公益环保组织进入社区之后,对于生态保护和当地发展如何平衡的思考,我们的研究也想透视昂赛,有没有可能把它作为当前中国,特别是青藏高原面对生态发展一种方法参照。

根据“山水”提供的资料以及对负责人的访谈,2015年昂赛布设红外相机,2017年完成监测全覆盖,目前共有80多台,当时山水推动做自然体验项目,属国家公园园区内的首次尝试。初衷在于探索在国家公园的政策语境下,牧民应该如何应对和参与,因此对上述所提及的自然体验项目的定位为——“这不是一个发展目标,依然是一个保护项目。”

在“山水”和政府的合力推动下,昂赛“塑造”了雪豹作为多物种保护的明星物种和自然体验的主打景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地景”(人类“栖居”的状态)和人们观看地景的方式,也成为牧民自我凝视的“镜像”——牧民通过雪豹和其他动物重新审视自身与动物、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仅仅基于传统知识,而是现代生态保护概念的引入,是强烈的国家公园政策语境所带来的。以雪豹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成为游客,也成为当地人“观看”“消费”和保护的对象,保护基于生计的需要,人与动物之间由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圣俗关系变为互惠关系。这是当地面对生态发展所采取的策略,通过保护动物提升收入,从而提高当地人保护动物的积极性,是一种可待续的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昂赛的做法确实是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其智慧之处也在于这个方法聚焦于保护却带动了发展。

下面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由自然保护组织和政府主导的项目,如何影响了当地人的行为和观念的改变。

民族志案例:在动物的知识中获益

在昂赛有一个监测员,他既是监测员也是牧民接待家庭。自然体验开始之后,他们家女儿嫁人了,儿子在外面,家里有七八十头牛羊,放牛的话,没有劳动力,去年把家里牛全部都卖了,家里只放了几头供吃的,喝牛奶的。当时跟他聊天,他叫YT,(我)所接触到的牧民,他们都有这种想法,说孩子们要去上学,要走出大山,去城市,不要留在这里继续放牧,走出去是好的。女儿嫁出了,儿子也上学,两口子不需要放这么多牛羊,两口子也花不了多少钱,没有必要活的那么辛苦,以前是靠天吃饭,现在有了收入,有了自然体验,这些必然会影响当地人的方方面面,生活的质量和想法。收益这块,对于这种接待家庭,(人口少)能够承担生活的支出,对于自然共存的(想法)会慢慢改变,以前可能是需要和野生动物竞争自然资源,以前要放更多的牛羊,但是这样就会挤掉岩羊、白唇鹿食草动物的资源,现在生产方式变了,空出来的资源就可(交给)野生动物去利用了。他通过野生动物的监测(在山水环境保护组织的倡导和支持下,当地的生态管护员在减少其他工作量的前提下担任野生动物监测的工作),知道它们分布在哪里,它们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这些信息掌握之后,这些信息在他自然体验时,(就成为接待知识),让体验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清楚地知道雪豹在这个季节在哪里分布,活动的热点在哪里。是一种非常有用的信息来源,以前这些野生动物与他是一种竞争关系,但是现在变成是(我)(牧民)去保护他们,他们好了,(我)(牧民)的收益也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改变。


在上面的个案中,当地环保人员已经非常生动地总结了当地牧民的生计,身份认同随着与动物、环境的关系发生改变。昔日在传统观念中理解的有灵力的动物,在新的发展语境中已经转变为可以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技能性知识。人们在重新认识动物的过程中,重新审视和定位了自己从环境中谋求生存的方式,人与动物的关系从敬畏变成了互惠。


(二)通过相机“观看”故乡

如果说在传统的意义上,人们不猎杀雪豹是因为“万物有灵”的原因,如雪豹(藏语称为“萨”gsa)在藏族地区被称为“用尾招手的老比丘”(banrgan-rnga-m’ai—lag-gyug-can),认为它是所有野兽中最温和的动物,是老比丘的象征,人们对它充满崇敬之情。杀害雪豹的罪孽等同于杀害一名老比丘,因此极其忌讳捕杀雪豹。另外,在当地观念中,人们认为外出时如果无意中看到雪豹,是好运气的象征。那么当下,动物保护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是,国家相关保护动物的法律出台以及国家公园的建立。在此背景下,雪豹的数量这几年有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有闯入牧户附近畜群中觅食的情况,因此,人与雪豹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领地重合。如果说以前当地人对于雪豹和其他野生动物的认识主要通过“神话”的方式,具有敬畏意识,如上述神圣性的说法和习俗,人与雪豹之间保持着充满想象力的距离,而当下人们通过相机,如当地每户都有生态管理员,有部分成员负责野生动物的红外线相机监测,他们通过数据、专家的研究获得关于雪豹的科学知识。

如51岁的仁青达杰所说的:“以前大概知道(我们这里)的野生动物,后来装了红外线以后知道了一些从未见过的鸟类,野猪等,对动物的习性也是了解了不少,以前也知道一点,但是现在知道的比较深入,比如何时吃草,何时喝水,(这些)都能监测(到),而且还检测到某一个地区(经常)有何种动物经过。”

很多当地年轻人购置相机拍摄观察雪豹,通过自然体验项目、科学监测、微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雪豹等野生动物,通过镜头,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观看”自己的家乡。

研究显示“在三江源地区,许多自然圣境的文化传承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而由于现代文明的介入,年轻牧民对圣境文化的了解程度相对祖辈在不断下降,部分自然圣境的文化内涵被遗忘或误解。”经调查,在我们的受访对象中,只有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极少数老人才能零星回忆起一些山水和动物的传统知识而且还不成体系,年轻人基本上不会提到传统知识的影响。玉树地方学者尼玛次仁老师多年来搜集山水知识,并著有《藏族传统生态保护理念》《玉树市乡镇村社地名文化释义》《江嘉多德圣山志》等书。其第一部著作中受访对象也只有12人左右,而且是在玉树全州内进行广泛联络和采访的。他也告诉我们,现在掌握这些“传统”知识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正如上面的调查显示,随着地方性知识的衰败,人们在转换自己身份的同时,转换了保护雪豹的情境,也重获保护雪豹的动因和现代生态知识。如28岁的扎西告诉我们,他从没有上过学,最近花22000元买了一部相机,并且在去年参加了杂多县政府和“山水”举办的牧民摄影培训,已经有两年的拍摄经验。当我们问拍摄的目的是什么,他回应说主要是想拍野生动物,自己看或给外面的人看,并且强调这对保护动物有帮助。后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当时摄影培训有40名牧民参加,目前昂赛拍的最为知名的牧民有3位,他们在上海等地开展过影展。这里的牧民对于摄影就像“跟风”,年轻人都想拍摄,最贵的相机有买7万多的,甚至有人买了无人机拍摄,大家在网上发布很多拍摄昂赛的照片。

保护与“人兽”冲突的取舍


三江源地区是多样性动植物的栖息地,特别是大型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人与野生动物共享一个家园,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实际。人兽冲突是这里的牧民和家畜面临的日常威胁之一,那么在昂赛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昂赛牧户主要是放牧牦牛,这里基本没有羊。通过“山水”的一份调查,拿牦牛被各类野生动物吃掉的比例来说,狼(群)和雪豹为罪魁祸首,之后为金钱豹、熊、猞猁和豺等,其中被吃掉的牦牛4岁及以上的占比例最大,然后是2~4岁,其次是0~2岁。可见当地体型较大的成年牦牛反而面临更大的生存威胁,这样来看,牧民的损失也更大。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昂赛平均每户人家,一年被野生动物吃掉的家畜数量平均在5头左右,生活在昂赛峡谷的牧民由于离野生动物近,损失更大,至少在七八头,最多的有十几头。牦牛在维持当地人的生计和身份认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兽冲突,当地人普遍的看法和策略是什么?对于这一部分的访谈,我们提出结构性的问题——“每年你家有多少头家畜被野生动物吃掉?”“你认为为什么要保护雪豹?”“雪豹、棕熊和和狼哪个更需要保护?哪个不需要?为什么?”等,访谈牧户既有做自然体验的家庭,也有没有参与以及家畜少的家庭。重点在于考察基于国家跟政府保护的视角,在实际的人兽冲突中,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动物以及当地人的观念如何被改变。这一部分民族志材料的呈现,出于保护受访对象的原因,将采用化名,访谈均以藏语进行。我们认为宏观数据并不能“深描”牧民与野兽冲突的具体情境,只有深入牧户,将人兽冲突投射到具体的个人和家庭,从牧户的角度出发,试图解释项目主导的生态保护模式如何被牧人实践和理解。下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牧户回应,进行说明。

A户

家里有40头左右牛,去年被雪豹吃了大小9头(5头获得赔偿了,其他不符合保险公司的赔偿要求)。我觉得要保护雪豹,因为杂多县的野生动物比较多,在世界各地雪豹的名气较大,很多国家没有雪豹,只有这儿有,价值大,有很多游客来这儿“看”雪豹。(国家为什么要保护棕熊?)不知道,对于藏族来说,棕熊是山神坐骑,是山神的家畜和财富,如果不危害人,应该保护。生命都一样,是野生动物的一类,一样都要保护。但是它具有破坏的思想和行为。(雪豹和熊)不一样,雪豹不会吃人,棕熊会吃人。会破坏房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毁坏了。一年会有一万的损失。人没有杀它的武器,没有办法。以前我有枪,为了拿熊胆,打过棕熊。棕熊是最危险的动物,最残忍的。我觉得不需要保护熊,因为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狼保护也可以,也可以不保护。其他国家没有狼,可以来看。(怎么对付熊?)可以由国家或派出所拿枪对付,我没有枪,只有匕首,(如果在路上遇到)它会把我的脸扒下来。它像人一样,会拧开瓶盖,喝水,像人一样,“聪明”(说了汉语)。如果去放牧,只能被它吃掉,它有武器(熊掌)。不容易掌握它的行踪。(我们)去挖虫草也是一个大威胁。前天“卡岗”这个地方,晚上来了三只棕熊,跑到房子周边,冲进畜群里吃了两个牛。人在睡觉。它再英雄呗!(说了汉语)(为什么熊会到人住的地方?)以前不会到屋里,现在房子(冬窝子、夏窝子)里什么吃的都有,以前房子里没有任何食物,所以熊会下来。现在人没有枪,熊也越来越多了,防熊的措施主要是在门窗外面装铁钉,熊不发现可以,一旦发现,这个办法便没有用了。它会饶过去。

B户

(被)吃的(家畜)(一年)具体数量不清楚,估计4-5头吧!

保护雪豹有价值,因为雪豹会吸引很多游客来看;国家让我们保护雪豹我们就保护,国家让我们保护肯定有它的道理。

C户

家里有40头牦牛,去年被狼和雪豹吃了3头。都获赔了。要保护雪豹,有雪豹的地方就会有宝藏。不想保护熊,它会造成人的财产损失,还危害人的生命安全。

狼要保护,狼不会伤人,吃的家畜少,但狼群可能对人有威胁。哪怕是虫子,大到野兽,藏族都会保护。我绝对不会猎杀动物,年轻时也没有杀过。因为我总是要死,不想与动物为敌,不想成为动物的孽缘(sdig-pa),如果我杀了它,就是我的孽缘;要是动物吃了我,是它的孽缘。

D户

去年被野生动物吃掉的有十几头,最严重的是20几头。获赔5头。说讨厌还是挺讨厌野生动物的,对家畜的伤害大,对于牧民来说,靠家畜生存,雪豹名气大,杀它会触犯法律,但换个角度想的话,它也是万般无奈,毕竟它是野兽嘛!没有吃的才会来吃家畜,挺理解它们的,也是无奈之举。


正如上面所呈现的,牧民对于以雪豹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吃家畜还是具有相当的容忍度,这种容忍度既来自藏族传统信仰如地方保护神崇拜、佛教思想的影响等,也来源于国家权威和地方发展的需要,也应该看到人兽冲突基金和保险公司赔偿的作用,牧民在损失和保护野生动物的选项中,理智地选择了后者。但牧民对于国家为什么保护雪豹、狼等野生动物并没有深入的认识。由于熊对人的生命有威胁,大多数人对于政府保护棕熊的原因并不能理解并且持反对态度。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牧民都对家里的门窗做了坚固的防护措施,有的钉上了尖锐的铁钉,以防棕熊袭击。关于为什么棕熊经常侵犯人的领地,不少牧民告诉我们,以前牧民并不贮藏食物,人们游牧,经常变换地方,现在住房固定,有剩余食物贮藏,改变了棕熊觅食的行为和轨迹。

下面的案例显示了当地政府、自然环保组织如何介入人兽冲突并给予牧民赔偿,案例显示与野生动物的周旋是长期的,需要“斗智斗勇”。随着动物保护政策语境的变化,人与动物的领地重合,动物变得越来越“聪明”,激发出个性和应变能力。

民族志案例:熊学得越来越聪明

(解决人兽冲突是)学习尝试摸索的过程,当时觉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想的很简单,既然(熊)把房子破坏了,那加固就行了。想着把房子修好就行了,怎么加固,做网维栏,主动去防护什么的,后来才发现人兽冲突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单说熊的问题,(它)其实非常非常聪明,是一个长期斗智斗勇的过程,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人要生活在那里,而动物受到保护,人没有枪支什么的,兽类种群也会相应地恢复,没有了威胁,它们对人类没有恐惧,更敢靠近人类。像狼、雪豹,会直接跑到牛圈、羊圈里去抓,比如熊,刚开始找没人的房子,后来是有人也扒,甚至直接与人冲突,所以熊也在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做一个东西就解决了。比如电网维栏,刚开始是有作用的,但是熊知道怎么去破解之后,就没有用了。你的措施要不断地升级,改善,所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有时候有些方法是有用的,但是由于牧区的一些客观条件,就会导致你的方法有些是起不了作用的。在三江源,要考虑海拔、气候,昼夜温差等,都会去影响你的电网,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加上维护成本特别高,比如,你得懂电的常识性东西,比如围栏一拉,所有的线都缠在一起,牧民可能会疏忽这些,这样也有危险。


可见,随着政策语境的变化,人兽冲突需要不断变化的解决方案。比如对于雪豹来说,家畜并不是它的首选食物,更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一位常年拍摄青藏高原雪豹的摄影师“曾连续3个月跟踪观察一只雪豹,发现有两种情况,雪豹才会发动对家畜的袭击,一种情况是它年龄大了或受伤了找不到吃的;另一种情况是它在哺乳期,刚生育了幼崽,不敢到离巢穴太远的地方去捕杀猎物,若走得太远,母雪豹会担心自己的幼崽遭受其他动物的捕食或伤害,为了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母雪豹会主动选择猎杀容易得手的家畜。”也就是说,气候变化、资源缺少正威胁着雪豹及其他青藏高原大型动物赖以生存的脆弱家园,也会造成人兽之间的直接冲突。“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实施,一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以回升;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用地也在逐渐扩张,因此‘人兽冲突’问题已成为现阶段野生动物保护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人类与野生动物存在的表面冲突,其背后实际是各利益相关群体不同利益目标间的冲突。只有识别并解决了关键问题,才会得到多方认可、有效的、可持续的冲突解决方案。”

正如我们的访谈显示“野生动物并不是完全受环境或本能控制的无意识的机械,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并通过轮回、交易、狩猎、寄生等方式与人类共同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agent)。事实上在很多地方,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并不是当地必然出现的问题,而是由于原本封闭的自然——社会——文化系统被打破,而新的动态平衡尚未建立。比如,强势外来文化进入时带来新的思想观念和做法,或者‘一刀切’政策压缩了当地的非正式社会规范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得原来的人与野生动物关系遭到破坏,‘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才从一种被人为建构起来的话语演变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对于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合理的人与动物共享的空间,也是在国家公园建设的语境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我们也发现,对于国家为什么要保护雪豹、棕熊、狼等对于家畜或人有攻击行为的野兽,除了继续依靠地方性知识,如地方神崇拜、佛教尊重生命、不杀生等思想的支持,还需要采取更为直接的方法来引领,尤其是有针对性开展更加依赖于传统知识的多物种保护的培训和政策的解释,特别是家畜赔偿的方案应该更为合理。另外,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老百姓不是特别理解保险公司赔偿的条件,如赔偿审核时被吃掉的家畜必须保留一定的残骸,如保留四蹄、头骨、耳朵、尾巴等部分,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操作,导致没有办法获赔,也这增加了“保护”的脆弱性。

捡垃圾与“干净”的观念


根据2011年颁布的《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设置及管理意见》,自2012年起,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均设立一名生态管护岗位。根据玉树州政府2020年提供的一份资料来看,目前玉树州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设立生态管护员共计14666名,全年享受公益岗位补助3.17亿元,户均增收2.16万元,此外还有补助奖励资金,昂赛乡目前共有生态管护员1561名。根据调查,每月1800元的收入,成为当地牧民除去虫草和畜产之外,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受到牧民普遍欢迎。当我们问及生态管护员的主要职责是什么,首先是清理环境、捡垃圾,其次是巡山,有没有人盗猎、放置铁丝网等,有些还包括放置红外线相机,定期检查、获取数据等。负责澜沧江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每户参与到具体的环境保护工作之后,当地人关于垃圾分类的意识从无到有,有了质的飞跃。昂赛乡的垃圾遵循“户分类、村收集、乡运转、县处理”的流程,所以生态管护员在最基础的层面,负责垃圾的清理和收集,再进行分类。

丹麦人类学家拉内·韦尔斯莱夫曾用“关系身份”(relationalidentity)来解释西伯利亚东北部民族身份认同的情景性和流动性,在此区域,一个人在一生中转换民族身份或同时拥有多重身份较为常见。在昂赛的情境中,生态管护员的设立,意味着牧民从单一的牧人的身份转向一种情境化的多重身份,成为环境卫士、护林员、巡山员、相机管理员、数据收集者、向导等。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和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不断变换身份和认同,对科技、国家政策、社会变迁、民族交往等产生新的认识与体会。当然我们调研中也发现生态管护存在管理松散,管护成效缺乏考核指标等问题。应该采纳相关研究提出的,要“明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定位,树立“生态管护成效优先”的目标,改革不尽合理的行政体制……民间机构为社区提供技术支持,为成效考核提供技术咨询”等决策建议。

如果说当地人对于为什么要保护棕熊等对人的生命有威胁的野生动物持不理解态度的话,那么对于环境保护中最理解和成效最明显的行为就是捡垃圾。很多人会提到——“以前没有保护的(说法),现在人们环境保护(khor-yug-srungskyob)意识提高了!”“这里的环境明显变好,生态管护员的作用很大。”“人们现在很少随手乱扔垃圾”等。也有受访者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现在政策好了,水、草、土地干净了,干净以后不生病了,对于感冒也好。比如以前人们喜欢生病,现在连感冒也少了,很快就好了。干净后,野生动物也多了,比如马麝,身上带有药囊,可以预防疾病传播等。”“干净了,神也高兴!”等,在调查自然体验项目时,接待家庭也强调“其他民族喜欢干净,要搞好卫生”“被褥要干净”等,可见国家公园背景下相关项目的实施和环境保护观念的下达,对于当地人的卫生观念是很大的挑战和改变。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其《洁净与危险》中指,人们关于洁净与污秽的概念实际来自于人类的分类体系,因此从某一个层面上说,洁净是对神圣秩序的维护,而无法分类或对秩序产生破坏则是污秽,也是危险的。在藏族传统的观念中,当人们谈论“干净”时,更多基于精神和象征的层面而不是卫生的概念。在环境保护的语境中,卫生与洁净、保护环境与身体健康并不必然归属两个全然不同的知识体系,但有所交融并进一步强化了当地人的卫生和科学的观念。因此,实践参与的具体语境非常重要,不断形塑着人们的传统知识,并与外来知识产生碰撞与融合,内生成新的地方性知识并达成一种跨文化的理解。


结 语


无论是本研究所考察的自然项目体验,还是生态管护员,昂赛树立了以牧民为环保中坚力量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模式,这些项目不再基于发展而是基于保护。上面所提及的案例也体现了牧民(本地知识)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相关研究也指出:“昂赛乡牧民非常重视自然圣境及相关的故事、意义和规定,并且认为需要加强对自然圣境的保护和宣传,在自然圣境对文化传统保护和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方面,态度也是相对一致的。”说明除了政府部门的管理,公益性环境保护组织在当地处理人与社区共管的维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参与协助提升当地牧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优化了牧民固有的知识结构,使得个体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正发生剧烈变化的内外环境。但从牧民对于多物种保护的理解和接收程度来看,还有提升的余地,还需进一步提升当地人参与决策的空间。正如斯科特所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地方都有一种称之为“米提斯”(know-how)的智慧——“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当这类项目(国家下达的项目)越是无视或压制了米提斯和地方的变异,越是接近于实现他们不可能的梦想的时候,他们的实践就必然失败。”应该看到“传统是有很强适应性的和动态的。”因此,政策制定者与其着眼于传统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分歧,不如深入学习传统地方性知识,依靠在实践中内生成的新的地方性知识指导、开展相关工作。

另外,本文在此模式的启发之下,提出三江源多物种保护与合作民族志研究与实践的可能性,“合作,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并非不言自明,它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中被不断地建构、演化,并通过不同的形式被不同的主体实践着。合作要求将处于不同集合和层次相互联系的行动者不断地聚合起来。”因此,合作是21世纪人类学方法上的重要创新,是不同主体在实践中生产知识的过程。在本文中主要指三江源地区不同民族志项目之间的生产性合作,包括实践者(包括牧民、自然保护组织、政府)、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之间成果的共享与互置。这种合作也包括政策视角下的合作,在研究过程中就相关问题与当地三江源管区和政策制定者的有效沟通和研讨,鼓励牧民参与决策的机制。从而通过多种层次的合作关系,形成研究或实践项目对于当地社区的积极影响,充分依靠当地人的合力,在不断的反思和调整中形成三江源地区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路径。

[END]


原文刊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为方便微信阅读,注释、参考文献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宇宙观视野下三江源跨物种合作民族志研究”(项目编号:21XMZ039);青海民族大学喜玛拉雅山地国家研究中心课题“喜玛拉雅生态景观研究综述”;青海民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青藏高原民族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青海民族大学院级专题类课题“三江源—玉树段多物种保护及社区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格式

才贝,尼玛才让,多吉夸卓,陶嘉熙.人类学视野下三江源生态保护模式探究——以玉树昂赛为个案的民族志考察[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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