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rial ecocriticism, genes, and the phobia/philia spectrum

物质生态主义，基因以及从恐惧到热爱

作者：西蒙·埃斯托克， 博士、韩国成均馆大学高级研究员、教授（2014-2016），主要教授文学理论、生态批评、莎士比亚作品，其主要著作包括《生态批评与莎士比亚：解读生态恐惧》（2011年）

摘要：一些物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或者希望的有更多的主体性。这一观点是爱德华·威尔森三十多年前，在其著作《亲生命》（1984）中所提出的革命性观点。一直以来，进化论生物学家就认为我们对自然的亲近或者厌恶是有基因的影响，生态批评学家很快将亲生命作为了拯救环境的教义，亲生命的对立面则受到忽视。热爱生命的这种短暂念头下创造的美好世界景象是虚假的，不准确的，就如同没有愤怒和邪恶的乌托邦世界。首先，人类对于蛇类和黑暗的非理性恐惧就是受到进化而来的生物恐惧的影响。我将在本文中回顾生态批评家们为调和人类的物质动物性和基因遗传同文学创作之间关系所作的各种尝试。朱蒂斯·西尔瓦根和戈登·奥里安称其为“毫无作用并且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危险”，这些意见有时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将在本文中详细说明）。很明显的是，缺乏可验证的数据，几乎所有的生态批评解读或者理论等同于理查德·莱旺廷所说的“是一种可信的讲故事练习而不是有可验证假说的科学。”为了避免成为科学的喉舌，方法之一在于意识到，人类的行为特征是个体的和基于特定情景的，这就意味着任何经验的或者系统的分析必须是个案分析，不应该是被简化为或许文学批评家更中意的模板形式。我们也许可以将结构主义或者新历史主义放到任何古老的文本上，但是我这里所提出的物质生态批评则是更加艰难的一种尝试。我敏锐的察觉到“文学达尔文主义”的威胁，我将指出研究生物恐惧的基因基础能够解释我们的适应性行为如何在一个我们已经不再居住的物质世界里起作用。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当今的环境危机，我们为何不能走出危机，以及为何“亲生命”理论自身还未回答和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项工作就极其关键。

关键词：生物恐惧，亲生命，基因物质主义，物质生态批评，文化生物学

引言：

引用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追日》里面主人公迈克尔·比尔德的话，“对有些人来说，探究进化过程中基因影响和基因差别在认知、男性和女性和文化上的关系时，就好像是走进了纳粹集中营要和门格勒博士一起做研究一样。”《追日》严肃的质疑了人类是否真正有能力去阻止气候变化。作者认为，考虑到人类的本性使然，我们很难去完成这些事情。对于其他物种来说，如果没有捕食者或者阻碍，它们也一定会统治世界。达尔文也曾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作者马上指出，自然并不是温和的，它是倾向于复杂多样，伊丽莎白·格罗斯（澳大利亚哲学家，1952-）和达尔文都表达过类似观点，物质现实就是在基因的驱动下变得更加多元。

接下来，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证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相似性。第一点，达尔文认为某个物种的数量受到特定环境的限制，而人类显然打破了这一定律，同样地，其他生物也做到了。第二点，人类也并非唯一漠视自然环境的物种，其他物种也会污染环境，改变生物圈。但是，人类却将这种漠视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我们创造了人类纪（Anthropocene）这一词语。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到了今天的地步呢？又是什么能让我们逃离此境地？作者认为，部分的答案在于主体性（agency）以及我们对其的思考。

对人类而言，主体性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人类身份的代表。物质女性主义以及它的分支物质生态批评认为非人类事物也具有主体性。一些物质的主体性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这即是威尔森在三十年前的《亲生命》一书中所提出的。作者对“亲生命”（biophilia）一词进行了解释，最初由德裔社会哲学家厄里克·弗洛姆提出，即“对生命和所有活着的事物的热烈的爱。”1984，威尔森将该概念进一步发展为，“人类天生的对生命和类生命过程的关注，和其他生命形式产生紧密联系的冲动。”威尔森认为亲生命的行为有着基因基础，那么作者认为对生物恐惧（ecophobia）而言，也同样有基因基础，如2001年Roach指出人类对于蛇类和黑暗的恐惧是有基因依据的。作者认为生物恐惧不是指恐惧，而是为了贩卖故事或者产品或者政客而利用、培养并且夸大和曲解恐惧的小说、电影和其他叙事方式。那才是真正的生物恐惧。作者认为亲生命理论并不能解释当今世界的现实，如何雨林破坏、生物多样性破坏也不能同剥削、物种主义和性别歧视等产生联系。它的问题在于，没有意识到亲生命理论只是一条维度上的一点，而生物恐惧是另一点。生物恐惧受到的关注很少。 虽然威尔森坚持亲生命有着基因基础，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信的发现来支撑该观点。作者想要做的是关注该维度上的基因问题，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研究就只触及到了表面，是一种粗浅的研究。作者将其定义为“空洞生态学”。

“生态恐惧”是很大的一个话题，涉及面很广，有学者认为该研究毫无意义（Egan 2015, Robisch, 2009）。但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漠视，对于动物的残忍行为还无法解释，这种漠视同歧视女性的性别主义一样。作者在此处重申，生物恐惧逐渐取代了亲生命，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世界上的各种乱象。为了应对人类纪的气候变化，我们必须将生物恐惧视为一种古老的适应性策略，它是可以通过仔细的文化比较研究来进行测量和具体化的。

与门格勒博士一道工作

作者首先论证了生物学研究发展对于其他的学科的重要性，并引出了海伦·费德的著作《生态批评和文化理念》，该书提倡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并提出了“生态文化物质主义”（ecocultural materialist approach）研究方法。这本书与同年出版的《物质生态批评》一起，成为了物质生态批评研究的必读书。

物质生态批评关注包括基因在内的物质。同时，达尔文理论在物质生态批评里也基本上没有被讨论。作者引用温蒂·维勒的生物符号学研究，指出这将有助于对基因物质性的研究以及消除人们对于生物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相融合的厌恶。

随着物质生态批评的发展，绕不开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基因物质主义”？以及基因的主体性和物质性的理论是如何的？但是同时，物质生态批评是拒绝将基因作为唯一决定我们行为的因素。正如作者所言，问题在于我们的行为不是没有生物依据，而是我们的行为并不仅仅只是生物因素影响，还有其他许多的因素需要我们研究。

愚人涌入

虽然温蒂·维勒提出文化研究需要引入生物学知识，需要物质主义而不是实证主义、还原论主义的研究。但是，这片研究领域充满了危机，同时也有愚人涌入。比如，我们可以说智力是可以遗传的，但是要指出是哪个智力基因或者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好确实另外一回事。作者以自己阅读《一万年爆发》一书中关于西欧犹太人智力优势的章节为例，指出有学者忽视了犹太人内部的文化作用，而简单的将智力优势归结为基因。

因此，我们的研究并不仅仅只是有基因决定，作者也并非想要研究我们文学文本产生背后的进化源头。正如威尔森所说，“各种复杂的基因决定的表观遗传确定了人们发明和采用某些习俗，但是却并没有指明这些习俗，宗教仪式，长老会等。”因此，生物恐惧的假说虽然承认了基因的影响，但是人类并非就此无法摆脱，我们仍可以做出基于伦理的选择。作者对人类是否有能力做出应对所需的改变表示怀疑，首先基因并没有给予人们避免灭绝的前瞻，而气候变化对于生物的适应而言是变化很快的，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些人所说的“第六次灭绝”中。

结论

作者重申观点，在探讨人类主体性和物质性的时候，基因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作者认为虽然同时探讨进化和文化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但是这一话题又无法回避。因为，文化现象的最终解释有赖于对基因和文化的共同进化作用。而对于生物恐惧的研究必须要在基因物质主义的背景内展开，不然就是毫无意义的思考。作者最后引用维勒的话作为结语，指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关于头脑、意识和目的的概念，将文化看作一种自然和进化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人类观念的进化过程，以及人类符号世界里不同观点的价值。作者认为，物质生态批评的未来就应该是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