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蓝红军/许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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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发展迅速，成绩斐然。译学话语体系也不断发展和变化，经历了学术话语回归、现代话语转型以及话语创新探索等发展阶段。作为学术沟通的重要媒介，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存在着传统话语相对“失语”、理论话语“西化”严重、原创话语建构意识不强等问题。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不再是进入西方现代话语体系，也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或“新”，而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融通中外”和“产生国际影响力”，这要求我们新创的话语（及其体系）要具有充分的学理性、原创的思想性和良好的传播性。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译学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发展
引用文献：蓝红军,许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J].中国外语,2018,15(06):4-9+15.
作者简介：蓝红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翻译学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跨文化与翻译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E-mail: Alan.lan@163.com。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法国文学,E-mail: zdxujun@zju.edu.cn。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学者们建构学科体系，培养行业人才，开展学术研究，理论意识不断增强，研究成果日渐丰富。译学的发展离不开其知识体系的建设，也离不开其话语体系的发展。作为学术沟通的重要媒介，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产生于一定的时代，它与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和传播密切相关。一方面，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学术共同体自觉地建构和维护，另一方面，它也深刻地影响着学术共同体的思维方式和交流习惯。对于学者个体而言，了解学术史、掌握学术话语体系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而对于一门学科或一个领域而言，建构出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的话语体系则是其在整个人类知识领域中拥有独立学科身份的标志。译学话语体系是译学言说自我的方式，是学科学术面貌的反映和理论水平的体现，其功能在于说明研究内容、反映研究对象和表征研究方法，助推理论认识和实践水平的提升。可以说，话语体系建设是译学核心任务之一。
一直以来，我们对译学理论十分重视，但对于译学话语的认识却相对模糊。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明确了将话语体系建设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其后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创新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外语学科同仁认识到我们应“以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为重要目标，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和提升学科素养，推动外语学科在中国文化和国际传播实践中展现新价值”（彭青龙，2018：3）。毫无疑问，翻译学也应承担起自己的学科责任，“如何通过翻译建构我们的对外话语体系”和“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译学话语体系”成为翻译学者需致力解决的两大课题。相对而言，译学界对前一个问题关注较多，对后者则显得重视不足。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建设情况如何？存在什么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希望能对新时代语境下译学话语体系的向前发展有所助益。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情况
话语体系指“某一学术、专业领域所使用的话语，具有特定的词汇语法特征、结构形式、专业术语以及写作规范等”（黑玉琴，2013：12）。同许多领域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译学研究不断发展，交织着中与西、古与今、内与外、人文与科学、专业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多重繁复互动的关系，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形态蜕变，日益呈现出多元、多范式、多学科途径的发展趋势。随着行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译学话语体系也不断发展和变化，经历了学术话语回归、现代话语转型以及话语创新探索等发展阶段。
1.1 学术话语的回归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是一段特殊时期，期间只有少量的国家翻译实践和隐秘的个体翻译实践，翻译学术交流则喑然无声，译学理论话语严重缺失。改革开放后的前10年是我国翻译事业重新起步、学术研究开始恢复、理论意识慢慢觉醒、人才培养需求逐渐变得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翻译学术话语重新归位。这时的译学话语有着明显的偏向——翻译实践，即译学话语以反映人们对翻译实践的经验和感受为主。
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出版的中国学者的译学著作中，翻译教材占了绝大多数 ② ，“教程”“手册 ” “ 指 导 / 指 南 ” “ 基 础 知识”“技巧”“方法”等是这一时期译学著作名称的最常用词。人们热衷交流和展示各种“翻译技巧”和“译法”。以教育部委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为国内高校英语专业编写的翻译教材《英汉翻译教程》（1980）为例，该书除了简介我国翻译史和翻译的标准、过程以及对译作的要求之外，绝大部分内容是介绍常用翻译技巧。全部译学著作中名称含有“研究”的只有4部，其中张培基（1979）的《习语汉译英研究》呈现的依然是习语汉译英的方法和实例，程镇球（1980）的《翻译问题探索——毛选英译研究》也主要是作者从事毛选英译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
译学期刊所反映出来的译学话语情况与此一致。当时唯一的译学期刊《翻译通讯》（该刊于1979年创刊，于1986年改名为《中国翻译》）显示，改革开放早期我国译学还处于沿用传统话语的阶段，对微观翻译技巧的讨论很多，相关内容以翻译方法、词句特殊结构的理解和表达来体现，如“拆句”“反译法”“断句技巧”“化静为动”“句子成分转换”“词类转换”“逐字译”“注释”“转换”“转移修饰语”等。学界开始重视翻译人才培养问题，话语涉及国外著名翻译教育机构的名称如“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还有“国际翻译人才”“国际翻译传译”“科技翻译队伍建设”“外事翻译人员”“翻译导游”“队伍建设”“基本素养”“基本要求”“记忆力”“培训”“培养”等名词。
随着行业的发展，有关翻译语种方向的表达越来越多，翻译分类也越来越细，“机器翻译”“交传”等新词出现；非文学翻译类别增多，如“新闻翻译”“医学翻译 ” “ 法律翻译 ” “学术翻译”“外事翻译”“政治翻译”“导游翻译”“科技翻译”“外贸翻译”等。这一时期，有关翻译的学术话语、日常话语和政治话语还较多地混在一起。学者经常以“漫谈”“杂谈”“译余偶拾”“译余废墨”等抒发翻译感想，采用“难”“困难”“艰辛”“易和难”等主观性语言评判翻译工作。政治性话语如“四化”“马列导师”“马恩军事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奋斗”“党和人民的重视”“清除……精神污染”等还作为译学话语不时地出现。有关翻译主体的话语除了具体的翻译家姓名（如鸠摩罗什、玄奘、李之藻、林纾、林同端、鲁迅、严复等）之外，只有“翻译工作者”“科普翻译工作者”“国际翻译协会”“口译人员”等词语，还没有“翻译研究者”和“翻译学者”之类，更没有“翻译主体”。
当时，人们用来表述翻译过程的话语还很少，只有“吃透原文”“逻辑判断”“理解”“表达”“传播”等几个。有关翻译原则和标准的话语则较为丰富，有“原则”“标准”“信达雅”“神似”“化境”“出神入化”“传神”“地道”“和谐”“确当”“忠实”“通顺”“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但无论是“信达雅”之类的来自文章学的字词，还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都难以定义，界限不明，“传神”和“出神入化”等来自传统文论的话语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关于翻译风格的语词主要采用文学方面的概念，有“文学风格”“原著风格”“译文风格”“笔调”“翻译腔”等，这些“风格”并没有具体参数的体现，还是较为模糊，侧重主观体验。可以说，就翻译原则和标准而言，我们还处于沿用传统话语的阶段。这时开始出现了对“翻译的性质”的思考，有关翻译哲学层面的词语有“辩证法”作为翻译的哲学方法论，“可译性”以表现从语言哲学角度对翻译之所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叛逆者”来表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背离。另外，人们也采用“文化桥梁”以表明对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理解。
1.2 现代话语的转型
译学话语是主体对于翻译、翻译研究及翻译学科的理性认识的表达，其内在实质和外在形式均取决于一定社会语境下人们所从事的具体实践活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译学话语偏向于表现翻译实践，而改革开放的第二个10年里，中国译学则呈现出对翻译理论的话语偏向。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翻译研究发展提速，我国译学正式进入现代译论话语阶段。《语言与翻译》《上海翻译》（时《上海科技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已经创立（分别创刊于1985年、1986年和1988年），其他外语类刊物也定期刊发翻译研究的文章。翻译理论话语得到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展现平台。
实际上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有了翻译的学科意识，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德国翻译学家威尔斯（Wolfram Wilss）的《翻译学：问题和方法》，同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黄龙的《翻译学》。“翻译学”一词自此滥觞起来。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10年后，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和科学化诉求强烈，许多学者呼吁建立翻译学，也有学者表示反对，翻译是否成“学”引起争议。有关翻译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内部结构的语词成为热词，如“科学”“艺术”“人文”“跨学科”“综合学科”“潜学科”以及“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对比翻译学”等。对翻译理论的学科来源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如“交际学”“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社会符号学”等经常出现在有关翻译理论的讨论中。
现代译学话语与语言学之间有着不可切分的关联。在文化转向之前，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和方法论资源主要是从语言学而来。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引入中国之后，“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成为热词，一些学术讨论中甚至达到了“言必称奈达”的地步。翻译学者对翻译的语言符号转换过程很感兴趣，热衷于讨论“翻译单位”和“对等、等值”问题，前者包括“逻辑素”“音素”“词”“小句”“句”“篇章”等，后者分为“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功能对等”“语用等值”“深层语义等值”“表层语符等值”“修辞等值”等。随着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传播，“翻译转换”“范畴迁移”“语篇分析”“衔接”“连贯”“文本功能”“文本类型”“语义翻译”“交际翻译”“顺应”等频现于翻译讨论，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模糊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修辞学等语言学分支领域里的常用语（如“语域”“语境”“语旨”“主述位推进”“交际意图”“最佳关联”“风格”“隐喻”等）也为翻译研究者熟悉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于电子化语料库的当代语料库语言学为翻译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也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话语，如“翻译共性”“翻译语言变体”“结构容量”“显化 ”“隐化”“简化”“ 范化”“集中化”“整齐化”“非典型搭配”“干扰”“独特项”“语法标记”“风格标记”等。
“文化转向”开始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食人主义、阐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东方主义等文化哲学思潮蜂拥而至，作者死亡论、翻译的不确定论、语言游戏论等理论让翻译研究者有了更加丰富的话语选择。“异化/归化”和“直译/意译”“形合/意合”一样成为基础翻译教学中最基本的词汇。“解构”“延异”“撒播”“抗阻式翻译”操控”“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隐身”“翻译的政治”“边缘”“弱势”“性别意识”等让人们既感到新异，也感到迷惑。同一时期，社会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也引起译学界的关注。“布迪厄”“拉图尔”“卢曼”等为人熟知起来，社会实践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系统理论中的概念如“惯习”“资本”“场域”“行动者”“ 社会系统”“多元系统”“规范”“伦理”“偏离”等成为许多翻译学者常用的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虽然还没有真正的专门性、系统性的翻译教育，但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出现了“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的分野，“中国翻译教学研究”出现在国家社科立项课题目录中。人们对“翻译学院”“翻译专业”不再陌生，有关翻译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培养”“教学方法”“教学测试”等均成为学者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使用和发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也是我们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我国翻译研究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传统译论话语的阶段进入到现代译论话语阶段。
1.3 话语创新的探索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继续发生着变化，但总体上看来，在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中，“文、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信达雅”等传统话语已不再占据主要的、显赫的位置，从外部引入的概念和术语成为主体。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话语多来自外国翻译理论，或是在外国翻译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我们自己原创性翻译理论的不足。实际上，中国翻译学者从未停止过对话语创新的探索，其中一种方式即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话语资源。例如，许渊冲提出了“三美论”“三化论”“三之论”“三似论”等极具特色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蕴含着现代译学思想，却承继了中国传统译论话语的特点，简洁明快、意蕴丰富，有着易识易记的效果，颇受中国翻译学习者喜爱。还有一些学者利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构建翻译理论，如“和合译学”“和谐翻译标准”等。另外如陈东成（2016）从易学角度建构“大易翻译学”，提出了“生生之谓译”论，“太和”翻译标准、“阴化、阳化”翻译策略、“中和”翻译批评标准、“善、公、实、全”翻译批评原则、“生生为美”的翻译审美观、“利以合义”的翻译伦理观、“保合太和”的翻译生态环境观、“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翻译距离调整原则等，“大易”“生生”“太和”“中和”等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当前，我们的学者加快了建构新体系的步伐，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大易翻译学等“学”是典型的新理论建构，其中不乏跨学科话语创新的尝试。如生态翻译学通过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提出的“翻译生态”成为一个新的译学范畴，“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等是生态翻译学提出的核心理念，生态翻译学者认为传递这些理念“构建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胡庚申，2013：内容简介）。该理论的建构者胡庚申还领头创立了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努力推广自己的理论的同时也在普及相关话语，“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事后追惩”“三维转换”等频繁出现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
另一个代表性的译学理论话语创新的案例是“变译论”。世纪之交时黄忠廉根据“翻译变体”现象提出“变译论”，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变译论建立了翻译的类型范畴，将翻译分为变译与全译，提出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共8种变通手段，并由此演绎出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译写、改译、阐译、参译、仿作计12种变译方法。变译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1）提出了翻译变体新概念，使变译成为译学基本概念；（2）使变译和全译范畴化，并使变译各策略再范畴化和体系化（蓝红军，2018：8）。
还有学者从哲学层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翻译理论概念，如辜正坤（2002）提出了“玄翻译学”（Metatranslatology），意在提供一种工具性理论框架以解决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时必须具备的初始要求；蔡新乐（2001）曾提出了“隐翻译”“反翻译”“元翻译”“翻译场”等新概念。不过这样的创新并不多见，学界对这些概念的关注不多，没有产生争论和深入的阐发，更没有形成系列的、学派性的理论论题，这些话语的影响也就颇为受限。
近年来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中最为明显的增加部分就是翻译行业话语。当前国内译学界对翻译技术、翻译工具、翻译管理、翻译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与国际译学界相呼应，“本地化”“翻译政策”“翻译立法”“翻译项目管理”“术语管理”“翻译记忆”“计算机辅助翻译”“质量评估”“众包翻译”“云翻译”等进入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中，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这些话语究竟是从国外引入的还是国内外同时开始使用的。
当前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理论话语的恢复，学者们在传统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发展出更加丰富的话语表达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到通过引入西方现代翻译理论而转入到现代译论话语的阶段，再到自我话语意识的觉醒，不断地探索和构建新的译学话语。我国译学话语的发展和演变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开放、创新的社会思潮在翻译研究中的体现，从译学论题的生发和丰富、译学论域的拓展和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较为清晰的从相对单一走向多元、从引介交流走向自觉自立的过程。
毋庸讳言，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还远未完善，正如庞秀成、刘莉（2016：136）所说，“翻译研究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个学科在话语体系上不需要完善或已经足够维持其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还有多位学者曾指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贺爱军、范谊（2008：89）认为，我们的翻译研究将西方翻译理论话语拿来为我所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我国传统译论，但是在引进的同时，我们没有坚持本位观念，没有坚持中国翻译学的本体地位，从而使我国的本位理论话语走向边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翻译话语的‘失语’”。王秉钦（2010）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研究亟须与西方翻译研究展开对话，而对话首先要解决翻译理论话语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特别是关键词和核心概念……中国现代翻译思想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方梦之也指出，“我国学人的理论原创性欠缺，译学术语西化，学术话语不够丰富，与译学大国的地位不相称”（2017：93），“从术语的套用到概念的生吞活剥，沉溺于引进，自我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的意识不强”（2017：96）。
应该说，译学界已经明确了学术话语建设的重要性，并切中肯綮地指出了目前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所在：（1）传统话语相对“失语”；（2）理论话语“西化”严重；（3）原创话语建构意识不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提出相应的举措：（1）加强对传统话语的研究、转换、解释和传播；（2）继续学习和借鉴外国理论话语，但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3）强化理论创新，多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以第三点自我话语的创新为至关重要。
不过，“重视传统、借鉴外国、强化创新”，这样的回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把握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进行话语创新却还需要进一步回答。从回顾中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学者为话语创新做出了难能可贵而又持续不断的努力，有的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话语资源（如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有的到其他学科中去借用术语和概念（如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还有的在自创理论概念（如蔡新乐的“隐翻译”“反翻译”等）。这些案例开拓了我们译学话语创新的模式，但这些模式是否需要进一步改善？或者说，我们的话语创新还存在什么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反思问题，这并非故意吹毛求疵，而是希望找到今后译学话语体系建设更好的道路和方法。
现在我们对于西方现代译学话语已经较为熟悉，也创造了一些新的理论话语，但中西译学话语体系的总体态势依然是“西强中弱”。进入新时代之后，我们的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不再是进入西方现代话语体系，也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或“新”，而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融通中外”和“产生国际影响力”。要实现话语的融通性和国际影响力，我们新创的话语（及其体系）需要具有充分的学理性、原创的思想性和良好的可传播性。
首先，新的译学话语需要具有充分的学理性。话语即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按照不同的实践形式，话语可分为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等类别（刘仲翔，2017：39），译学话语也是如此。民间话语是普通民众非正式交流中所采用的言语，多以口头、微博、微信、短信、跟帖、留言等形式呈现。在互联网时代，有关翻译的民间话语也充斥于网络，冯唐翻译的泰戈尔名作《飞鸟集》出版后引发了网民的广泛争议。官方话语则往往是政府机构所使用的言语，相较于民间话语，官方话语更为正式，但表述的多为行业管理方面的内容，也更容易因其政治色彩而为国际受众反感。学术话语与前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其学理性，它不像民间话语那样随意，却比民间话语更为丰富，它也不像官方话语那么刻板，也比官方话语更显客观，在话语建设和传播的任务中，学术话语建设无疑担负着更为重要的责任。一门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是由概念、范畴和命题等基本话语要素所构成的逻辑严密的体系，具有抽象、理性、论理的特征。建设新的译学话语体系要避免采用表达经验感受的浅显的日常语言来表达译学概念。如“翻译好像走钢丝”“翻译是媒婆”等十分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翻译的直观认识，但这样的日常语言还需经过转化之后才具有现代学术所要求的学理性。
其次，新的译学话语需具有原创的思想性。“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沈壮海，2016），从本质上来说，接受话语即接受话语背后的思想，思想若非原创，话语则不可能被当成真正创新的成果获得接受。学术话语的背后应是深刻的学术思想，缺乏原创性学术思想的话语体系无疑是没有生命力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绝非“造词”运动，我们需要建构的译学话语体系不仅应有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更要有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新的学术思想。当前，为了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不少学者致力于理论创新，但认真考察之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学者带来了新异的术语和概念，却并没有带来新的学术思想，也就是说，在所谓的新概念的“新瓶”里装的是已有思想的“旧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新世纪以来出版的翻译理论专著数以百计”（方梦之，2017：95），但“除了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在个别国际学刊上略见笔墨之外，我国五花八门的翻译学在国际上难见影踪”（同上：98）。因而，我们在见到新术语的时候应辨别一下，该术语蕴含了新的思想吗？
再者，新的译学话语需具有良好的可传播性。话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取决于话语使用和传播的时间和范围。学术话语体系具有公共性，它非个人所有，也非小圈子内所使用，这要求新建话语必须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和接受，需具有最大范围的通识性。新建话语只有采用具有国际通约性的表达，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读者才能听得懂、愿接纳、去认同。当前我们强调文化自信，一些学者尝试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话语资源，“大易翻译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我们为大易翻译学所采用的别具一格的中国传统文化语词而感到新奇和振奋的时候，也不妨思考一下，“阴化”和“阳化”是否具有很好的中外融通性？“太和”和“中和”在实践中如何实现操作化？如何确定“适旨、适性、适变、适度”中“适”的范围？我们希望这些新创话语能历久行远，却也无法回避疑虑：用“古典化”语言表达今时的翻译认识，这是否有利于实现我们译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化？
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未来发展
大力推进我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及“系统性和专业性”（习近平，2016），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这是新时代赋予翻译学者的责任。我们在明确责任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在译学话语体系的变化背后，有着时代创造的条件，也有着方法论的基础性作用。
现代翻译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跨学科的产物，都有其他学科或其他领域的理论为背景，这些理论话语的来源大体分为：语言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和哲学理论四种。语言学理论包括功能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文本类型学理论、语篇语言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等；社会学理论包括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和自我指涉理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社会生物学理论等；文化理论包括文化系统理论、文化批评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等；哲学理论包括解构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权力话语理论等，另外还有政治伦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期见证了我们大规模引入西方翻译理论，同时也见证着我们大力推动翻译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形成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除了自然科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之外，还有实证主义哲学的根源和翻译研究对象的发展形成的力量。统计语言学则为翻译实证研究提供了设计方案和可行路径，为翻译学拓展研究空间提供了可能。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在翻译学中的应用正帮助揭示译者的思维活动、语言分析、语码转换、脑力分配、认知程序、决策过程、翻译策略使用以及翻译能力发展等方面的规律，这些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推动了译学话语的发展。
文 化 学 派 的 翻 译 理 论 话 语来源于比较文学的文化与翻译转向，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 o r n b y）、勒弗维尔（A n d re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建议翻译理论研究者们抛弃“唯科学主义”的态度，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实际上文化学派除了倡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外，并没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理论模式。文化研究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广泛包括文学、艺术批评、大众文化、媒体研究、跨文化交流、性别与种族、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等，其包罗万象的主题在带给翻译研究以活力的同时，也模糊了翻译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的话语边界。
翻译的社会性研究的发展及社会学、管理学方法在翻译学中的应用进一步推动着翻译理论话语的变化。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理应被纳入在对人类社会运行的研究之中，这是翻译学界的一个共识。翻译行业的兴起，翻译的社会属性更加凸显。翻译活动是产生极大社会发展推动力的活动，译作不仅是译者个人的精神产品，也是在社会中消费和传播的产品。译者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是社会化的结果，其观念、思想和技能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塑造。翻译机构是社会化的产物，各类翻译主体的决策也是社会化的结果。而当前翻译已经进入了“职业化时代”，翻译行业管理、翻译技术开发与应用、翻译产业发展、翻译政策与规范等方面都成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因而从社会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途径开展翻译研究十分必要，一方面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是采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获得对翻译的社会运行状态的客观材料，发现解决翻译管理和翻译传播中的实际问题，这都促进翻译的社会性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翻译社会学理论话语的确立。
因而，从实质上来看，译学话语体系的发展就是译学方法论的发展。新时代语境下，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追求学科方法论的创新，而非仅仅关注话语本身的变异；要实现从聚焦话语到关怀现实的转向，去描写和解释新的翻译现象，发现和解决新的翻译问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这样才能真正建构好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基础。
从创新角度来说，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未来建构无外乎是3条路径：（1）用新的话语阐释已阐释过的翻译现象；（2）用已有的话语阐释新的翻译现象；（3）用新的话语阐释新的翻译现象。如前所述，话语创新实质上是学术思想的创新，而不是给旧事物取新名字的游戏。如果没有新的研究对象，没有取得新的翻译认识，只追求用陌生的话语系统来替代已经为人熟悉的话语系统，这种努力势必难以取得成效。其次，话语体系创新并非抛弃一切传统，相反应该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2016）。不过，如果对一切新问题、新论题和新命题，都只按照已有的西方话语模式去“接着说”，这固非话语创新的正途。如果不顾时代变迁，一味地在古代话语中去寻找“中学之源”，这也不足取。
与现代性学术话语相对的是我们对传统话语的眷恋，其背后是我们传统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注重整体观和发展观，以这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认识世界，但缺乏对细节的究察。受整体观方法论的影响，我国学者更为擅长综合和抽象，而弱于分析和细节描写。受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的影响，中国学者较习惯用直觉和体悟的方式探讨翻译，我们很多的翻译思想表述都是个体主观经验之谈。即使作为公认的代表性译论，无论是“信达雅”，还是“神似、化境”，都不是采用逻辑实证的方法获得的，这种理论的表述也充满了模糊色彩，要言不烦，只字片语，简练有余而严谨不足。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我们的翻译研究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实用性”，而不是对翻译行为的理解，更不是对翻译内在机制的剖析或对翻译何以存在的纯理思考。另外中国传统哲学的解经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理论话语的生发。古代先贤们推崇经典、讲究“述而不作”，即使有思想，也不做过多的阐述。这种传统造成我们在翻译研究中十分重视对已经作古的权威和外国译论家的翻译理论的阐释和应用，而不喜欢自我创造理论话语。
因而，发现了新的翻译事实和翻译现象，或者描写出了新的翻译原理，我们并非要放弃已有的话语，而更要勇于和善于抽象和提炼，打造易于为国际译学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要真正做到郑杭生（2014）所说的“借鉴西方，跳出西方”“开发传统，超越传统”“提炼现实，高于现实”，我们才能真正创新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译学舞台上推出真正的“中国声音”。
注 释
① 本文是中国翻译研究院2018年度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的成果。
② 本研究所收集到的1979—1988年国内出版（不包括港台地区）的中国学者的译学著作（不包括引进著作，也不包括译作类著作）共计167本/部，其中教材类著作为144本，占比为86.2%。虽然数据未能做到完全和穷尽，但能大致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