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新中国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进程与思考

新中国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进程与思考

梁 怡1 杜意娜2

国外中国学研究是指国内学界对国外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在反映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情况的同时，表明我们的分析和态度，属于跨学科研究。其中，中国学指的是外国人士和机构对中国的研究及其成果，特别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情况，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主要对中国语言、文明、历史等传统人文学科进行研究的汉学。

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学，都是研究中国的学问。研究者中，有人是偏兴趣爱好的，以汉学家为主; 有人是偏时政和对策的，以中国学家为主。无论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某种需要，也不论他们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是否与我们大相径庭，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都是可借鉴的，有些文献资料或可以佐证，或可以补充我们的不足。其中的歪曲和误解之处，也需要我们据理做甄别和勘误。由此，构成了国内学界进行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工作性质和研究者责任。

每个时代的研究都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背景和研究对象。对于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的国外中国学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的日益改善，不断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研究中国，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家们观察和研究的重点，有人称此为“显学”。这从70年来参与研究的国别不断增加，研究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多，研究成果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等种种现象，都能得到有效的反映。回看70年间国内学界追踪国外研究近现代中国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译介著作和资讯、评析典型观点、开展专项研究，并预判国外中国学发展趋势。突出的研究进展是:①国家级和省部级层面的研究项目增多，近些年更是突破了个位数;②各层级、各专题的论坛越来越多;③涌现出了专门的机构和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70年来国内学界追踪动态、译介资讯、整理成果、评析观点、预判趋势的脚步一直未曾停下，而且任务越来越繁重。今天，回顾和整理新*中国70年中国学研究的进程，展望中国学研究的趋势，对今后的研究规划有非常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70年来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初始阶段(1949—1966年)、沉寂阶段(1966—1976年)、勃兴阶段 (1976—1999年)、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在1949—1966年的初始阶段，自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冷战开始、新中国成立，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不多，时代变化却是翻天覆地。中国学这项政治倾向十分明确的研究，在人为的意识形态因素搅扰下受到影响，中外信息沟通障碍重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欲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信息封锁很严重，这段时间我们对国外的研究成果知道的非常有限，仅对个别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如裨治文、柔克义、马士、丹涅特、赖德烈、费正清等人的部分著作进行了翻译，对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状况有零星介绍和评价，相关成果主要有《外国资产阶级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 有关的史学信息主要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史学译丛》和《国外史学动态》等刊物上。这些论述汇编和信息报道很不全面，评论立足于批判，且多以内部参考读物的形式在较小范围内发行。其间，刘大年先生于1949年出版的《美国侵华简史》可谓独树一帜。大年先生开宗明义指出:“美国侵略中国的过程: 起先是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其次，是逐渐独立侵略中国，再其次是争夺中国霸权，最后则进行独占中国。”［1］这90页的小册子，尽管带有鲜明的冷战印迹，但其结构模式，在当时，不仅为中美关系和美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初步框架，也呼应了毛泽东同志“友谊还是侵略”的设问。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许多人不太能看清楚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弥漫着亲美、崇美、恐美的氛围，大年先生的书，秉持爱国主义立场，对揭露1950年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起到了告诫中国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号召性作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有相当长时间的学术指导意义。

在1966—1976年的沉寂阶段，中国对外反帝、反修和国外对“文革”的关注同时存在，直到中美关系解冻和“文革”结束，情况才发生变化。这段时间，尽管可以在一些大型图书馆见到外文书刊，但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进行评析的学者却很少，仅可见诸于北大图书馆所订国外书刊。在北大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动态及资料》(1973) 上，可以看到一些国外中国学研究动态及资料方面的文章，如韦慕廷著的《中国和怀疑者的眼光》(译文)、《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1972年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等，一时颇受同行研究者的重视。［2］

在1978—2000年的勃兴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随着中外政治和学术背景的变化，国外中国学的著述数量和关注范围远超以往。国外的情况是: 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和大环境的变化，参与中国研究的国别以美、苏( 俄)、日为主并陆续增多到20多个国家，研究群体的数量也同步变化。外国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由侧重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逐渐向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的研究转移和集中，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有相当影响力的文献资料和研究专著。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费正清、史华慈、费维恺、周策纵、迈斯纳、井上清、中西功、格鲁宁、杰留辛、纪业马、陈志让等国际著名中国学学者出版了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80—90年代更是进入一段高峰期，且带有浓重的冷战色彩。左、中、右三派观点都有，以美国、苏联及俄罗斯的学术流派和研究范式影响最大。

国内的主要工作状况是: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研究领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自己的教学、学术交流以及研究过程中，认识到介绍和评析外国研究中国的情况对于提升国内学术水平和成果的科学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当时，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还很有限，追踪动态、翻译和进行评论的工作琐碎而具体，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高于原创性研究的，但他们看重工作意义，不懈地坚持着，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架起了信息通气的管道或桥梁。主要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绩:

第一，有了第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今天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第二，有了第一个中国学研究的国家级社科项目。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撰文评介国外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情况。80年代，他为研究生开设“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比较”课程，凭借自己丰厚的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功底和敏锐的学术观察力，申请了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科研课题“国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历史考察”，领衔编写出版了《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一书，内容涉及苏联和俄罗斯、日、美、英、法、德、加等国家的研究情况，获得了教育部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第三，有了一批以中国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专业研究单位的学者章百家、金春明、马贵凡、张会才、韩凤琴、李向前、何培忠、侯且岸、陶文钊等; 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教师及其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机构人员胡华、林代昭、王晓秋、徐万民、牛军、王美秀、吴景平、唐秀兰、何祚康、萧延中、梁怡、巫云仙等，都在自己多年的工作中及时翻译、评介和论述了国外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代表性观点，也及时将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有代表性的外文论著、主要学术观点、研究动态、研究信息以翻译、摘编和评析等多种体裁形式，写成文章在当时刊登此类文章屈指可数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了个位数的国家级研究项目，金春明、梁怡分别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课题。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学者的努力，专门研究和评析国外中国问题的工作才垒砌起了独特的学术基础。

在2000年至今的发展阶段，国外的情况是: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国际共产主义陷入低潮、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发生。1990年代以后，美苏两极格局解体，出现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国际格局，同时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大国力量重新组合。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坚持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变革，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当代中国研究被聚焦为热点。关于中国道路的“姓氏”和“模式”问题、割裂或对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争论至今还在继续。在新媒体时代，资料收集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使国外中国学研究出现很多新的特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外国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群体、研究重点都发生了一定变化，具体来说，多元发散性评议逐渐替代侧重传统套路的贯通性学术研究; 媒体、商界、民间共同参与逐渐替代以学界、政界为主的研究人群; 到中国来实际考察和调研逐渐替代纯学术性、理论性研究; 个案分析、地方研究逐渐增多，而综合性著作则相对减少，论述的内容多向二级、三级学科领域延伸; 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在悄然分担着半个多世纪以来高校研究机构的作用和角色。

正是因为国外的变化，我国学界开展的中国学研究也随之发生改变，国内的主要工作状况是: 追踪前沿动态的速度提高了，研究范围明显扩大了，研究环境发生变化了，研究层次大幅度提升了。突出的特点是:

第一，国家级和省部级层面的研究项目逐渐有所增加，近些年更是突破了个位数。其中，梁怡主持、多单位参与、连续完成的2个国家级项目成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初步搭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分析框架，分别获得了第九届、第十四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第二，各层级、各主题的论坛越来越多。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单位常年不定期组织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评析座谈会，这些会议就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关系的研究等进行专题研讨，举办了国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动态讲座。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隔年一次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是一个兼具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的论坛。多年来，该论坛及时反映着中国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为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界提供了对话的渠道和交流的平台，在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学术共同体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第三，涌现出新的一批中国学研究者。尚庆飞、成龙、王爱云、乔君、陈鹤、翟亚柳、韩强、许峰、刘晓云、周文华、刘杉、唐磊、韦磊、管永前、尹汉超、路克利、潘伟琳等中青年研究人才随着多个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建立纷纷地涌现出来。系列译著、专门的评析著述和专题研究论文(集) 有了成批量的发表，替代了第一阶段译介、摘编、咨询为主的情况。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文集在多个研究机构出版发行。我国对国外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正是在多年来学者们的努力中得以扎实推进，成为真正的“显学”的。

总结新中国70年中国学研究历程，研究内容宽、发展快、成果多的情况主要是在近40年。在此，就这40年的研究情况做重点梳理。

(一) 课题立项的层级和数量增加的情况

40年间，海外中国学研究始终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各级的科研立项不断增多，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相关研究课题包括:

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

项目范围主要包括: 国外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研究，以及对单独的国别和刊物的研究。2018年获批项目的数量和研究领域规模扩大，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中相关选题获批了20多项，相关研究项目大致统计如表1。

2．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涉及范围主要有毛泽东研究、邓小平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别研究，如成龙主持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研究探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 马启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理论形态与逻辑结构研究”; 尚庆飞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外毛泽东学研究”及“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批评”; 周文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美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述评”; 仇华飞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美国学者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等。

3．其他来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除国家级、省部级之外，一些省级党校、高校和研究单位加大了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为高级别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培忠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现状与现实意义”; 南京大学杨丹伟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方法、观点和评价”; 西北政法学院杨永康的“国外著名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评析”等。

(二) 研究机构及其出版刊物的情况

1．研究机构

40年间，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相关机构不断涌现，这些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侧重于研究国外中国学。主要有成立于1975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于1996年的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3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的国家图书

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成立于2012年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的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3年的深圳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7年的湖南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的中央编译局海外当代中国学研究中心(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

另一类侧重于研究国外汉学。主要有成立于1993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6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以及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 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机构，及时跟踪和掌握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动态，推介和出版国外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积极地搭建起了一个个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平台。

2．刊物

依托于这些研究机构，一些专业性的刊物也应运而生。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中国研究动态》(已停刊)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学季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主办的半年刊《国际汉学》，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外中国学评论》，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主办的《汉学研究》，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央编译局海外当代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中国研究动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汉学》等。

此外，刊登相关论文的刊物还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停刊)、《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近代史资料》;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及《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已停刊) ; 原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国外理论动态》;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湖南科技大学主办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社科院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湘潭大学出版社从2008年起每年出版《毛泽东研究》专辑。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高度重视，于1990年创办了专刊《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开辟若干专栏及时将国外的研究信息介绍给国内学者。从1997年开始，《中共党史研究》杂志设立《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资料》栏目，专门刊登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论著和重要的档案文件。还有一份专业信息刊物《中共党史通讯》，上面不定期刊登国外研究的动态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0年创刊至今出版了27辑) ，曾经是20世纪后期国内研究者了解国外研究情况极为有限的几个重要渠道之一。尽管它们已相继停刊，但都曾经刊登过国外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系等方面的论文，在介绍新观点、新见解和新资料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中共中央党校1985年还出版过《中共党史译丛》，译载《日本近年来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等(仅出一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创刊的《史学选译》，也刊载过国外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译文。各地方党史研究刊物，也常做相关的报道或观点摘译。

(三) 系列成果出版的情况

1．译著

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成果是相当关注的，也努力将部分研究著作或论文翻译介绍进来，这种情况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更为突出。这段时间里，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翻译和购进图书的时间缩短了许多，使学术追踪更为便利。其中，复旦大学汪熙先生等学者组织出版系列的译著，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里简要提到的成果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处翻译出版的系列丛书:《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共两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未出版)、《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石仲泉、萧延中主编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等十几种。中央编译局出版的《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丛书》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出版的21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大型文件集。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出版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系列。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杨莉、唐磊等编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丛书《观中国(2013—2015)》上、下册。

有些学者也积极地做了一些原著的翻译工作，主要有: 侯且岸等人翻译了莫里斯·迈斯纳著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89) ; 俞金尧等人翻译了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1992) ; 杜蒲、李玉玲等人翻译了莫里斯·迈斯纳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1992) ; 刘路新、高庆国等人翻译了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1990) ; 孙宜学翻译了美国阿里夫·德里克著的《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2006) ; 耿昇翻译了法国戴仁所著的《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2010) ; 胡国成、赵梅翻译了美国李 侃 如 所 著 的《治 理 中 国: 从 革 命 到 改 革》(2010) ; 路克利翻译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2012) ; 杜轶文翻译了日本仓石武四郎口述的《日本中国学的发展》(2013) ; 马娟娟翻译了美国约瑟夫·奈的《软实力》(2013) ; 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翻译了英国拉纳·米特著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2014) ; 孙豫宁等人翻译了马丁·雅克的《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2016) ; 吕增奎、王新颖等翻译了美国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2016) 等。至于外国人在华回忆录、传记、新闻报道类的译著就更多了。

此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出版过相关的系列译著。特别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18年将全部《海外中国学系列丛书》178本译著再版，并很好地利用了新传媒手段，制作网络链接，以飨读者。

2．著作、论文集

有关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我国学术界经历了由翻译文章、评介著作和观点到开展书评和评析的几个阶段，尽管这方面的工作并不很成熟，但是20世纪末到2018年，系列研究专著的成果研究明显增多起来，详见表2。

此外，还应提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何培忠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石之瑜教授主编的丛书《当代日本中国学家治学历程——中国学家采访录(一)》(2011); 何培忠、石之瑜与俄国学者季塔连科主编的丛书《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访谈录(一)》(2015) ;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书目提要》系列、历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论文集。在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2册一套的《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2018) ，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等数位驻华大使、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罗梅君等汉学家入选第一辑。

3．外文版著作

近些年，“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助力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国家社科规划的外译项目，推动了外文版优秀著作的出版发行。在连续几年的国际书展上，一些大型出版社都有英文、俄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等中译版著作的推出。主要有:章百家的《解读中国改革开放·革命·建设·改革: 中国共产党“三部曲”》; 谢春涛的三部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 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武力的《小康之路》《中国(1949—2014)》《中国的走向》; 柳建辉等的《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困难与风险的历史经验》、汤一介的《中国文化精神》; 黄慧英的《拉贝传》，等等。

(四) 中国学研究取得新进步的情况

新世纪、新时代、新局面给国外中国学研究赋予了新任务和新使命。

1．研究的功能增加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基本的功能是对内翻译、摘译、评介、述评、评析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典型观点。起初，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的《中共党史通讯》上译介一些略带评析的国外出版学术著作的消息，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刊登一些长篇幅的书评和译文。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分析、批驳国外带有冷战思维特征的对中国的误读、误判、误撰的学术性文章增多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外宣传重要论述的指导和推动下，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准确理解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学研究新的功能，被统称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包括全方位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推介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精彩内容，反映中国共产党关于深化改革的最新的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和国家发展战略等。

2．参与的单位和范围增加了

我们关注和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外中国学，无论是资料搜集，还是专题研究，基本是在学术圈中展开。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推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规划，吸引着世界范围对中国全方位、多领域的关注，且学术性与通俗性并行的特征正在成为外国人看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国内有关部门和机构结合自己工作内容参与讲解中国故事的情况也如潮水喷涌。上至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政党交流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下到民间文化、体育、艺术交流和旅游购物主题展，建立孔子学院和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在国内教育界、学术界的频率加快起来，改变了前30年相对静态化的研究局面。

3．研究的主动性增加了

国外中国学研究是被动型的，也就是说外部有什么举动或成果，我们就对应地跟进分析和举措。近些年，随着中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主动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划和治国方略、推出中国著名学者的外文版学术成果、宣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青山绿水，被纳入了相关部门的工作内容。以学术或通俗的形式，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掌握起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在这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主动倡导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他提出“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外宣方针，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明确了职责和使命。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被纳入联合国决议，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说明中国的理念与联合国目标高度契合。他率先垂范，主动评价外国对中国的看法。如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肯定了英国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的积极性判断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此问题上对自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修正等。他鲜明地阐述了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历史和时代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理想信念。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3］¹²，强调要“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3］²⁸。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动外宣与评析国外中国学的情况相结合，扩展了并将继续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世界意义，有益于深化中国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研究和宣传方面国际话语的主动权。

4．研究的新介质增加了

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使用相伴而行的是中国对外学术平台的增加和交流的便利，网络上资讯跨界和同步获知成为新的研究特点和工作方式。抄写、复印、人工录入等传统的收集文献资料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地成为过往。包括便捷的翻译软件等新工具的使用，使我们了解和研究外部情况不会再被时间和地理阻隔，中外智库学者可以同步对话交流，有些重大会议可以通过卫星传输观看现场直播，“天涯若比邻”的便利体现其中。这些年，国内研究国外中国学的著述、文章、音像视频，通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相关网站，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CCTV国际频道等影视传媒，甚至微信等自媒体得以快捷主动地传播出去。

另一方面，国外诋毁中国的噪音、杂音、被碎片化的“信息”、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也扮成“学术”而被“直播”进入人们的“朋友圈”和“私信”，快速宽口径地混淆着人们正常的视听，西方唱衰中国与拉美热议中国道路，会出现在同日的媒体上。因此，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就由此而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责任。

(一) 处理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70年来，国外中国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足之处、特别是与新时代发展所需要达到的研究程度还有一定的距离。在1978年至2000年的勃兴阶段，受着多种因素制约，中国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国外的成果信息了解不够及时和全面，评析性文章少，且理论性研究成果相对不多，翻译原著未尽准确，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追踪意识不够强。此外，评述和关注的国别、关注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也不够均衡。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美、俄、日等国的情况，而对其他国家情况的关注较少; 对外国学者研究较多的专题或热点关注多，但总体把握、全面分析相对欠缺; 对当前时段情况熟悉，对历史考察则不够深入细致; 对国际知名学者的成果关注多，对其他学者了解少，等等。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些年，研究条件、手段、途径的变化带动研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存在的问题有些也随时代变化而转变，现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和表述还欠规范

中国学研究是国内学界对海外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有自己特殊的属性和学术规范。如若学术名称“各抒己见”，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如，有的使用“海外”“国外”“国际”“境外”“域外”“世界”做中国学研究的前置词，有的文章里把港澳台学者和机构对大陆相关问题的研究及成果放到“海外”的范围中，忽略了台港澳属于中国的基本事实和政治概念。结合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精神，从坚持中国的统一性立场出发，认为统一使用“中国学研究”比较好，既照顾到国外(中国学) ，也表明是我们的研究，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取“国外中国学研究”作标题。

2．学科归属尚未解决

国外中国学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质，又尚处在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学科归属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以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8年度课题指南》为例，是有关中国学研究项目增加得最多的年份，在“国际问题研究”专题下有了中国学研究项目。同时，还有一些散在党史党建、政治学、世界历史、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中国文学、马列·社科、宗教学、语言学等诸多一级学科里出现的项目。由于没有明确学科归属，国外中国学建设的顶层设计、科研立项和成果报奖常有困顿，中国学与汉学依照其发展沿革而协调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中统筹规划开展项目研究都在期待中。这些情况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角度看，不能不是中国学研究中遗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3．对外传播方式有待改进

中国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外相互认识、认知的媒介和桥梁。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愈加增多，档案的解密、传媒日益发达、信息采集渠道愈加便捷，都为中国学回归中国和主动外宣提供着便利条件。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和体制机制建构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如何让外国人准确地理解中国、如何树立党和国家真实的国际形象，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的手段、形式、介质、话语诸多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在探索中等待解决。

(二) 新时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趋势分析

观察近五六年来国外中国学的情况，我们发现有4种研究中国的新态势值得关注: 一是重温经典，寻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二是观察中国，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新的发展机遇、新的合作方式; 三是关注习近平，了解中国治国理政新的战略思维; 四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寻找新的国际领导力量。从中大致可以对新时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做趋向性的分析:

1．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宣传的长期准备

英国人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大国雄心》中明确提出，中国在“习近平时代”将体现的是面向未来的特征［4］。因为，中国的发展已作为一个新的成功范例，说明“现代性模式绝非仅有一种”。党的十八大以来绘出的宏伟蓝图，聚焦了世界了解中国经验的目光。党的十九大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国外学术界和传媒界以及政界人士也普遍认为，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其思想内容全面、丰富、系统，意义更加深远。在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的刊物上已经有学者直接用“习近平思想”(Xi Jinping Thought) 作为学术概念发表文章，“美丽中国”也被作为美国有线电视网2017年10月18日解读中共十九大的文章标题。可以预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在世界范围有持续性研究，甚至将贯穿到2050年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全过程。因此，主动对外宣讲和评析国外的相关研究情况两方面任务都很重。

2．做好大跨度性研究的规划

外国人看中国，对“党”和“国”不太加以严格的区分，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关的是，跨国界、跨学科、跨党际的研究也将成为一种国际社会看中国的新的交流方式，呈现专业化研究为基础、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网络媒体架桥梁、多视角评析中国等状况。美国、日本、俄罗斯的研究领先优势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多国参与研究中国的趋势定会发展。因此，打破国内一家一户的藩篱，统筹设计、分工运作的研究规划不仅很有必要，还应重视研究项目的多层次多领域协调设计。

自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对中国地方性的“个案”资料的收集和研究逐渐增多，一些基金会对中国老少边穷地区资助研究的兴趣持续增加。对此，我国也应该制定国家级、省部级、智库、研究单位等不同层次的研究规划。同时，应特别注意加强对地方性档案资料保护和利用方面的管理。要重视加强顶层设计的整体意义，打通学术研究机构和相关部委协同研究和实际操作的渠道; 规划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统一布局和各自独立工作的方案，使二者在不同领域达到共同发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作用; 重视中国学文献研究资料的保护性整理，特别是应系统开展对冷战时期国外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整理工作，了解中国学的过往和今日，打牢今后研究的学术基础，如关于国外的一些研究范式或概念，如区域研究、中国中心观、异端说等在当时和今日的解读与作用，领袖文集的中外文对照版研究等。不仅要解决好相当长一段时间外界关于中国“资讯赤字”的问题，给他们“恶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还要及时发声，用讲“实在话”的方式解决好听中国故事的主要对象问题，对国外少数学术精英和普通民众应有不同的讲故事方法。

3．做好理论性研究打基础的工作

在追踪国外研究中提升国内研究的理论性，应该是我们特别注意的基础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一叶障目，理解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能发挥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坐而论道的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资还是姓社的“姓氏”问题至今仍被争论。随着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呈现多元态势。既有人看到了中国带来的机遇，也有人担心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能准确理解的人有限，雾里看花的居多。于是，自21世纪初，一些人索性放下自己迷茫已久的学理性研究，有越来越多的人到中国做实际考察。由此，纯学理性的研究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效果、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作用的分析，还将在海外并行一段时间。世界范围的党际交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将为深化新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更大的国际平台，成为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新亮点，这些都将是我们需要及时梳理、提炼和深化的内容，开展理论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更不容轻视。

［参考文献］

［1］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页。

［2］张注洪:《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与评析》，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英］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XII页。

 本文原刊《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