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世界经典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反思

世界经典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海外传播研究反思

刘江凯

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断历史化与国际化是近年来显著发生的事实，也是这一学科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视野下走向成熟和经典化的必然路径［1］。如果说历史化主要解决的是当代文学向“内”面对自身历史的反复修正与校准［2］，那么国际化则可以理解为当代文学向“外”面对他者参照的客观比较和自省［3］。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国际化并非泾渭分明的两股潮流，它们各自有值得研究的问题与现象，相互之间也有缠绕甚至统一的表现，和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

和历史化有所不同的是，当代文学的国际化从根本上讲是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折射，是中国“现代性焦虑”进入第三阶段即文化焦虑时期的学术表现［4］，和中国重新进入世界新秩序的自我文化想象与构建能力是分不开的。相对于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参与，中国学者从汉语边界自觉地走出，进入更广阔的世界视野来展开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将会更好地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被代言”的现象［5］。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领域的出现，也会和现有传统主流的当代文学研究之间构成强有力的对话关系，在研究视野、材料、方法等方面打开新的学术空间。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已经有70年的历史，期间累积了成体系、多语种的译介成就。但和这种传播实绩相比，从客观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资料来看，宽松的标准也至少落后30年，严格的标准则落后50年以上。这一点，从莫言获奖之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爆发”式的增长也可以得到反证。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的累积没有达到“胀破”点，也和学科的研究观念滞后于作品的传播事实有关。近年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发展得很热闹，但其动力似乎直接源自热点效应和国家文化政策，相对缺少来自学科内部严谨的学术价值与方法方面的讨论，主流学界往往将其视为一种边缘的附属产物。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意识形态化时期，八九十年代的混杂过渡期，2000年以来至2012年多元化自然发展期，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自觉爆发期。整体而言，前两段有“在而不盛”的历史特征，后两段有“存而不明”的现实问题。

其“在而不盛”主要表现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频繁但零散地出现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报道和文章里。之后持续以广泛、边缘的形式出现于中外文化交流报道、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翻译学等学科以及外语、汉学（中国学）、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文章著述中。而它的“不盛”除了时间上没有集中爆发的标志事件，观念上未曾引发学界的集体重视和普遍的研究热情外，更主要地体现在边界不清、学科交叉参与、研究各自为政的格局上。其并不明确的学科归属导致在任何一个相关学科领域都难以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它们明显属于一种边缘性的附加部分”［6］，一定程度上耗散了相关研究力量的有效沟通与融合。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历史虽然整体上呈现“在而不盛”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关注始终平均分配，而是在经历了几次间接的研究催动后，呈现出渐渐加速并明晰起来的发展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表现在文章与报道方面，其推动力并非来自文学，而更多的是政治文化交流的需要；八九十年代则在著述、文章、报道、研究机构等方面都有相应表现，其推动力开始有了来自文学的表现；新世纪后表现得更加密集且丰富多样，文化输出开始成为自觉的原动力。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基本特点是少而意识形态化。这一时期材料多涉及文艺政治、中外文学交流、重要作家访问等，从传播方向上看，外国文学的输入远远多于中国文学的输出。如卞之琳等人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中提到“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止共九年多的时间内，我们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共5356 种，但解放前三十年间的全部翻译著作（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据比较可靠的统计共仅6650种，其中文学艺术所占的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足见解放后的文艺方面的译本几乎是解放前三十年的两倍半”［7］。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参加的几次亚非作家会议上，中外作家的发言报告中往往会简要提到有哪些作家作品被译介出版，如森纳那亚克《在亚非作家运动进一步发扬万隆精神》的报告中，提到锡兰用民族语言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和现当代文学作品有茅盾《子夜》、高玉宝《我的童年》、杨朔《雪花飘飘》《三千里江山》等［8］。毛泽东文艺思想可能是直到现在海外翻译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当代文艺思想［9］。这一时期被译介的主要是一些重要作家如郭沫若等［10］，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翻译家如杨宪益、沙博里（Sidney Shapiro）等。在50年代至70年代，就目前看到的资料而言［11］，其特点往往是作为文学外交活动的“附属”信息出现，而不是作为中心对象的文学输出研究，更多的是关于国外“输入”到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关于中国文学“输出”的相关编著，但并非严格意义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这可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成规模地编辑出版此类图书。如李岫编《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以及社科院文学所国外中国学（文学）研究组编《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等［12］。茅盾、丁玲等著名作家的海外研究资料汇编也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些成果对海外研究意见直接编译，较少看到作品翻译传播的第一手资料信息，作家也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当代作家”。这一时期直接针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文章也很少，代表性的有《中国文学》的创刊译者、执行主编杨宪益的《〈中国文学〉三十年》，作者回顾了创刊初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一些外国友人表达了对中国新文学的兴趣。而国内确实涌现出不少反映中国人新生活、迥然不同于国外所知的新人物形象的作品。创刊即是为了满足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不同社会阶层读者的诉求，并努力使杂志更多地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提供老少咸宜的文学作品［13］。再如李欧梵、李陀等人在对话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状况：海外对大陆资料信息的了解落后了至少3年，中国意识形态方面受影响的作家在海外马上就会走红。当代文学在美国是没什么地位和影响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非常差，另一方面则是一般的外国人对当代文学的感觉就是宣传等［14］。当年的这些判断在今天来看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比如海外翻译出版时间有时候几乎是同步进行，翻译渠道日趋多样化，质量不断在提高，从文学角度展开的讨论也更多。

20世纪90年代花城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成规模、有体系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工作［15］。其他如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 1993 年版）、《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年）等。这一时期呈现出自主研究和资料汇编成册相结合的局面，这些编著共同体现了国内学者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海外的努力，同时也暴露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尴尬现实：要么是少数现代名家，要么是整个“中国文学”——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而言，以上图书涉及较少，只是作为整个“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后缀内容补充出现，所以很难把它们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兴起的代表著述，但这些成果确实有力地打开了中国文学的海外视角，为后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方法。

20世纪90年代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文章仍然以零散形式为主。比如关于翻译有刘树森的《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与翻译系简介》［16］，该中心主持出版的《译丛》，从70年代起承担了大量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翻译工作，和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一起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贡献很大。近两年国内对于《译丛》和《中国文学》，以及海外涉及当代文学的重要期刊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我们认为从海外期刊或者外文期刊中挖掘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并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审视当代文学史写作，可能是当代文学今后需要不断加强的学术突破点和增长点。只是这种研究需要集专业的文学史知识和扎实的外语能力于一体，对于新一代当代文学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7］。关于中外版权交易，张泉较早地关注了在国际文学交流中的中外文学版权交易“逆差”现象［18］，按照最新看到的统计资料：全国版权引进输出比由2012年的 1.88 ∶ 1 缩小到2016年的 1.55 ∶ 1［19］，但细化到文学方面可能并中不见得如此乐观。赵晋华《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是90年代少见聚焦当代文学、信息饱满的报道［20］。海外学者也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如这一时期法国学者安妮·居里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追踪研究等［21］。如何在外国学者提供的资料和观点中发现可以引发对话的问题，是海外传播研究者应当时刻注意的学术方法。那些出入于中外文学之间的学者往往能提供难得的研究视野，比如有学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获奖名单与中国作家的缺席曾做出非常精到的分析，他重点提及的作家分别于2000年、2012年获奖，或者成为多年的候选人［22］。90年代起国内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注于研究“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的机构并办有相应刊物。现在看来，各种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协同，导致研究力量分散、内容重合、资源浪费等问题，需要作出反思。

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延续着在各个相关学科自然缓慢的发生状态。但种种迹象表明，关于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在经历了前面的历史积累之后，相关事件（如“顾彬现象”）、报道、文章、著述、课题在当代文学、翻译学、海外汉学等学科领域都呈现加速发展、自然兴起的态势。

新世纪以来相关著作数量非常有限，但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夏康达、王晓平主编《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2000），是目前管之所见最早由国家课题发展而来的相关著作。该书分日本、东南亚、欧美、俄苏四篇主要介绍了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的传播状况，涉及当代文学的资料较少，如日本、泰国、越南、缅甸、新加坡基本止于现代文学，俄苏部分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有所介绍。汉学（中国学）方面有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2006）、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2009）。翻译研究方面有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1966—1976）》（2007），全书以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为线索，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对外文学翻译工作，如毛泽东诗词、“样板戏”和浩然等人的作品。中外文学关系方面如方长安《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2009），以“十七年”国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为主，对当时中国与苏联、欧洲、英美、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交流关系有扎实的分析，书中“‘十七年文学’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日本的传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十七年文学’的绍介、言说”两章内容涉及到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访谈类著述如季进编《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2011）、李凤亮编著《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2011）等。2011年出版的姜智芹《中国 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是教育部课题资助成果，其主要内容由对莫言、余华、王安忆等十余位作家的海外传播与研究构成。该书针对这些作家做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挖掘，是少数集中讨论当代作家海外传播的专著。一些博士论文成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新兴力量和重要成果。如2010年纪海龙的博士论文《“我们”视野中的“他者”文学：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研究》，从选本、翻译、研究角度讨论了美英两国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探讨两国在“冷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段内怎样言说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及这种言说背后隐藏的话语机制。2011年刘江凯的博士论文《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为核心，较系统地整理了大量海外第一手资料，内容涉及中国当代小说、诗歌、戏剧的翻译与研究，海外期刊、著作、学者的译介，部分当代作家海外传播与接受的个案研究等。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问题及研究趋势展开了相应的讨论。有专家认为“两部博士论文花费相当工夫，对当代文学‘汉译’的作品数量、译者、读者反应作了详细统计和分析，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对下一步工作的展开，显然有奠基性作用”［23］。“博士论文把海外不同地区联合起来，这样不仅帮助中国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也帮助德国了解欧洲之外的汉学，更帮助美国了解欧洲的汉学情况。”［24］其他如关于《中国文学》及“熊猫丛书”的博士论文［25］，这些论文在梳理英文版《中国文学》及“熊猫丛书”史料的基础上，着力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传播文学与文化的源流，揭示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平台的中外文学交流现象，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途径、方法与经验启示。以上研究从翻译、中外文学关系、期刊等角度，对“十七年”等文学阶段或者当代文学整体展开研究，共同体现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跨学科性，在研究资料、视野方法、切入角度等方面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互相借鉴和补充作用。

2012年莫言获奖以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呈现了一个明显膨胀发展的高峰期，甚至一度出现了“热而无序”的现象。这首先是因为其历史积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其次，该研究领域天然的跨学科特点加重了爆发阶段的混乱与浮躁之气。再次，作为一个貌似突然暴露的学术新大陆，人们的研究热情在开始阶段自然会溢出发展的缓慢节奏和研究经验。

以莫言海外传播研究为例。在2012年之前查到的直接关于他的海外传播研究论文只有5篇［26］，其中姜智芹的文章有首开莫言海外传播研究之功，而邵璐的文章在资料整理和原因分析方面体现了非常扎实和深入的能力，刘江凯的文章侧重于从当代文学的研究立场和问题意识去处理莫言海外传播的第一手材料，几篇文章共同对莫言海外传播研究做出了早期的探索。2012年至2014年（10月）莫言海外传播研究文章蹿升达60多篇。这些文章又可分为莫言在海外的研究综述、具体作品的海外翻译研究、获奖引发的翻译研究等几个方面，一方面对莫言的海外传播展开了更多角度的扩充研究，另一方面也存在诸如简单补充、转换重复，甚至变相抄袭的现象。2015年至2017年莫言海外传播的相关研究文章累计至少70余篇，从涉及语种到具体作品以及研究角度都有着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其中不乏一些融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优秀成果。如林敏洁详细考察了莫言文学的日本接受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等［27］。莫言和其他当代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兴起固然是好事，但摆脱“热门”效应，积累有效经验，丰富研究模式，在交叉融合中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显然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和单独的莫言海外传播研究相似，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情况也在2012年至2014年出现“井喷”态势。以文章为例，如果以50—80年代发表数量为基数1，那么，90年代大约为2，新世纪前10年大约为3，2011年为4，2012年为11，2013年为14，2014年为15，2015年至2017年大体延续了前两年的稳定数量，每年至少有七八十篇的文章，研究整体上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课题方面统计了2008年以来可以查到的国家、教育部相关课题，各年的立项数量分别是：2008年 8 项；2009年 7 项；2010年 7 项；2011年 15 项；2012年 27 项；2013年 31 项；2014年 19 项。2015年至2017年涉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国家级各类课题约20项。著述方面整体上编多著少，有针对性的专著少，交叉涉及的旁著多；汉学或中国文学类的著述多，当代文学的研究少。上述文章、课题和编著，若按照严格意义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来看，所占份额则会更少。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这种“井喷”式的研究热情及其成果，和其归属不明，边界模糊，多学科参与的特征直接相关，这种短时间内爆发的成果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2012年莫言获奖促使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由“自发”进入到“爆发”状态，随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成为2013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28］，相关文章、著述和课题呈“井喷”态势，形成至今方兴未艾的“热点”研究领域［29］。热点问题开始时往往具有“话题多”而“研究少”的特点。比如对顾彬“垃圾论”的讨论就非常典型，在初期多成为人们写作发言的由头，后期才更多地看到了一些针对顾彬文学史或当代文学研究扎实的批评文章。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在开始时也一样存在“话题宣传”多于学术研究的问题。在爆发初期大量关于莫言和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文章中，愿意扎实做材料与解决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少，尽管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存在巨大的空白，但在没有更多系统的基础研究之前，根据莫言获奖畅想过多的宏大话题，总是显出一些不太扎实的嫌疑来。一些文章占有资料非常有限，并未深入展开实际研究，通过冠名、抽样的方式把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时尚的宣传话题，造成了研究的假象繁荣。好在这种状况随着热情的沉淀慢慢得到了改善。

“复制性”也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爆发阶段的主要问题。尽管研究对象、语种、角度似乎有所变化，但细读以后其研究模式、方法、思路甚至材料线索都存在强烈的复制转换嫌疑，未对研究对象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材料扩充、模式创新或者独到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有些甚至只是在已有成果的范围内打转，更换或扩充某些内容即完成了所谓的海外传播研究。这种低劣的复制性研究在近两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尤其是一些较好刊物发表的成果，至少在研究的语种或者对象资料方面可以弥补一些空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是2013年才快速兴起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整体上存在着巨大的学术空白，而这些空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填补起来。因此，这种更换研究对象和语种的复制性研究不仅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积累过程。目前对于莫言这样的作家已经慢慢呈现出语种、作品及研究角度更加多元精细化的趋势来：语种由常见的英语、法语、日语、韩语开始向德语、越南语等语种扩散；内容开始向更多具体的作品发展；研究角度也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变化。其他重要作家如余华、王安忆、贾平凹等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慢慢展开。根据笔者统计的相关资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以英语为主）涉及大约430多位作家，其中仅80年代以来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也多达三四十位，包括诸如卫慧、姜戎、刘慈欣甚至一些“80后”作家。即使是这种更换对象和语种的复制性研究，甚至可以说尚未完成基本的工作量，这种研究大概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这就涉及到该领域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平面化”。

“平面化”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初始阶段另一个可以理解但必须努力克服的问题。主要指目前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存在资料性和学术性不平衡的问题，实质是一个史料、史识和研究能力的协调问题。由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存在大量不同语种、国家区域急待填补的空白，往大了讲，该领域“跨界”的学科立场与研究方法很难在短时间内融合并达到成熟程度，难以出现“全人通才”之作，因此只能一边积累材料一边摸索相应的学术方法。往小了说，相关学科专业比如比较文学、翻译学、当代文学如何建立自己不可被替代的专业研究品质？或者如何去探究交叉研究的新模式与方法？针对以上几个突出的研究问题，将海外传播的视角和专业学科的方法更好地结合起来，突破简单的资料累积，能在更开阔的交叉视野里发现研究对象的新问题与新价值，这些正是后期研究者们必须努力克服和回答的问题。

就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整体而言，多学科交叉整合也会带来“存而不明”的学科归属问题。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天然具有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基本特点。涉及学科除了中国当代文学外，还有海外汉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甚至电影学、传播学等交叉研究。相关参与人员自然地辐射到各个学科领域，其中海外学者和国内的比较文学、外语研究者占据了相当比例。这也导致了不同学科的研究立场与方法、问题和目标都存在着差异。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无疑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因为每个学科的“所长”即“所短”亦即“局限”，多学科协同创新才能打破传统单一学科的藩篱，解放学术的创新活力。如何通过学科间的协同合作取长补短，最大限度地满足研究本身的客观需要，也是今后相关学科参与者们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

当代文学的国际化发展必然要求研究者们突破汉语材料和国内视野，形成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研究格局，这是学科自然拓展和教育国际化以后必然出现的趋势。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天然的“跨界性”决定了参与学科和人员的广泛性，这种“跨界”特征决定了该领域研究在坚持交叉融合的同时，相关学科更要努力结合自身特点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就当代文学而言，其海外传播研究必然会带来材料、视野、方法以及结论方面的新拓展，如何将“域外”材料和国内批评、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有效地结合起来，从当前各学科参与的“淹没”中突围，展现“当代文学”不可替代的海外传播研究品质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其实很好地规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中国”圈定了除了大陆的文学外，也包括港澳台和其他海外华文文学等研究对象；“当代”主要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包括那些由现代文学转折过渡而来的作家作品；“文学是针对其他学科或者艺术门类的“输出”而言，更强调文本研究；“海外传播”则是包括传播、接受、影响等一系列相关环节的研究，其考察方向一般是对外的，原始材料主要是外语的，其目标是发现差异，反观自身，形成对话。如果我们把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视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就要努力摸索、探讨、建立起一套更为专业、有效的研究经验和方法，要有能力真正打通国内和海外的相关资料。这绝非“外语”+“当代文学”那么简单的事［30］。

针对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跨界”特征，“对象统一”也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即以研究对象来统一不同国家、文化、语言及学科等因素的切割，在对特定研究对象完成基本资料梳理的同时，更强调将之纳入到当代文学的体系里，充分利用当代文学的专业知识“嵌入”自己的研究心得，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和其他国家或者学科的研究者们形成一种“对话”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努力把典型个案和宏观整理相结合，注重第一手资料；强调个案和对比研究、资料性和学术性相结合；注重对作家、经纪人、翻译家和海外学者的直接调查访问，从而发掘最新鲜的资料，避免研究的可复制性。一方面，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大量的空白会导致雷同、空泛的研究现象，需要通过差异性研究不断地丰富整个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经验。另一方面，特定研究对象的资料总量是客观和固定的，如何在补白的同时提高对资料的利用率，发现不同的问题才是关键。这不仅是对当代文学，也是对其他相关学科提出的共同挑战。

“经典化”（Canonization）是指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整体上会和时间、范围、标准有关系。《说文解字》讲：“经，织也。”《辞海》解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可引申为重要、关键的参考。“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话》解释“典，常也”，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内含“标准”之意。西方“经典”（Canon）一词最初来自希腊文Kanon，指用于度量的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及合法的经书典籍等，特别指《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再后来慢慢用来指称包括文学在内相关领域的重要作品。

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对于“经典”的基本内涵都包含着“标准尺度”的意思，当这种“标准尺度”应用于文学时便形成了“文学经典”：指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经受了历史的筛选，具有典范性和超越时空审美价值的作品，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当文学经典的范围由一个民族国家扩大到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后，就形成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而历史化和国际化是形成世界文学经典必要的两条路径。

通过前文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历史、现状以及相关问题的分析，针对它的“跨界”特征和已有研究经验，我们以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目标或者价值在于：它要回答当代文学由“中国经典”成为“世界经典”涉及到的相关国际化问题，比如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制度、文学审美标准等差异带来的挑战等，在探讨作家作品海外传播差异性的同时，回答清楚当代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典化的体系。其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应该是：各归其所，和而不同。即“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理应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兼顾海外汉学、翻译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方法与成果。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涉及海外传播的学科，比如音乐、电影、美术、哲学等［31］。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目前的诸多问题和我们在这方面研究经验、方法、能力的积累欠缺有关，更和该领域参与学科的不同的研究立场与方法有关系。

从研究发展来看，一些研究成果从汉学、比较文学、外语翻译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开始努力用相当明确的“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去展开研究。如张健、张清华主编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32］，成体系地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及亚洲各国的传播成就，海外各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对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集成贡献。2016年出版贾燕芹著《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由其2013年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从政治话语、性话语、方言话语和戏曲话语四个方面对照原作和译作分析其中的偏离和变异，是较扎实的莫言海外传播个案研究专著。同年姚建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收集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国家形象、译介出版、莫言及其他个案研究相关文章，此类文献汇编也有助于不断丰富该领域的研究资料［33］。此外，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及留学生用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很好地充实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力量，尤其是中国文学在日本、韩国、越南的译介传播研究［34］。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对比阅读，既可以全面加强针对某一国的海外传播研究的了解，也能看到其中存在的诸如资料信息交叉对比后的问题。比如关于莫言《四十一炮》在越南有三个译者版本，但来自不同文章的资料却出现了信息冲撞。程革、萧明当一文表述是2005年文化出版社再版了由武算编译的《四十一炮》，和潘辉煌文章的译者、出版社都不一致；阮秋贤一文是2007年陈忠喜翻译的《四十一炮》，出版时间和潘文讲的2005年不一致［35］。这一细节很好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在资料整理、语言限制、研究方法、交叉融合方面特殊的困难和挑战。

近两年，国内许多研究者也 不断加入并充实了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力量。《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都有相关专栏文章持续关注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译介研究，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把海外资料纳入到当代文学体系，利用自己对作家作品的专业特长来深化海外传播研究的优秀文章。如冯强《现代性、传统与全球化：欧美语境中的于坚诗歌海外传播》；褚云侠《在“重构”与“创设”中走向世界：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神秘”极地的本土性与世界性：迟子建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赵坤《泛乡土社会世俗的烟火与存在的深渊：西方语境下的毕飞宇小说海外传播与接受》以及曹霞、薛红云等人的文章［36］，这些作者绝不仅仅满足于对作家作品海外翻译与研究的资料梳理，而是更多地结合个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心得，对文学作品和海外译介展开深入的对话与分析，体现了鲜明的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显示了很好的专业反思和批判能力。长期以来，当代文学在国际上存在着被海外学者“代言”的现象，随着国内学者国际教育程度和英语水平的提高，这种基于当代文学学科能力的海外传播研究，是我们有效和海外学者展开对话，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保障。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兴起，让国内学者有机会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里，从而发现一个非常不同于以往的文学“风景”。它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研究视角，更是一种方法［37］。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原本就是一个古与今、内与外碰撞和交融的产物，而当代中国的发展更加深刻地和世界融为一体。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当代文学的国际化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折射，中国在重新进入世界新秩序后必然会在文化想象与构建方面有相应的历史表现。体现在当代文学方面，主要是开始世界维度的“经典化”。我们认为当代文学这种世界维度的“经典化”应该在历史化和国际化两个维度同时展开，并且这种经典化历程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还应包括文学批评。在此格局中，不论是对国内创作与批评关系的分析，还是对国际间文学品质的判断，都会帮助我们在一片喧哗声中看到某些被遮蔽的内容。

根据对20世纪以来400多位中国作家海外传播与接受资料的梳理，我们总结了判断当代作家作品海外影响力，或者说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其经典化的八条主要参考，分别是：一、是否有翻译传播，二、是否多语种翻译传播，三、是否有一定重译率，四、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五、是否有权威的研究，六、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七、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八、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只有当一个作家作品同时具备了以上条件时，才意味着他形成了无法否认的客观影响力，自然也开始了其世界范围的经典化历程。用这个标准去比较当代著名作家，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铁凝、残雪、迟子建、毕飞宇等，每个人都有一个“历史化”和“国际化”交叉互动，不断经典化的历程。这些作家大多已经完成了国内“历史化”筛选，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但若从世界维度的经典化角度看，包括莫言在内仍然有很长的经典化路程要走。

如果深入到这些作家的国内批评史，或者海外接受表现的材料中，并将作家的创作、国内批评与海外接受互相比较，或者将不同作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单一视角下很难注意到的现象和问题。比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等，他们都在经典化的历程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从国内来看，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等其实相差不远，但从海外传播与影响来看，贾平凹、王安忆则明显滞后。再如莫言、贾平凹等，他们可能是当代最有“乡土”气息和广泛影响力且创作力旺盛的几位名家。从海外接受角度看，几位饱有乡土性的同时又有接受差异性。莫言属于海外影响相对较好的类型；贾平凹是国内影响与莫言相似，但海外接受却反差较大的类型。从世界视野中的乡土书写来考察他们的写作，在类型中找到典型个案，在差异里反思共通特点，在国内和海外的视野下，探讨几位作家及当代文学从本土走向世界的相关问题，就成了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就同一个作家作品来看，海外视角的加入，也会和国内形成某种差异性的表现，拉伸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来。比如余华《兄弟》出版以后，海外评论和国内评论就形成了关于“当代性”和“粗鄙化”很不相同的论调［38］。再如莫言的小说《酒国》，也会在海外和国内的评论界形成鲜明的反差［39］。所以，从海外传播视角、世界维度的经典化来考察中国当代作家，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更多的研究新角度。

这些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跨界”协同研究，也是一项在普遍性中强调差异性的研究，更是一项耗时耗力需要进行长远人才贮备与培养的基础研究，对相关研究人员从知识结构到语言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整个研究既要强调在“世界中”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又要坚持当代文学的中国立场和学科品质。我们希望通过扎实的系列研究能够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基本状况的窗口，努力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去发现新材料、新问题，并得出新结论。

中国的当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严重的不相称现象，基础研究和教育力量的薄弱会从根本上制约我们的文化繁荣，而科技文化尤其是人文领域的精神成果绝非靠数量突击能够获得世界认可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建设远远难于经济发展；国际经典的生成只能依靠创造出优秀文化成果来实现；国家相关部门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的同时，更要有起码的“国家耐心”。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及其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向外拓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它不仅对内可以激活更多的学术空间，对外也会为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提供可靠的参照。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当下国内相关部门、高校、民间团体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力量过于分散，很有必要整合相关资源力量，形成更有效率的协同机制，推出更优秀的合力成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批准号：16ZDA21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批准号13AZD049）之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省略，原文参见《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