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张莉：在卡夫卡的门前——卡夫卡作品中的“门”

【摘 要】

在《文学讲稿》中,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剖析了《变形记》的文本结构, 发现“开门和关门”的动作贯穿整个故事始末1。纳博科夫认为, 《变形记》可被视为一出三幕戏:第一幕有七场, 第二幕和第三幕各有十场, 而构成各场景之间切换和转承的节点正是一个空间符号——门。“门的主题”是纳博科夫在卡夫卡的文学空间中的重大发现。20年后, 美国学者莱奥纳多·莫斯则意图找到打开这些门的钥匙, 他带着同样的好奇心和文本分析的耐心, 对《变形记》中的门进行了统计, 结果令人惊讶:仅发生在主人公格里高尔身边的开门与关门的动作就有近百次。2作为对“莱奥纳多·莫斯的数学统计方法的补充”3, 另一位卡夫卡研究学者约翰·温克曼进一步调查了《变形记》中“门”的词频, 精确地指出:“在《变形记》中, 门 (Zimmer) 这个词单独或以词组的方式一共出现了151次, 其中有 68次与格里高尔的卧室有关。”4不难看出, 在卡夫卡的文本空间中, “门”确实表现出“发出声音”的强烈意图。

一、关闭的门—— 隐秘的内心空间

二、 半开启的门——进退两难的存在状态

三、文本之门——开敞的假象

在空间分界和连接之外, 门还具有空间防护的功能, 在空间的隐喻意义上, 也暗示着功能主义、目的论以及形式美学上的释义拒斥。27卡夫卡学界也时常以“卡夫卡的文本之门”来隐喻卡夫卡作品的释义防护和反阐释性。路易斯·科斯塔·利马指出, 早在卡夫卡生前, “如何阐释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卡夫卡早期评论家们最为尴尬的事情:“他们一方面以无比的智识鉴定出卡夫卡作品的独特价值, 但同时也意识到普通的阐释模式无法接近卡夫卡作品的深厚内涵。”28卡夫卡的语言风格简洁明晰, 故事的场景也很日常, 看似文本之门是开敞的, 但众多评论家在穷尽了宗教神学、心理分析、社会批判、原型分析、存在主义哲学、叙事学、现象学、版本学的理论阐释之后, 却时常陷入一种批评的困难。卡夫卡研究专家海因茨·波里策在研究卡夫卡四十余年后就曾感慨, 卡夫卡作品的最基本性质就在于:“任何想得到结论或揭开谜底的企图终是徒然。”29

事实上, 关于《在法的门前》的评述之争就充分体现出进入卡夫卡文本之门的困境。开敞的假象诱惑着一群野心勃勃的“乡下人”来到文本前面, 意图突破文本之门的重重防护。这群“乡下人”中不乏智识超凡的哲人, 德里达、齐泽克、阿伦特、德勒兹、阿多诺都曾对《在法的门前》做出过精彩的阐释。《在法的门前》不足千字, 近乎一个独幕剧, 场景也很单调, 是一扇略微敞开的大门, 人物单一, 只是乡下人和守门人, 情节简单, 无非是乡下人想进入法的大门, 守门人告诉他“现在不可以进入”, 但也不知道他何时可以进入。在守门人的告诫中, 乡下人得知法的大门里还有数不尽的大门, 每一个大门前面都有一个守门人, 一个比一个强大。乡下人最后选择在门前等候, 至死未能跨进大门。

从拉康心理学视角出发, 齐泽克指出, 门的意象在本质上是一个关于诱惑与排拒的主题。乡下人面前的门不仅不是为了通行而设立的, 反而恰恰是为了排斥他而建造的, 因为, 对于个体而言, 不可接近性正是法的本质。30雅克·德里达1982年研究卡夫卡的文本之法和释义防护的专文, 标题也是《在法的门前》。德里达指出:“《在法的门前》讲述故事的不可接近性, 讲述故事不可接近性的故事, 讲述历史不可靠性的历史;在这个通往禁地的地图上:没有行程、没有方法、没有路径通向法的认同, 通向可能的必然, 通向法的惯例。”31这种对于不可接近性的接近以及对不可阐释性的阐释最终会成为对文本的“误读”。可以说, 误读既是德里达所认为的卡夫卡的文本之法, 也凝练地概括出卡夫卡的作品在不断被解读和误读中的“反阐释”的阐释现状。

基于卡夫卡这则寓言, 德里达延伸出对“文学是什么”和“法律是什么”的双重追究, 意图对文学与法的建制概念进行解构与重构。在德里达的追问中,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卡夫卡的文本, 还有像门一样将文本围护起来的文本之法。在卡夫卡的寓言中, 法的每一重大门之前都有一个守门人。德里达认为, 文学之所以成为作品, 正是由于有一个比一个更为强大的“守门人”, “就文本而言 (例如所谓的‘文学’文本, 尤其是卡夫卡的这个故事) , 我们读者在它面前就像在法的门前一样”, 正如法的大门受到守门人的重重防护, 文本之法也受到卫士的保护, “作者、出版者、批评家、学者、档案员、图书管理员、律师等等”都是文本的卫士, 他们的存在是对文学合法性的维护。32

每一扇大门都仅仅是为一个乡下人所设立的, 不同的“乡下人”所意图维护的“合法性”也不尽相同。至少在卡夫卡研究专家瓦根巴赫看来, 门是卡夫卡的内心法庭, 是背叛婚姻的负罪感所驱动的自我审判。瓦根巴赫发现, 在《诉讼》中, 约瑟夫·K死于31岁生日的前一晚。现实生活中的卡夫卡, 在他31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 打算到柏林去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卡夫卡对自己违背婚约深感内疚, 在日记中称“要在会面的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酒店接受一次审判”33。瓦根巴赫的结论是, 《诉讼》和《在法的门前》“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自传性色彩的惩罚幻想”34。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罗纳德·格雷与桑德尔·吉尔曼, 他们认为, 酒店房间里有关解除婚约的一幕就是《诉讼》中审判法庭的现实原型。35乡下人面前的门就是令卡夫卡恐惧的婚姻, 大门之后的另一重现实就是卡夫卡无法接受的婚姻生活, 因为日常的生活会给写作带来干扰, 而写作才是卡夫卡存在的全部意义。

“婚姻之门”的解读视角在卡夫卡研究早期阶段被广为认可, 但这种内心审判的解读恰恰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甚为不满的“最令人生厌的三大主题”之一。在德勒兹看来, 内心法庭的审判以及内心的负罪感之类的解读只能触及卡夫卡文本的表象, 只有“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现实的和社会的解读才能更无限地接近这个不可解读的内在机制”, “与其讨论一个从不露面的上帝, 不如讨论一下有关‘少数族文学’的问题”, 卡夫卡的“少数族文学”展现的是一种官僚机器, 试图“从社会表征 (social representations) 中抽取话语装配 (assemblages of enunciation) 和机器装配 (machinic assemblages) , 并拆解这些装配”。36卡夫卡并没有退缩于世界, 而是预先展示了“未来那恶魔般可怕的权力的敲门声——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37。

权力之门的解读, 在阿伦特那里则体现为对现代世界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沉痛思考。38在她看来, 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现代世界的异乡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 就是犹太人备受疏离、拒斥与边缘化的生存处境。法的大门悬置在个人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 而这个公共的世界恰恰是作为“贱民”的犹太人被剥夺的某种特权, 因而卡夫卡的意义在于“意图建构一个符合人类需求和尊严的世界, 一个可以自主决定自己行动的世界, 一个由符合个体自身的法律而不是由一个来自上面或者下面的神秘权力所控制的世界”39。当这种“神圣”法则的谎言构成了现实的秩序, 这种神秘的权力之门就成为阿伦特痛批的极权主义。更为恐怖的是, 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 而是破坏信念的形成;对照来看, 卡夫卡的乡下人正是阿伦特所说的作为“贱民”的犹太人。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植入了“你不可进入”的观念, 并逐渐丧失了信念。阿伦特还总结出极权主义国家特有的规律:凡是政府机构, 越是明显可见的, 权力就越小, 越是隐而不显的, 权力就越大;这样的判断与卡夫卡文本中的“法的大门”有着惊人的相似:空间上不断生成的一重又一重的大门, 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强大, 而这一切都源自某种藏而不露的威慑。

这种“隐藏不露”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先行概念”的体系之下, 是仅仅“以伪装方式”显现的东西, 是被遮蔽得如此之深远以至于被遗忘的存在。40卡夫卡那带有迷惑性的开敞假象的文本之门的后面, 是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是一种被遮蔽至深的被遗忘的存在?或者, 正如卡夫卡在故事中所说, 大门仅仅是为一个人所设定的, 每一个乡下人面前都耸立着一重大门, 故而乡下人的个人悲剧就上升为普遍意义上的存在困境。毫无疑问, 存在之门的解读也得到了昆德拉的赞许。在昆德拉看来, 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 “卡夫卡的世界是人的世界中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 (《小》:42-43) 。

意图走进卡夫卡的文本之门, 唯一的出路或许在于回到文本的立法者那里, “用卡夫卡自身来阐释卡夫卡才是唯一有效的阐释”41。在《诉讼》的倒数第二章“在大教堂里”, 约瑟夫·K和神父在《在法的门前》中谁是受骗者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约瑟夫·K认为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 但是神父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 守门人愚昧懵懂, “并不了解法的内部, 只知道在大门外面走来走去。他对法的大门之内的想象是幼稚的, 他用来威慑乡下人的恰恰是他自身感到恐惧的东西”42。和乡下人一样, 守门人也是被法的大门所威慑和禁锢的人。甚至相比较而言, 乡下人至少还是一个行动自由的人, 而守门人却是一个被职权控制的人;乡下人主动放弃了个人选择, 而守门人根本别无选择。

正如小说中那位神父所言, 守门人也受控于门后的那些神秘力量, 同样是在懵懂无知中耗费着生命。法及其所代表的正义与尊严躲在门后从未显身, 卡夫卡以一种假象伪装成的谎言戏谑了一个存在的真相:“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法就是谎言, 假如我们逐渐接近的深藏不露的东西正是这个 “令人沮丧的结论”43, 也就更能领悟在谎言所构成的世界秩序之下, 人人都是受骗者这个令人绝望的真相。

如果执意要在这“令人沮丧的结论”中寻求某种希望的话, 我们将不得不以一种“反卡夫卡式”的确定性去界定这个非确定性的本质。在空间意义上, 卡夫卡的门是一种基于自我逃离的空间防护, 是处身与外界的隔离;在社会学意义上, 卡夫卡的门是闭门写作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是主动隔离的“异-他者-化”;在现象学的意义上, 门的开合意味着自我显现与自我隐蔽的内外两难;在存在的意义上, 关门闭户是朝向深不可测的存在的开敞, 是对被遗忘的存在的去蔽;在政治学的意义上, 门是官僚机构与极权社会的机制, 法是欺骗的蒙蔽, 谎言构成社会的秩序;在阐释学的意义上, 卡夫卡的大门是带有开敞假象的美学防护, 卡夫卡文本的内在建制是对建制的拆解, 不可阐释性是其文本之法。

在卡夫卡的门前, 诱惑与排拒、等待与绝望、行动与虚妄都是必然的, 正如瓦根巴赫所言, “大家都喜爱他, 尊敬他, 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他。他面带沉静礼貌的微笑敞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但却对这个世界紧紧锁住了自己的心扉”44。

注释

1 See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ed.Fredson Bower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p.283.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讨论了他所尊崇的七位小说作家, 卡夫卡是其中唯一一位德语作家。在《弗兰兹·卡夫卡》这一讲开篇, 纳博科夫毫不掩饰对卡夫卡的推崇:“卡夫卡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语作家。”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p.255)

2 See Leonard Moss, “A Key to the Door Image in ‘The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7 (1971) , p.37.

3 John Winkelman, “The Liberation of Gregor Samsa”, in Harold Bloom, ed., 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 2008, p.33.

4 John Winkelman, “The Liberation of Gregor Samsa”, in Harold Bloom, ed., 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p.33.

5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trans.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Schocken Books, 1977, p.114.

6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p.114.

7 Hayley Mitchell Haugen, Readings on The Metamorphosis, San Diego:Greenhaven Press, 2001, p.50.

8 George Simmel, “Bridge and Door”, in Neil Leach, ed., 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Routledge, 1997, p.6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Bridge”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9 Franz Kafka, “Grosser Larm”, in Herder-Blätter, vol.1, No.4-5 (October, 1912) , p.44.

10 See Franz Kafka, “Letter to Felice Bauer, November 11, 1912”, in Hans-Gerd Koch, ed., Briefe1900-1912, Frankfurt:S.Fischer, 1999, p.226;see also Franz Kafka, Drucke zu Lebzeiten, eds.Wolf Kittler, Hans-Gerd Koch, and Gerhard Neumann, Frankfurt:S.Fischer, 1994, p.441f.

11 多部传记著作中对卡夫卡的这段生活经历均有类似的描述 (see Klaus Wagenbach, Kafka, trans.Ewald Osers, London:Haus Publishing Ltd., 2003, pp.89-91;Reiner Stach, Kafka:The Decisive Years, trans.Shelley Frisch, Orlando:Harcourt, Inc., 2005, pp.22-23;Frederick Robert Karl, Franz Kafka:Representative Man, New York:Ticknor & Fields, 1991, p.205;Ronald Hayman, Kafka:A Biograph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8-59) 。

12 详见尼尔斯·博克霍夫、玛丽耶克·凡·多尔斯特《卡夫卡的画笔——曾是伟大画家的弗兰兹·卡夫卡》, 姜丽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 第15页。

13 详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孟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年, 第109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小》”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14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p.115.

15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Maria Jolas, New York:The Orion Press, 1964, p.228.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Poetics”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16 Maurice Blanchot, L’arrêt de mort, Paris:Gallimard, 1977, p.124.

17 See Franz Kafka, “Memoirs of the Kalda Railway”, in Max Brod, ed.,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23, Harmondsworth:Penguin, 1964, p.310.

18 Lutz Koepnick, Framing Attention:Windows on Modern German Culture, 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

19 “interface”,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terface[2019-07-24]

20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p.261.

21 Leonard Moss, The Excess of Heroism in Tragic Drama, Gainesville:Th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95.

22 Qtd.in Paul Rabinow,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Interview of Michel Foucault”, in Skyline, 3 (1982) , pp.16-20.

23 Leonard Moss, The Excess of Heroism in Tragic Drama, p.94.

24 Richard Lang, “The Dwelling Door: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Transition”, in David Seamon and Robert Mugerauer, eds.,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213.

25 Richard Lang, “The Dwelling Door: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Transition”, in David Seamon and Robert Mugerauer, eds.,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p.213.

26 Franz Kafka, “Letters to Carl Bauer, August 28, 1913”, in Hans-Gerd Koch, ed., Briefe1913-1914, Frankfurt:S.Fischer, 1999, p.272.

27 See Andrew Benjamin, “Eisenman and the Housing of Tradition”, in Neil Leach, ed., 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p.298.

28 Luiz Costa Lima, The Limits of Voice:Montaigne, Schlegel, Kafk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5.

29 Heinz Politzer, ed., Franz Kafka,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 Introduction.

30 See Slavoj Žižek, Lacan:The Silent Partners, London/New York:Verso, 2006, pp.312-313.

31 Jacques Derrida, Acts of Literature, ed.Derek Attridge, New York/London:Routledge, 1992, p.196.

32 See Jacques Derrida, Acts of Literature, p.214.

33 Franz Kafka,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1923, ed.Max Brod, trans.Joseph Kresh, New York:Schocken, 1976, p.293.

34 Klaus Wagenbach, Kafka, p.105.

35 See Ronald D.Gray, Franz Kafk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06;see also Sander L.Gilman, Franz Kafka, London:Reaktion Book Ltd., 2005, p.76.

36 See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Dana Polan,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46.

37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83.

38 See Hannah Arendt, “Franz Kafka:A Revalu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in Hannah Arendt and Jerome Kohn, ed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4, pp.76-77.

39 Hannah Arendt, “Franz Kafka:A Revalu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in Hannah Arendt and Jerome Kohn, ed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p.80.

40 详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收入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 (上) , 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 第70页。

41 Terri J.Hennings, “Heidegger and Kafka Before the Law”, in Hans Rainer Sepp and Ion Copoeru, eds., Phenomenology2005, vol.IV:Selected Essays from Northern Europe, Bucharest:Zeta Books, 2007, p.295.

42 Franz Kafka, The Trial, trans.Mike Mitchell,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3.

43 《诉讼》中神父与约瑟夫·K有关乡下人和守门人的讨论正是以这句话收尾的:“令人沮丧的结论”。K说:“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 (弗兰兹·卡夫卡《诉讼》, 收入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3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177页)

44 Klaus Wagenbach, Kafka, p.27.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侵删。

【作者简介】 张莉，苏州大学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