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杨靖：爱默生的商业演讲——兼论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市场

1838年, 爱默生在致友人书信中不无自豪地宣称, 他基本实现了个人财务自由:拥有一所大房子;各类有价证券合计22000美元, 年息6%;还有每年400—800美元不等的演讲收入。 (1) 此时距他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一职不过6年, 他当时的年薪是500美元。按一般传记作者的说法, 爱默生是不满于教会礼仪的陈规陋习愤而辞职, 然而, 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却表明, 与其说其冲冠一怒为礼法, 毋宁说这是爱默生精心算计后的选择。 (2)

由于父亲早逝, 爱默生早年经济状况堪称凄惨。上学时候只能和兄弟爱德华共用一件外套, 受到同学嗤笑。他在日记中写道:童年时母亲打发他去杂货店买鞋, 他怀揣1美元兴冲冲走上街, 结果把钱弄丢了, 遗恨终生。后来他进哈佛学院, 仍因家贫交不起学费, 只好充当“校长的新生”, 通过跑腿打杂来抵充学 费。 (3) 早 年的艰难时世无疑令爱默生感受到贫困的切肤之痛。他在日记中立誓, 要勤勉工作, 积累财富, 万一哪天不幸欠债, 自己再怎么省吃俭用, 也要尽快偿 还。 (4) 在 1850年代的一则日记里, 他为自己前一年在饮酒方面花费20美元一事耿耿于怀, 认为还不如投资购买一台精巧的小型印刷 机。 (5)

尽管爱默生中年以后时常恃财傲物——比如他在题为《论自立》 (“Self-Reliance”) 的演讲之后, 曾对三五知己慨叹:没有银行1200美元的年息, 我哪有资格在此奢谈 (自立) (6) ——但事实上, 大多数时候, 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美妙, 因为他有一大家子需要供养:妻儿老小、家中仆役, 还有一位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巴尔克利。1830年以前, 爱默生与亲友书信及私人日记中充满了对金钱的关注和忧 虑 (7) , 这 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832年才有所好转——这一年, 他获得了第一笔演讲收入, 尽管只有区区10美元。

爱默生为何要放弃教职?他在文学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本文认为, 他的这一选择乃基于对这一时期美国文学市场走向的把握:爱默生顺应市场风气的变化, 迎合市场的需求, 并由此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他舍弃教堂的布道坛而走上公共的演讲坛, 这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也是美国文学和文化由高雅向通俗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爱默生的朋友奥尔科特曾说“公共演讲是美国的发明” (“Transformation”:471) , 并将这一发明权归于爱默生。而爱默生本人则谦逊地坦承, 作为演讲家, 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30年代新英格兰兴起的“学园” (Lyceum) 运动。学园运动通常由各地方行业协会主导, 目的在于普及知识、教化民众, 通行做法是协会筹措专款, 并指定专人 (“秘 书”) (8) 负 责——包括延请讲师、拟定议题、商洽报酬、落实场地等等。受邀演讲者多为哈佛教授或钱宁牧 师 (9) 这 样的社会贤达, 也包括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一次演讲不仅能提高演讲人的知名度, 还能让他们获得不菲的报酬, 爱默生和他的友人们遂纷纷登上讲坛, 利用这一方园地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说, 不过, 谁也没有取得爱默生那样的成功。

以奥尔科特为例, 他在“超验俱乐部”以雄辩的口才著称, 人称“谈话王子”, 但也许是话题太过深奥, 他在讲坛上的滔滔不绝最后演化为令人反感的“一言堂”, 听众在他咄咄逼人的语气中感受到“碾压”, 不少人愤而退场。 (10) 另一位踌躇满志的演讲家是梭罗。作为哈佛学院毕业的高才生, 梭罗的古典文学素养功底不凡, 出口成章。跟奥尔科特一样, 他也有成功的执教经验。毕业后他与兄长一同创办的康科德学校在当地风行一时, 人满为患, 但奇怪的是, 梭罗的演讲同样遭遇惨败。他后来对爱默生抱怨听众反应太过冷淡, 而他自己也不肯为迎合听众改弦更张, 因为听众“太差劲”, “凡是大受听众欢迎的, ”梭罗断言, “都是老生常谈”。 (11) 换言之, 大众的品味太过粗鄙, 而刻意迎合无异于“自贬身价”。对此, 爱默生自然不敢苟同:“我野心勃勃, 希望写出来的东西每个人都懂, 像鲁滨逊·克鲁索。”好像担心言不尽意, 他又补充说:“无论是一篇小文章还是一本大部头著作, 我最怕写得不够通俗浅显——务必要以一种彻底的唯物的 (materialistic) 态度, 使得人人开心, 皆大欢喜。” (qtd. in Profession:314)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 将演讲家爱默生与奥尔科特、梭罗以及其他所有人区别了开来。

牧师世家出身, 爱默生天然具备演讲家的“布道”特质。他身材高大, 声若洪钟, 伴随着威严而不失礼仪的形体态度, 极具感染力 (12) 。当然, 相对于外表, 爱默生演讲的内容更为引人入胜。他本人学识丰赡, 而且勤于笔记摘抄, 将个人笔记本称为“储蓄银行”或“矿藏”, 由此打造出汪洋恣肆、字字珠玑的演讲稿。譬如他在哈佛神学院名为《美国学者》 (“American Scholar”) 的演讲, 连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s) 这样的文豪亦为之折服, 盛赞为“美国人思想上的独立宣言” (qtd. in Profession: 50) , 更不消说一般听众了。

演讲的成功, 首要因素在于选题。爱默生演讲的题目从文学文化到政治历史以及道德法律, 可谓无所不包。从日后由演讲稿整理出版的《随笔集》 (Essays, Ⅰ, Ⅱ) 来看, 他的论题几乎触及当时美国民众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包括18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兴起的禁酒、废奴、教育改革、道德改进以及妇女权益等运动。像十八世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历书》 (Poor Richard’s Almanack) 一样, 爱默生的演讲也成为普通家庭的“宝典”, 爱默生本人由此被誉为“美国的先知” (13) 。而且, 与富兰克林在书中阐明的“致富之路”一样, 尽管爱默生演讲中不乏浪漫派作家对商业及贸易一贯的鄙视与抨击, 但总体而言, 十九世纪中期勃兴的市场和商业却是贯穿其演讲始终的主题。

作为哈佛学院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 爱默生在演讲中却刻意避免奥尔科特式的“掉书袋”, 转而采用通俗易懂的平实之语 (14) , 许多时候甚至不惜以美国本土的粗粝意象取代欧洲文化传统中的典雅“陈词”——批评家或称之为“本土幽默”, 比如他将死读书的人称为“书虫”, 以“火山渣烤鸡蛋”形容其行事荒诞;又将异化的劳动者比作“破碎的残肢”, 而他自己则化身为“透明的眼球”, 可以洞悉宇宙自然的奥秘。 (15) 类似夸张新颖的表达是爱默生长期精心锤炼的结果, 别开生面, 也广受欢迎。1850年代, 纽约著名记者威利斯 (N. P. Willis) 在“商堂” (Merchantile Hall) 聆听爱默生演讲, 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 他被“挤至墙角, 终场动弹不得”。 (16) 1860年代以后, 爱默生如日中天, 成为享誉英美和欧洲大陆的文化名人, 其演讲更是一票难求。

以商业取譬, 是爱默生演讲的一大特色, 也是他在文学市场取得成功的一大奥秘。在《论财富》 (“Wealth”) 一文中, 爱默生曾描绘果园中的桃子走上集市的过程, 并声称“所谓商人的本领, 就是把货物从丰富之地运往稀缺之地” (17) 。在爱默生看来, 自然界中的水果摇身一变成为商品, 不仅使得水果面目一新, 而且其价值也提升了百倍 (相反, 梭罗在《瓦尔登湖·经济篇》中却认为, 这一过程也耗尽了越橘本真的味道及其精髓 (18) ) (see Romanticism: 38) 。《论财富》一文直到1860年才发表, 但其实早在1851到1852年间, 爱默生就以讲座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商业“贸通有无”这一独特功能的嘉许——这也基本代表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爱默生对商业及市场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萨诸塞州大主教威廉·劳伦斯 (William Lawrence) 宣称, 一言以蔽之, 爱默生的演讲堪称美国的“致富福音书”。 (19)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在早期的演讲与著作中, 爱默生并非丹尼尔·亚伦所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预言家” (20) , 而是对资本主义市场持怀疑乃至批判态度 (see Romanticism:19) 。

受波士顿“机械学徒协会”邀请, 在1841年一场名为《人是改革者》 (“Man the Reformer”) 的演讲中, 爱默生便直言不讳地抨击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并一一列举了交易中俯拾皆是的罪恶行径。他声称:“我们所谓的贸易系统其实充满了自私、不信任、隐瞒甚至高度戒备, 也并不是在给予, 而是在利用, 由此来获取实惠。”紧接着, 他又指明, 滥用商业已经不只局限于商人和制造商之间, 为市场种庄稼的农民甚至包括消费者也牵涉其中, “只需要问问这些商品是如何从它们生长的地方进入我们的房屋的, 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所吃所喝还有所穿的, 都历经了虚伪的商业交易这一环节” (CW 1:147-148) 。他认为身处当今之世, “政府、教育甚至宗教都受到了商业精神的影响, 因此, 在现今的人类社会中, 再也没有什么比抵制商业侵袭更重要的了……贸易携带金钱、蒸汽、铁路侵入自然, 破坏人的平衡, 建立起一种无处不在的专制, 其暴虐胜过巴比伦和罗 马” (21) 。在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之下, 人的操行品性也成了致富的工具——用爱默生的朋友霍斯牧师 (Joel Hawes) 的话说, “个人的品性犹如商场的股票, 拥有越多, 获利越多” (22) , 或 者, 正如爱默生本人观察到的那样:“贸易将一切投入到市场中来, 包括才能、美丽、美德甚至人类自 己。” (CW 1:234)

爱默生对“商业时代”的厌恶其实与他一向秉持的个人主义信念息息相关, 在他看来, 自力更生不是必然结果, 而是商品交易下迫不得已的牺牲品。不合格的商品 (人和物) 是无法在市场交易中存活的, 因为成功的交易必然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卑躬屈膝、墨守成规, 甚至可能包含个人意见和崇高信仰的妥协, 以此委曲求全” (CW 1:147) , 为了赚钱, 所有人都不得不“日复一日辛勤劳作, 还要低三下四, 阿谀奉承” (CW 1:148) 。在《论自立》一文中, 爱默生借用从商业交易中汲取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即资本主义正在消除人的独立性:“社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为了面包, 必须牺牲自由。” (CW 2:29) 因此, 他的结论是, “贸易如今是世界的主人——政府只是热气球上的降落 伞” (23) 。

在1841年的另一篇演讲《自然的法则》 (“The Method of Nature”) 中, 爱默生指出, 物质利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充斥着投机和渔利的欲望, 而一旦投机失败, 农场、学校、教堂以及人的心理都会黯然失色, 萧条贫瘠。尽管爱默生一再否认自己对“商业市场”怀有敌意 (see CW 1:120) , 但很明显, 这一时期他对市场的反复无常和剧烈波动所造成的后果充满疑虑。

爱默生思想中的这种疑虑和矛盾心理在发表于1841年、但早就构思于1826年的《补偿》 (“Compensation”) 一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篇文章开始几段都是爱默生对市场“低级算术”的嘲讽 (see Romanticism:30) , 但紧接着, 他开始讲述自己曾听过一次关于末日审判的布道——牧师声称邪恶正盛行于世, 但圣人们最终会为他们所受的苦难得到补偿——在这里, 爱默生用一种道德经济理论替换了那位牧师的论断, 而这种理论似乎就是模仿市场的会计核算过程。在爱默生看来, 上帝本身就是一位具有至高效率的会计, 并“确保他手中那本永恒的账目公正无误” (CW 2:70) :“清算来得越久, 对你而言就越好;因为复利是[上帝]这位司库惯用的利息计算方法。” (CW 2:69)

从《补偿》这篇演讲中可见, 由于“财富具有道德属性” (Romanticism:31) (24) , 爱默生开始相信具有进取心且工作中诚实守信的人, 在交易过程中“有资格不去妥协”, 而且“也不会染上铜臭”, 此时他已俨然“成为一个工商业资本主义辩护者” (25) 。爱默生认为市场的力量足以消弭权威, 消解传统, 消除枷锁, 显然, 他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改观。

与此同时, 对于促进商贸发展的科学创新, 爱默生也并非一味拒斥 (或像卡莱尔那样沉醉于昔日“黄金时代”的迷梦 (26) ) , 相反为之欢呼呐喊。如在《论自然》 (“Nature”) 的演讲中, 他赞美人类“用铁条铺路, 在上面架起一辆载满人、动物和商品的列车, 像老鹰或燕子一样, 在乡间飞来飞去, 在城镇之间来回穿梭……” (CW 1:11-12) 。在后来的演讲中, 爱默生更是不无自豪地讴歌穿越丛林的列车, “蒸汽机头鸣响的汽笛, 有如仙乐飘飘” (qtd. in “Transformation”: 488) , 对比梭罗对波士顿—康科德铁路开通的嘲讽“不是铁路载人疾驰, 而是人背负着铁路” (qtd. in “Transformation”:486) , 可以看出爱默生把握时代潮流的敏锐性和预见性。

有意思的是, 尽管带有反市场偏见的美国传统田园思想并未能在爱默生身上延续下去, 他的“门徒”梭罗却继承了这一衣钵。身为导师的爱默生, 因而不得不强压怒火, 对梭罗在《瓦尔登湖》结尾对他的嘲讽做出回应。节俭自律这门课, 梭罗似乎学得太好了, 爱默生抓住这一点, 在《论财富》的演讲中不动声色地予以反击:“那个人是怎么谋生的?” (qtd. in Romanticism: 33) 这正是梭罗《瓦尔登湖》所要回答的问题。 (27)

爱默生贬低“勉强糊口”的生活, 并针对他昔日弟子的极简主义展开了争论:“论证要减少欲望是在做无用功:哲学家们已经阐明人的伟大在于将自己的欲望保持在低位, 但是一间小屋和每餐的一把干豌豆就能让一个人满足吗?人生来就是要富有的。” (qtd. in Romanticism:33) 爱默生在写下这段演讲词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一定是梭罗, 后者相信在瓦尔登湖边垂钓和种豆可以使他免遭“贸易的祸害” (qtd. in American:33) 。不仅于此, 爱默生还在演讲中公开宣称:“在列车车厢和旅馆, 我时常遇见成功的商人;他们令我满心欢喜, 因为他们是社 会的楷模和样板……世人经常痛诋商业, 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正是自由贸易的法则摧毁了封建制并造就了美利坚;它不仅为世界带来和平, 而且能维护和平——并将最终铲除奴隶制。” (qtd. in “Transformation”: 486)

爱默生对商业的赞许也是聆听他演讲的绝大部分听众的共同心声。1851年, 爱默生应邀到匹兹堡做演讲。当地店铺老板在演讲之日纷纷关门歇业, 不仅是他们本人, 而且连同伙计也一同前往聆听演讲。在老板们看来, 爱默生演讲中寓涵的“商业价值”要远远大于伙计一天的劳作。 (28) 事实上, 爱默生本人也发现, 听众对具有“实际商用价值”的演讲话题更为关心, 对于抽象玄妙的哲学命题则明显缺乏热情, 他本人也在随后的演讲中做出了相应调整 (see “Transformation”: 493) 。

1830年代, 爱默生的演讲年收入不到500美元。1840年代, 年收入则近千美元 (以1846年为例, 记录在案的演讲收入约900美元) 。此后一路飙升, 至1860年代达到高峰, 公开演讲每场不低于100美元, 小型的系列“谈话”通常持续一两周时间, 收入过千。保守估算, 此时爱默生的演讲收入已达到甚至超过了他的总收入 (稿酬、版税、银行利息、铁路股票等) 的一半 (see “Transformation”: 485) 。对于商业演讲所取得的成功——正如他的著作出版一样——爱默生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市场的合力:由出版商、读者以及听众所组成的文学市场需要打造偶像。 (29) 1870年代, 爱默生感慨地说:“老年是最好的广告。你的大名在书上反复出现, 证明你的书值得去买。” (30)

事实上, 与同时代的名人如诗人朗费罗相比, 爱默生在出版市场还算不上长袖善舞。朗费罗专心致志隐居家中写诗的诀窍是先将单篇的诗歌投给文学期刊, 取得一笔稿酬;然后每过几年, 将散落在各处的诗篇集结整理, 作为精装本的诗集出版发行, 这样不仅能够再次取得稿酬, 而且可以出售版权;至于《伊凡吉琳》 (Evangeline) 这样的长篇佳作 (作者对其市场效应信心满满) , 则直接出单行本。值得注意的是, 朗费罗每次推出新诗集, 总要煞费苦心, 将先前的诗歌打乱次序, 重新编排, 并重新撰写序言, 以致不明真相的读者以为是一部新诗集, 慷慨为之付费。 (31)

朗费罗这种“回收利用”兼移花接木术, 爱默生本人并不陌生。爱默生写作的第一步就通常是从自己的日记 (或“矿藏”) 中汲取素材, 然后逐渐展开成为零星的段落, 最后再通过特定的主题将上述段落连缀成文。由于讲座日程密集, 又缺乏经纪人, 所有行程安排、酒店旅馆乃至酬劳费用, 通通需要他亲自打理, 因此他的写作往往是见缝插针, 忙里偷闲。这样的急就章一般而言难称佳构, 然而它的好处是, 作家本人在亲口诵读一遍之后, 可以根据现场听众的反应随时增删修改, 然后再讲, 再改, 如是循环。最后到《随笔集》定稿之际, 一篇演讲稿往往已经过十遍、数十遍的反复打磨润饰, 加上爱默生一贯谨严的工作态度, 遂成传世之作。

爱默生对待写作与出版许多时候近乎苛刻。早在1840年代初《日晷》编辑发行之际, 作为共同编辑的富勒和作为出版商的皮博迪小姐便对此不无微词。钱宁 (32) 、奥尔科特等人的诗歌、梭罗的随笔以及富勒的论文, 无一不经过他的精审校订。不仅于此, 关于排版与标点, 字体与字号以及空行与留白, 爱默生也是再三沉吟, 不到下厂开机的那一刻, 绝不肯善罢甘休。更有甚者, 前一天已定稿的版面发现问题后可能被他全盘推翻, 另起炉灶, 全然不计代价与后果。皮博迪小姐曾屡次警告他, 刊物已陷于亏损, 再也禁不起如此折腾, 然而等到下一期刊物编排时, 他还是我行我素。不过, 这样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也是爱默生日后在文学市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众所周知, 爱默生对诗人钱宁极为赏识, 赞赏他诗歌的灵性与天才, 并誉之为美国新诗歌的代表人物, 但与此同时, 他对钱宁漫不经心的写作态度也提出了严厉批评。另一位天才诗人维里 (Jones Very) 也因为诗作中的拼写和标点错误遭人诟病, 更受到爱默生严厉指责。对待旁人如此, 对待自家的文字, 爱默生的态度更为较真。作为英国浪漫派诗歌的终身爱好者和捍卫者, 爱默生坚信诗人肩负神圣使命, 其文字理应具备某种神性, 不容亵渎。他曾引蒙田名言“切开这些字词, 它们在流血” (33) , 形容鲜活的文字是文章的生命所系。“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后世评论家认为爱默生《随笔集》 (Ⅰ, Ⅱ) 的谋篇布局便明显胜过早期著作《论自然》 (1836) , 其晚年随笔更是炉火纯青, 臻于化境, 这正是爱默生几十年如一日悉心锤炼的必然结果 (see Profession:296) 。

但是,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文学市场, 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既非“字斟句酌”的作者, 亦非“盲目热情”的读者, 而是“霸道的”书商 (出版商、印刷商) 。为帮助梭罗出版他的处女作, 爱默生不惜多方奔走, 殚精竭虑, 梭罗作品在门罗 (Monroe) 和蒂克诺与菲尔兹 (Ticknor & Fields) 两家出版公司之间数度辗转, 就是因为爱默生想为他争取一个相对公平的合约。在致老友弗内斯的信中, 爱默生宣称梭罗是“康科德的伟人”, 说《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的销量一定会超过他本人的《随笔集》 (I) , 并恳请老友说服出版社以最优惠的条款出版该书。 (34)此外, 他还一再敦促出版家凯里 (Matthew Carey) 出版诗人钱宁的诗作。“钱宁是天才诗人, ”爱默生说, 与之相比, 他本人只能算是“业余诗人”, 并且建议, 他本人的诗作可以作为附录收入钱宁诗集, 以扩大后者的知名度 (后来由于清高的钱宁不肯“附骥尾”而作罢) 。当获得凯里先生首肯后, 爱默生激动地赞颂对方是希腊悲剧中的“机械降神”。 (35) 同样, 爱默生策划了神经质的哈佛诗人维里的诗集出版, 后者获得稿酬150美元。他还帮助富勒与出版社洽谈, 将其《十九世纪妇女》一书版权出售, 得85美元。 (36) 另外, 自第一次访英归来, 爱默生便自告奋勇担任卡莱尔在美国的出版代理。此后, 卡莱尔的《旧衣新裁》、《法国大革命》等作品版税源源不断汇往英国, 令穷困潦倒的作家感念不已。 (37) 作为回报, 卡莱尔将爱默生早期的一些演讲随笔结集成书, 并撰写序言, 为之摇旗呐喊, 令后者在英国市场声誉鹊起——而此举反过来又使得爱默生作品在美国本土市场销量激增。

可见, 与此前对商业和市场心怀强烈的怀疑不同, 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 爱默生的态度产生了转变:由憎恶、怀疑到大唱赞歌。 (38) 爱默生认为商业在旧大陆败坏人心, 在新世界则可以解放人性 (并为人类带来世界和平) 。他在演讲中不止一次宣称, 他尊重的不是财富, 而是财富带来的自由和自立——或者像迪金斯所说, 爱默生之所以在“虚幻的理想主义和自利的实用主义”之间游刃有余, 左右逢源, 是因为爱默生将追求财富视为“富有浪漫想象的探险” (“Transcendentalism”:238) 。吉尔摩更是据此宣称爱默生是十九世纪文学市场的“直接受益者” (see Romanticism: 8) 。

对比爱默生1840年代后期与1850年代的演讲, 不难发现从主题到内容都有明显的变 化。 (39) 从 超验的理想主义者到唯物的实用主义者, 爱默生的1847—1848英国巡回演讲对这一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与1833—1834年爱默生初次访英不同, 这一次他是受卡莱尔、狄更斯等名流的邀请, 这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自然也不乏现实的经济考 量。 (40)此外, 与经济收入相比, 英国的演讲之旅还增添了爱默生的阅历, 拓宽了他的视野。在此期间, 他结识了地质学家莱尔 (Charles Lyell) 、物理学家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社会改革家欧文 (Richard Owen) 等人。他不仅亲眼看到1848年欧洲革命背景之下英国的社会现实 (爱默生不相信世上会有真正的穷人, 据说为了破除他的盲目乐观主义, 卡莱尔力邀他一同参观伦敦的贫民窟) , 更对英国学者注重社会实践的精神大为感佩。1850年代以后, 在爱默生的演讲稿中, 宣扬激进革命的论调日渐式微, 更多代之以平和的社会改良和道德改进论, 因此也有学者声称他的政治立场日益转向保守,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所说, “爱默生抨击一切社会陈规陋习, 但行动上却谨守法度不逾矩” (qtd. in “Transcendentalism”:238) 。梭罗在1850年代以后与爱默生分道扬镳, 渐行渐远, 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爱默生的“世俗成功学”多有不满 (see Romanticism:34) 。

爱默生在演讲中传布的“世俗成功学”在新英格兰地区备受欢迎, 显然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see “Transcendentalism”: 481) 。爱默生本人一向自奉俭 约 (41) ,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爱默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清教财富观。清教徒对待金钱和财富存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矛盾心理。一方面金钱是鄙俗的, 它不仅自身肮脏, 而且会败坏道德人心, 《圣经》上说, “富人想进天堂, 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爱默生出身于清教牧师世家, 秉持了这样一种鄙视金钱的家风, 正如他的姑母玛丽·穆迪·爱默生所言, “我的祖父每晚祷告, 唯恐不肖子孙中有人暴富” (42) 。终其一生, 爱默生凭借勤勉著述和演讲, 维持着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准, 但从未达到大富大贵, 1870年代爱默生住宅不幸失火, 损失惨重, 他的波士顿亲友及康科德乡邻于是自发募捐, 为他重建新宅, 即可证明他的经济状况。

但从另一方面看, 清教徒又不可能完全漠视金钱的力量。殖民地早期清教领袖温斯罗普本人就属于富商阶层。他号召信众齐心协力构筑“山巅之城”, 其标志之一便是物质的富裕, 清教徒将其视为“事功”, 乃上帝向“拣选之人”施行“恩典”的明证。换言之, 一个人积累的“事功”越多 (即财富越多) , 证明他获得上天的恩宠越多。 (43) 对超验主义者爱默生而言——评论家称“超验主义是清教思想与人道主义的混合物” (44) ——财富还代表了个人的“自立”。而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学说最核心的教义, 就是教人自立。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说从亚当身上可以看到后世人类的影子, 那么在清教徒身上也显现出美国人的基因。他们虔信上帝, 但同时更注重“事功” (不似天主教徒以终日跪拜祈祷为最虔诚的崇奉上帝之道) , 由此自然转向经营之道。 (45) 对此, 托尼解释说, 清教徒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听到上帝要其劳动的召唤 (Calling, 天职) , 于是, 他立即为自己设定了活力和秩序的原则, “这种原则使清教徒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商业竞争中都成为不可战胜的人……受到自我检查、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锻炼, 他成为一个实践的苦行僧, 他的胜利不是在修道院获得, 而是在战场, 在会计所, 在市场” (46) 。或诚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所言, 正是清教徒勤勉节俭的生活方式和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韦伯心目中的代表人物即是既不乏高远理想又富于实践精神的富兰克林——韦伯称之为“世俗禁欲主义”的代表。 (47) 尽管“资本主义”一词要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才正式出现, 但像富兰克林一样, 爱默生也早已兼具一种超乎同时代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830年代金融危机期间, 波士顿地区六万名工人面临失业, 忧心忡忡, 而爱默生担心的却是“暴民哄抢银行, 令富人的资产蒙受损失” (48) 。爱默生的理财顾问沃德早期也是爱默生“康科德文人小团体”的一名青年才俊, 后娶富家女成为银行家继承人, 爱默生对他的财富及商业成功由衷地感到钦佩, 认为他代表了“世俗与理想相结合的美国未来的前景” (49) 。这是爱默生本人一贯的信念, 也是他在市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像梭罗、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以及坡等浪漫派作家一样, 在爱默生的演讲随笔中, 对当时兴起的工商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的抨击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他的名言“贸易是今日世界的主宰”以及“走出户外, 美国俨然是个大市场” (50) 。正如另一位超验主义代表人物帕克 (Theodore Parker) 所说, “金钱是当今的主人, 其余一切都是仆从” (51) , 这也是浪漫派作家的共性——正如他们的英国前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以及拜伦、济慈——痛诋出版商的贪婪, 抱怨普罗大众的愚昧, 更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嗟叹。如此怨天尤人, 可视为浪漫作家的故作姿态或自我投射。 (52) 爱伦·坡将与之对立的新英格兰文学刊物贬为文化“荒漠”, 狄金森将出版痛斥为“拍卖思想”, 戴维斯 (Rebeca Harding Davis) 则不甘于当“文学店主”, 担心预付金制度会令她的写作“沾染铜臭”。 (53) 但事实上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或像康科德邻人莫诺特 (George Monot) 形容爱默生时所说, “他与天使为伍, 与诸神交谈” (54) ;恰恰相反, 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凡夫俗子, 终日也须为生计奔波。梭罗在瓦尔登湖的隐居, 实际上是文学事业的一次冒险。霍桑为了与一帮“乱涂乱画的女人”争夺市场, 被迫采取罗曼司的叙事策略, 并转移相当精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see Romanticism: 6) 。梅尔维尔不甘心做一名专写海外奇谭的“类型作家”, 尝试许多不同题材, 可是过分急于求成, 被出版社指摘为“粗制滥造”, 也逐渐被读者和市场所抛弃 (see Profession: XI) 。他的名言“钱仇我” (Dollars damn me) 不仅是作家绝望的呐喊, 也是物欲横流的美国社会现实的写照。 (55) 与他们相比, 惠特曼可谓擅长自我推销和自我包装的行家里手。为招徕读者, 他擅自将爱默生的私信印在新版《草叶集》的扉页上, 取得了上佳的广告效应。而爱默生本人, 尽管在日记中不时抱怨“身价贬值”, 但也从未真正放弃市场, 据考证, 即便在经济大恐慌期间 (1837—1841) , 他的演讲听众仍然平均每场多达400人, 收入稳定可观 (see Profession: 60) 。一言以蔽之, 以爱默生为首的美国十九世纪中期浪漫派作家明知大众品位粗鄙, 但面对冷酷无情的文学市场, 也不得不放下身段, 进行自我调节。 (56)

文学市场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将写作活动视同商品的生产活动, 文人作家通过出卖劳动获取报酬, 完成商品的交换。 (57) 他宣称作家在街头闲逛, 只是一种表象, 事实上他们是在等待主顾, 打算卖个好价钱, “像娼妓那样出卖自己的思想” (58) 。而像波德莱尔那样不肯屈服于市场、采取“反社会”姿态的作家, 则注定终身穷困潦倒。 (59) 伊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也指出, 十八世纪的阅读群体相当少, 因为识字率不高, 经济条件也相对贫乏, 然而, “流通图书馆的出现, 导致文学阅读群体显著增长” (60) 。这一现象首先应归功于教育的普及以及经济的发展, 中产阶级越来越多投资于教育, 购买书报, 而流通图书馆业又极大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时, 妇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以后, 闲暇时间越来越多, 阅读乃成为一种消遣, 也成为时尚 (see Rise:48) 。此外, 书商在文学的商业化进程中功不可没, 迟至十八世纪中期, “写作……已成为英国商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Rise:53) 。

与英国本土不同, 新英格兰的早期移民立志通过辛勤耕耘劳动致富, 对商业缺乏热情。然而, 事与愿违, 根据布莱克在《扬基佬的农业》一节中的说法, 除了康涅狄格河谷和少数其他比较好的地区以外, 新英格兰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 马萨诸塞州尤其如此。冬季既长且冷, 春天来得很迟, 只有少数人“从这种难侍弄的土地上去谋求生活”。 (61) 比尔德夫妇 (The Beards) 更进一步阐明了“五月花号”移民逐步放弃田园耕作的理想 (62) 而转向商业的原因:“清教徒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奴役劳动或奴隶制才放弃这种农业经营方式的, 他们拥有白人契约佣工, 力图奴役印第安人, 并且凡是在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使用黑奴。这是因为他们发现, 在那冬季漫长、田多砂石、作物多样化的地方, 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役经济上是不可能的。” (63) 虽然如此, 但该地区森林资源极为丰富, 因此在随后一两个世纪中, 造船业及其附属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新英格兰东部迅速成长为钢铁中心, 与船运业相关的捕鱼业及远洋的皮毛贸易 (主要是与中国交易, 换回丝绸、茶叶等奢侈品) 也欣欣向荣。1840年, 邻近康科德的小镇洛威尔坐拥九大纺织厂, 并斥资修建横跨梅里马克河的花岗岩水坝 (梭罗曾参与该项目的土地测量) 。大坝对面专门生产呢绒的纺织巨头劳伦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64)

伴随着十七至十八世纪新英格兰工商业的稳步发展, 一种新的商业精神也逐步形成, “它产生于马萨诸塞贫瘠的土壤, 鼓励胸怀大志之人抛弃不毛之地, 以更加有益的方式发财致富……清教徒和扬基佬构成了新英格兰整体的两个部分……清教是旧世界的贡献, 是由英国宗教改革严峻的理想主义创造的;扬基人是本土条件的产物, 是由一种实用经济学创造的” (65) 。更重要的是, 像在殖民地母国一样, 在经济发展之后, 殖民地人民也对文学文化产生出迫切的精神需求。查瓦特的专著《美国职业作家》着重考察了1800—1870年间美国文学市场的形成及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 十八世纪之前, “写作是钻研学问的副产品”, 而文学在走上职业化道路之前——在新大陆, 和在旧世界一样——主要是“供权贵阶层享用的高级奢侈品, 底层人士无权享用” (see Profession: 6) 。因此, 早期的美国作家通常视文学为业余爱好, 而“无所事事地追求……依靠文学作品的商业出卖而大发横财的行径” (Authors:10) 往往为人所不齿。到了十九世纪初, 贵族品位日渐衰落, “只是在家庭和贵族的赞助人制度衰落以后, 文学市场的中间人印刷商或书商才得以涌现” (Rise:53) , 少数贵族的赞助变为公众的赞助。作家、书商与读者这三者关系构成“书报业的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 (Profession:284) , 文学市场亦由此形成。

与此同时, 文学也从以往高高在上的贵族的玩物, 一变而为大众市场“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商品” (Romanticism:1) 。昔日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立法者”的诗人作家, 此时也摇身一变, 成为商品的生产者。 (66) 根据查瓦特的研究, 1820年代是分水岭, 似乎突然之间, “欧文和库珀发现他们可以凭借写作谋生, 因为读者愿意定期购买” (Profession:29) 。这一方面意味着作家们无须再仰仗恩主的脸色行事,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个庞大而稳定的读者群已经形成——“他们或是自行购物, 或是从流通图书馆借阅” (Profession: 30) 。当然, 除了作家与读者, 书商在文学市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820年之前, 美国市场缺乏版权意识, 盗版书横行, 书商利润空间很小, 也缺少推销图书的动力;但随着阅读人群的迅猛增加, “到1850年, 超过90%的成年男性能够读写, 美国号称拥有史上最为庞大的公众阅读群体” (Romanticism:4) 。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印刷商、书商加入这一新兴市场中, 共同促进了文学市场的繁荣兴盛。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文学市场上不仅出现了欧文、库珀这样凭借写作谋生的职业作家, 也出现了与之相应的职业批评家, 他们或是受出版社之邀, 或是作者本人所托, 开始撰写篇幅不等的专栏书评以及文学批评, 其中的佼佼者乃成为“读者和出版界追捧的对象” (Profession:30) 。尤为幸运的是, 由于早期市场不成熟, 美国本土作家无须与英国作家竞争, 更多倒是国内同行以及作家与印刷商之间的竞争, 而这样一种竞争反过来也促进了书报业及文化市场的繁荣。朗费罗和霍桑选择在纽约和费城出书, 因为两地作为出版中心, 辐射更广。皮博迪小姐将书店开设在波士顿“印刷一条街”, 也是出于同样目的。但与此同时, 由于市场缺乏对版权的有效保护, 盗印猖獗, 书商经常血本无归, 一定程度上也对出版业造成了负面影响。正如查瓦特所说, 只有在版权法确定文学作品的权益之后 (美国第一部著作版权颁行于1790年) , 文人作家这一职业才成为可能 (67) , 而如此一来, “所有的交易, 包括作者与读者的交易, 最终都演化为金钱交易” (Romanticism:4) 。

吉尔摩曾论断, “美国的浪漫时代也是市场的时代” (Romanticism:4)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运河和铁路“降低了运输费用, 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 (Romanticism:1) 。以印刷行业为例, 早期的印刷业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某几个印刷商可能包揽一个城市的印刷业务, 其传播范围也极其有限。但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改进, 这一行业乃逐步扩展至全国。其次是由于读者群的扩大。托克维尔注意到, 在专制国家, 阅读文学是少数人的特权, 而在美国, “人数众多……民主思想与商业精神在文学中实现融合” (68) 。读者的口味不同, 文学创作亦有高眉和低眉之分。比如1850年代被称为“女性化的五十年代” (feminine fifties) ——因为女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品很流行——沃纳 (Susan Warner) 的《宽广的世界》 (Wide, Wide World) 面世半年就收获4500美元版税, 而霍桑《红字》出版一年半仅得140美元。斯托夫人的流行小说, 据说单本销量比梭罗、霍桑等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埃里克森认为当时“感伤类的亚小说, 尽管是垃圾, 仍有市场” (69) , 雷诺兹 (David S. Raynolds) 也注意到“1831年以前, 市面上主要是历险和感伤类型。1831—1860年冒险类比例上升到60%, 感伤类降至20%” (70) ——显示出大众阅读口味的变化以及对文学市场的影响。

与读者群相比, 印刷与出版商, 或书商, 对文学市场影响更大。“出版业非寻常可比, 它是一种赌博……从生产、广告到流通环节, 他几乎压上了全部身家性命。” (Authors:28) 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 一开始流行的是订购印刷业务, 即由征订数决定印数多少, 由此书商可降低成本、减少损失。但即便如此, 印刷出版和广告发行环节仍是脱节的。当然也有小的印刷商“兼具印刷、出版和销售三个环节——在同一个屋檐下” (Authors:17) , 但大部分情况下, 销售还是交由零售商去完成。

前文提及的凯里是美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兼具广告和发行功能的印刷商” (Profession: 47) , 他在市场取得巨大成功, 成为爱默生等人仰仗的金主。1830年代, 造纸术的改进和印刷机的技术革新降低了成本, 文学市场开始出现类似于凯里出版社的大型出版社。1840年代, 纽约、费城和波士顿成为印刷和出版中心。“美国90%的小说出自这些地方。” (71) 以波士顿为例, 当地最大的出版社蒂克诺与菲尔兹自1840年代起大幅扩张, 他们在印刷之前将新书 (样书) 分赠书评编辑, 以扩大知名度并预测市场前景。这一行之有效的市场策略也沿袭至今。出于广告的目的, 书评一般是编辑约请亲朋好友相互捧吹。 (72) 据说菲尔兹本人最擅长和媒体人 (记者和编辑) 打交道, 其事业亦由此大获成功。书商与作者的关系十分微妙,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天敌”, 但也不排除有时候存在某种“密切联系”。 (73) 书商要赢利, 否则他不愿冒险;而作家更多关注作品的艺术性——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 又有共同利益。梅尔维尔《泰比》有部分描述引起读者“不适”, 于是出版商威利 (Wiley) 立刻推出“删节本”, 以平息读者的愠怒 (see Profession: 211) 。当该书在英国出版时, 梅尔维尔授权出版商可“自行删除其中的暴力场景” (Romanticism:10) 。韦斯特将双方的关系定义为“信托关系”, 用当时著名出版商普特南 (George Haven Putnam) 的说法, 即“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菲尔兹所在公司大赚其钱, 霍桑则收获文名, 堪称是互惠互利的典范 (see Authors:28) 。因为书商“对市场反应机敏, 具有开阔的视野, 又富有经验, 明确知道读者需要何种读物” (Profession: 30) , 可见, 此时书商或出版商已成为文学市场的一支决定性力量。对作者来说, 市场也许不可预期, 但出版商或许早已成竹在胸。 (74) 一个作家价值几何, 市场与出版商一般都能做出相对正确的评判。如何包装, 如何打造, 目的都是为了市场利益的最大化。

伯克维奇在考察浪漫派作家与市场的关系后曾做出论断:“浪漫派作家不得不根据市场的关切调整他们的写作策略。” (75) 以爱默生为例, 他一方面抨击“物质主义以及市场制度带来的不公平”, 并认为商业文化有损于“个人的自立” (see Romanticism:6) (76) , 但他在1850年代前后, 尤其是第二次访欧归来后, 却奋不顾身投向市场, 从超验转向唯物, 从高雅转向通俗。同样, 梭罗尽管也坚信市场败坏人心, 一味迎合观众更为可耻, 但他与格里利的往来书信中却充斥金钱记录——正如查瓦特所言, 此时此刻, “他不单单是艺术家, 也是经济人” (Profession: 292) 。

面对新兴的大众市场, 作家心里极为矛盾, “因为他既要迎合又要教育他的读者” (Profession: 5) 。但难能可贵的是, 十九世纪中期的作家们尽管面对着文学市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导致他们不能像前辈作家一样恃才傲物, 率性而为, 但他们也并未完全屈服于市场而放弃自我的艺术追求。梭罗拒绝了格里利的高薪约稿 (仿效卡莱尔书评, 为爱默生撰写100页书评, 稿酬50美元) , 因为对方提出要从爱默生演讲的未刊稿中撷取大量内容。 (77) 由于之前小说涉及宗教的内容引起道德人士反感, 霍桑被迫采取“曲言式”的叙事策略, 游走于现实与历史之间, 并取得了很强的艺术效果;而即便是出于竞选目的为老同学皮尔斯撰写传记, 他也是抱着一贯精益求精的态度, 潜心创作, 因此, 尽管有人质疑内容的真实性, 但也不得不承认该书的艺术性不逊于“任何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 (78) 。著名文学评论家马西森 (F. O. Matthiessen) 认为, “美国文艺复兴” (79) 作家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在美国文学历史上已臻于高峰, 由此开辟出美国文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他宣称爱默生在“超验主义和富兰克林之间取得了最佳的平衡” (80) , 可谓是对爱默生与文学市场关系最中肯的评价。

富勒曾半开玩笑地说爱默生“最擅长衡量价值, 以便于市场买卖” (81) 。他所结交的朋友, 包括富勒在内, 在文学市场价值几许, 发展前景如何, 他无不了如指掌。同时, 爱默生在文学市场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除了公共演讲, 他在著述出版方面绝对堪称行家里手:他善于从平时的阅读思考中撷取素材, 并将此素材加工整理, 融入演讲之中。此后, 通过报刊对讲座的报道和节选, 上述内容能够进一步提升作者的知名度。最后, 经过反复提炼打磨, 他又将讲稿内容汇编成册, 成为文学史上永久流传的经典——看似顺其自然, 其实每一步都是精明算计的结果。

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断言爱默生是清教主义的忠实传人, 是美国物质主义风尚的批评者 (82) , 这明显是对他的曲解。 (83) 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在《美国哲学的绅士传统》一文中将爱默生与波士顿“绅士派”诗人朗费罗、洛威尔以及布莱恩特 (William Cullen Bryant) 等人并列, 无疑也是对他的误读。 (84) 波士顿“绅士派”诗人代表了美国文化中高雅的一面, 而爱默生刻意追求的却是它的通俗性, 或雅俗共赏。

有人据此宣称爱默生毕生宣扬的是庸俗的成功学——是亨利·詹姆斯等高人雅士避之唯恐不及的美国文化中“粗鄙”与“褊狭”的一面, 必须要从美国国民性中加以摒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它也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源头:它是清教徒-扬基佬的奇妙合体, 也是盎格鲁-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化身。 (85) 1980年代,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卡津声称爱默生的这一通俗化转向在美国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所有重要作家——从马克·吐温到德莱塞, 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无不受其影响。由此, “美国文学, 在美国革命之后, 取得了真正的独立”(86) 。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全文参见《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03期）

作者简介：

杨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