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杨升华：叶芝抒情诗歌中的身体修辞文化研究

摘要：叶芝中晚期诗作呈现出一种身体转向。对叶芝诗歌进行身体修辞文化研究, 考察其身体叙述的文学性或身体的文本修辞性, 可以有效地揭示出其诗歌文本中众多身体意象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 从而对爱尔兰历史中的社会文化话语和叶芝的文化政治立场获得全新的认识。叶芝诗作中的文本身体大致表现为死亡或衰败的身体、欲望化的女性身体、变形的身体三个重要叙述类型。身体不仅是叙述的对象、叙述的内容, 同时也是叙述的媒介。

关键词：身体; 修辞文化研究; 叶芝;

20世纪是身体出场的世纪。出场的身体充满创伤, 不仅处在疾病和痛苦之中, 还处在暴力与死亡威胁之下。在弗洛伊德、福柯、德勒兹和梅洛-庞蒂等大师的身体理论影响下, 国内外关注身体的研究专论方兴未艾。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英国社会学家特纳 (Bryan S. Turner) 为代表的学者们在各自的社会学著作中以新颖独到的视角、广阔的理论覆盖面和令人称道的阐释能力重点关注了身体研究, 推动身体成为社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和跨学科研究的出发点。身体不单单是对立于精神、心灵和灵魂的机械客体, 其涵义呈现出不确定性。身体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 国内外有关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女性主义、身体医学、身体神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应看到, 文学中的身体研究, 尤其是诗歌中的身体研究显得相对滞后, 有关身体的文学理论建构也显得较为单薄, 而且身体在社会和文化语境下的意义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在此种情形下, 丹尼尔·庞德 (Daniel Punday) 贡献卓著, 他在《叙事的身体:走向身体叙事学》 (Narrativ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 一书中提出身体叙事学, 论述了身体观念在形成叙事观念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将身体看作与情节、人物、背景一样的叙事成分。但是, 身体叙事学着眼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 对于诗歌中的身体研究就显得有点苍白无力了。事实上, 诗歌这种非叙事性作品同样会有身体意象的存在, 也会出现身体叙述。从诗歌文本中考察身体, 可以揭示出诗歌语言形式的创新及其蕴含的政治文化内涵, 并且, 从诗歌文本出发对身体进行社会文化研究也是一种“修辞文化研究”, 是从诗歌文本的修辞性入手, 考察传统文学文本、社会文化话语以及作家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政治立场等在身体的文本建构中起到的作用。从最典型的诗歌文本入手对叶芝的抒情诗歌从身体修辞文化方面寻踪觅迹, 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将对诗歌这种非叙事性作品中的身体研究落到实处。

长期以来, 许多叶芝研究者都将叶芝视为超自然主义者, 出现了大量考察叶芝神秘主义的专论。许多评论家一直认为叶芝的诗歌主要关注个人情感、爱尔兰民族主义、爱尔兰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 使叶芝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形象深入人心, 但叶芝诗作中身体意象的存在、发展和变化以及身体在社会和文化语境下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掘。不得不提的是, 叶芝在中晚期诗作中反复对身体作了探讨, 表现出一种诗歌创作中的身体转向。对叶芝诗歌进行身体修辞文化研究, 考察其身体叙述的文学性或身体的文本修辞性, 可以有效地揭示出其诗歌文本中众多身体意象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 从而对爱尔兰历史中的社会文化话语和叶芝的文化政治立场具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本文试图从身体的感受性出发, 通过对身体进行现象学梳理, 让叶芝诗歌中的身体叙述以身体的方式言说自身, 展开自身感发、他异感发和可替代的结构, 将叶芝诗作中的文本身体大致归纳为死亡或衰败的身体、欲望化的女性身体、变形的身体三个重要叙述类型。

一、自身感发的身体:死亡或衰败的身体

死亡或衰败是经久不衰的人类话题, 是一个时代、社会和政治关注的重心, 也可以是宗教文化、医学话语和现代科技文明中的身体现象体验。有学者指出, “身体总要感受到自身, 这是身体的感发性。”^①死亡或衰败的身体感受到自身的极限, 在这种极限状态下, 身体作为表面张力的塑造而强烈感受到自身。叶芝在诗作中对死亡或衰败的身体进行了匠心独运的叙述, 让死亡或衰败的身体极限在表达主题和传递政治文化信息方面极富张力。

叶芝在诗作中首先重点关注了英-爱优势阶层死亡或衰败的身体。《关于一位濒死的女人》一诗就非常直白地描写了叶芝的诗友、演员梅波尔·比尔兹利身患癌症濒临死亡的身体。在诗人眼中, 梅波尔躺着, “可爱又可怜的头靠在枕上, /暗红的头发中间, 苍白的脸上搽着胭脂”。^②诗作中, 病态的爱尔兰女性身体形象呼之欲出。诗人对病态女性身体的重视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迈克尔·德尼 (Michael de Nie) 在《不列颠的病妹妹:爱尔兰性与英国新闻媒体, 1798-1882》一文中分析了英国媒体如何建构爱尔兰性:“在1798-1882年间, 英国的媒体致力于将性别话语与政治话语交织起来, 形成了男性/女性、医生/病人两极对立的主题话语。这个建构的一方是爱尔兰——不列颠的病妹妹。她终年遭受疾病或疯狂的折磨, 具有十足的阴柔、疯狂的女性特质, 需要不断治疗。另一方则是约翰牛医生, 他用适当的改革措施, 有时则是高压强制手段, 来治疗这个棘手的病妹妹。此外, 他还将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树为榜样, 试图通过榜样的力量引导爱尔兰踏上康复之路。爱尔兰性就在这样对立的策略中被塑造起来, 成为英国性的对立面。”^③有学者认为, 将爱尔兰比喻为女性这一问题反映了以叶芝为代表的英-爱优势阶层夹在英国与爱尔兰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局限性和政治“骑墙”态度。笔者对此颇为赞同, 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叶芝笔下的梅波尔·比尔兹利的身体遭受癌症的折磨, 已经处于濒死的状态, 这一身体叙述体现出英-爱优势阶层的没落、英-爱异质文化的式微和诗人无法力挽狂澜的失望。这一思想在《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一诗中得到呼应和深化, 叶芝在诗作中将英-爱优势阶层身体的死亡放在突出地位。罗伯特·格雷戈里坚持参战赴死, 不是因为“闻人或欢呼的群众, 或法律或义务” (316页) , 而是“一股寂寞的愉快冲动” (316页) 。“寂寞”一词点明英-爱优势阶层的双重他者身份, 令其无法真正融入爱尔兰社会, 也无法与本土族群合为一体。有学者指出, 飞行员罗伯特·格雷戈里慷慨赴死是“纯然发乎审美快感的死亡, 避免了一切因死而起的悲痛懊恼, 将死亡呈现为一个平和从容的动作, 甚至因为截断了与现实的因缘而显得轻灵优雅”。^④这种论述有合理性, 但应认识到, 飞行员的慷慨赴死并不见得那么轻灵优雅。在英-爱优势阶层的政治经济基础已经分崩离析的严峻形势下, 以罗伯特·格雷戈里为代表的英-爱优势阶层所推崇的英-爱精英文化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叶芝对英-爱优势阶层身体死亡的重点关注体现出诗人对英-爱异质文化式微的复杂矛盾心情, 以及作为少数派的文化政治诉求。

叶芝在中后期诗作中十分重视自己逐渐衰老并走向死亡的身体。这些诗歌中的叙述者多为第一人称, 很大程度上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理查德·舒斯特曼 (Richard Shusterman) 指出, 老人在社会中是被标记和被支配的主体。^⑤叶芝的老年被体验为某种与诗人本身相疏离之物。在《航往拜占廷》一诗中, 叶芝将身体逐渐衰败的年老之人视作无用之物, 是“一根竿子撑着的破衣裳”。有许多学者认为, 此诗中的老年人是爱尔兰古老民族的象征符号, “一根竿子撑着的破衣裳”会让人体会到爱尔兰古老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强盛逐渐走向贫穷、落后和衰微。这样的理解有其合理之处, 但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叶芝诗歌在诗人中后期出现身体转向的特点。叶芝在诗作中想要充分表现的是身体的衰败无力, 甚至将衰败的肉体称为用肮脏的破布包裹起来的脏东西。唐纳休 (Denis Donoghue) 曾对诗人的这一感受作出这样的阐释:“人的肉体本身并不肮脏:在这里, 肮脏的只是它的衰败——力量尤其是性能力的消失。”^⑥相对于本诗中鲑鱼和瀑布所象征的繁殖力, 叶芝笔下衰败身体的叙述暗示了以诗人为代表的英-爱优势阶层的没落, 而并不是爱尔兰古老民族的式微。所以, 叶芝在诗中选择去往拜占廷, 借助艺术的力量让英-爱优势阶层在爱尔兰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得以持续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 长久以来, 叶芝被学界公认为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大师, 神秘哲学对叶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指出, 叶芝的神秘哲学主要涉及人类天性、历史和死后灵魂的存在。^⑦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与叶芝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体系逐渐的完善并行的身体叙述也是诗人在诗作中关注的重点, 其中死亡或衰败的身体深刻体现了诗人的神秘主义时间观。《水中自我欣赏的老人》一诗表明, 我们的身体和万物一样在时间的作用下逐渐衰败, “手如雀爪, 双膝似水边的老荆棘树枝, 扭扭歪歪” (187页) 。《月相》一诗具有更为典型的死亡或衰败的身体叙述。据考证, 叶芝在1925年完成了《幻像》的写作, “用东方月相学解释人类的个性类型说以及灵魂转世说, 标志着叶芝信仰体系的完成” (13页) 。叶芝在《月相》这首诗中着力描写的月相大轮是其神秘主义象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可能的人类类型都可归于二十八相中的某相。”^⑧阴历中的一年表现为月相大轮中的二十八个辐条。每个辐条是一个面具, 二十八个辐条就代表着二十八个面具、二十八个自我、人一生中的二十八个阶段以及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此诗中, 叶芝认为月望和月晦时是没有人类生命的, 没有身体存在。从初一新月到上弦月, 随着月相大轮的向前推移和月亮的渐臻圆满, “从身体内部翻铸出的身体越来越俊美” (396页) 。在满月之前, 人的身体“两度出生, 两度入葬” (396页) , 会变得“像蠕虫般软弱无助” (396页) 。十三相之后, 身体渐渐走向衰败并最终陨落。由此可见, 叶芝通过死亡或衰败的身体叙述来表现时间的破坏力和历史的循环。

有不少学者认为, 叶芝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不属于他所宣称要代表的爱尔兰民族, 主要是因为他不是凯尔特人, 不说爱尔兰语, 出身中产阶级, 是个新教徒。这样的看法有失公允。事实上, 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 叶芝始终坚信文学应该与爱尔兰民族紧密相连, 诗人“希望通过文艺创造出一个民族的灵魂”。^⑨叶芝诗歌的文学性和民族性关系密切, 死亡或衰败的身体叙述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其中以《十六个死者》和《玫瑰树》这两首诗为最, 这两首诗皆是诗人为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被英国人处决的16个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革命者而写。在给格雷戈里夫人的一封信中, 叶芝谈到:“我想为被处决的人们写诗歌, ‘可怕的美’再次诞生。……还没有任何其他公众事件让我如此震动……在这一刻我感到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⑩在叶芝笔下, 被处决的皮尔斯的死亡身体又聋又哑, 这些革命者倡导用他们自己的鲜血, 用他们身体的死亡来“造就真正的玫瑰树”, 使绿色重新绽放。绿色是爱尔兰的国色, 玫瑰象征爱尔兰。叶芝借革命者的死亡身体叙述来表现激进的爱尔兰民族运动和不屈不挠的爱尔兰民族特性, 以此表达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和对革命牺牲者的痛惋。值得注意的是, 叶芝笔下的就义者不再是诗人前期诗作中所推崇的贵族形象, 而是强调牺牲者的平凡身份。“叶芝对这些新英雄的承认, 意味着他对现实的接受认可, 也意味着他的关注重心从神秘莫测的彼世向现世的挪回。” ⁽¹¹⁾ 这是一种从想象到现实的挪回, 也是一种从精神到身体的挪回。

二、他异感发的身体:女性身体的欲望化

整体而言, 叶芝的诗歌始终对精神世界的崇高和不朽极为推崇。作为叶芝早期诗作重点关注的女性人物, “莫德·冈从来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欲求的女人, 不是可以拥入怀抱的躯体”。 ⁽¹²⁾关于这一点, 学者帕洛夫 (Marjorie G. Perloff) 见解颇深:“莫德·冈是‘超现实’的, 就像伊丽莎白时代十四行诗里的女士——至人、女神、崇高的灵魂……是超脱于‘衰亡的肮脏世界’的英雄人物。” ⁽¹³⁾ 叶芝笔下的其他女性人物也基本上都是“虚构的诗歌零件——长发、珍珠般白皙的手、不含激情的朦胧双眼”。 ⁽¹⁴⁾ 诗人在诗作中触及的基本上都是某种空灵的“神圣”与“不朽”。然而, 尼采对精神高于肉体这一等级思想的颠覆对叶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诗人在给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所言:“这是奇异的作品, 带着辛辣的喜悦, 我已很久没有如此兴奋地读到过。” ⁽¹⁵⁾ 叶芝四次向莫德·冈求婚未果的情感经历也让他认识到, “自己的羞怯与过分的理智限制了人性的冲动, 将爱理想化……他失去了凭本能行事的能力。” ⁽¹⁶⁾基于上述因素, 叶芝在中后期诗作中思考身体, 逐渐摒弃了浪漫化的女性人物描写, 直接写到了欲望化的女性身体。诚然, “色情的重要性在于打开了身体的他者维度, 另一个他异的身体”。 ⁽¹⁷⁾ 叶芝诗作中的女性以欲望化的身体强加于女性自身, 呈现女性自身身体他异化的状态。

《所罗门与女巫》一诗把女性欲望化的身体叙述展现得淋漓尽致。叶芝用“伟大的所罗门在我怀抱里面”、“灯油和灯芯烧成一体的时辰”以及“我们所卧之处压倒的草叶”等诗句直接描写了所罗门和示巴的性爱过程。有学者指出, 此诗中的所罗门和示巴影射诗人自己和妻子乔芝, ⁽¹⁸⁾ 叶芝在诗中借示巴的语言“月亮每分钟都变得更狂野”, 以及“啊!所罗门!咱们再来试一次”, 将女性自身身体的欲望化大胆而直白地展现出来。诗作中自身欲望化的女性身体感受到对方的差异, 这是彼此通过对方进入一种异质的感受。

身体的他异感发是指“身体之为身体, 一直处于外在性的展开之中, 是与他者共在的身体”。 ⁽¹⁹⁾ 《美人鱼》虽然只有短短几行, 却非常露骨地表现出女性身体欲望化的他异感发, 即女性身体的外展与感受性来自于他者的身体, 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可见一斑:“美人鱼发现一个游水的少年, /便把他捉过来做他的情郎, /把她的身体紧贴于他的身体, /放声大笑;于是下潜深藏, /却忘却了在残酷的欢乐之中, /即便是有情人也会被溺亡。” (537页) 有学者指出, 美人鱼一词的英文为“mermaid”或“seagirl”, “这两个词语中的‘maid’和‘girl’指富有青春活力、天真浪漫、纯洁无暇的少女”。 ⁽²⁰⁾ 《J.艾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一诗中的美人鱼就是超越生命体本身的符号, 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完美的化身, 成为普鲁弗洛克理想爱情、理想人生、理想社会的象征”。 ⁽²¹⁾ 而叶芝笔下的美人鱼却很难让人产生同样的联想, 诗歌字里行间直白地描写了令人窒息的身体欢愉状态和沉入深水的身体意象, 这些都是欲望化女性身体叙述的典型表现。伊瑞葛来 (Luce Irigaray) 指出:“一旦我们已经远离了我们作为生命存在的条件, 我们就开始遗忘最必不可少的元素:空气。我们呼吸着空气, 在空气中我们才能存活、言说、显现:在空气中, 一切事物才可能进入在场, 并且进入存在。” ⁽²²⁾ 《美人鱼》中身体欢愉到令人窒息, 遗忘了空气, 彼此接触的身体超越自身的极限。这种极限上的触感会引发身体存在的遗忘, 实现身体的他异感发。伊瑞葛来还强调水的流动性, “把女性的流动的特性与男性的圆柱体的男根逻辑区分开来”。 ⁽²³⁾ 此诗中身体沉入深水, 水是流动的, 美人鱼“放声大笑”发出的声音也是流动的, 呈现波动状态。水的流动性和美人鱼笑声的流动性表现出欲望化女性身体的特性, 显现出女性身体的水元素的他异感发。

纵观叶芝的中后期诗作, “疯珍妮”组诗可以算是欲望化的女性身体叙述的代表作品, 正如艾尔曼 (Richard Ellmann) 所言, “疯珍妮”组诗中叙述者的视角“毫无保留地体现了一种关注肉体、反智以及敌视教权的态度”。 ⁽²⁴⁾ 卡琳福德 (Elizabeth Cullingford) 从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理论角度对“疯珍妮”组诗的狂欢化主题进行过深入剖析, 挖掘出“疯珍妮”这一女性形象与诗人后殖民意识的象征关联。这一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但忽略了“疯珍妮”女性身体的欲望化在挑战官方压制躯体的文化策略和颠覆教会所掌控的等级秩序方面的重要性。在爱尔兰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 爱尔兰官方的保守主义性伦理带有明显的道德专制色彩, 借推崇抽象的、超自然主义的道德典范来抹杀个体生命的自然诉求。巴赫金指出, 通过身体反抗既定的秩序和权威一直是西方文化时隐时现的主题。叶芝在“疯珍妮”组诗中对女性欲望化身体的重视正是对现代爱尔兰官方文化策略的挑战。叶芝在《疯珍妮在最后审判日》一诗中直接描写了珍妮赤裸的女性身体, 充满诱惑和欲望, 展现出珍妮任凭肉欲的需要而生活。在《疯珍妮论上帝》中, 珍妮的身体“像条道路, 任男人们经过” (631页) , 带有非常明显的性暗示。珍妮的身体并不呻吟, 而是继续歌吟“万物仍归于上帝”。这是叶芝笔下欲望化的女性身体对上帝的嘲讽、对权威的挑战、对教权的反叛, 也是女性欲望化身体本身的坚韧和力量的体现。需要重点指出的是, 乳房能够体现女性的能产性或繁衍的可能性。在《疯珍妮与主教交谈》一诗中, “干瘪下垂的乳房”和“必定干枯的血管”是疯珍妮衰老的身体特征, 表明她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根据爱尔兰保守主义性伦理, 女性身体是为生育服务的, 个体欲望必须服从种族繁衍的需要。无法生育的疯珍妮沉溺于性爱狂欢的身体行为是对保守主义性伦理的反叛。面对主教对珍妮沉湎于肉欲的指责, 叶芝借疯珍妮之口用重视女性身体的语言对主教和教权进行反驳, 颠覆了教会掌控的等级秩序。疯珍妮的情欲身体“不仅具有动物本能特征, 而且还是一种文化的标识与权衡”。 ⁽²⁵⁾ 叶芝用女性身体性爱的狂欢颠覆了官方设定的女性应是贞洁的或能生育的完美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 相较于乔伊斯和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在诗作中难避淫秽之嫌的身体叙述, 以及所展现女性身体被消费的妓女身体意象, 叶芝在诗作中对女性身体欲望化的体现略显保守。如美人鱼所体现的欲望化身体与对死亡的恐惧相伴相随, 美人鱼身体欢愉的结果是与情人一起赴死。这是诗人对女性身体欲望化带来的某些后果的不安。同样, 珍妮的疯癫状态也是叶芝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摇摆于诚恳与嘲讽之间的诗行能让诗人避开传统道德的束缚, 但显露出诗人对女性身体欲望化的一种保守且复杂的态度。女性身体欲望化或色情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奇观, 甚至被评论家们认为是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的厌女症或淫秽语言使然。然而, 不同于其他的男性现代主义作家, 叶芝在中后期诗作中对欲望化的女性身体叙述的重视并非厌女症使然, 而是诗人在多次追求莫德·冈无果的情况下在诗歌创作中表现的由精神到身体的一种认知转向。

三、身体的被替代:变形的身体

变形的身体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形式的重要创新, 在许多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乔伊斯、艾略特和福克纳等人对身体的变形处理是相当驾轻就熟的。对叶芝而言, 变形的身体也是身体的被替代, 是身体的重新出生, 来到在场。变形的身体在叶芝诗作中的修辞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变形的女性身体叙述, 以及对神话中变形身体的创新运用和神秘哲学思考。

叶芝诗歌对变形的女性人物的描写主要集中在诗人的妻子乔芝和莫德·冈的女儿伊秀尔特·冈身上。在《记忆》、《一个傻子的两支歌》和《野兔之死》等诗中, 叶芝将乔芝变形为猫, 将伊秀尔特·冈变形为兔子, 并且认为猫和兔子都仅仅仰仗诗人自己来“得到学问和保护”, 正如诗人“仰仗天助”一般。在诗歌文本语境中, 叶芝将自己的地位等同于上天, 通过变形的女性身体的柔弱无助来表现自己的支配地位, 这样一来, 这两个被诗人有意物化的女性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叶芝在诗作中极想体现的男性气质。叶芝在诗中物化女性, 将其身体变形, 以此彰显男性气质。傅浩在参考叶芝的《自传》和《回忆录》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叶芝和莫德·冈的相处过程。叶芝早年性格内敛, 郁郁寡欢, 具有非常明显的女性气质, 而诗人一生追求的对象莫德·冈信念坚定, 勇敢刚强, 积极投身爱尔兰民族运动, 反倒具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气质。 ⁽²⁶⁾ 他们二人的性格出现了倒错。叶芝在几次求婚未果后进行深刻自省并极力确定自己男性的权威, 参与或组织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爱尔兰文学协会、爱尔兰文学剧院、1798年起义纪念委员会、爱尔兰参议院等社团和机构的活动, 作为诗人的叶芝在中后期诗作中有意无意地通过女性变形的身体来强调男性气质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德勒兹在谈及身体的变形时强调生成为动物 (女人和儿童) , 但他从未提到过生成为男人, 将生成少数看成是文学创作的目的所在, 动物 (女人和儿童) 意味着少数和服从, 男性意味着多数和权威。 ⁽²⁷⁾ 叶芝对男性气质的建构也可在《瑞夫驳斥帕垂克》一诗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此诗中, 叶芝宣扬“男性的三位一体”是男人、女人、孩子 (女儿或儿子) , 女人和孩子从属于男性, 突出展现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叶芝在1916年给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谈到对伊秀尔特·冈怀有父亲般的情感和责任感。 ⁽²⁸⁾ 诗人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消减了自身的女性气质, 让自己变得主动、果敢和阳刚。

叶芝在《丽达与天鹅》中借用希腊神话里宙斯变形为天鹅与丽达交欢的故事, 创新运用变形的身体来揭示深厚的爱尔兰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豪斯 (Marjorie Howes) 认为此诗充满了情色描写和对暴力的鼓吹, 女性的地位仅仅被限定在繁衍后代的功能上。 ⁽²⁹⁾ 纪伯德 (Declan Kiberd) 从后殖民视角来分析这首诗歌, 认为天鹅的离去代表了爱尔兰内战时从爱尔兰撤退的英国军队, 而被天鹅强暴的丽达则是处于被殖民地位的爱尔兰的象征。 ⁽³⁰⁾ 这些观点都有合理之处, 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丽达被化身天鹅的宙斯诱奸生下海伦, 给人类历史带来混乱和灾难。类似的是, 圣母玛利亚被化身鸽子的上帝昭示生下基督, 为人类带来救赎和希望。叶芝在诗中借用变形的身体影射历史进程中新旧秩序的更替, 这一更替直接受制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力量。这一点也可在叶芝的神秘主义思想集大成之作《幻像》中得到佐证。作为叶芝神秘主义象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螺旋被绘成两个相对交叉的锥体, 一个锥体的顶部抵着另一个的底部, 其尖锐突起的形状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些锥体代表每个人、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历史时期的两个对立面。两个锥体绕着中轴线作互为反方向的旋转, 一个锥体的横切面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旋越大, 而另一个的横切面越旋越小。当一个锥体的横切面旋转缩小成一点, 而另一个锥体的横切面旋转扩大成最大时, 螺旋开始改变运动方向, 历史便会出现一次大的变动。旧的秩序走向毁灭, 新的秩序重新建立, 这种新旧轮换的周期大约是两千年。变形为天鹅的宙斯在与丽达交欢的过程中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 其结果是推动历史的进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 英-爱优势阶层的政治经济基础已经崩塌, 其影响力日渐衰微, 叶芝在诗行中抱着力挽狂澜的理想, 试图将宙斯变形的身体叙述所体现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主导历史进程的力量, 延续到以自己为代表的英-爱优势阶层男性身上, 坚持认为英-爱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力量始终应在爱尔兰历史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叶芝在《航往拜占廷》一诗中愿将自己的身体变形为金鸟。传统文化中的鸟象征着男性生殖力, 叶芝将金鸟的传统象征意义拓升至英-爱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力量的高度, 希望英-爱男性气质的支配性力量在爱尔兰的历史进程中借助艺术的力量获得再生和永恒。

结语

随着后现代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强调、对符号系统以及文化政治的重视, 身体近年来成为关注度相当高的关键词。文本身体是基于文本现象和文化语境的身体意象, 文本身体的修辞文化研究既注重身体的文化性, 又将身体作为文本建构或修辞表述来进行考量。叶芝诗歌的身体修辞文化研究是从叶芝的诗歌文本入手, 考察身体的文本修辞性或身体叙述的文学性, 以此对爱尔兰历史中的社会文化话语和叶芝的文化政治立场获得一个全新的认识。叶芝的中后期诗作开始呈现一种身体转向, 死亡或衰败的身体叙述关注以诗人为代表的英-爱优势阶层的身体和爱尔兰民族运动革命者的身体, 体现了英-爱优势阶层的没落和他者化、英-爱异质文化的式微、叶芝的神秘主义时间观和爱尔兰民族特性。欲望化的女性身体叙述摒弃了诗人前期诗作中浪漫化的女性人物描写, 是对官方压制躯体的文化策略的挑战和对教会掌控的等级秩序的颠覆, 也是对女性欲望化身体本身的坚韧和力量的体现。变形的身体叙述彰显诗人在诗歌文本语境中建构的英-爱优势阶层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并揭示出深厚的爱尔兰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在叶芝笔下, 身体不仅是叙述的对象、叙述的内容, 也是叙述的媒介。诗歌文本被躯体化, 身体被符号化。叶芝抒情诗歌中的身体修辞具有历史特异性, 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异质性, 并与文学性、民族性保持着完美的张力。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全文请见《国外文学》2019年第1期，侵删。

【作者简介】杨升华，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化研究与学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