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曾艳兵：西方文学源头考辨

德国著名现象学家胡塞尔有句名言:“直面于事情本身” (Zu den Sachen Selbst) (转引自卡西尔15)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回到事情的本源, 而将那些与此不相关的讨论暂时先搁置起来。西方文学发展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对于西方文学已有了许多讨论, 而对于文学的源头的讨论我们似乎忽略了, 或者说忘却了。维柯在《新科学》中写道:“凡是学说 (或教义) 都必须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开始时开始” (148) 。维柯认为这是一条普遍运用得着的公理。西方文学所处理的题材的开始, 自然就是指西方文学的源头。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曾经指出:“艺术的起源, 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不过历史的光辉还只照到人类跋涉过来的长途中最后极短的一段, 历史还不能给予艺术起源文化起源以什么端倪” (26) 。艺术如此, 文学更莫如此。

什么是源头?源头 (origin) 与开端 (beginning) 是一回事吗?为此当代著名理论家萨义德写了一部专著《开端:意图与方法》, 他说:“起源”是神学的、神秘的以及有特权的, 而“开端”是世俗的、人造的、不断得到检视的。“开端”这一概念或某些类似的概念, 对晚近的批评作品中许多相关内容而言已经具备赋能性 (10) 。“关于开端的问题, 人们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会碰到” (萨义德14) 。萨义德“希望这项关于开端的研究对当今的文学批评有所裨益” (19—20) 。西方文学的源头, 常常就是西方文学的开端。前者具有更多的客观意义, 后者则具有更多的主观意义, 然而, 在这个问题上, 主观与客观其实是很难真正分离的。关于“源头”一词, 威廉斯有过专门的词源学辨析:“Origin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origine、拉丁文originem——指的是升起、开始、源头。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oriri, 意指升起。在早期所有的用法里, origin具有一个静态的意涵, 指时间的某个点、某种力量或某个人, 由此产生后来的事物及状态” (389) 。

对于西方文学或文化的源头, 我们都知道所谓“两希说”, 即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英国著名学者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指出:“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 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推动着我们的世界。在一个时期, 感受到它们中的这一个吸引力大些, 在另一个时期, 又感到另一个的吸引力大些;虽说从来不曾, 但却应当在它们之间保持适当和幸福的平衡” (转引自巴雷特74) 。马修·阿诺德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他一直被视为英美知识思想传统, 或者说主流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这一关于西方文化源头的说法影响久远。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开端, 铸就了西方文学的精神品格和基本走向。“他们 (古希腊人) 的神话, 经荷马传诵, 成为西方文学的源泉” (威廉姆斯3) 。“在许多方面, 我们的近代世界是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延续[……]但就我们大部分的思想活动而言, 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 是希腊人的重孙。其他因素也参与造就了今日的我们, 但希腊-罗马人的影响无疑是最强烈和最广泛的。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的文明不仅会面貌迥异, 而且将贫瘠得多, 显得更加支离破碎、缺乏思想和流于物质” (海厄特1)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荷马写了一部传奇, 他如是叙述, 他也如是为人所接受, 因为没有人怀疑特洛伊和阿伽门农也像金苹果一样是并不存在的。他并不想写成一部历史, 而仅仅是一种消遣罢了;他是当时唯一写作的人, 但这部作品之美却使得事情流传下来;人人都读它并且人人都谈它;人人都需要它, 人人都会背诵它” (288—289) 。荷马是“当时唯一写作的人”, 但他的写作并非只是一种消遣, 有关特洛伊的战争也并非只是传说, 甚至荷马根本就没有“写作”, 他只是“吟唱”, 当然还有整理或者改编。荷马与西方文学源头究竟为何种关系?如何能领略西方文学的精髓或精神?到古希腊文学那里去, 大概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或理想之路, 并且应该是最先的选择。如有可能, 我们就应该到源头去饮水。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若想品味西方文学, 就得首先品味古希腊文学;二是若想真正品味希腊文学, 就得去阅读希腊原著。但是, 设若做到了以上两点, 我们是否就饮到了“源头活水”呢?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西方文学的源头并非一泓固定不变的“死水”, 等待着我们随时去“豪饮”。一旦我们诚心去追寻西方文学的源头时, 会发现这个源头其实并不确定, 也并非可以轻易涉足其间。对于古希腊文学,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断片或片面性的传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学作品, 我们所掌握的约有百分之二十, 而越往前所掌握的就越少。英国古希腊文学研究专家吉尔伯特·默雷说:“每一种文学作品, 当人们想起要保存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大部分早已毁弃” (3) 。美国古典文学学者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一书中感叹道:“希腊遗留下来的东西是那么稀少, 又是那么的遥远, 因为时间、空间和陌生艰涩的语言等诸多原因与我们是如此的隔膜” (3) 。“文明民族的诗歌大部分已因经过书写和印刷而有了定形, 野蛮人的诗歌的保存, 却全靠不很确实和不能经久的记忆力” (格罗塞174) 。而作为文学的真正源头的显然属于后者, 而不属于前者。前者在经过文字的记载和传播后, 已经从“源”变成了“流”, 且蔚为大观。

古希腊文化的源头是克里特文化, 又称米诺斯文化, 它是“爱琴文化”的发祥地。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 这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石并用的时代, 即原始社会的后期。克里特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 曾一度称霸海上。修昔底斯在《历史》第一卷中写道:“根据传说, 我们知道米诺斯最早拥有舰队, 控制着现在称为希腊海 (即爱琴海) 的大部分海洋[……]” (转引自兹拉特科夫斯卡雅105) 公元前2000年, 克里特经济文化繁荣, 对周边世界影响深远, “从庇里牛斯半岛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之间, 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到尼罗河谷地, 到处可以发现克里特的手工品。这证明了公元前200年克里特商人勇敢旅行的神话是事实” (兹拉特科夫斯卡雅99) 。米诺斯是希腊传说中的第一位统治克里特岛的国王, 他是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这个神话传说显然也涉及到欧洲文化源头的问题。

欧罗巴 (Europa) 是亚细亚地区腓尼基 (Phoenicia) 国王阿格诺尔的女儿, 卡德摩斯的妹妹。腓尼基是希腊人对迦南人 (Canaan) 的称呼。迦南在希腊文中的意译便是腓尼基。“欧洲一词可能源于闪语, 最初可能是对 (遥远的) 西部土地的对外称呼。但该词在希腊人看来并不是指‘西方’, 因为他们第一次使用欧洲一词是指希腊中北部这个小区域, 后来才逐渐扩展为更广阔的地区” (迈耶22) 。腓尼基是古代地中海沿岸兴起的一个民族, 一个亚洲西南部的城邦国家, 由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城邦组成, 位于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据希腊神话记载, 欧罗巴成为克里特国王阿斯特里翁的妻子。国王死后, 米诺斯继承王位, 米诺斯文化也由此而得名。腓尼基在欧洲文化的源头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诗人艾略特在其代表作《荒原》中反复使用了“腓尼基商人”这一意象。“那淹死了腓尼基水手”、“尤吉尼地先生, 那个士麦那商人”、“腓尼基人弗莱巴斯, 死了已两星期[……]回顾一下弗莱巴斯, 他曾经是和你一样漂亮、高大的” (艾略特109, 116, 120) , 长诗的第四章“水里的死亡”集中描写的就是这位“腓尼基人弗莱巴斯”。翻阅原诗的注释, 有这样一句:“古代的腓尼基人是一些惯于远航的商人, 他们遍布埃及, 其影响遍及整个地中海区域” (Baym 1244) 。腓尼基人是往来于亚非欧的商人, 他们在水里的死亡, 其意义自然不只限于某一区域。果然, 有评论家认为, 弗莱巴斯的死其实就是全诗的“诗之眼”。“溺水而亡的腓尼基人菲力巴士, 他的尸体在诗中被诠释为一种献祭” (阿姆斯特朗17—18) 。腓尼基是欧洲文化的源头, 但这个源头并不在欧洲之内。西方源头的死亡和枯竭意味着真正荒原的来临。

欧罗巴的故事后来被有些学者用来作为古代欧洲、非洲、亚洲文化交流的实例。欧洲文学最初的发生和发展便与非洲文学、亚洲文学密不可分。“希腊神话提示我们:欧罗巴是出生于亚细亚的少女, 宙斯中了爱神之箭后化为牛把她引诱到欧洲土地上并使她委身于自己。这则神话包含着一个隐喻, 即欧洲的文明同亚细亚文明有不可解的关系。[……]欧罗巴与宙斯的结合象征着西亚、埃及文化与希腊原始文化的结合” (徐葆耕5) 。希腊神谱和巴比伦创世神话非常相似, 有证据表明, 希腊神话直接受到了东方神话的影响。“东方神话中的王朝更替不仅帮助赫西俄德在公元前700年确定了希腊诸神的世界, 而且有利于后来埃斯库罗斯解释民主政治的突然崛起” (迈耶73) 。

笔者认为, 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不在希腊本土, 倒在一个漂浮在地中海的海岛上, 这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其文化资源从何而来?古希腊人造了一个神话, 宙斯带着欧罗巴从天而降。不过, 从考古学那里我们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没有更早的原始的陶器和工具, 使人想起, 狄萨莉亚或克里特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由其他地区迁来的” (兹拉特科夫斯卡雅56) 。如此看来, 西方文学的源头似乎要到东方去寻找。果然,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丹尼斯·舍尔曼在《西方文明史读本》中起始一章是“古代近东的文明”。舍尔曼教授指出:“历史学家所称的‘文明’, 大约在五六千年前肇始于古代近东河谷地带的农业村落, 首先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 稍晚出现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 (2)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中的“美索” (meso) 意思是“中间”或者是“在两者之间”, “不达米亚” (potamia) 在希腊语中表示“河”。美索不达米亚表示“在两河中间”延伸的一块土地, 或者叫“河谷中的国家” (房龙64) 。然而, 丹尼斯·舍尔曼在随后一章中又写道:“尽管西方文明诞生于古代近东, 但是我们还是更肯定地认为其根源是希腊文明。在希腊文明于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达到巅峰之前, 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已经发展了复杂的海上文明, 它与希腊大陆有着密切的关联” (28) 。

公元前2000年在原始公社制废墟上第一次在欧洲出现的奴隶制国家就是克里特。克里特岛是爱琴海的第一大岛, 东西长约250公里, 南北宽约12至60公里。它的东面是孕育人类最早文明的两河流域, 南面是伟大而古老的埃及, 小亚细亚则与它隔海为邻。“克里特岛的居民大部分来自南方四百英里处的北非, 他们后来的文化明显具有埃及文化的特征” (霍顿霍珀15) 。“公元前17至15世纪, 克里特居民从每个符号表示一个一定的字或概念的图画式表意文字, 过渡到每个符号表示一个音节的线形文字。这种线形音节文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 因为有三分之一的线形文字符号可以确定出象形文字的原型” (兹拉特科夫斯卡雅44—45) 。这种记录米诺斯文化的文字被称为“线性文字A”, 这种文字至今人们也无法解读。不过, “尤其应当认为确定的是, 用线形文字A书写的泥板是一些经济表报的文件” (霍顿霍珀15)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 尚武的印欧语族侵入希腊本土, 他们后来被称为阿开亚人和迈锡尼人。到公元前1600年迈锡尼人控制了希腊本土。公元前1450年他们征服了克里特人, 并在那里建造了典型的迈锡尼人的城堡。他们创造了所谓B类线性文字, 从而替代了比较笨拙的A类线性文字。在B类线性文字的书写版上, 发现有献给众神的贡品清单。希腊文字就是从这类文字发展演变而来。当然, 公元前3000年代希腊或小亚细亚希腊的早期居民的语言, 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

法国当代思想家让-皮埃尔·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公元前12世纪, 在闯入大陆希腊的多利安人部落的推进下, 迈锡尼势力土崩瓦解;在那场依次席卷派罗斯和迈锡尼的大火中, 不只是一个朝代灭亡了, 而且是一种王国制度被永远摧毁, 一种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被彻底废除, 神王这个人物从希腊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2) 。随着王国制度的毁灭一种新思想诞生了, 这种思想强调对称、平衡和平等关系。随着王国制度的毁灭, 昔日的文字的消失了。“当希腊人在公元前9世纪末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文字时, 他们重新发现的不仅是另一种类型的拼音文字, 而且还是一个迥然相异的文化事实:文字不再是书吏阶层的专长, 而成为普通文化的一部分” (韦尔南23) 。昔日的文字消失了, 由这种文字记载的文学或文化也大部分灰飞烟灭, 少许留存在口头文学传统之中, 或者保存在民族记忆之中, 日后再由另一种文字呈现出来。

如此看来, 希腊文学必定出现在希腊文字之前, 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希腊文学, 一定是用文字记载的文学。最古老的希腊文字, 或者不可知, 或者不可读, 或者早已消失, 我们现在知道的、可读的希腊文字已经不是最早的希腊文字, 因此, 用这种文字记录的希腊文学已经不能算是希腊文学的真正源头了。况且, 人们最初发明文字, 并不是为了记录文学的。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中写道:“希腊古代文学最早者为宗教颂歌, 今已不存” (3) 。正因为这种宗教颂歌已不复存在, 因此我们便以为希腊神话的最重要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其实, 所谓“神人同形同性”只是以荷马为代表世俗文学如此, 真正的宗教文学恐怕并非如此。“社会历史表明, 希腊人正如雅典人自己认为的那样, ‘非常敬神’, 或如圣·保罗所说, ‘过于迷信。’而目前所保存的希腊文学则完全是世俗的[……]哪里有把神真的当作神一样来对待的宗教文学呢?这种文学可能是存在过的[……]如果要全面反映希腊民族的精神面貌, 单是用世俗文学来担当这一任务, 显然是无法胜任的。事实上, 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希腊宗教作品早就存在, 而且形式多种多样, 数目也不少” (默雷63—64) 。看来, 在以荷马为代表的世俗文学存在之前, 极有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宗教文学, 譬如俄尔甫斯和他的亲属缪萨埃阿斯创作的文学, 据说古代许多宗教诗都是他们创作的。俄尔甫斯与神秘宗教及其仪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古希腊, 对世界作出神秘性的‘宗教狂热’的解释的鼓吹者, 是颇不乏其人的, 虽然, 跟它完全背道而驰的雅典人所倡导的大胆假说是时代的主流 (默雷70) 。帕斯卡尔也说过类似的话:“包含着一切法律中最先的这种法律的那部书, 其本身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 荷马的、赫西俄德的以及其他人的书, 都是六七百年以后的事” (286) 。这就意味着, 真正作为希腊文学源头的宗教文学已经不可知, 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世俗文学已经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学源头。

从时间和内容上看, 古希腊神话应该是西方文学的源头, “神话是文学与文化的源头, 也是人类群体的梦”。马克思说过一段名言:“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 而且是它的土壤。[……]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113) 。在马克思看来, 希腊神话就是希腊艺术的资源库和生长源。但是, 有关希腊神话的文字记载已经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集中记载希腊神话的赫西俄德的《神谱》要比荷马史诗晚一个世纪。据《神谱》记载, 最初的宇宙一片混沌, 只有混沌大神居住其中。显然, 世界产生之初, 并没有人类。然而问题是:人类何以知道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世界是怎样产生的呢?赫西俄德有一种解释:神教的。“曾经有一天, 当赫西俄德正在神圣赫利孔山下放牧羊群时, 缪斯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 (赫西俄德29—30) 。于是, 便有了《神谱》。赫西俄德显然比荷马高明, 他把自己的名字悄悄塞进了自己创作之中, 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不朽。设若荷马在《伊利亚特》开篇时写道:“女神啊, 请 (让伊奥尼亚人荷马) 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忿怒, 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 (1) ⁽¹⁾ 那么, 日后有关“荷马问题”的持续不断的争论恐怕就无从说起。

的确, 关于希腊神话,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原始材料非常有限。“最早的神话, 那些属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神话, 由于缺乏书面证据, 被禁锢在神秘之中, 所以只能通过考古学的方法, 以及通过同较晚文化的表达方式进行比较等推定的方式加以接近” (李明2) 。稍后的神话我们了解得更多一些, 但这些神话的传播者根据自己需要所做的改动也要更多一些。因此, 如果神话是后人记载下来的, 后人也一定参与了神话的编辑、增删和改写, 这种神话也就算不得西方文学真正源头了。

所以, 默雷在《古希腊文学史》中并没有论述希腊神话, 而是直接从荷马史诗说起。丹尼斯·舍尔曼在论及“希腊文明的出现”时也首先引述了荷马史诗的材料。他认为, 荷马史诗“是从希腊早期流传下来的少数历史文献之一” (29) 。德国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耶则认为, 荷马史诗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作品, “因为作品中成千上万的诗句被抄写或誊抄在兽皮或纸草上。至于在荷马史诗之前是否存在其他的文字史诗作品,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92) 。因此, 荷马就是站立在西方文学长河源头的人, 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之间。他在一切方面为希腊乃至欧洲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合宜的方向 (《荷马史诗》“译序”1) 。荷马 (Homer) 原意是指“人质”, 它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名字, 它可能是某个名字经过缩写的昵称, 如荷马立达 (Homereda) 。在古希腊似乎没有另外的人, 名叫荷马或者姓荷马的, 这使我们对荷马的真实身份更加怀疑。时至今日, 有关荷马的材料仍然太少, 并且, 这些材料也不怎么确凿和清晰, 难以令人信服。于是便有了关于“荷马问题”的争论。荷马问题并不是一个“单数”的问题, 而应该是一个“复数”的问题, 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荷马诸问题”或者“诸荷马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新近又有了一种说法:荷马也许是一位女性, 或者应当是一位女性, 抑或有两个荷马, 至少编唱《奥德赛》的作者是位女性。这里顺便补充一句, 因为荷马时代还没有文字写作, 因此荷马不可能“写”了两部史诗, 他至多只是“编唱”或“编制”了两部史诗。当人们设问“《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谁写的”这一问题时, 这种设问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 被誉为“荷马史诗研究的达尔文”的当代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 (Milman Parry) 提出了“口头程式理论”, 这一理论被认为在荷马史诗研究上就有里程碑意义。在帕里眼中,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虽以书面形式保留至今, 但史诗保留了口头表演的创作模式, 他们从文本分析和口头诗歌的类比 (南斯拉夫活态的口头史诗的田野调查) 两个研究方向得出结论:荷马史诗式高度程式化的, 而这种程式化来自悠久的口述传统, 正是口述传统的过程产生了荷马史诗” (陈戎女4) 。韦尔南说:“‘神话’ (muthos) 一词是希腊人传给我们的, 但对于使用这个词的古代希腊人来讲, 它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话不同, 指的是‘讲话’、‘叙述’。它最初并不与‘逻各斯’ (logos) 对立, 逻各斯最早的含义也是‘讲话’、‘话语’, 后来才指称智性和理性。[……]在研究希腊时, 我们所掌握的只有, 并且永远只有书面文献。他们的神话不是以活生生的形式传给我们的, 不是被传言不断重复、不断改动的话语, 而是史诗诗人、抒情诗人和悲剧诗人的作品中完全固定下来的故事” (10—11) 。如此, 当神话不是以神话所固有的口耳相传的形式传达给我们, 而是以非神话的书面语言的形式呈现给我们, 那么, 这仍然还是神话吗?

如此看来, 真正的西方文学源头,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下来, 现已大多散失, 我们已不可知。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神话, 经过数百年的重复、编辑、改动, 已经不可能真正的源头了。而我们今天通过文字, 不论是那种文字, 阅读或吟诵《荷马史诗》, 已经不可能是当年荷马吟唱的史诗了。即便我们尽可能地将荷马史诗还原, 也不可能拥有荷马时代的听众, 况且, 物是人非, 时过境迁, 吟唱荷马史诗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情境早已不复存在了。意大利当代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在论述口头叙事艺术的起源时写道:“讲童话或神话故事的人所依据的不仅有群体的记忆, 而且还有遗忘。他们的每个故事都是从遗忘深处脱颖而出的[……]发生这个故事的那个多样化的世界, 是记忆的黑夜, 也是遗忘的黑夜。离开那黑暗的境界之后, 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应该继续保持模糊不清的状态, 以便听众能够在这个故事中找到自我, 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补充与完善这个故事” (128—129) 。没有了古代的听众, 《荷马史诗》还是荷马所讲述的那个故事吗?伽达默尔说:“一如所有的复原活动, 重建原初语境的企图因我们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注定失败。人们重建的、从异化中恢复的生活场景已经不是原初的了[……]对阐释活动来说, 理解固然意味着重建原初语境, 但阐释活动只不过是对已逝意义的传递罢了” (转引自孔帕尼翁55) 。再说, “希腊文学和希腊雕塑一样都不尚雕琢, 行文素朴、率直, 实话实说。如果直译的话, 译文往往显得非常直白干瘪……但如果我们不能欣赏直接的译文, 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知道希腊人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希腊语和英语非常不一样, 希腊语一旦译成了英语, 原文的风格就丧失殆尽了” (汉密尔顿50—51) 。如此看来, 希腊语一旦译成中文, 其原文的风格更不知还剩几何?

更有甚者, 我们阅读的许多希腊典籍并非来自希腊原文。譬如, “人们阅读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并非原文, 而是拉丁语译本——其中一些是罗马帝国灭亡后不久由波伊提乌 (Boethius) 翻译的, 另一些是犹太人从阿拉伯语转译而来, 还有一些则是在圣托马斯·阿奎那主导下完成的, 成为了对欧洲人全面再教育的组成部分” (海厄特10) 。如此看来, 我们以为阅读希腊文的亚里斯多德就是阅读原文, 其实这中间不知道经历多少抄写、传播和翻译。

另外,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均事出有因, 没有例外;任何叙事皆在因果关系之中。这就是文学史所做的事、当做之事。过往的文学总有作品或文本存在。作品既已是过去之事, 便是“故”事, 而不是“当事”。当事既是故事的结果, 又是未来之事的原因。所谓创造历史就是当事之人和当前之事成为故事。故事杂乱无章、零乱无序, 没有意义。一旦故事被编排进某种因果关系之中, 意义也就立即产生。有了因果关系, 我们往往是循“果”而找“因”, 而不是相反。因此, 任何“源”只有在“流”中才能被理解和解释, 所谓“沿波讨源”, 因此, “流”乃源之“源”。历史总是回溯的, 因此永远是“流”在前而“源”在后。这种不合逻辑似乎搅乱了因果关联, 但它仍然处在一种因果关系之中。 ⁽²⁾ 这样西方文学的“源”, 我们似乎应该到文学的“漫漫长流”中去寻找。

的确, 我们渴望到源头去饮水, 相信“唯有源头活水来”, 但是, 真正的源头却并不易发现, 或者永远不可能被发现。“欧洲究竟发源与何地, 到底存在过什么?任何存在都有自己的开端和开创者, 以及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 但没有所谓的‘零时’” (迈耶3) 。文学的渊源较之国家、民族、文字的渊源似乎更为幽深错综、扑朔难辨, “沿波讨源”, 真“幽”则未必“显”, 无论多么努力, 我们所饮之水, 只不过是稍稍地接近了源头而已。行文至此, 突然想起德裔美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那本讨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书, 阿伦特在书中写道:“从诗歌的角度, 我们不如说, 历史是从尤利西斯在法雅西亚国王的宫廷里, 倾听他自己的事迹与他遭受的苦难的那一刻开始的。尤利西斯的生活故事, 此时成了他自身之外的东西, 成了所有人看与听的‘对象’。曾经只是单纯遭遇的事情, 此时变成了‘历史’。[……]尤利西斯倾听他自己生活故事的场景对历史和诗歌来说都是典范性的” (44) 。尤利西斯当然就是俄底修斯, 我们还是回到了荷马, 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 似乎也只能回到荷马。西方历史从这里开始, 西方文学从这里发源。如此看来, 或许可以说, 俄底修斯在法雅西亚王宫里倾听说唱艺人德莫多克斯讲述自己的故事大概便是西方文学的源头了。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全文请见《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侵删。

【作者简介】曾艳兵,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文学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