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顾悦：后精神分析心理学若干取向与文学的互释与互动

摘要：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理论有三大主要流派可以非常恰切地对文学研究提供启发与洞见——存在—人本心理学、家庭系统心理学、叙事治疗。在这三种流派中，反思、修正“精神分析垄断”的文学研究者将家庭系统心理学作为主要突破口。存在—人本心理学是心理学回归人文的一波学说，是精神分析之后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叙事治疗发端于后现代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背景中，将文学转化为帮助及疗愈来访者的一种实践，是治疗师与来访者共同书写生命叙事的过程，也是文学同心理学紧密结合的极好体现。

关键词：文学理论；家庭系统理论；存在—人本心理学；叙事治疗

正如哈佛大学英文系曾经的介绍所言，文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其占据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十字路口。文学研究以文本为基础，打通了各门学科之间的界限，让不同学科之间有了一个对话的平台。同时，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尤其是20世纪以来) 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文学与各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互相的影响、阐释与互动。跨学科性是文学研究的一大新倾向，也为其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关切、实践意义与理论突破。在诸种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心理学是20世纪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然而却大抵并非是文学研究者最熟悉的学科。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对心理学的理解可以说是十分片面的，往往局限于精神分析( 以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荣格、拉康之学说为代表) ，时常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当作心理学(psychology) 之同义词，而心理学界近一个世纪的理论发展尚未得到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大量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都将“精神分析批评”(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与“心理学文学批评”(psychological criticism) 视为等价，或是只提前者不提后者——例如，学者阿布拉姆斯在其修订再版多次的经典著作《文学理论术语手册》中亦坚持将“心理学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视为同一个词条。事实上，精神分析只是心理学的一个流派，并且是20世纪心理学发展中较早的一个流派( 时常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一波”) ；其中的一些观点其实已被心理学界扬弃，然而文学批评中却依然在使用。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 以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学说为代表) 长期都是心理学视角文学批评的垄断性声音；“弗洛伊德及拉康的临床系统现今在文学想象中的霸权地位”在文学研究中十分明显。1

长时间以来，心理学家(psychologists) /心理治疗师(psychotherapists) 和文学批评家“几乎完全忽视彼此”。2这种对话与互动的缺乏，使得文学研究对于心理学的了解十分片面———任何通读过一本心理学概论、心理治疗概论疑惑心理学简史的人，都会知道，精神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完全不是学科的全部。例如，科雷(Gerald Corey) 主编的经典教材《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的第七版，共列出了11种心理治疗的主要取向，精神分析是第一种，后面分别有存在主义、当事人中心治疗、格式塔治疗、行为主义治疗、女性主义治疗等十种。3 20世纪心理学在精神分析之后，产生的诸多学派和流派——从认知—行为(cognitive－behavioral) 取向到存在—人本主义(existential－humanistic) 取向——已经影响了过去好几代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者及从业者。把精神分析等同于心理学，会错过心理学与心理治疗更为广阔的图景。

心理学界的学者对于文学作品从来就非常重视与熟悉，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总体而言也还是关注的；而文学研究界则严重缺乏对心理学的完整认识。试着随机同文学界学者提起心理学，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本能性地只会说出“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拉康”。文学研究者们一直抱守精神分析而忽略了( 如果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精神分析之外的心理学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大的缺陷与遗憾。作为20世纪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心理学历经了飞速的变化；将精神分析当作心理学的同义词的做法明显以偏概全，忽略了精神分析之外数不胜数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模型。

20世纪末，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一现状表达担忧，认为文学批评界对心理学的狭隘认识亟待修正。这种 声 音 以 美 国 学 者 约 翰 · 纳 普 (John Knapp) 、杰罗姆 · 邦普 (Jerome Bump) 等人为代表，强调精神分析批评方法有其理论局限性(例如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人物内心而非人物之间的关系) 。同时，尽管文学研究者对于精神分析后来的发展一直关注(例如拉康成了除弗洛伊德之外文学研究者最常谈及的心理学家) ，但是关注点并没有覆盖精神分析之外的心理学流派( 拉康的理论仍然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主要概念，更多的是对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进行的一种拓展，而并没有走出精神分析的框架) 。这些学者指出，心理学视角的文学研究应当在精神分析之外寻找理论依据。他们开始关注精神分析之外的心理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探索将精神分析之外的心理学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纳普、邦普等学者追踪了精神分析之后心理学的诸多发展趋势，将人格心理学、家庭系统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这些研究改变了心理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言必称精神分析”的状况，大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也使得文学批评界更多地了解心理学的新发展及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但是至少在目前为止，这一批学者仍远远未成为学界主流。文学研究对于心理学的全面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认为，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理论有三大主要流派可以非常恰切地对文学研究提供启发与洞见——存在—人本心理学、家庭系统心理学、叙事治疗。在这三种流派中，家庭系统心理学可以说是最多地被这批反思“言必称精神分析”的文学研究者所触及的。约翰·纳普、葆拉·科恩(Paula Cohen) 和杰罗姆·邦普等美国学者开始把文学与心理治疗的最新趋势——即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 ——相结合，并具体用于文本分析。葆拉·科恩运用系统理论研究19世纪的家庭小说(domestic novels) ，杰罗姆·邦普用其研究 D．H．劳伦斯(D. H. Lawrence) 的小说。他们的研究中有很多启发性的观点。1998年，美国文学期刊《文体》(Style) 推出了由约翰·纳普和肯尼斯·沃马克(Kenneth Womack) 编辑的专号，主题即为“家庭系统与文学/文学批评”(“Family systems Psychotherapy and Literature / Literary Criticism”) ，首次将学者撰写的一系列家庭系统文学批评的文章收编在了单册出版物中。纳普和沃马克编撰的学术论文集《阅读家庭之舞：家庭系统与文学研究》(Ｒeading the Family Dance：Family Systems Therapy and Literary Study) 于2003年出版，收入了十余位学者的研究文章。书中，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夏 洛 蒂 · 勃 朗 特 (Charlotte Bronte) 、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托妮 ·莫里森(Toni Morrison) 等不同作家的作品都用家庭系统理论进行了解读。这种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也引起了一些其他学者的兴趣，可以说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学术领域。迄今为止，已有多部相关的书籍及论文出版。家庭系统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大有潜力，值得更多的研究与关注。

家庭系统理论对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家庭系统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直有所认识。关于虚构(fictional) 与非虚构(nonfictional) 家庭的相似性，一些家庭系统心理学家认为，“小说家庭呈现出与现实家庭同样的真实性……两者皆为创造冲动的结果，也皆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两者中的行为都遵照一个特定的剧本，这个剧本对家庭成员来说是有意义的。两者又都是虚幻的，由包含共同经历的记忆片段组成”4。实际上，家庭系统理论家从文学作品的家庭分析中受益良多，5 家庭治疗师将故事与诗歌运用于心理学写作以及家庭治疗的临床实践中更是常见。相对应的，文学研究同样可以借由家庭系统理论的启发，获得更为新鲜有趣的视角。

反思、修正“精神分析垄断”的文学研究者将家庭系统心理学作为主要突破口，这其中的缘由当然有很多，细究起来大抵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精神分析更多关注的是一种向内走的、自省式的、从个体内部挖掘心理动力的内心式(intrapersonal) 视角，而家庭系统心理学则将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上，认为个体是家庭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个体的情感状态、身心疾病、情绪障碍等都深受家庭系统的影响，所谓的有问题个体也往往只是对家庭系统中不良运作(dysfunction) 的一种症状携带者，而同时，家庭也是社会这一更大的系统中的子系统。将家庭当作一个有机的情绪整体，一个“情感相互依存的单位”，6 把家庭视为一个“情感场域”(emotionalfield) ，7 试图在家庭以及更大的系统语境中解释个人的行为。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学的 (sociopsychological) 、系统的视角也帮助我们把个人经历与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因此，和精神分析相比，家庭系统心理学明显地体现了更多的维度，其反差也更容易帮助文学研究者理解心理学的多样性。其次，家庭系统心理学正好是这波文学研究者反思心理学文学批评时，在心理治疗界最新的重要流派。精神分析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的“第一波”，而家庭系统理论的出现带来了心理学范式的转变，被认为是20世纪心理学发展的“第四波”。8 在20世纪末的美国，家庭治疗已经称为最为惯常的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之一，而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 例如邦普) 本身就接受过家庭治疗，可以说这一理论流派对他们而言是最切近、最前沿的。再次，从古希腊以降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充斥着对家庭的描写，用家庭系统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本来就是非常的顺利与自然，而家庭系统心理学对于“剧情”“剧本”“角色”等概念的反复使用，也使得其与文学有天然的亲缘性。

存在—人本心理学(Existential－Humanistic Psychology) 发端于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受到存在主义哲学与现象学的影响，以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Ｒogers) 的学说为代表，被认为是心理学发展的“第三波”，源于对精神分析( 第一波) 与行为主义(第二波) 的反思与扬弃。这一流派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两大取向的统称；除了罗杰斯以外，马斯洛(A. H. Maslow) 、罗洛·梅(Ｒollo May) 、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 都是存在—人本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存在—人本心理学涵盖的思想非常丰富，但总体而言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象化，强调主体间性、感受、经验、叙事，是心理学去科学主义、回归人文的一波学说。罗杰斯认为此前的心理学着力于理论性地解释问题，却难以解决问题，往往用诸种复杂理论将被治疗者对象化，忽视其主观体验，将其当成分析客体，为其贴上诸种标签，漠视其生命价值与主体性。罗杰斯将“共情”(empathy) 作为心理治疗的核心，强调咨询师的工作是不加评判地倾听、理解与叙述被治疗者的情感与经验。

存在—人本心理学为心理学提供了全新的范式，彻底改变了当代心理学的面貌与取向，同时也是精神分析之后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帕里斯(B. J. Paris)等少数学者将第三波心理学应用于文学文本研究，出版了《第三波心理学与文学研究》(Third Force Psychology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等专著，明确指出了将第三波心理学运用于文学研究是一种重要的新趋势。在帕里斯的《小说研究的心理学视角：对萨克雷、司汤达、乔治·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拉德的研究》(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Fiction: Studies in Thackeray, Stendhal, GeorgeElliot, Dostoevsky, and Conrad  9)一书中，帕里斯具体地将第三波心理学用于分析人物及隐含作者的意识。这一波学者虽然没有像从事家庭系统心理学文学研究的学者一样，对于精神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垄断地位加以足够的反思，然而他们起步更早，可以说在实践上更早地实际突破了这种局限。他们的研究主要着眼点集中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基本是据此理论对人物或作者心理进行分析，属于微观性质的批评实践。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第三波心理学的重要性，尤其是这一流派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在文本分析的层面上，摆脱了精神分析的垄断，提供了用心理学阐释文本的另一种可能。

新世纪以来，文学与共情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2010年起尤为突出，《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Theory)、《叙事》(Narrative)等期刊集中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克恩(Suzanne Keen)出版了专著《共情与小说》(Empathy and the Novel)，“叙事性共情”(narrative empathy)成为文学理论中的新概念。随着所谓“理论之后”的到来，当代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发展究竟起了何种作用成为学界思索的问题，而罗杰斯所批评的心理治疗的对象化、唯理化范式恰恰是20世纪后半叶大量文学理论所采用的模式，因此其思想对反思文学理论同样适用。同时，罗杰斯理论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背景、对价值判断的悬置、对个体情感经验的重视、对经验的叙事性言说为文学批评与文学阅读提供了一种经验性范式，这也正与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相契合。

正如罗杰斯将当代心理危机归咎于对象化式的心理学理论，哈罗德·布鲁姆、希利斯·米勒等学者认为，纯文学研究的式微的主要原因恰是当代批评理论。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主流批评理论往往以复杂的理论架构、晦涩的表述为特征，远离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几乎成为普通读者无法阅读也不愿阅读的内容。这些发端于60年代思想运动的当代批评理论，“看似是对启蒙理性的反叛，但其理性化、术语化、非情感化、非关系化的本质仍然没有逃出启蒙理性的范式”。10 很多的当代文学理论将文学作品对象化，将文学的具体性抽象化，充斥术语、沉迷概念。文学阅读是一种关系式行为，是读者敞开自身、将自我投入到文本中、将自己的情感交付给阅读活动的行为，要求与读者建立马丁·布伯所言的“我—你”的主体间性关系。然而，许多当代批评理论却往往将经验性的文学抽象为各种结论、思想、逻辑，将情感从文学阅读中摒除，逃避“我—你”关系，忽视甚至蔑视“文学性”，用对待非文学文本的方式阅读文学，用各种晦涩的术语和复杂的理论将文学文本对象化，使其变为客体(即马丁·布伯所言的“它”而非“你”)——这恰似罗杰斯所批评的第一、第二波心理学的态度，即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死板的分析对象，把本应充满温情的心理治疗师变成冷酷、“客观”的分析者。

一方面，不带评判的观察、经验主体的感受言说、叙事性复述、共情以及对情感体验的关注是存在—人本心理学的核心；另一方面，重视文学的情感体验是应对当代文学危机以及艾略特所言的“感受力分离”的策略。希利斯·米勒认为，当代文论的隐含目的在平息对陌生性的恐惧。11文学研究者、理论家对文学的经验性属性感到不适，试图用理论替代经验、理性替代情感，这背后体现了一种对情感的恐惧。借用心理治疗师萨提亚的话，理论家成为心理学上所谓的“超理智者”，坚持“非人性的客观”12，逃避情绪感受，将情感从文学中抛弃，与文学文本冷漠地保持距离，从投入的读者变成冷峻的分析者。这种状况在第一、第二波心理学理论所统治的心理治疗实践中同样常见，也是罗杰斯所严厉批评的。冷酷的分析者让来访者充满恐惧、自责与自我否定，冷酷的分析者也同样让读者望而却步，让文本失去生命力。因此，罗杰斯对心理治疗的反思与修正，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与修正对象化的当代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同时，存在—人本心理学理论对情感体验与共情的论述亦可在文学中归正情感体验的地位。

在前述的科雷教科书中，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并没有作为单独的一个章节出现。事实上，叙事治疗最初被视为家庭治疗的一个分支，然而却是当代心理疗法最有影响力的发展成果之一，深刻地改变了许多心理治疗从业者看待来访者及其问题的方式，以及对自己作为咨询师(counselor)这一身份的认知。叙事治疗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学派出现是较晚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刚刚出现，叙事治疗的奠基之作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中文译名为《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则直到1990年才正式出版，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流派。叙事治疗的创始人，也是这本书的联合作者麦克·怀特(Michael White)和大卫·艾普斯顿(David Epston)指出，“通过讲故事，人们将经验整理并为其赋予意义”，而他们讲述的故事塑造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关系”。13叙事治疗是来访者和治疗师合著(来访者的)生命叙事的过程。咨询者的角色不是“权威”、“医师”或“评判者”，而是与来访者在治疗性对话中协作，鼓励他们重组、重述、重建自己的故事。因此，叙述治疗师努力“通过人们的故事来触及他们的生活”。14这些故事可以口述，也可以书写———而两者都是文学活动。治疗师与来访者合作，通过完成生命叙事帮助他/她解决“问题”。叙事治疗帮助个体重新讲述个人故事，对“真实”(truth)和“意义”(meaning)进行协商(negotiation)，为过去赋予新的意义和视角。15在叙事治疗中，治疗师将来访者视作为他/她自己人生的专家，来访者被治疗师鼓励成为自己故事的作者，叙事治疗师旨在“专注、认真、尊重地倾听(来访者讲述的)故事”，由此帮助他们“在分享生命经验时感到被倾听、被理解……帮助他们重塑生命故事”。16创作故事是叙事治疗的核心。

叙事治疗关注个体如何讲述其故事，以及这样的故事如何被重新诠释，并鼓励人们建构关于自身的新叙事。可以说，叙事治疗将文学转化成一种疗愈性的实践。叙事治疗的很多理念汲取自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尤其是文学理论。一方面，文学理论“在叙事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而且叙事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性的，但另一方面少有文学研究者深入关注叙事治疗。这也契合了前文所言，在文学研究界与心理学界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心理学学者没有放弃跟踪文学研究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界却只抓住精神分析不放。

同文学一样，叙事治疗也是建立在语言媒介的基础之上。文学批评意识到语言不是透明的，而叙事治疗也强调语言是一种重要媒介，人们通过语言建构意义。叙事治疗师相信，“‘生命’……都是在建构中，在文本中，或是在文本形成过程中”；18他们认识到在个体叙事中，事件的选择和叙述的顺序都极其重要。如同文学批评，叙事治疗鼓励来访者从多种角度看待生命故事，去揭示原本易于忽略的叙事声音和情节。发端于后现代、社会建构背景的叙事治疗是不同于认知/行为主义或者其他的之前心理治疗取向的疗愈途径。叙事治疗关注的不是“症状”或“疾病”，而是将来访者视为珍贵、独特的个体，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梦想、感受、性情、能力与价值，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只是需要被修订和重述的故事———“关乎他们境况的故事，在他们讲述的、以及未讲述的内容中，构成了既限制个体发展，又为个体提供思路的叙事”。19叙事治疗师尊重来访者，努力将人们的身份与他们面临的“问题”区分开来，因而不去指责来访者，避免把来访者对象化(objectifying)、标签化(labeling)或者病态化(pathologizing)。叙事治疗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论，莫如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理解人类的独特方式。这样的世界观极大改变了众多咨询师采取的治疗姿态；他们试图与来访者建立起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称为“我—你”(I－Thou)的关系———这也是前文所提到的，读者与文学的理想关系。故事是叙事治疗的中心，叙事治疗师聆听故事，不做评判、不下结论；这是一种对来访者(作者)与故事(文本)非常敞开、尊重、亲近的姿态。这样的姿态，同样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所值得借鉴的。前文提到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充斥着行话、术语和对象化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恰恰是放弃了对文本的尊重与亲近，拒绝经验与情感，急于做分析、抽象化、下结论。从这一角度，叙事治疗可以给文学理论的反思提供非常好的参考。

叙事治疗，一如文学写作，是一个创作故事的过程。在叙事治疗中，人们讲故事、听故事、给予反馈、回顾经历、修改故事；这个过程帮助他们渐渐摆脱他人看法的束缚，而去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对自我的看法，自我意识逐渐增长，将他们从他人赋予的定义中解放出来。正如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认为的，“自我和生活世界的建构利用了语言的一种特定形式：叙事”。20叙事的过程展示了卡尔·罗杰斯所言的“过程中的自我(self in process)”，有能力迎接变化并进入一个“新的身份”，21并且在叙事中构成一种“演变的自我认知”。22正如利科(Ｒicoeur)、麦金太尔(MacIntyer)和许多其他理论家指出的，“我们以故事的形式生活，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讲给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以及被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接受为故事模型的大叙事(themas-ternarratives)来建构的”。23这些故事很大程度上源自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socio-cultural context)且主要由其建构，这种背景就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的，包含“丰富的、相互连接的权力与知识之网”。24这种故事佐证了作为男性/女性，男孩/女孩，孩子/成年人，儿子/女儿/兄弟/姐妹，父亲/母亲意味着什么的看法。当这些故事被接受且内化之时，它们也许会促成这样的看法，即家庭中特定的性别、年龄或角色比其余的更有价值，或者一个人被要求有特定行为，如果他/她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他/她就是“不好的”、“奇怪的”或者“有病的”。这种通常带有压迫性的叙事(oppressive stories)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常常以一种扭曲的形式———以及他们对自己是谁的感知，影响着他们在家庭、人际关系或工作中的角色定位，他们应该怎样表现、怎样做出决定，他们的能力如何，他们的生活值得怎样去过，他们可以实现什么。25讲述一个人自己的故事的机会可以帮助他/她驱逐这些产生了“为人类发展制造问题的否定性自我形象(negative self－images)”的压迫性故事。26米歇尔·怀特指出，“许多来访者之所以来找他，都是因为自身接受了压迫性或破坏性的叙事”，27而重写这样的故事可以实现疗愈。通过讲述关于自身的新故事，来访者可以脱离那些定义他们、控制他们的叙事，并且在生命中发现新的可能。这些来访者也许认识到，“那些影响着他们的认知、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的主导性故事(dominant stories)”28所设定的身份并不符合他们自身，他们可以当自己的故事的作者，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身份。而这样的叙事过程，在文学中随处可见，同样是我们看待文学作品的重要思路。当叙事治疗将文学纳入心理治疗中，并让心理治疗获得崭新的叙事维度时，我们同样可以将这样的视角反观文学本身，并将文学所具有的治疗性发掘出来。所有的这些再建构、再叙事的过程，正是文本中——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非虚构作品——所始终存在的。

当约翰·纳普1996年终于完成了他耗时长达15年的专著《锻造链接：当代心理学与文学批评》(Striking at the Joints：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nd Literary Criticism)时，他坦陈，书中所涉及的这些——他特地强调，不是来自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心理学理论，任何临床心理学家与实验心理学家都极为熟悉，而文学研究者却很可能十分陌生。29如今，即使从这本书出版算起，也过去了二十余年。精神分析在文学研究的心理学视角中的垄断地位似乎并没有被明显地撼动，呼吁学界对后精神分析、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学理论(哪怕最起码)的认识、了解，更加显得刻不容缓。倘若至今仍然沉迷于弗洛伊德和拉康而拒绝正视心理学学科的真实面貌，文学研究至少在一定领域内可以说动摇了自身的合法性。

后精神分析的三种新的心理学取向，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而极为宝贵的思路与方法。当心后精神分析心理学若干取向与文学的互释与互动理学不断去借鉴、师法文学中的重要资源时，文学研究同样应该不断地做着相似的事。当我们再次去审视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时，就会发现，精神分析固然曾经赋予文学批评无比有创见的新思路，然而心理学的更多、更广大的智性资源，才是让心理学视角的文学批评焕发生机的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和注释省略，全文请参阅《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