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陌生化理论的目的是变习见为新异,化腐朽为神奇,以增加审美快感。陌生化翻译是文学翻译基本属性的内在要求,其主要手段是异域化和混杂化。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异域化体现在译文的异域色彩,无论是形象语言还是文论术语,都带有浓浓的中国味;其混杂化体现在异国情调的杂合化翻译,特别表现在引文和赞文的杂合化处理。宇文所安的陌生化翻译并非是将陌生化无限放大,而是将其控制在“不即不离”的稳妥范围内。这样的处理,有利于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丰富目的语语言文化,促进中西文论对话,也为中国典籍英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考。关键词：《文心雕龙》英译; 陌生化; 异域化; 混杂化; 宇文所安;“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提出的概念,是用来描述俄国20世纪初形式主义文学的一种文论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化是增强感受难度和延长难度的手法(1989:6-8);文学的目的是要颠倒习以为常的感受,让习惯化的东西生疏起来(2010:1-11)。刘宓庆提出,翻译的基本属性是科学性,其次是艺术性(2005:283)。翻译对艺术性的追求,为陌生化理论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开辟了道路。所谓陌生化翻译,是指违背特定时期翻译规范,特别是目的语读者期待视野的翻译,其手法是保留源语文本的独创方法,其目的是造成间离化效果(陈琳、张春柏,2006:91-93)。爱尔兰诗人悉尼(Heaney,1988:36)提出,译者追求新奇的表达方法,而打破常规的语言所带来的新奇感往往会增加审美快感,达到陌生化效果。《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论著,又是一部极其优美的骈体文学作品,对其进行翻译,有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概况,把握中国文学的脉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译者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黄友义(2015:6)指出,世界渴望了解中国,译者应传播中华思想,展示中国文化元素。陈琳(2010:20)认为,陌生化翻译有待进一步挖掘,其文本特征有待于译者个案的分析。她指出,异域化和混杂化是陌生化翻译的两种方法和技巧(2006:93;2010:18)。《文心雕龙》的语言出新出奇,如何在翻译中再现源文的新奇之美?本文拟从陌生化理论出发,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探讨宇文所安如何再现源文的陌生化效果,从而为今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翻译和传播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所谓异域化翻译,是指译者保留源文语言和文化差异性的翻译,崭新的词汇和句法、异国的文化意象和观念、本土文化没有的文体和叙事手法,都是保留的对象(陈琳、张春柏,2006:91)。有研究指出,翻译把异域文化内容移入本土语言和文化中,读者会体验到母语文化不曾有的新奇感觉,新的概念得以形成(Schulte&Biguent,1992:9)。《文心雕龙》语言华丽秀美,比喻、反问等修辞手法琳琅满目,与西方迥异的文论术语比比皆是,形象化的语言和文论术语是其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纵观全文,几乎每篇都蕴含着丰富的形象语言和文论术语。宇文所安在翻译时尽量保留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使源文的异域性特征得到充分体现。
（一）形象语言的翻译
形象语言即语言形象化,是指通过具体可感的语言来描写生活化的场景,说明抽象的道理(袁榕,2010:89)。形象语言是一种语言的修辞现象,通过绘声绘色的语言描写,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如睹其物(庄涛,2003:184)。《文心雕龙》大量使用形象语言,或借物喻人,或以形表意,通常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象紧密相连。因此,源语文本包含很多因语言差异而寓意不同的形象,也存在很多目的语读者不常用的形象说法。如果读者碰到稍加思考便能理解的形象语言,译者完全可以保留形象,增加译文的异域特色,达到新奇生动的效果。宇文所安在翻译时,就采取“异域化”的翻译方法,照搬源文的语言形象。例1: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辔而已。(《文心雕龙·附会》)宇文译:Only after deep consideration of the whole pattern of pores in the skin will the sections naturally achieve coherence,as glue sticks to wood,as white tin mixes with yellow gold.A team of four horses may differ in strength,but the six reins that guide them are like the strings of a lute;they drive together on both sides of the carriage,one axle unifying all the spokes.The method of guiding a work of literature resembles this.One goes off or lingers as the mind wishes;keeping the reins tight or loose lies in the power of one’s hand.To make them prance together in an even pace is nothing more than gathering the reins together.(Owen,1992:270)这段话把写作的道理比作胶木之粘,玉石之合,如此篇章结构才会自然合理,而后用驾车之喻来形容驾驭文章时的得心应手。中间使用了三个明喻,栩栩如生地道出抽象的写作道理。作者这种推陈出新的比喻对于本土读者已然十分陌生,需要放慢阅读速度,仔细揣摩才能领会。宇文所安在这种情况下,迎难而上,并没有选择将源文译成西方读者容易理解的文本,而是依样画葫芦,这样,充满陌生化效果的译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耳目一新之感,从而满足了西方读者的“求新求奇”心理。
（二）文论术语的翻译
中国传统文论擅长对经验的概括总结,其文论术语的内涵大都不够稳定,具有“模糊性”。中国传统文论术语概念走的是一条与西方文论完全不同的路径,二者在生成方式、表达形式和美学内涵等方面都有天壤之别。中国文论的模糊式表达方法,融合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美学智慧。对于不懂汉语或初习汉语的研究者来说,术语是他们极其头疼的问题(史东东,2010:103)。宇文所安英译本的特色之一便是对文论术语的独特处理,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文论术语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却没有把西方术语的逻辑性强加于中国文论术语,而是设法保留其陌生化特质,给目的语读者带来鲜明而深刻的文化体验。例2: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呼!(《文心雕龙·知音》)宇文译:Hard it is to know the tone,for tones are truly hard to know;and such knowledge is truly hard to come upon-to come upon someone who knows the tone may occur once,perhaps,in athousand years.(Owen,1992:288)“知音”一词源于春秋时期俞伯牙和钟子期弹琴和听琴的故事,现在用来形容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此处,刘勰借用“知音”形象形容能正确理解和批评文学作品的人,可以理解为文学作品的“批评家”。这个术语需要结合文化语境才能理解,对于不了解中国传统的西方读者来说,异域特色非常明显,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宇文所安直接按照“知音”的字面意思,将其翻译为the one who knows the tone。从陌生化的美学效果来看,译文接近“知音”的本意,较好地传达了源文的意思。读者面对不熟悉的词汇需要进行一番思考,对译文的感知时间随之变长,阅读所带来的刺激感和审美快感也随之增加。这种对文论术语陌生化处理的方式,表明译者对中国文化的充分尊重,对读者的负责,也为中西文论对话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交流平台。
中西文化千差万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碰到一些无法进行“异域化”处理的情况。充满异域色彩的译文,难免会有翻译腔的诟病,大大超过读者的理解范围,会使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因此,当遇到因文化差异过大而不能进行“异域化”翻译时,可以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实现陌生化翻译—“混杂化”(hybridity)。所谓混杂化翻译,是指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寻求妥协的一种翻译方法,其目的是保留或重构源语文本的陌生化特质(温秀颖、王颖,2013:93)。刘勰对经典作品情有独钟,经常在创作时引经据典,并且创造性地把赞体这一题材运用到文论中,起到了非常好的说理效果。宇文所安在翻译时,摆脱了归化和异化二元对立模式,充分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在处理中国语言文化时,并没有盲目追求异国情调,为陌生化而陌生化。对于《文心雕龙》中引文和赞文这两大特色,宇文所安别出心裁地使用混杂化翻译来达到陌生化效果。
（一）引文的翻译
引文和用典可以阐明作者的主张,展示高超的写作技巧,显示作者的文化心态,说明作者的人生追求,同时也提升了作品的学术性、思想性、艺术性。《文心雕龙》的引文丰富,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南朝刘宋,纵横千年,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和文化烙印,译者需要拥有横跨中外、纵越古今的文学素养才能驾驭。宇文所安在翻译这些引文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照顾译文的通顺性,另一方面,尽量向目的语读者传达这部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文化意义。例3: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文心雕龙·物色》)宇文译:Thus the phrase“glowing”(cho-cho)catches the quality of the freshness of peachblossoms;“waving lightly”(yi-yi)gives the fullnessof the manner of willows;“shimmering”(kaokao)is the way the sun looks when it just comes out;“billowing”(piao-piao)imitates the quality of snow falling;chieh-chieh catches the voice of the oriole;yao-yao emulates the tones of insects in the grasses(.Owen,1992:280-281)源文中,“灼灼”、“依依”、“杲杲”、“瀌瀌”、“喈喈”、“喓喓”都出自《诗经》,这些词放在一起描绘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诗情画意图。宇文所安采取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即首先翻译每个词的意义,然后在括号里标注该词的汉语拼音,并用斜体加以突出。如果译者只是将这些词汇进行简单的归化处理,那么译文所刻画的场景就显得平淡无奇;如果只是将汉语拼音这一异质成分引入英文,那西方读者就会不知所云。宇文所安采取的“混杂化”翻译,结合了二者的好处,避免了彼此的弊病,这样翻译,音义俱存,在确保读者理解的基础上,保留了源文语言营造的文学性,用短短几个词勾勒出一幅美丽的意象画,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传递给西方读者,让其领略中国语言和文化魅力,达到真正的文化交流目的。
（二）赞文的翻译
赞体作为一种文体是在西汉时期成熟的。赞的本义是“申明意旨”,“辅佐助佑”。刘勰将司马相如的《荆轲赞》视为赞体的正体(郗文倩,2014:62),并别出新意,首次将赞体运用到文学理论著作中。《文心雕龙》每一章节的最后都会有一个赞文,主要是对源文内容的概括和升华。赞文四字八句,结构工整,专论分章造句之理或专攻字、句、篇之间的关系。四字之句,押韵之辞,前呼后应,辞约意丰。《文心雕龙》严格遵守这种高标准,将赞体运用得出神入化,无论是对于本土读者还是西方读者,都是一种非常陌生的阅读体验。宇文所安对赞体的翻译态度是混杂化翻译,整体移入,做到音和义的完整统一。There are standards in dividing paragraphs,But no constants in combining lines.The principle depends on matching the dominant[concept];Avoid letting language lose its companions.Let the affections revolve in time with themelody,Rolling around,each mounting up beyond the others.Dividing and joining likenesses and differences,Thus you will do all possible in this.(Owen,1992:255)源文字句工整,音调和谐悦耳。由于中文是方块字,大小基本相同,英文是拼音字,音节长度不同,因而,翻译很难做到整齐划一的形式对等。再者,英汉押韵方式大相径庭,使英文像中文那样对称整齐,既做不到又无必要。面对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宇文所安既没有把源文归化为西方读者常见的散文体,也没有一味强调异化,使译文违背英语的表达方式,而是对两种语言特征进行杂合:首先在形式上整体移入源文的诗体形式,然后在意义上忠实再现。仔细观察译文,八个小句的长度虽没有达到完全对等,但也大致相同,做到了以诗译诗,一韵到底。宇文所安在照顾英文语法结构的同时,努力将赞体这一文体完整地翻译,再现其陌生化的表达手法,从而把旧事物置于新视角,取得了陌生化的翻译效果。
无论是异域化,还是混杂化,其本质是通过违背翻译规范,尤其是读者的期待规范,造成新奇的效果。把作品从一国文字翻译成另一国文字,语言不通者可以相互理解、沟通、交流。交流的结果可能是审美的愉悦,也可能是不快的隔膜(郑海凌,2001:3)。达到哪种效果,关键是翻译中度的把握。陌生化翻译也存在一个度的问题,过犹不及。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曾经提出“心理距离说”(Bullough,1992:87-117),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对其加以吸收利用,提出艺术欣赏的“美学距离说”(朱光潜,1983)。艺术欣赏,不能隔得太远,太远则无情、无趣、无心,终不得美;也不能太近,太近则无理、无力、无礼,也不得美。习以为常者不美,美需不远不近,似远还近;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才是审美的最佳距离。陌生化翻译的度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距离把握问题。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必须处于一个“不即不离”的距离,读者才能够与译者或者原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达到最佳的审美体验。而如何准确把握这个“度”的问题,就要看是否能够把译本的陌生化性与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翻译始于阅读和欣赏,没有读者的审美参与,翻译是不可能完成的。读者是翻译活动的审美接受者和反馈者,读者对一部作品的满意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译作的价值,因此,读者的期待视野(Iser,1978;Jauss,1982)在翻译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对作品预设的心理图示,包括对作品的预估与期盼。德国美学家姚斯提出的这个核心概念,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朱立元,2005:289)。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先前经验、兴趣爱好、阅读习惯等息息相关,并且因个体、地域、民族不同而不同,因此,译者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前不能想当然,而要做充分的调查,然后对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作出合理预测。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文本经过翻译而产生了新意义,获得了新生命,翻译追求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Venuti,1995/1998/2000)。接受美学指出,译者翻译时不能仅仅是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是要适当地高于它。这一观点反映到陌生化翻译中,就是要控制好译本的陌生化程度与目的语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合理范围。如果译文过于陌生,远远超出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就会因其晦涩难懂望而却步;如果译文过于熟知,低于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就会感到失望,从而失去阅读兴趣;如果译文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一致,读者就会发出“哦,果然如此”的感慨,然后很快抛之脑后,从而无法达到最佳审美效果;只有当译文能够适度高于或者校正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才会不由自主地向作品靠近,在理解源文的基础上,领略其中的文化内涵。从宇文所安的译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尽力地把译本的陌生化与读者的期待视野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宇文所安翻译《文心雕龙》的首要目的,是将中国文论介绍给西方高校学生(胡作友、陈萍,2016:102)。他的潜在读者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文学素养,他们希望学习新奇的东西,看到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文论,因此,他在翻译时放弃“优雅”的翻译,选择看起来十分笨拙生硬的译文,以向西方读者尽可能展现源文的“本来面目”(胡作友、杨杰,2018:87)。但是,即使是高校学生,也无法接受过于充满异域性的译文。《文心雕龙》以骈体写成,蕴含深厚的文化传统,互文见义数不胜数,文论术语具有模糊性和神秘性,历史人名、地名充满异域情调,这些对于现代的本土读者都具有陌生性,更不用说缺乏中国传统知识的西方读者。因此,宇文所安通过注释、增词等翻译方法补偿译文,让文本的陌生化对西方读者来说处于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而使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大大增加。例5:若乃《河图》孕八卦,《洛书》韫九畴。(《文心雕龙·原道》)宇文译:And then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Yellow River Diagram”became imprinted with the eight trigrams;and the“Luo River Writing”contained the Nine Divisions.(Owen,1992:191)源文蕴含了两个典故,即龙携八卦飞黄河、龟背九畴出洛水。八卦图是计算世间万物的星图,用来推演世间的循环变化;九畴指掌管治理国家的大法。它们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很陌生的文化意象,宇文所安采用注释法,尽量降低源文的理解难度,从而向读者的期待视野靠拢。宇文所安对于平衡陌生化和读者期待视野所做出的努力也体现在他的研究方法上。宇文所安不是老套地从文本中抽取观念,分析观念,而是舍弃中国传统理论研究常用的“观念史”方法,采取读者所不熟悉的文本细读法,即采用一段中文,一段英文,然后把中国文论传统和西方文论传统融为一体的详细解说和评论方法(乐黛云,2003:43-44;胡作友、陈萍,2017:191)。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新奇的,令读者眼前一亮,在达到陌生化效果的基础上,有助于读者对源文内容的把握,拉近读者与译本的距离,是宇文所安给读者的意外惊喜,读者在阅读解说时,或多或少会受到启发。总之,宇文所安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握了陌生化的度,使异域文化和本族文化兼容并包,保证了译文的异域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宇文所安毕竟生活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环境下,他的译文在追求“陌生化”时,往往会由于理解的偏差,在一些词的处理上没有准确地把握住陌生化的度。例如,《宗经》篇的“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里的“骨髓”显然是指“精华”,可译为essence,但是宇文所安译为bone and marrow(Owen,1992:195),这种逐字翻译使文章平白无故地增添了许多复杂性,给读者阅读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这种情况毕竟还不多见,瑕不掩瑜,无损于宇文所安英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首先,陌生化翻译可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读者并不欣赏用其本土语言改造的文本,他们有足够多的本土文本作者。读者欣赏的是,能够用其本土语言表达源语文本作者说话的方式(Gasset,1992:98)。人们的审美心理可以表现在对世界未知部分的好奇,读者的审美快感是基于译文所带来的“惊奇感”,来自于看到陌生化时内心瞬间的电光石火,希望从中得到一种新奇的审美体验,而司空见惯的事物很难引起美感和注意,所以,目的语读者希望看到的是具有源语文本语言特色的译文。译者进行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因此,翻译不能只是简单地达意,而要注意提高译文的艺术性和创造性。陌生化手法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无疑拉大了审美接受者和审美客体的距离,增加了读者的品味空间,使读者慢慢咀嚼和感受。宇文所安翻译《文心雕龙》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赶不上物质生活,迫切地渴望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精神慰藉。译者在这样的文化诉求下,在呈现中国文学传统丰富与变异特质的同时,将多元化的文本奉献出来,为西方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东方的思想架构(胡作友、陈萍,2016:98)。宇文所安在序言中也曾明确指出,《中国文论读本》首先是为了把中国文学批评介绍给学习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学生(宇文所安,2003:序),而这些学生渴望看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论。其次,陌生化翻译可以丰富目的语语言文化。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明确指出,“陌生化的翻译策略,使翻译文学被经典化或进入系统中心”(Zohar,2000:195)。翻译无疑为目的语语言和文化引入很多新的成分,好的翻译是“倾向异化”的翻译,异化使目的语发展得更快、更猛、更加丰富多彩(Venuti,1998:81)。我们今天熟悉的东西,很多来源于翻译,大多经历了从抗拒到习惯的过程(陈嘉映,2000:83)。英语有很多外来词,有些来源于汉语,由此可见英语是有包容性的,汉译英无疑可以丰富英语语言文化。《文心雕龙》作为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传统文论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西方读者所陌生的。像“qi(气)”、“wen(文)”“spirit thought(神思)”等文论术语是西方文论所没有的概念,像马夫驾车这样的典故随处可见,像骈文这样的文体也是中国古典文化所独有的,它们的译介会丰富英语语言文化。另外,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中的引文和典故大多采取直译的方法,把源语文本的文化意象和修辞手法引入西方,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英语的发展。虽然目的语读者一开始会对这些语言文化觉得陌生,但陌生总会变为熟知,内化后会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政府鼓励国民积极学习他国优秀的政治、经济、文化,宇文所安所提供的译本恰好为人们学习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最后,陌生化翻译有利于开展中西文论对话。宇文所安对源文陌生化的处理并不是为了陌生而陌生。正如陈琳、张春柏(2006:92)所言,“希翼借陌生化达到对事物的更高层次、更深刻的理解和熟悉,陌生化不仅仅是制造间隔,制造间隔只是一个步骤,更重要的是消除间隔,达到对事物更深刻的熟悉。”中国文论诗意而玄妙,西方文论理性而明确,东西文论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如果固步自封,抵御他者文化的进入,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没有好处的。宇文所安的陌生化翻译,并不仅仅是满足西方读者的求异心理,也不仅仅是为了让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而是为了促进西方文论自身的修正和完善,从而实现世界文化的百花齐放。王国维曾说:“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2011:647)。只有提倡中西文论真正、平等且深入地对话,才能够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宇文所安通过英译本的陌生化,把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化和诗学恰当地引入英语,使西方读者切身感受和理解中国文化,情不自禁地把他者文论与本族文论进行对比,使中西文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文学翻译的本质是艺术再创造,所以,陌生化翻译是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是确保翻译文学性根本的有效手段。在翻译《文心雕龙》时,宇文所安尽量再现源语文本的“本来面目”,让西方读者真正进入中国文论世界,获得最大化的审美体验。宇文所安的陌生化翻译主要是通过异化来实现的,但是陌生化翻译并不等于全盘异化,可以是异化也可以是归化,这个主要根据源语文本来决定。陌生化翻译并不是翻译标准,并不是说充满异域特色的翻译就是好的,没有异域特色的翻译就不好。译作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读者的接受。宇文所安并没有滥用陌生化翻译,而是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将译文陌生化的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译者要根据待译作品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翻译策略与方法。当前,中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翻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翻译向外传播是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宇文所安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得到西方读者的普遍接受,其陌生化翻译的实践,也为我国典籍英译带来了新的启示。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侵删。
【作者简介】胡作友，合肥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西方文论。刘梦杰，合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与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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