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张艳：重释列斐伏尔的语言学理论——从符号学批判到空间批判的内在理路

作者简介：张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来源：《外国文学》2020年第2期，获作者授权推送，参考文献略。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讨列斐伏尔语言学在其思想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尚未得到充分阐明。通过细致地比较列斐伏尔语言学和以巴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分析语言学之间的区别，本文试图指出：其一，造成列斐伏尔的语言学思想与其他语言学的区别的主要原因，其实来自列斐伏尔所深刻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传统。其二，列斐伏尔的语言学思想中已经暗含了后期“空间转向”中的许多重要因素，更强调物质性和身体性，这是他后来的思想转型的一个前兆。

关键词：列斐伏尔 元语言 神秘性 身体 空间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语言学思想一直以来并未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当我们深入研读《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这一文本后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对现代世界的语言异化问题的批判。列斐伏尔的语言学理论前承前期理论中的生产劳动异化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思想，后启后期理论中的“空间批判”（the spatial critique），是贯穿他整个思想历程的关键要素。

本文将从分析列斐伏尔的语言学思想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异同，以及列斐伏尔对20世纪“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总体批判等方面入手，对列斐伏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属性进行再厘定，并进一步指明其语言学思想中所蕴藏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根基。正是基于这一唯物主义的底色，列斐伏尔的语言学思想才表现出与当时西方流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分析哲学的巨大差异，这也正是列斐伏尔最终从符号学批判走向后期空间批判的一条内在逻辑线索。

列斐伏尔的语言学思想和结构主义思想有着复杂的联系。波斯特（Mark Poster）曾推测，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学》（Mythologies）一书直接启发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313）。不过列斐伏尔的理论依然有自己强烈的原创性色彩。首先，如果比较列斐伏尔的语言学理论和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会发现二者的终极旨归确有相通之处。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风云际会的思想潮流中，各种流派和路径并非各自为政，毫不相通，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支重要的思想流派在当时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二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有迹可循。波斯特指出，巴特早期创建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杂志《争鸣》（Arguments）时，列斐伏尔就是其主要撰稿人之一，同时巴特也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团体多有交往（313）。而巴奈特（Eve Tavor Bannet）则指出，巴特等结构主义者同样也受惠于早期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讨论社会符号秩序以及主体在社会中占据何种位置等议题上，前者对后者多有借鉴（233）。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之下，列斐伏尔和巴特互相借鉴对方的理论资源便不足为奇了。

自从“语言学转向”以后，哲学关注的焦点就从以主体意识为探讨对象的哲学转向了关注日常语言的哲学，从而走向了生活世界，开启了生存论（existentialism）的视域。列斐伏尔和巴特都从语言的角度来关注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二人殊途同归。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列斐伏尔借鉴了巴特的大量理论资源，包括《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流行体系》（Le system de la mode）、《神话学》等。列斐伏尔尤为关注现代社会中语言使用的问题，这和他对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已经深深地陷入表面符号所编织的语言网络和意识形态当中，要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就必须首先对语言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

第二、假如我们仔细辨析列斐伏尔对巴特“零度写作”（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概念的挪用，会发现列斐伏尔和结构主义思想的根本性分歧在于，二者在改良资产阶级社会这一问题上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零度写作”概念是启发列斐伏尔的“指涉的衰落”（decline of referential）、“元语言”（metalanguage）等一系列关键概念的重要思想资源。列斐伏尔在书中公开感谢了巴特创造的“零度”概念，并直接挪用这一概念来论断现代语言异化的症状。在列斐伏尔看来，“零度”指的就是指涉（referential）的消逝，相关性（pertinence）的削弱，以及词句连锁关系的霸权（Everyday Life 184）。概言之，在现代社会的语言使用中，能指和所指之间形成了断裂，能指变成了漂浮的能指，不再拥有固定对应的所指；语言符号和现实存在失去了相关性，只剩下了语言表层上能指之间滑动而形成的惯性连锁关系，它们被人们当作不证自明的东西接受下来，仿佛底下的真实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依靠语言连锁反应的沟通和交流是毫无意义的交流，也就等于没有交流。这就是列斐伏尔阐释的语言的“零度”。

但列斐伏尔在此处对巴特“零度写作”概念其实存在着有意的误读。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提出“零度写作”概念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写作方式。他对比继承了古典写作程式的资产阶级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两种写作形式，批判前者，并褒扬后者。在巴特看来，资产阶级写作是纯粹功能性（fonctionnel）的，以交流和信息交换为目的，体现了一种“征服”（conquérant）的特质，服务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输出自己意识形态的欲望。这种写作使语言逐渐脱离了经验，进而变成了一种枯燥无味的符号仪式。“刚一出发后即延伸向其他字词，以便由此形成一个表层的意图链”（29）；语言仿佛一种自动化程序，使得形式上的陈规模式和资产阶级想要宣教的“道理”和“价值”形成了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再需要说话者挖掘任何自身的经验。

在此列斐伏尔和巴特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列斐伏尔采用“零度”概念指称的正是上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语言异化现象，不过巴特的“零度写作”指的却是“现代主义文学”——一种用于克服和摆脱资产阶级写作的、他心目中理想的写作形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谋求自由和解放的手段。现代主义文学彻底放弃了记号（signal），不再采取一种交流性和功能性的语言，而是让“文学”自身置于被审视的目光之下（巴特 26），主动去暴露文学表面真实性下掩盖的虚假性（47）。作家面对当下世界无所不在的新现实的时候必然意识到，手中能掌握的只有死掉了的、僵尸化的惯性语言；直面此种语言和现实不平衡的异化现象，同时又保持超越这种分裂状况的梦想和希望，这才是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列斐伏尔那看起来不小心的误用却恰恰暗示了他对巴特的隐性批判，对他来说，巴特的“零度写作”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这种单纯在文本层面上克服符号、现实分裂的努力是无用的。巴特的“零度写作”本身恰恰暴露出了现代社会的病症，甚至整个结构主义语言学派都被列斐伏尔当作一种“元语言”病症予以批判和拒斥。

对元语言的批判是《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另一个重要主题，这一主题实际上关涉到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背景。所谓“语言学转向”是当代哲学中一场重要的范式转换革命，即从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为主导的哲学转变到对语言现象的关注，从执着于对真理的探求转变到对于哲学基础的探问，其结果就是分析哲学的大行其道。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对两种典型的语言学路径进行梳理，确立了对于“语言学转向”的总体批判。

分析哲学早期以逻辑经验主义学派为主流。逻辑经验主义以前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为代表，其“逻辑图像论”（logic image theory）认为，语言可以完全还原成各种纯粹的逻辑命题，这些逻辑命题和外在客体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对语言清晰而精确的规范，语言就能够成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不过分析哲学从后期开始逐渐转向了日常语言学派，更加重视日常语言的具体使用情境和使用方法，而不再认为世界的实在性可以被完全还原（reduce）为逻辑规范语言。与此同时，在语言学领域，研究也纷纷转向了对日常语言使用的关注，诸如语用学、社会交际语言学、日常话语分析等学科开始占据主流，这些趋势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更关注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所产生的差异性意义。日常语言学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维特根斯坦曾指出，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73）。

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区分了两种语言学，大体上正好相当于上述二者。他认为语言包含两种意义：第一种是所指义（signified），第二种是指示义（denotation），后者比前者所覆盖的范围更广（110）。研究前者的语言学家通常希望建立一套普遍的语言科学，研究关于信息和交流的一般性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便是其中的代表，早期分析哲学也包含在内。而另一种语言学研究的是指示义，更偏重于研究某个历史时空下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这里，列斐伏尔打通了欧陆语言哲学和英美语言哲学两个领域，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早期分析哲学都是他批判的对象，也就是他所称的“元语言”；它们的共同点是追求一种普遍性的语言学方法，认为存在着超越于具体历史和经验情境的“一般性语言”（general language）。他引用了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元语言定义：“元语言操作是一种一般的、通行的、本质的言语操作”（Everyday Life 128），据此认为现代性就集中体现在这种试图建立精确的、客观的、透明的科学基础上。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纯粹抽象而清晰的语言假设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具体生活世界的“伪语言”（pseudo-language）；甚至语言学这个学科在现代的诞生都被列斐伏尔视为元语言症状的表现，因为它试图在“言语”（speech）之上建立自身更高的认识论地位。借用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术语来说，语言成了一个受困于自身的“牢笼”（95）。这种元语言观念自身其实就是一定特殊历史情境的后果，是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一种虚假观念。

然而当我们转向第二种研究指示义的语言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列斐伏尔的观念其实相当接近于日常语言学派的一些观点。例如日常语言学派的奥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也认为，言语不只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言语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行为方式。如此一来，言语就受到各种社会规则和语境的支配，并会在现实中产生不同效果。列斐伏尔也曾指出：“当天真的人们描述历史的时候，会真心相信言辞的哲学和心理意涵，会认为它们是对'真相'的反映，但是言辞只不过是一种剧场的表演（performance）而已，所有的言辞都在产生一种行为”（Critique 135）。不过列斐伏尔实际上走得比日常语言学派更远，认为这时已经不存在任何语言学了，因为假如我们承认社会语境永远无法还原到词语和句子上的话，那么对一个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永远不可能单凭语言学方法来达到。在他看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转向对整体社会语境的分析。我们应当超越语言学学科的狭隘藩篱，将语言和历史情境融为一炉。因此他赋予语言以一种政治性，认为言语行动可以实实在在地产生社会影响。他尤为看重日常交往中形成的口头语（la parole），认为它代表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可以用来实现人们打破集权、达到民主自治共同体的自由理想。他的语言学批判最终成了一种实现民主政治理想的途径，试图在实践情境中拓展差异化和多元性。日常生活归根到底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应当不断地打破意识形态和社会陈规的束缚，以达到纯粹本真的状态。他并不纯粹从语言层面出发展开其批判，而是转而向外部寻求政治实践的解决方式，这归根到底是基于他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传统。

一般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完整而系统的语言哲学，这导致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几乎呈现出失语的状态。但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在当代语境中就彻底失去了效力。我们注意到，在列斐伏尔对语言学的论述中，“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始终是在场的。无论是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是《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形式理论，都已融入并内化到了列斐伏尔的语言理论当中。当然，由于列斐伏尔面对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所以他也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探索性的发展。

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语言中产生的神秘性是一个重要主题。列斐伏尔将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判定为“恐怖主义社会”（terrorism society），其一大特征是书写语言的过度泛滥，以至超越了人们所能适应的程度（152）。列斐伏尔结合人类观念的演化历史指出，书写语言最早承担的功能是以法条和铭文的形式将现实中活生生的事件和行为在人类记忆中固定下来，它代表知识体系和制度等一系列固定下来的组织形式。而当一个社会完完全全建立在“圣典”（scripture）基础上的时候，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习惯、风俗都被纳入到了全方位的管控当中。他写道，“当印刷和书写事物的力量压倒了纯真（innocent）时……它就被毫无疑义地接受了，这就是神秘（magic）和理性之间的交汇点”（158）。列斐伏尔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交汇点实际上是一个翻转的过程，书写本身象征着理性的确立和语义的清晰化；但当书写完全占了上风、压倒了生活实践的时候，它就转而变成了一种神秘化的事物。就此而言，书写越是在表面上呈现出清晰度和透明性，它就越是掩盖了内在于此种透明性当中的晦涩和神秘性。在当代“恐怖主义社会”中，语言被当作单纯的表面信息（message）被接受，而实际上信息总是基于背后一整个编码（code）和解码（decode）的过程的。概言之，信息是被中介（mediated）的，但是这一中介过程却被现代人所遗忘和遮蔽了，这就是语言神秘性诞生的过程。

我们发现，列斐伏尔在这里的论述逻辑和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几乎如出一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同样的风格指出，商品具有两重特性，“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87）。这中间同样存在一种翻转的逻辑，商品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表面呈现出透明而直接的状态，但是当商品从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被分离出来，进而被物化的时候，就成了一种神秘性存在，真实的社会关系被表面单纯的物化表象所掩盖了。在一些具有特定生产方式的特定社会结构当中，社会关系被嵌入了不透明中介，使得社会意识只能以歪曲的方式反映出社会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这种造成不透明性的中介便是货币和资本的统治。马克思公式中的“商品”，其实就相当于列斐伏尔公式里的“信息”；当商品从实际的资本运作中被分离和抽象出来当作反思对象的时候，它看起来是单纯而透明的，然而它又成了最为神秘的存在，只有当它被重新放置到现实关系的语境中时，才能被真正理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神秘性，指出社会意识形态也诞生于类似的逻辑。在马克思的定义中，意识形态指的是“人们为自己造出的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29）。而列斐伏尔早年在《马克思的社会学》一书中特别强调，人们往往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虚假的一面，却忽略了马克思真正要强调的重点，即意识形态的虚假中也存在着“真实”的一面。意识形态是根源于现实世界的，每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都是特定形态的社会现实的产物。意识形态自身没有独立的历史，它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52）。可见列斐伏尔看重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须臾不离的辩证法思想，而巴特等思想家虽然同样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现象，但是他们却缺乏辩证性，虽然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却没有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去寻找根源，这一根源就是生成性的、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意识形态的真正问题在于，“忽视了它们与实践的关系这个确切本性——没有真正理解它们自己的条件和前提，也没有理解它们所导致的实际后果。由于对自己理论影响的忽视，它们既不能理解影响它们的那些原因，也不能理解它们事实上造成的影响”（50）。列斐伏尔坦承，“我们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批判态度完全类似于马克思关于十九世纪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130），这一判断切中肯綮地说明了他的现代社会批判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他后期理论转向的原因。

事实上，列斐伏尔的语言理论始终没有脱离他的现代消费社会批判、空间批判等面向。可以说，在列斐伏尔那里，语言与日常生活始终有着难解难分的同构性。

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非常敏锐地指出，在列斐伏尔后期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三元辩证法”（a three-dimensional dialectic）其实在他的语言学理论中已初见端倪。列斐伏尔认为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句法维度（syntagmatic dimension）、聚合维度（paradigmatic dimension）和象征维度（symbolic dimension）。句法维度指的是关于符号如何连接的纯粹形式规则；聚合维度指的是根据隐喻过程，符号之间可被互相取代和替换的操作，关联到整体的意义系统（Goonewardena 35）；这一句法维度和聚合维度的二分明显来自俄罗斯形式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象征维度，使得语言突破了纯粹的“结构”层面，进而深入到实践领域。所谓象征维度指的是符号中所蕴含的图像、情感和隐含义等，它们使符号具有模棱两可的、复杂的阐释可能性；增加象征维度的意图，是证明言语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它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误解是必然的，且不可避免。这一“三元辩证法”是列斐伏尔的独创性贡献，在他看来，语言的关键性特点是在生活空间中展开，从而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列斐伏尔的后期空间理论也是以“三元辩证法”为基础的，其空间概念也同样可以被划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它们分别对应列斐伏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三个维度。空间实践指的是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各个要素；空间表征是话语层面对空间的描述和定义；表征的空间指的是空间中的象征意义，如宗教、政治等含义（Goonewardena 35）。三个维度彼此交织，缺一不可。综上，列斐伏尔语言学理论划定的基本形构显然已经为后期的空间理论奠定了雏形。

我们发现，即便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讨论纯粹语言问题的时候，这一重视实践的理路也是贯彻始终的。例如在借用巴特的“零度”概念的时候，他远没有停留在文学范围内部，而是将这一概念拓展开来，提出了“空间的零度”“时间的零度”“需求的零度”等新命题，全方位地展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184），这远远超越了结构主义符号学所聚焦的文本层面，而是拓展到了现实的物质性关系当中去了。以“空间的零度”为例，在街道空间中以程序化、机械化的方式来种树，来规限人们的身体感觉，这种“零度”状态已不再是传递意涵的符号，而是一种具身性“规训”。

在列斐伏尔极为重要的后期代表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他更是直接批判了以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批判的缺陷，认为符号学研究执着于文本层面上的创新和解放，却忽略了形式和内涵之间动态的辩证关系。“我不反对以下主张：能指和语言生产都是创造性活动，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质疑的是，这是否就是全部——这个命题是否涵盖了所有范围和所有领域。肯定会有这样一个形式主义精疲力尽的时刻，这时只有在形式里注入新的内容才能摧毁它，从而开辟创新之路”（145）。这种“新的内容”，其实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和身体在场的经验。作为一种时间延宕的语言流逝绝不可能脱离空间而存在，这一空间指的是能动的、生成的、在具体情境下的历史性空间，在这里语言被理解为一种行为，和具体空间展开的实践活动相互交织。

列斐伏尔无疑也将语言理解为一种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他明确表示，语言只能是一种空间中发生的表意实践，这样的实践过程既不能化约为日常话语，也不能还原成某种文学语言。他认为语言哲学忽略了真实的言语是在空间中展开的（Production 136）；他所推崇的是“行动的话语”和“言语的行动”，它们让人们重新投入到一种尼采所说的迷狂当中去，让语言与人们最原初的生命活动重新建立连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其实很接近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Interpellation）理论。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时认为，意识形态的观念和陈述不仅仅停留在意识和观念的层面，它是物质性的，会深入到现实制度和实践中，一个人如果信仰上帝，“他就去教堂做弥撒、跪拜、祈祷、忏悔、行补赎，当然还有匍匐悔过等等”（357）。意识形态通过物质和实践将自己内化和嵌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尔都塞在后期也尤为关注身体问题，并采用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社会批判。无独有偶，列斐伏尔也以类似的方式讨论过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身体实践、一整套姿势系统将自己铭刻到人们的身体当中的：“姿势系统体现意识形态，并将其与实践联系起来。通过姿势，意识形态从纯粹的抽象中逃脱，并采取行动（例如，握拳敬礼或者划十字）。姿势系统将空间表象与表征空间联系起来，或者至少在特定的情况下这样做”（Production 215）。可见列斐伏尔探究的，并不只是语言结构对人们的意识和观念的塑造作用，以及它们会传递出怎样的象征性意义，他更关注它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起作用。这就需要对现实做极微观的社会学考察，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刻继承。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说，符号学对空间的解读根本上忽略了人置身于空间的具体知觉和感受。他指出空间具有身体和权力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不可能被还原成任何符号表象，它们永远是不透明的、不可被读解的：

事实上，这种方法没有触及到可读/可见的两个领域，一个近，一个远。在近处，被忽略的是身体。当“自我”来到一个未知的国家或城市时，他首先通过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体验——通过他的嗅觉和味觉，通过他的腿和脚（前提是他不仅仅把自己的脚留在汽车里），他的听觉吸收了噪音和音质，他的眼睛受到新印象的袭击。因为空间是通过身体被感知、体验和生产的。在可读/可见的另一面，同样从巴特的角度看不到的是权力。无论它是否被构造，无论它是否通过制度和官僚机构传播，权力都无法被解读。（162）

一旦我们对空间进行编目、分类和解码，我们就立刻会遭遇到这种形式化方法的局限性，因为现实中的空间生产充满了复杂性和多元性，有的空间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有的空间无法被设定在某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彼此之间互相渗透、相互关联。在列斐伏尔看来，我们不能将空间理解为一种给定存在，可以被符号化、被表征、被思考，而应当在时间和历史运动中理解它，在一种全景式的联系网络中理解它，在持续不断的差异和斗争中理解它。

列斐伏尔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元语言学”中都观察到了一种现代生活“语言异化”的病症，试图让语言重新与最原始的生命冲动连接在一起，让我们认识到生活世界和身体的感知才是语言的源头，并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为武器揭露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忽略抽象和现实之间辩证关系的病症。如果说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中期文本中列斐伏尔还对结构主义有所借鉴，那么他在后期展开空间批判的过程中果断地直斥其非，转而关注空间中历时展开的活生生的身体感官经验。他的语言学批判是他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组成内容，更是启发后来空间批判的重要转折点。他提出的“话语实践”问题和“空间”问题紧密联系，依然有值得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