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丨一起寻找失去的共同体

阳春三月，春寒料峭。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新闻职业共同体面临一场“巴别塔废墟”的危机。纵观疫情期间，我们会发现，前所未有的分歧也像“新冠”病毒一样侵蚀着整个新闻传播行业的共识。例如，我们很少见到对同一位记者的评价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赞美者称之为“英雄”“战疫女神”“铁人”，而批评者则称之为“恶之花”“抗疫打字机”“摘桃女工”。相比新闻业的“失魂落魄”，以封城期间每日推送“武汉日记”而闻名的作家方方却被赞为“战地记者”，在疫情中以身殉职的李文亮医生则被誉为“吹哨人”。在新闻业陷入“我是谁”的是是非非与争吵当中的时候，作家和医生却似乎被社会寄予了新闻信息有效传递者的厚望。呜呼！这让新闻业情何以堪？新闻业在疫情当中表现出的巨大撕裂已经严重困扰这个行业的价值实现与人们对这个行业社会价值的认识。弥合分歧，寻找失去的共同体，对于新闻业而言，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认为：一种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应该作为一种“默认的一致”（consensus），成为共同体的意志。正是这种信念将共同体成员加以团结，成为共同体运转的法则。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形象描绘共同体对于一个专业的重要性：“共同体”这个词传递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相互依赖……它就像是一个屋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然而，就疫情中的新闻业而言，我们既没有看到阐释共同体的存在，也没有看到实践共同体的达成，只看到争吵之后的一地鸡毛。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笔者认为，可能基于这两个原因：其一，由当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的。鲍曼发现，“流动”（fluidity）的“液态”（liquid）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质。这种特质具体表现为，在时间上不是“持久的”而是“暂时的”, 在空间上不是“固定的”而是“易变的”和“多变的”，这导致传统意义上以稳定性为特征的共识和共同体时刻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其二，技术演化带来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被不断强化。桑斯坦对此提出了信息的“茧房效应”，基于“茧房”而构建的知识网络是封闭的、内卷化（involution）的，进一步放大了差异各方的分歧。上述两种效应相互作用，导致既有的共识与共同体无法在开放与动荡中进化，最终导致本该成为“屋顶”和“壁炉”的共同体的消散。

其实，鲍曼在讨论“共同体”的时候也认为，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够找到的天堂。在寻找这个失去的“天堂”的过程中，知识界作为阐释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之间的贯通者责任重大，需要有更深程度的介入。然而，按照郜元宝教授的观察发现：近年来，知识界正从公共舆论空间大踏步撤退而躲进专业学术圈，这一自我封闭状态虽然有各种外在规训原因，但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职业共同体的崩塌。看来，知识界也需要时刻反省，不能沉迷于精致的学术生产而忘记了自己安身立命其中的行业的社会责任。

期待与同行们一道推动行业内外的沟通与对话。共识存焉，善莫大焉。

（封面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