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建康路上的这个小院如黑白胶片，虽旧却醇｜二湘空间

南京建康路上的这个小院，七十年代初，不知在我出生之前，我父母已经住了多久。

小院就在临街的一排房子中间，对开的两扇油漆剥落的木门，若隐若现地将门内的幽暗纵深的院落与门外的暄哗嘈杂的世界隔开。小院外面矗立着一个钢筋水泥的、四四方方、高耸入云的交通岗，执勤的交警大叔们昼夜忙碌地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严密监控着面前一条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大四岔路口。这路口是城南两条最大、最繁忙的马路——建康路和太平南路的交汇处。急驰而过的汽车, 拖着两条长辫子电线的公交车, 成排的自行车，嘀铃铃、咣当咣, 每分每秒呼啸而过，震得住在紧靠小院门的我家，像发疟疾般一阵阵抖动。

这个小院是妈妈医院的职工宿舍，所以里面住的人家都是或生或熟的同事。小门进去，左边是我家，右边是毛妹家，中间是一条窄窄的甬道。顺着甬道往里走，走过了我家和毛妹家的空间，便出现一片稍宽敞的长方形区域，这里便是全院所有人家的公共厨房。贴着油腻污渍的墙边，依次摆放着每家的小桌、小凳、煤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瓶、以及各种坛坛罐罐。厨房的屋顶上吊下来一个瓦数不大的灯泡，就算大白天地开着灯，厨房里也是黑呼呼的。煤渣、碎纸屑、烂菜叶、滴漏的洗菜水、炒菜溅出的油和调料，混合着，使得地上似乎永远都是脏兮兮、滑腻腻、湿漉漉的。

小心翼翼地迈出了厨房，眼前豁然开朗。这里有个四四方方的小天井，阳光洒满了院落。天井的最尽头有个伸出长长水管的水龙头，下面有个水泥做的大水槽。全院人的用水：烧水做饭、刷牙洗脸、洗衣拖地，全都得到这里来接水。冬天时候的水龙头，总是用棉布、稻草缠得一圈又一圈，免得水管冻住了还得用开水烫。天井周围没有别的房子，只有紧挨着水龙头旁边有个很小很低的屋子。顺着天井边上楼梯，有个二楼，住着两、三家。

住在水龙头旁边那很小很低很嘈杂小屋里的，是一位未婚大龄女护士。按理说医院房源很紧张，只有结婚的职工才有资格分房。因为她工龄够长了，医院照顾她，才分给她这么一间小院里最差的小屋。女护士长年累月地三班倒，她的房门似乎永远锁着，大家都忘了还有一个女人住在这屋里。但当我们孩子们在水龙头那里吵吵闹闹地嘻笑玩水，声音震天响时，猛然间女护士会突然把门猛地一开，睡眼惺忪、满脸怒容地喝斥我们小点声，然后再“咣”地一声把门关上。小屁孩们，先被这突如其来的怒骂吓蒙了，但也只愣几秒，就更加大声地、报复性地“老姑娘、老姑娘”地怪叫几下，立马逃得无影无踪。

我家对门是毛妹家。毛妹家比我家多一间卧室，两卧一厅。那时的毛妹已经是个十四、五岁的大姑娘了，皮肤白白、眼睛细小，一头乱蓬蓬的泛黄的头发用红绳扎成个红灯记里李铁梅那样的大辫子。毛妹个子很高，微胖，有点与青春少女的妩媚不沾边。她正上初中，学习很差，三天两头地逃课，最大的愿望是初中一毕业就进工厂上班挣钱。毛妹表面上不屑和我们这些四、五岁的小屁孩们玩，但她实在无聊时也会和我们跳沙包、踢键子、掷骰子。

毛妹很馋嘴，爱吃零食，特别喜欢吃蜜饯梅子。她懒得不想出门时就经常支使我姐帮她买梅子。一接到毛妹交给的光荣任务，我姐很兴奋，屁颠颠地飞快行动。刚开始时，我跟我姐一同服务，只是毛妹太抠，连给我们一颗梅子的回扣也没有。有一次，我气不过，也馋得慌，路上叫姐姐把叠得四四方方的梅子包装纸打开，非要偷吃一颗梅子，然后我俩费了老大的劲才还原成差不多的梅子包。之后，我姐坚拒我再参与毛妹的任何快递任务。

虽然我不喜欢毛妹的懒和馋，可我却很感激她对我的一次照顾。四岁时，我由于偷骑爸爸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摔倒时小腿被车条卡住，顿时被深深地划了几道大口子，血流不止。我需要每天清洗两遍伤口，再换药，重新包扎，以防感染。爸妈都得上班，没人帮我。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毛妹不知是好玩还是兴趣，主动接下任务，天天认真地帮我处理伤口，我的伤口很快愈合，只留下了三道淡淡的疤痕。

毛妹有个大哥哥，下乡当了几年知青，刚刚返城在一家机械厂工作。他每天穿着工作服，沉默地进进出出，跟邻居们很少交流。我几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只一件事，却仍然令我记忆犹新。姐姐要上小学了，她和朋友们高兴地去小店买铅笔、本子、橡皮之类的学习用品。看到姐姐兴奋无比的样子，我好羡慕。买回来后，她们忙着削铅笔、包书皮、整理文具。我自告奋勇地也要帮她削铅笔。我左一横刀、右一竖刀，几下子，就把一根铅笔削得只剩半截。妈妈回家，看到我们浪费了这么多铅笔，大声斥责， 说我们败家子，也担心我们把自己的手削破。我委屈地哭了。毛妹哥哥也下班了，听到吵闹声，走到我家，把散落一桌的长短不一的铅笔收起，拿了削笔刀，说他回家帮我们削。一会儿，他就把削得尖尖的、滑溜的、长短一致的几根铅笔，送给了姐姐。

毛妹家还有个奶奶，七十多岁的样子，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颜色似乎都是灰黑色。毛妹奶奶几乎包揽了她家的所有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屋里、厨房、院子，毛妹奶奶一天来来回回不知走多少趟。毛妹妈妈心情好时还会抹桌拖地洗衣服，但她从来不做饭。所以，毛妹奶奶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阴暗的厨房里忙碌。

毛妹奶奶做饭不仅动作麻利，三下五除二地就弄出几个菜来，而且她做的菜还特别得好吃。毛妹奶奶最拿手的菜是四喜丸子，那肉味混着菜香，能在厨房里、整个小院里，久久飘荡。一看到毛妹奶奶去厨房做饭了，我像被勾魂了般跟过去，紧贴着毛妹奶奶，站在炉边使劲憋着口水直瞪瞪地看。毛妹奶奶会偶尔拈起一根菜叶送我嘴里，叫我离开，免得烫着了。

逢年过节，毛妹奶奶会送给我家几颗红枣粽子、几片红糖年糕、一碗芝麻汤圆、一个鲜肉月饼，我们一家都很稀罕和感激，因为毛妹奶奶教了妈妈很多次，她都学不会做这些食物。

毛妹奶奶喜欢抽烟，休息时，她会坐在厨房小板凳上，点上一支烟，慢慢地、舒服地，缓缓吸完。可她很少有烟抽，因为她的儿子、媳妇不愿意买给她，而她自己也没多余的钱经常买。那时我家晚上经常有我爸的朋友们来聊天，他们高朋满座，大声说笑、烟雾缭绕。偶然地，我爸无意间地一开门，几次都发现毛妹奶奶靠在我家门口边上，看到爸爸开门，讪讪地笑笑，说一句：“家里来客人了？” 起先爸爸客气地请她进来，递上一支烟，她默默坐一会儿，就借口离开了。后来才觉得她不是想进我家说话，她只想抽一支烟。以后爸爸只要身上有烟，都会请毛妹奶奶抽一支。

天井院里楼上有三家：左边一家，右边两家。左边这家占据了楼上一整侧，三个大房间，宽敞又明亮，但平时只有老两口两人住。男主人是个已经七十多岁的离休老干部，年轻时打仗腰部受过重伤，所以他几乎不是躺床上就是坐在沙发里，很少走动，更难得地下楼。女主人比他丈夫年轻十几岁，穿着得体、风韵犹存，见到邻居们脸上挂着淡淡的、感觉隔着几层玻璃的微笑。

印象中我只进过老干部家一次。妈妈因为不知何事求老干部帮忙。她拎着几包点心，非要带我一起去，似乎这样她就没那么尴尬了。老干部很热情，虽然没从沙发上站起来，但叫他夫人又是给妈妈倒茶，又是让她找饼干给我吃。我拿了饼干趁他们说话时悄悄溜走了。回家后，妈妈意犹未尽地向爸爸描述着老干部家的三间大房子，一脸羡慕。爸爸“哼”妈妈一声，不屑地说：“住再大、再好的房子，他们也睡不着。”

老干部唯一的儿子，是个不学无术、经常打架斗殴、三天两头进拘留所的浪荡子。他平时很少回家，回家就是向老头子要钱。有一次，老干部夫人眼睛红肿着下来向爸爸和其他几位邻居们求助，帮她找找她的儿子。原来她的儿子参与了一起偷盗行动，逃之夭夭，警察正在抓捕他。老干部夫人既羞愧又伤心，憔悴的脸上愁云密布。全院的小孩们，十之八九没见过这个小混混，但却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因为父母几乎天天都要念叨着他的名字来给我们做反面教材。

天井楼上右边一侧住两家，男主人都是医生，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四口的这家夫妻俩是印尼华侨，他们是众多的那批为了建设新中国从印尼回来的热血爱国青年。男华侨个头很矮，皮肤黑红，见人只是点点头、口齿不清地打个招呼，便一闪而过，戴着的一副又厚又重的黑框眼镜更显得他木讷和拘谨。女华侨虽然也是长相一般，但她却热情开朗、爱笑爱说话，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脆蹦蹦地迎面扑来。巧的是他们家也有两个女儿，年龄与我和我姐一样，所以我们四个小丫头片子很快就成了铁瓷。我们之间，还发生过一起震惊全院的晒瓜子大战。

那时候，夏天，吃完西瓜，我们会小心地把一颗颗的瓜子留下，洗干净，摊平在搓衣板的反面上，放到太阳下晒干。能有香香的炒西瓜子吃，是童年夏天里最津津有味的零食。本来家里吃一次西瓜都是难得，小心翼翼留下的瓜子，憋着口水和耐心，就为了早点晒干。我和我姐为了抢占有更多阳光的地方，捧着搓衣板，左挪右移，在小院里到处找地儿。印尼姐俩也是一样，她们也捧着她们的搓衣板，也在院里像向日葵般寻找着太阳。四个撅着的小屁股，“咚”一下，撞了个四脚朝天，瓜子，洒落了一地。

双方不去整理瓜子，却一味互相指责，吵得不解气，我姐直接上去就和印尼妞们扭做一团。我站旁边，不知从何下手，围着这三疯丫头直转圈圈。眼看我姐寡不敌众，她气急败坏地扭头对我大吼：“九红，快来呀，拽她们衣服，扯她们头发。” 她们身体绞成一团，我刚拽了一个印尼姐姐的衣服就被她一转身挣脱；再想扯印尼妹妹的小辫子，她头一低辫子滑走了。我怕我姐骂我没用，不时跑到门口等我妈，心想怎么妈还不回来？

那天，哭惨了的是四个丫头；笑岔气了的是全院大人；受伤最重的，是被踩得稀巴烂的一地瓜子。

有一天，妈妈回来说印尼一家人要走了，他们要回印尼去了。我和我姐赶紧问为什么？妈妈简单地说因为他们想在印尼的爷爷奶奶了。实际上是在那个时期，印尼夫妇在单位和社会上，一直处于被审查、怀疑、批判的高压环境中，他们实在无法承受了。

他们把家里的所有东西或送人、或扔掉。院里的人家都得到他们送的东西。我和我姐得到的最多，不仅有印尼姐妹俩的所有玩具，还有很多她们的衣服。这些衣服是那么得新潮别致，特别是小裙子，跟画报上外国洋娃娃穿的蕾丝纱裙一模一样，一层层薄纱上绣滿图案，是我和我姐做梦也想象不到的漂亮。这些裙子，我和我姐一直穿了几个夏天：连衣裙短了，截去上身，下身改成个短裙；短裾也短了，就把薄纱取下来，装饰到别的衣服上。正因为这些美仑美奂的裙子，让我和我姐那几年的夏天，充满了骄傲和梦幻。

印尼一家人临别时，全院的邻居们都约好了一起相送。院里的每一家都准备了礼物。我家送的是一盒晶莹剔透的雨花石，希望他们能记住南京，记住这个小院。我和姐姐分别和印尼两姐妹拥抱、告别，信心满满地相约，去印尼，再一起玩踢键子、扔沙包、掷骰子。虽然，我们都不知道，印尼在哪。

如今，喧嚣嘈杂的四岔路口依然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高大四方的交通岗亭变成了一道怀旧风景；小院的那条街早已改造成了夫子庙的黄金商业街，被一家家时尚、奢华的时装、礼品店占据，霓虹闪烁、浮世繁华。那小院里的甬道、天井，人家，如黑白胶片，虽旧却醇。